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5年中国盛衰之交-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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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序
唐朝从公元618年建国,到公元907年灭亡,一共延续了289年,历经20个皇帝,是公认的中国封建王朝鼎盛的朝代。唐朝在文化、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当时的东亚邻国,包括新罗、渤海国和日本等,政治体制、文化等方面无不受到唐朝的深刻影响。历史学者黄仁宇认为唐朝连同宋朝,是相继于秦汉之后的中国第二帝国时期。唐朝国力鼎盛之时,连罗马帝国也无法望其项背。而唐帝国超越罗马帝国的,显然还不只是国力强盛如此简单。罗马帝国覆灭后,就再也没有罗马。而唐帝国灭亡后,中国还在,之后还有宋代、元代等朝代延续。这显然能引发我们更多对唐朝的关注和思考。
唐朝强盛的顶峰是在唐玄宗手中实现的,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开元全盛”景象。“开元初,上励精理道,铲革讹弊,不六七年,天下大治,河清海晏,物殷俗阜。安西诸国,悉平为郡县。自开远门西行,亘地万余里,入河湟之赋税。左右藏库,财物山积,不可胜较。四方丰稔,百姓殷富,管户一千余万,米一斗三四文,丁壮之人,不识兵器。路不拾遗,行者不囊粮”。百官各有职守,诸事各有仪程,唐玄宗每日临朝审断是非曲直,如同流水一样顺畅,天下大治,海内歌舞升平,有杜甫律诗为证: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
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
然而,好景不长。天宝年间,人君德消政易,宰相专权误国,边将包藏祸心。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持续达8年之久。唐朝的政治与经济境况因之急转直下,从此一蹶不振。唐玄宗也由此而成为历史上著名的“一半明一半暗”(毛泽东语)的皇帝。他在位的前期,社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盛世;他在位的后期,一场历史上罕见的社会大动乱导致唐朝由盛转衰。在唐玄宗的身上,充分表现出一个历史人物的复杂性。
安史之乱爆发,“兵起之后,列郡开甲仗库,器械朽坏,皆不可执,兵士皆持白棒。所谓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安禄山率兵南进,“所过州县,望风瓦解”,叛军一时如入无人之境。随即潼关失守,两京迅速沦陷,整个大唐陷入极大的混乱之中。大动荡的来临,注定要改变很多人的一生。历史潮流中人的变化,与人在历史棋局中的作用,在这一年彰显得格外明显。举例来说,倘若不是杨国忠一逼再逼,安禄山也许并没有真正谋反的意志;倘若不是唐将张巡死守睢阳,扼一城而安天下,甚至付出了吃人的代价,江淮必然沦陷在叛军之手。这两种假设前提任何一种成立,历史必然改写,必定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走向。
安史之乱后,地方藩镇割据,内廷宦官专权,朝中朋党相争,边疆报警不已。唐宪宗重振皇权、削弱藩镇,出现短暂的“中兴”。然而,在纷繁的矛盾中,藩镇连兵可使朝廷流亡,宦官弄权能够废立皇帝,强盛的唐帝国没有能够再度辉煌起来。自唐懿宗起,“国有九破,民有八苦”的状况愈演愈烈,民众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唐朝廷步入了名存实亡的绝境。各地节镇相互兼并,形成新的瓜分格局,唐朝最终为后梁取代。
可以说,公元755年是历史上极为关键的一年。这一年成为唐朝由极盛走向极衰的转折点,从而也成为中国命运的转折点。自从安史之乱后,从整体文治教化的辉煌而言,中国就开始了长期的向衰。之后的朝代虽然曾有短暂的武功强盛或疆土扩大,但却是与盛唐不可比拟的。
这一段治乱兴衰的历史,历来为后世所重视。不过迄今为止,由于受到民间戏曲、小说的影响,后人对于这一时期历史人物的评价具有脸谱化、简单化和一刀切的倾向,如把唐玄宗称为“昏君”,把李林甫等权臣一概视为“奸臣”。实际上,开元和天宝年间,那些对时局产生了影响的人物,其作用和行为是各各不同的。后人对于这些人物的评价,可以有忠奸善恶,有是非褒贬,但在这些人物的政治行为中,有一些是由其个人意识所不能左右,为个人力量所不能企及,而是由当时的局势和环境所决定的。这就是历史人物在历史大背景下所表现出来的复杂性。因此,盛唐的迅速衰败并不是某一两个人的责任,也不是某一个两人所能挽回的。在历史的潮流中,必然性与偶然性,以及二者之间关系,从来都不是绝对的。人是历史的主体,综合而全面地看待历史人物,便能够透过错综复杂的表面现象来探求历史的本质。
本书以历史人物为核心,选择了具有代表性的三类人:一类是直接引导改变了历史走向的人,比如唐玄宗、安禄山等;一类是人物的选择将能局部影响历史的人,比如张巡、哥舒翰等;另一类是完全为历史潮流所支配的人,比如大诗人李白、王维等。通过这三类人在安史之乱的大历史背景下的命运,全面细致地展现了大动荡中的芸芸众生相。
本书分为两编,选择了安史之乱发生的大背景,以人物的命运为主线,讲述了安史之乱发生的前因后果,以及唐朝由兴而盛、极盛转衰的演变。通过详略得当的记述,对重要历史人物、重大历史事件,都作出了细致的分析,力求将人物、事件和背景、社会大气候等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有血有肉地反映出古代中国这一辉煌的历史年代的盛衰变化的根源。
吴蔚
2006年10月于北京
第一编 两极之间 楔子
唐朝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在文化、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当时的长安成了亚洲各国经济文化交流的枢纽。东亚邻国,包括新罗、渤海国和日本,政治体制、文化等方面无不受到唐朝的深刻影响。唐玄宗开元年间,唐朝国力达到了顶峰,出现了历史上著名的“开元盛世”景象,天下大治,海内歌舞升平。可以说,开元盛世不仅在唐朝,即使是在古代中国,也被认为是最黄金的时代。然而,“物盛而衰,固其变也”,繁荣强盛的表面下,却隐藏着深刻的政治危机。这一危机,随着人君德消政易、宰相专权误国、边将包藏祸心而日益激化,最终演变出一场历史上罕见的社会大动乱。
第一章 踏血而来的唐玄宗
自神龙元年(705年)正月女皇武则天退位、唐中宗再度称帝,至先天二年(713年)七月唐玄宗诛灭太平公主势力,整整有8年半的时间。这期间,皇帝换了4人,在位多则5年有余,少则不足20天。不少人蠢蠢欲动,觊觎皇帝宝座,以致祸变再三,整个大明宫都在笼罩血腥当中。开元之后,武周以来的多次政变终于结束。从皇室庶子到太子监国,再由太子监国到登基称帝,其间政治阴谋和喋血斗争不断,成为玄宗登上政治舞台的序幕,并对他之后处理国事的方式形成持久的影响力。
一 天宝惊变
公元755年,天宝十四年十一月,冬意笼罩了唐帝国京师长安,萧萧落叶中,佛寺浑厚沉重的钟声在京城中回荡。常年住在深宫的玄宗皇帝李隆基终于出城了。他带着一刻也离不开身的贵妃杨玉环以及跟杨贵妃有关的诸杨,依照皇室惯例,前往华清宫(天宝六年以前称温泉宫,故址在今陕西西安临潼县南骊山上)避寒。
队伍大张旗鼓,浩浩荡荡,吸引了众多长安士民的视线,但这些目光中已经没有了往日的尊敬与崇拜,更多的是厌恶和嘲讽。此时的玄宗,早已经不是当年意气风发、处处果断的临淄王,也不是励精图治开创了“开元盛世”的皇帝了。人还是那个人,只是岁月如歌,在黑发变华发的过程中,“人君德消政易”,由此导致了宰相专权误国,边将包藏祸心。对唐帝国普通百姓来说,却要默默承受明君变昏君所带来的苦难后果。
那具有绝世美貌的贵妃,在人们眼中不再仅仅是一个绝世美人,还是红颜祸水。她的叔父兄弟都因她而位列高官,封侯加爵,远房堂兄杨国忠更是当上了宰相,权倾朝野;她的姐妹,都加封为“国夫人”,富比王侯。杨家人可以随意出入皇宫禁院,无人敢过问,京师长吏都侧目而视。所以当时天下有歌谣传唱道:“生女勿悲酸,生男勿喜欢”,“男不封侯女作妃,君看女却为门楣”。人们既羡慕杨家的显赫权势,又痛恨奸臣玩弄权柄所带来的祸国殃民的灾难。
玄宗却没有丝毫觉察。他此时已经是70岁的老翁了,但在鲜花美人的簇拥下,显得格外容光焕发,这使他看上去年轻了不少。他的眼睛一刻都没有离开过身边的杨贵妃,哪里还会留意到百姓目光中的深意!玄宗已经忘记了,他曾经在洛水之滨奋笔疾书了《赐诸州刺史以题座右》一诗,其中就有“视民当如子,爱人也如伤”的句子。爱民如子?或许以前他爱过他的子民吧,但现在,他只爱眼前的杨贵妃,以及跟杨贵妃相关的一切。
杨贵妃真是肤若凝脂,艳如天人,娇媚不可形容。此时此刻,玄宗的一颗心仿佛已经飞到了华清宫中的温泉,看到了华清池中“温泉水滑洗凝脂”的一幕,沐浴中的杨贵妃雪肤玉肌,宛如婷婷出水的芙蓉。在玄宗看来,温泉不但掩映着胴体的美丽,还象征着爱情的热力。
骊山除了温泉吸引着玄宗外,还有梨园。梨园原是都城长安的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玄宗喜欢音乐歌舞,特意在梨园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所皇家戏剧学校。并挑出300人,专门在梨园学习音乐,这些人号称“梨园弟子”。后又有宫女数百名,均居于宜春北院,也被称是梨园弟子,还专为她们配置了三十余人的乐工队伍。众人丝竹音齐发,有一声误,玄宗必能觉而正之,跟三国时周瑜的“曲有误,周郎顾”很相似。玄宗先后建有四大梨园。骊山绣岭下的华清宫梨园不算最早,却是最盛,仅“坐部伎”弟子,就选有300人,可见规模之大。
[梨园后来成为专门表演歌舞戏曲的地方的代名词。因为是工音律、善戏剧的玄宗首创,玄宗也就成为梨园的祖师和圣人,被尊为“老郎”,受到后世梨园弟子、梨园会馆虔诚的礼拜。]
于是,本来平静无波的华清池畔,又多了鹤发红颜,身影双双。玄宗与杨贵妃朝夕相伴,比肩施乐,或乐舞于梨园教坊,或贪欢于芙蓉帐里,或醉饮于沉香亭下。种种画面都在白居易的《长恨歌》中得到了鲜活的描绘:“骊宫高处入青云,仙乐风飘处处闻。缓歌曼舞凝丝竹,尽日君王看不足。”他们的爱,如梦如幻。
唯一的遗憾是,这个时节没有荔枝。杨贵妃生于蜀地,爱吃蜀地的特产荔枝。荔枝多产于巴蜀和岭南,壳如红缯,膜如紫绡,瓤肉洁白如冰雪,浆液甘甜如醴酪,味道极其鲜美。然而,荔枝采摘以后,保鲜非常困难,一日色变,二日香变,三日味变,四、五日外色味俱失。为取悦于杨贵妃,玄宗在每年夏天专门派人前往四川涪州运输荔枝,往往是先把即将成熟的荔枝连根一起装船运输,待计算好了成熟日期,再派专人由特设的贡道飞马进贡到长安。如此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劳民伤财,只为了将荔枝保鲜运到长安。一路上马不停蹄,越山涉水,沿途践踏农田、伤害禾稼无数,至于人僵马毙更是稀松平常的事儿。有一次,玄宗游幸骊山,正逢杨贵妃的生日,便命乐工在长生殿演奏乐曲。当时因奏的是新曲,还没有名字,正好南方派人来进献荔枝,于是便命名新曲为《荔枝香》。玄宗命乐工黄幡绰撰拍板谱,其他乐工奏乐,热闹非凡。看起来不仅是“独乐乐”,而且是“群乐乐”。只是这个群,仅仅限于玄宗身边的人。
[后来晚唐诗人杜牧经过华清宫时,慨叹昔日唐玄宗、杨贵妃淫糜误国,作了一首《过华清宫》:“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讥讽的便是这段“千里送荔枝”的往事。现广东有荔枝品种名曰“妃子笑”。]
有“解语之花”杨贵妃陪伴在身边,玄宗的日子如诗般美好,他真是恨不得自己再年轻些。然而,惊天动地的消息就在这时候传来了。
天宝十四年(755年)十一月初九,平卢节度使,兼范阳节度使,又兼河东节度使的安禄山谎称“奉命讨伐杨国忠”,发所部三镇兵及同罗、奚、契丹、室韦兵共15万,号称20万,起于范阳(今北京西南),大张旗鼓,南下直趋两京(指长安与洛阳)。十一月十五,安禄山起兵反唐6天后,消息才传到骊山华清宫。
此时,正值华清宫梅花怒放,玄宗正与杨贵妃一起击羯鼓赏梅,杨国忠直奔进来,大叫:“安禄山反了!”竟然是一脸兴奋之色。玄宗毫不惊讶,但并非他已经预料到安禄山谋反,而是根本不信,天真地认为是“恶禄山者诈为之”。杨贵妃也在一旁帮腔:“陛下待禄山甚厚,几似家人父子一般,他若恃宠生骄,习成狂肆,或未可知。至如造反一事,他未必敢然。他子庆宗,尚主留京,他若造反,难道连儿子都不管么?”三个人的态度各有不同,极见微妙之处。
第二天,太原和东受降城(今内蒙古托克托)飞报传来,详细报告了安禄山谋反的经过。残酷的事实无情地摆在大唐天子的面前,玄宗这才恍如大梦初醒,悔不当初。这便是白居易在《长恨歌》中所说的“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
当时大唐帝国的精兵大多为安禄山所掌握,玄宗想到极为严重可怕的后果,不免惊慌失措,急召宰相杨国忠等人商议对策。杨国忠却无半点忧色,还很为他的“先见之明”而“洋洋有得色”,并大言说:“现在要反叛的只有安禄山一个人而已!三军将士和他左右的人都是不想反叛的,不过十天,三军将士一定会杀了安禄山前来归降朝廷。如果情况不是这样,陛下再派大军前去讨伐也不迟。依仗大义,诛除暴逆,一样可以兵不血刃而平定叛乱。”平庸的宰相并没有提到,如果不是他先前的咄咄逼人,一定要置对方于死地,安禄山也许并不会谋反。
朝廷大臣们对杨国忠和安禄山长期以来的明争暗斗心了如镜,如今战火已经点燃,宰相却还在说这样不知天高地厚的话,不禁都相顾骇然。而玄宗却还没有完全醒悟,竟然相信了杨国忠的大话。
皇帝确实已经老了,不仅在岁月的侵蚀下苍老了,还在酒色的浸泡中变得昏聩不堪。那个曾经器宇轩昂、处事果敢的天子到哪里去了?
就在一年前(754年),玄宗最亲信的宦官高力士曾严肃地提醒皇帝说:“边将拥兵,祸发恐不可收拾。”然而,也就在这一年,唐朝户口达到了自建国以来的最高数字:户八百九十一万,丁口达五千二百九十一万。由于有相当多的逃户不在簿籍,所以政府统计的户口数比实际户口要低。据杜佑估计,天宝年间全国实际户数至少有一千三百万至一千四百万,按一户5口计算,唐朝全国约有六千万至七千万人口。玄宗依旧陶醉在开元盛世的辉煌成就下,根本就没留意高力士的话。
同样就在一年多前,宰相杨国忠开始极力向玄宗进言,说安禄山将要谋反,但杨国忠是在没有任何证据、完全出于私心的情况下这样说的。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