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格瓦拉画传-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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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被开除，当时在危地马拉政治避难。
伊尔达对格瓦拉的第一印象却不是那么好，究其原因，竟然是因为格瓦拉长得太好看了，在她的传记中，她仔细回忆了第一次与格瓦拉见面时的情形：
“这个小伙子太漂亮了，所以一定不是个聪明人。他清瘦修长，大概一米七五的身高。跟我们秘鲁人相比，他显得太白了点。他的头发是栗色的，黑色的大眼睛富于表情。格瓦拉的嗓音略带沙哑，很有男人的味道。我注意到，他的眼光富有洞察力，思维也很敏锐。”
人们叫他“切”，这是个感叹词，在阿根廷是亲友之间用来打招呼的用语，相当于“喂，老兄”的意思。格瓦拉喜欢好友这样喊他，从此，他就自称为“切”。
无论如何，伊尔达已经对格瓦拉相当信任，很快便把自己的好友们介绍给格瓦拉。他认识了危地马拉的经济部长鲍尔·莱兹和总统秘书迪亚兹，来自洪都拉斯、刚刚访问过苏联和中国的埃莱娜·莱伊娃。12月27日，格瓦拉又认识了6个古巴流亡者，其中包括马里奥和安东尼奥·洛佩斯（人们都叫他“尼科”），这些人都是在攻打蒙卡达军营失败后，幸免于难的战士。那一年的7月26日，24岁的大学生卡斯特罗正在竞选议员，没有想到，巴蒂斯塔的政变将一切选举的幻想化为泡影，于是卡斯特罗发动了一次对蒙达卡军营的突袭，打响了现代古巴革命的第一枪。
这些古巴战士都没有多少文化，可是，他们的故事却让格瓦拉“感到自己十分渺小。我可以撰写十倍具体的演讲稿，我可以读得更好，把观众都说服，但是我说服不了自己。这些古巴人真行！尼科把他整个的灵魂都放到麦克风里去了，所以他把像我这样抱有怀疑的人都激励起来”。
在这6个古巴流亡者中，与格瓦拉最亲密的是尼科。尼科叫他“Che”。这是个感叹词，在阿根廷是亲友之间用来打招呼的用语，相当于“喂，老兄”的意思。格瓦拉喜欢好友这样喊他，从此，他就自称为“切”。
1954年上半年，危地马拉的形势越来越紧张。很多报纸连篇累牍地刊登抨击总统的评论，而在这些评论家中，大部分都是美国人。在美国的支持下，美洲各国的反动政府也俯首承认美国在这些国家拥有“宗主权”。1月，阿本兹宣布，“北方的某国政府正在准备武装入侵。”
在这种局势下，格瓦拉迫切需要寻找一个真正站得住脚的理论，他想知道，社会公正何以能得到实现，伊尔达成了他的亲密战友和导师。她说：“我们都读过俄国革命先驱们的那些小说，托尔斯泰、高尔基、陀斯妥耶夫斯基。另外，我们还讨论列宁的《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反杜林论》，恩格斯的《从空想社会主义到科学社会主义》以及马克思的《资本论》，我对《资本论》特别熟悉，因为我就是学经济的。”此外，格瓦拉还介绍伊尔达读些萨特、弗洛伊德、阿德勒和荣格的著作。两人越谈越深，而格瓦拉的思想，也越来越倾向于马克思主义。
1954年2月12日，在给姑妈贝阿特丽斯的信中，格瓦拉第一次坦率地承认他与危地马拉的共产党人有联系，他在信中写道：“我的地位，无论如何也不是一个爱好文艺的空想家。置身于这个环境中，在危地马拉劳动党这一批人中间，我有意地站在赞成危地马拉政府的立场。于是，我就跟有这种倾向的知识分子有联系。还在几个工会里当医生。”
阿本兹政权摇摇欲坠，许多外国政治难民纷纷离开危地马拉。到了4月份，加西亚回国，去布宜诺斯艾利斯与未婚妻结婚。现在，格瓦拉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为了挣钱，他动身去邻国萨尔瓦多，在途中，他写下这样的诗句：“流浪汉脚步的芳香，在我的身上久久飘荡。”一个星期后，他重返危地马拉，在“果品联盟”的码头，当每天工作12小时、只能赚2。63个比索的码头苦力。
危地马拉在流血。格瓦拉不知道CIA已经专门为他建立了一个档案，在随后的那些年里，他的档案之厚，超过了任何一个人。
要没收联合果品公司8400公顷土地，美国人怎么可能咽得下这口气？1954年3月28日，艾伦就利用中央情报局的资源，在洪都拉斯成立了一支小小的雇佣军，由危地马拉军官阿玛斯指挥，并且在危地马拉边境设立电台，表示他们即将把国民从国际共产主义的魔爪中解救出来。
第三部分：革命时尚主义者革命时尚主义者（5）
6月17日，阿玛斯的军队带着美国人的武器，越过了洪都拉斯与危地马拉的边境。几天前，早有一架来历不明的飞机在危地马拉境内散发传单。当时，危地马拉根本就没有飞机，更不用提组建空军了。山区的印第安人甚至一辈子都没见过飞机这种玩意儿，恐慌，像瘟疫般四处散布。
空袭开始了，老百姓吓得四处逃散，此时格瓦拉的反应着实有些奇怪，他在给母亲的信 中写道：“我很不好意思地向你承认，这些日子里，我像一个疯子一样，感觉很有趣。我莫名其妙地相信自己不会受伤，所以，看到飞机一来，人们就像野兔一样四处逃命，我觉得很好玩。”
由于总统阿本兹始终不愿意正面宣战，他的军队很快被击溃。6月27日，他逃到了墨西哥大使馆。阿玛斯轻而易举地爬上总统宝座，残酷的镇压开始了。在他执政的最初几个月里，就有9000人被杀害或被丢进黑牢。果品联合公司不仅收回了失地，而且还多分得了几万公顷土地。左派人士纷纷逃到大使馆避难。可是格瓦拉很坚决，反而成了有名的宣传鼓动家，他的那句“在我的胸口，留下一个伤口的危地马拉”，一时间广为流传。一个觉得战争“很好玩”的顽童，已经成为一个坚强的战士。
格瓦拉婉转地向伊尔达求婚，请她陪自己一起去墨西哥和中国，伊尔达的第一反应是拒绝，她说，她更想回到祖国秘鲁。于是，自觉很受伤的格瓦拉决心离开这里。1954年9月24日，格瓦拉得到去墨西哥的签证，对伊尔达的最后一个要求，是请她陪自己再坐上一段火车。伊尔达答应了他，陪他坐了一站路，然后他们就分手，从此各奔东西。
一个人，再次开始一段不知道目的地的旅行，格瓦拉的诗反映了他此时的心境：“我走上了一条，比记忆还要长的路。陪伴着我的，是朝圣者般的孤独。我脸上带着微笑，心中却充满悲苦。”此时的格瓦拉还不知道，CIA已经专门为他建立了一个档案，在随后的那些年里，他的档案之厚，超过了任何一个人。
在长达半年的拉锯战后，一个周末，他们来到墨西哥城附近的奎尔纳瓦卡，第一次真正结合在一起。
格瓦拉不喜欢墨西哥。通常来说，作为一个流浪汉，每到一地，他总能迅速发现这个地方吸引他的地方，可是他无法喜欢墨西哥。在给姑妈贝阿特丽斯的信中，他写道：“我来到了一个专长就在于宰人的国家。”墨西哥的警察是宰人高手，不放弃任何一个敲诈勒索的机会。这让格瓦拉很不满。
因为拥有医学博士学位，格瓦拉在墨西哥倒不必为了生计发愁，他在医院找到了工作，每天上午看半天门诊。很凑巧，他的古巴朋友尼科竟然也来到这里，他照例以一声“Che”亲热地与格瓦拉打招呼。
11月初，格瓦拉又意外地见到了一位他想念已久的人，伊尔达竟然来了。伊尔达在送格瓦拉上火车后，返回危地马拉城旋即被捕，随后被驱逐到墨西哥。但在边境又被一位喝得醉醺醺的军官拦住，举着枪要求她陪自己散步。最后，伊尔达不得不跳水游过河，给了蛇头一笔钱，这才偷渡到墨西哥境内。格瓦拉惊喜交加，再一次向伊尔达求婚，结果，伊尔达又拒绝了他。格瓦拉这次真的有些恼火了，可是，他还是保持了绅士风度，没有发作。接下来的几个星期，两人周而复始地进行着一场拉锯战，格瓦拉不断求婚，伊尔达始终拒绝。到了1955年2月，伊尔达好容易放下身段，答应3月份就与格瓦拉结婚，可是又节外生枝，她在格瓦拉的一本书里，发现了一个泳装女子的照片。结果，两人赌气绝交。
格瓦拉干脆不理伊尔达，专心做他的兼职工作，替阿根廷新成立的拉丁新闻社墨西哥分社工作，他既管出版又管摄影，忙得不亦乐乎。同时他还没有放弃医学研究，撰写出论文《浅论皮萨尼有关消化前食品的研究》。1955年4月23日，论文在墨西哥的过敏反应学会上宣读，他还因此得到了一笔研究经费。结果，伊尔达反而沉不住气了，这次，她总算表示愿意与格瓦拉结婚，两人打算花两个月时间办理结婚证件。
墨西哥当局却不允许两个身份不明、地位不合法的青年人在自己的国土上结为正式夫妻。于是，在一个周末，他们来到墨西哥城附近的奎尔纳瓦卡，决定让一切繁琐的手续见鬼去。他们就在那里，第一次真正结合在一起。格瓦拉在日记中写下了这件事的确切日期：1955年5月18日。
“从一开始，一种浪漫的同情和冒险的精神让我相信，为了这样一个崇高的理想，就是死在国外也值得。”从此，格瓦拉与卡斯特罗以及古巴的命运便紧紧地绑在一起。
1955年7月8日，菲德尔·卡斯特罗来到墨西哥城。他是一个女厨的儿子，在家排行第五。由于最受父亲喜爱，他可以读最好的贵族学校，1945年，卡斯特罗进入哈瓦那大学，专业是法律。
古巴是个拥有丰富天然资源的国家，可是老百姓的生活却极端贫困，良田、森林纷纷成为甘蔗田，耕地锐减，出口食糖却进口糖果，25％的失业率在这里是常有的事。当时古巴的统治者是巴蒂斯塔，此人1933年，在美国人的支持下发动政变夺权，结果1944年在大选中失利，1952年3月又在哥伦比亚要塞发动政变夺回大权。就在他夺权几周后，刚刚从法律系毕业两年的律师卡斯特罗，向最高法院递交诉状，要控告巴蒂斯塔。1953年7月26日，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劳尔·卡斯特罗这对兄弟率领着150名青年，在纪念何塞·马蒂百年诞辰当天，进攻圣地亚哥附近的蒙卡达军营。结果，行动以失败告终，很多战士被杀害，卡斯特罗本人也在8月1日被捕。
第三部分：革命时尚主义者革命时尚主义者（6）
10月26日，卡斯特罗在法庭上发表了《历史将宣判我无罪》的讲演。在法庭上，他侃侃而谈，从攻打蒙卡达军营失败说起，一直谈到了万一成功，将如何解决古巴土地、工业化、失业、房屋、教育和人民健康等六大问题。最后，他向法官傲慢地宣布：“判决我吧！没有关系。历史将宣判我无罪！”
他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弟弟劳尔被判刑13年，一起被关到距哈瓦那100公里的松树岛上 。1955年2月巴蒂斯塔搞了一场虚假的选举，总统候选人只有他一个，他获得了当然的连任，于是5月13日，他假惺惺地特赦政治犯。卡斯特罗等人重获自由。出狱后，卡斯特罗已经觉察到，始终有人在跟踪他，于是与其他被释的同志们一起，纷纷流亡到墨西哥。
在尼科的介绍下，卡斯特罗与格瓦拉见面。两人可以说是真正的一见如故，第一次见面，他们就促膝长谈了10个小时。格瓦拉说，“我跟他聊了一整夜，到了清晨，我已经成了下一次武装行动的军医了。”可是，这10个小时，他们究竟谈了些什么呢？格瓦拉回忆说，他向卡斯特罗推心置腹地讲述了自己多年的旅游经历，以及最后在危地马拉看到和想到的一切，而卡斯特罗则说，当时的格瓦拉，思想比他还要进步。
在《革命战争回忆录》中，格瓦拉描述了自己当时的心态：
“最初，当我站在这个造反的领袖一边，并参加他的革命时，我觉得胜利是不大可能的。从一开始，一种浪漫的同情和冒险的精神让我相信，为了这样一个崇高的理想，就是死在国外也值得。”
从此，格瓦拉与卡斯特罗的命运便紧紧地绑在一起，即使两人再忙，他们每周还是会见两三次面，而且每次都要长谈很久。可是，这两个同时在CIA和FBI（联邦调查局）榜上有名的人聚在一起，肯定会引起某些人的注意。一次，格瓦拉和伊尔达的住宅被小偷光顾了，丢的都是些零零碎碎的东西，如照相机、打印机，还有伊尔达的一些不值钱的首饰。伊尔达想报案，可格瓦拉却断定这是FBI干的好事，于是，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格瓦拉留了个心眼，不再在日记上记录与卡斯特罗谈话的细节。
8月初，伊尔达告诉格瓦拉，觉得她肯定是怀孕了。格瓦拉一时难以接受这个现实：他，一个以流浪为生的人，怎么可能担负起家庭的责任，培养下一代？可是，他还是不得不加紧补办与伊尔达的结婚手续，卡斯特罗本想为他们这对新人证婚，可是考虑到安全问题，最后还是作罢。
1955年8月18日，在离墨西哥城40公里的郊区，格瓦拉与伊尔达结婚了。仪式结束后，格瓦拉特意露了一手，做了阿根廷风味的烤肉，特意赶来道喜的卡斯特罗尝到了格瓦拉的手艺，他的评价是：“味道不赖，不过，我的手艺应该比他强。”
10月间，卡斯特罗去了趟美国，向当地的古巴侨民宣传并募集资金。10月底在纽约，他正式宣布将在1956年底之前回到古巴，对着侨民，他郑重其事地说：“我可以十分坦白地告诉你们，到了1956年，我们不是得到自由，就是成为烈士！”
圣诞节，卡斯特罗邀请格瓦拉进入他最亲密的朋友圈子，按照古巴的传统习惯吃年夜饭。伊尔达记下了这一餐的菜谱：烤猪肉、什锦拼盘（其实就是黑豆和大米饭）、传统的果仁糖、苹果、葡萄，甚至还有一瓶酒。对于还在逃亡的卡斯特罗来说，这一餐已经很难得了。从此，美味佳肴与这群战士无缘。
1956年1月中旬，卡斯特罗召集了40名古巴战士（其中12名是袭击蒙卡达军营中的幸存者），加上已经在墨西哥的20人，总共60个人，开始做打游击战的准备。他们将租来的房子布置成军营，学习军事和政治课，实行军事化管理，所有私人信件都由伊尔达代为接收。格瓦拉和伊尔达没有对他们的朋友透露半点口风，他们的组织名称，就以蒙卡达事件的日期命名，叫“七二六运动”。
格瓦拉射击总是拿满分，意志力惊人，为了克服自己的哮喘病，他不断进行各种耐力训练，登上5400米高的波波卡德贝尔山，被他视作对自己最大的考验。这期间，他有了他的“小印第安姑娘”。
战争即将开始，首先必须物色一位合格的军事教练。卡斯特罗经过多方打听，终于找到了一位合适的人选，退休空军将领阿尔贝托·巴约。这个人在古巴出生，长期在墨西哥的西班牙外国军团服役，而且在战争中被打瞎了一只眼。最让卡斯特罗满意的是，巴约是个地地道道的游击战专家，他一直鼓吹只有游击战才能对付强大而有组织的敌人，他在1955年还出过一本叫《游击战150问》的书。惟一的问题是，卡斯特罗觉得这位65岁的老头儿有点像一尾滑溜溜的鱼，让他难以捉摸。他倒是满口答应，愿意为卡斯特罗训练军队，可是居然狮子大开口，要价10万比索墨币（相当于8000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