敖得萨档案-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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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护兵不理会他，他们服从国防军上尉。上尉离我只有两米远，所以我看清了他的
脸。他国过度疲乏而脸色发灰，眼眶底下泛起黑斑。鼻侧满是皱纹，下颔上留着几
个星期没有剃过的胡碴。他看到装载伤兵的工作重又开始，便打算从罗施曼身旁走
过去监督他那些看护兵。从积雪码头上拥挤的担架堆里，我听见一个汉堡腔的声音
叫道：“上尉，你干的好事。你这头猪。”
国防军上尉正走到罗施曼跟前，这个党卫军军官一把抓住他的胳臂，把他拖了
个转，并用戴着手套的手打他的耳光。他揍人耳光我是司空见惯，但今天这样的下
场倒从未见过。上尉挨了这一家伙，按晃摇晃脑袋，紧握拳头，对着罗施曼的下巴
用右手狠狠给了一拳。罗施曼跌跌跄跄倒退了几步，仰面朝天地倒在雪地上，一小
股血从嘴里流出来。上尉向看护兵走去。
我看着罗施曼从抢套里掏出党卫军军官的“鲁格尔”手枪，仔细地瞄准，对着
上尉的后颈开了一轮。枪声一响，一切活动都停止了。国防军上尉摇晃地转过身来。
罗施曼再开一枪，子弹射进上尉的咽喉。他旋转着朝后倒下，在着地之前就死去了。
当子弹击中他的时候，他脖子上戴着的什么东西飞出来了。后来我奉命把尸体
投进水里时，我路过那个东西，发现那是个挂在绶带上的奖章。我始终不知道这个
上尉的名字，但这个奖章是带橡树叶的骑士十字勋章。
（密勒读到日记的这一页时大为惊愕，渐渐又将信将疑起来，最后则深信不疑，
怒火填膺。他把这一页反复读了十来遍，确定还是无可怀疑的了，然后继续阅读日
记。）
此后我们奉命把国防军伤兵卸下船去，并让我们把他们放在码头旁边的雪堆上。
我搀扶一个年轻士兵走下跳板往码头上去。他已经瞎了，他的双目用从衬衣尾襟撕
下的一块布做为绷带包扎着，绷带很脏。他已经陷于半精神错乱的状态，老在找他
妈妈。我猜测他肯定只有十八岁上下。
伤兵终于都下船了，命令我们囚犯上船。我们都被塞进一前一后的两个货舱里，
直到我们挤得几乎不能动弹。然后舱门钉上了板条，党卫军开始上船。刚刚在午夜
之前我们启航，上尉显然希望在破晓之前安全驶入拉脱维亚湾，以避免遭受俄国巡
逻机的袭击和轰炸。
花了三天时间才抵达但泽，已远离德国的防线。在甲板下这个漆黑一片、上下
颠簸的地狱里的三天，没有食物也没有水，三天里四千人死掉了四分之一。尽管没
有食物可以呕吐，每个人还是囚晕船而千呕。许多人就这样吐死了，有的死于饥饿
或寒冷，有的死于窒息。还有些人只是由于失去了生存的意志，往后一躺，向死亡
投降了。船终于又碇泊了，舱门打开了，一股冰冷的冬天气流冲进臭味扑鼻的货舱。
当我们走上但泽码头时，死尸也搬出来成行地排在活人旁边，以便计算人数与
里加上船的是否相符。党卫军在数字方面总是很精确的。
后来我们知道里加在十二月十四日落入俄国人之手，当时我们还在海上航行。
（陶伯的磨难重重的航行要到达终点了。活下去的人从但泽用驳船送到但泽郊
外的斯图特霍夫集中营。直到一九四五年的头几个星期，他白天在柏格拉本的潜水
艇工厂劳动，晚上住在集中营。在斯图特霍夫又有好几千人死于营养不良。他看着
他们都死了，但他还活了下来。
一九四五年一月，当俄国人挺进迫近但泽时，斯图特霍夫集中营的幸存者又被
赶往西去，在冬天的雪地里向柏林进行臭名昭著的“死亡行军”。这支活死人的队
伍，被他们的党卫军警卫当作在西方手里谋求庇护的工具，被赶着往西穿过整个东
德，一路上，冰冻雪寒，他们象苍蝇似的大批死亡。
即使在这种情况下，陶伯还是活了下来。最后残存的人抵达柏林西面的马格德
堡，党卫军在那儿终于扔下他们自找活路去了。陶伯他们被安顿在马格德堡监狱里，
由当地“民卫”组织的那些不知所措，无依无靠的老头们照管着。 “民卫”组织
没有食物可供他们的囚犯吃，又怕向前挺进的盟军将来找到他们时不知会怎样处理，
于是准许囚犯中最健壮的人到附近农村去觅取食物。）
我上一次见到爱德华·罗施曼，是在但泽码头上被点数的时候。他穿戴得暖暖
和和地以抵御冬寒，正爬进一辆汽车。我以为这大概是我最后一次看到他了，但我
还有一次见到他的机会呢。那是在一九四五年四月三日。
那天我外出到城市东面的一个小村庄加德来根去，同另外三个人一起弄到一小
口袋马铃薯。在我们背着马铃薯艰难地往回走时，一辆往西开的汽车从后面驶来。
汽车停了一会与路上的一辆马车打什么交道，我向周围瞥了一眼，并没有特意想看
看那辆驶过的汽车。汽车里坐着四个党卫军军官，显然是在往西逃跑。有个人坐在
司机旁边，正在往身上套一件陆军下士的制服外套，他是爱德华·罗施曼。
他没有见到我，因为我的脑袋大部分包裹在一块从旧马铃薯袋子上割下来的头
巾里，以抵御凛冽的春风。但是我看见他了。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就在汽车西驶时，四个坐在车里的人显然都在脱换他们的制服。当汽车在公路
上消逝时，一件衣服从车窗甩出来落到地上。几分钟后我们走到那里，停下来瞧瞧
是怎么回亨，这是一件党卫军军官的外套，戴着部队党卫军银色的两道闪电的领章
和上尉军阶。党卫军的罗施曼消失了。
二十四天以后当地解放了。我们根本不外出了，宁愿在监狱里挨饿也不愿意上
街去冒险。街上完全陷于无政府状态。到四月二十七日早晨，城市完全平静下来。
那天早上九、十点钟时，我在监狱的院子里与一个老警卫谈话。他似乎怕得要命，
花了将近一小时解释他和他的同伴们是跟阿道夫·希特勒毫无干系的，当然也就跟
迫害犹太人的勾当毫无干系。
我听见锁着的大门外开来了一辆汽车，并听到重重打门的声音。这个老“民卫”
走去开门。那个进门来的人誓惕地手上拿着左轮手枪，那是一个我以前从未见过的
全副战斗装备的军人。
他显然是个军官，因为有一个戴着浅口圆顶钢盔手特步枪的士兵跟着他。他们
默默无言地站在那儿，向监狱院子四围打量。院子的一角堆着大约五十具尸体，这
是在最近两周里死去的，谁也没有气力把他们掩埋掉。其他的人半死不活地沿着院
墙躺着，想得到一点春天的阳光，他们的伤口在化脓发臭。
这两个人互相看了看，然后看着年已七十的“民卫”。他也看看他们，不知该
怎么办。然后他说了一句一定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学到的话：“哈哕，汤米。”
那位军官回看了他一眼，又朝院子四周打量，用相当清晰的英语说：“你这该
死的德国猪！”
我突然哭泣起来。
裁并不太清楚我怎么又回了汉堡。但我是回来了。我想我是要看看那儿还有没
有什么过去生活的遗迹。那儿什么也没有。我出生和成长的街道在盟军空袭引起的
大火中全部烧光了，我工作过的办公室，我的住宅等等一切东西都完了。
英国人把我安排在马格德堡的医院里呆了一阵，但我自动离开那里，搭便车回
了家。当我到家看到什么也没留下时，我终于心力交瘁彻底垮台了。我在医院里与
那些从一个叫做贝尔根—贝尔森的地方来的人住在一道，当了一年病号；次年在医
院里当看护，照顾那些比我健康状况更糟的人。
我离开医院后，在我出生的汉堡找了间房子，消磨我的余年。
（这本日记以显然是最近打上字的两张干净的白纸作为后记而结束。）
从一九四七年起，我就住在阿尔托纳区的这个小房间里。我离开医院不久，就
开始写我和其他人在里加的遭遇。
但早在我写完之前，我就发现从大屠杀中幸存下来的还大有人在。我最初的意
图是要作为证人，把事情经过告诉全世界，因为我当时相信自己是唯一的幸存者，
而任何一个处在与世隔绝状态下的人都会那样想的，现在很清楚，这件亨已经做过
了。
所以我没有把我的日记公开发表出来。我留着它，留着这些笔记，是希望某一
天我至少可以作为在里加这个小范围里发生过的事情的证人。我甚至从来未让任何
人读过我的日记。
回顾过去，为求幸存，为能写下证词而进行的努力，完全是一种时间和精力的
浪费，因为别人已经把这些事干得比我好得多。我真希望当年不如在里加与伊斯帖
一道死去。
甚至我最后的希望——看着爱德华·罗施曼站在法庭上，由我出庭证明他干过
的那些串——也永远不会实现了。现在我明白这一点。
有时我在街上漫步，回忆这儿往昔的情景，但一切都永难复原了。我试图与孩
子们交朋友，但他们嘲笑我，躲开我。有一次我跟一个没有逃开我的小女孩说话，
她妈妈却尖叫着走来，把她拉走了。
所以我没有同多少人谈过话。
有一次一个妇女来找我。她说她是从赔偿处来的，并说我可以得到一笔赔偿费。
我说我什么钱也不要。她感到很意外，坚持说由于过去的那些事，我有权利得到补
偿。我仍旧拒绝了。他们又派一个人来找我，我还是拒绝。他说拒绝补偿是非常违
反常情的。我意识到他的意思是这样一来，他们就不好结账。但我只去拿了他们给
我定的那份钱。
我还在英国医院的时候，有个医生问我，为什么不移居到即将取得独立的以色
列去。我怎么能向他解释呢？我不能告诉他，在我对我的妻子伊斯帖做了那种事情
之后，我永远也不能到那块土地上去了。我常思念那块土地，并梦到那儿该是什么
样子，但是我不死到那里去．但是，如果我这几行文字将来能够在我永远见不到的
以色列土地上被阅读，那里会有人为我念超度经文吗？
所罗门·陶伯。
阿尔托纳，汉堡。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彼得·密勒放下日记本，在他的安乐椅上靠了好一阵，抽着烟呆呆地望着天花
板。快到早上五点的时候，他听见门开了，西吉下班回来了。她惊讶地发现他还没
有睡觉。
“你搞得这么晚在干什么？”她问。
“看东西。”密勒回答。
后来他们躺在床上肘最初的晨曦已烘托出圣迈克尔塔的尖顶。密勒则默默地望
着天花板浸入了沉思。
“想什么？”过了一会儿西吉说。
“没想什么。”
“我知道，知道你在想。想什么？”
“考虑下一个想写的故事。”
她转过身来打量着他， “你要干什么？”她问道。
密勒往后一靠，掐掉他的烟蒂。
“我要去追踪一个人。”他说。
三
在汉堡，当密勒和西吉已经入睡的时候，一架阿根廷洛纳多航空公司的巨型客
机掠过幽暗的卡斯蒂尔群山，进入最后一段航程，准备在马德里的巴拉哈斯机场降
落。
坐在头等舱第三排靠舷窗的一个六十开外的男人，长着一头灰白的头发，蓄着
整齐的胡子。
这个人当年的照片，现在只存下一张，年纪四十开外，留着短发，捕鼠夹似的
嘴上没有胡子。脑袋左侧有一条笔直的发路。曾经见过这张照片的只有很少几个人，
但恐怕他们谁也无法认出客机上的那个人就是他。他的头发从前额往后长得很厚密，
没有分发路。他护照上的照片和他的新面貌是一致的。
那份护照上的名字说明他的身分是阿根廷公民理查多·苏埃尔特斯先生，而这
个名字本身就是他对世界开的一个狞恶的玩笑。因为西班牙语的“苏埃尔特斯”的
意思是“幸运”，而“幸运”在德语里则是“格占克”。那个一月夜间的客机旅客
原名理查·格吕克斯，后来成为党卫军的上将，帝国经济管理总署的首脑，希特勒
的集中营总监。在西德和以色列的通缉名单上，他名列第三，仅次于马丁，鲍尔曼
和前盖世太保头子海因里赫·缪勒。他的名次甚至比奥斯威辛的魔鬼医生约瑟夫·
曼格莱博士还要高。在敖德萨里，他排行第二，是马丁·鲍尔曼（自一九四五年起
元首的大氅就落到了他的身上）的直接代表。 理查·格吕克斯在党卫军罪行中
所起的作用是独一无二的，而他在一九四五年五月设法使自己完全失踪的方式也是
独一无二的。作为大屠杀的主要策划人之一，格吕克斯甚至超越了阿道夫·埃希曼，
但他却从未扣过一下扳机。
如果一个不了解情况的旅客被告知说，他身旁坐着的是何人，那他一定会奇怪，
为什么一个经济管理机构的前首脑会在通缉名单上列于这么高的地位。
如果他追问一下，那就会了解到，在一九三三年至一九四五年间，在德国方面
所犯下的违反人道的罪行，大概有百分之九十可以准确地归在党卫军的名下。而在
这百分之九十之中，大概有百分之八十至九十可以归之于党卫军内的两个部门，这
就是帝国保安总署和帝国经济管理总署。
如果你对一个经济机构参与大屠杀这种说法感到奇怪的话，你就必须去了解一
下当初进行这种杀人勾当时的意图。
他们不仅试图从欧洲地面上消灭每一个犹太人，以及大部分的斯拉夫人，而且
要让牺牲者对这一杀人特权偿还费用。在毒气室开设以前，党卫军已经在进行着历
史上最大的劫掠。
犹太人方面的情况，偿还分三个阶段。首先，他们被劫走职业、房屋、工厂，
银行存款、家具，汽车和衣物。然后他们被东运到奴隶劳动营和死亡营，而事先都
向他们保证可以到那里去重新安家，大多数人信以为真，于是随身带着他们所能带
的一切东西，一般是两只皮箱。在集中营广场，这些东西也被拿走，包括他们身上
穿的衣服。
从六百万人的行李之中抄出了价值数以百万美元的东西，因为当时欧洲的犹太
人习惯于随身带着财富旅行，而波兰和东部地区的犹太人尤其如此。从集中营，整
车整车的金首饰、钻石，翡翠、宝石，银锭，金路易①、金元以及各种钞票和票据
被运回德国境内的党卫军总部。党卫军在其存在的全部历史中大大捞了一把。在战
争临近结束时，这笔财富的一部分变成了金条，打上帝国的鹰徽和党卫军的两道闪
电的徽志，存放在瑞士、列支敦士登、丹吉尔⑦和贝鲁特，而后来则成为敖德萨的
基金。这些金条大部分现在依然保藏在苏黎世的街道下面，由那个城市的得意扬扬
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