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的反思-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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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自从上次进行了关于“儒家和自由主义”的对话后，我们希望能够就当今社会生活和精神价值领域中出现的基本问题，它所面对的困境和可能的化解之道、它所拥有的资源和未来的发展方向，等等，深入探讨、继续对话、集成系列，很高兴今天我们可以开始第二次对话。我想，我们今天的对话事实上是对上次对话的延续。那次对话，正值国内学界“新左派”和“自由主义”的争论蓬勃展开之际，这个讨论的本意是相当积极相当健康的，是希望对中国的制度安排和中国的精神发展方向做出严肃的思考。但是，可能是因为各种各样条件的限制，争论的双方似乎都有意回避对一些基本问题开展有针对性的平实的对话，使得那场讨论的“火气”远远大于它应有的内容。
我们是常年在海外从事学术研究，又对国内的发展非常关心，尤其是你，我记得你是20世纪60年代初到美国，至今已40余年，一直致力于在国际学术界推动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的学术研究，同时，又对中国的发展、中华民族的再生始终保持着充满热情而又不失理智的关心和思考。因此，我们期望能够介入那场讨论，至少把海外学术界关于那些问题已有的资源和儒家在长期发展中所拥有而又被今人严重忽视的传统资源带入那场讨论，争取开辟一些新的视角，形成有深刻含义的问题意识。我们那篇关于“儒家和自由主义”的对话发表后，我读到一些评论，总体上看，对我们的对话有较大的期待，希望我们能够更进一步地检讨与中国的转型有关的价值观念和制度建设，形成一些较为系统的看法。这个期待或许可以作为我们今天对话的基础。
我想，所有我们曾经讨论的问题，无论是关于世界的，或是针对中国的，都有一个共同的大背景是不可回避的，这就是“如何认识启蒙”。关于启蒙，我们基本上可以把它看作两个相互关联而又各有不同的方面，其一是，启蒙塑造了一种不同于以往的价值观念体系，以及与此相关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例如自由、平等、人权，等等，这是价值领域的问题；其二，由于这些价值的出现，并且迅速地世俗化，导致对中世纪以来王权统治的挑战，致使民主制度成为新的社会政治权力的产生方式和社会生活的管理方式，而且，民主正日益成为世界各个地区普遍追求的社会理念。
启蒙的反思启蒙的反思今天，这两个方面都出现了诸多的新因素，首先，在价值领域中，一些在启蒙时代没有被足够重视的具有普世性的价值观念，在当代生活中越来越发挥重要作用，例如同情、宽容、公平等，这些价值观念与启蒙时代的价值观念是什么关系？其次，由于生态环保的问题，由于近百年来的掠夺性开发，导致各个方面严重的资源短缺和危机，启蒙关于人的能力的无限可能的自大狂妄、人是自然的主宰而非朋友的观念受到了普遍的批评；同样，在民主的领域中，也出现了很多预期和非预期的问题，不仅仅在发达的民主国家，更突出的是表现在发展中国家的社会转型过程中，民主实践出现了很多事与愿违的困境，引起了当代西方思想界对民主的批评和再认识。这些方面合流汇总，使得启蒙的反思成为有深刻含义的思想论域。
可是，启蒙的反思进入中国，却遭到了不同程度的误解。它的困难在于，中国从“五四”到今天，可以说，有关现代性的全部思想建设几乎都是和启蒙的背景紧密相连，因此，当“启蒙的反思”横空出世，人们忧虑：中国的现代性建设仍然需要启蒙的精神指引，现在提出反思启蒙，会危及中国的现代转型，这是不合时宜的。所以，消除对启蒙反思的误解，使启蒙的反思在中国成为健康的现代转型所必需的思想前提，成了一个艰巨的理论工作。我想，启蒙反思在你的思想体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是你四个基本论域之一，你对目前的处境一定有相当同情的了解，也一定有化解这些心结的理论考虑。
杜：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内部也涉及多元多样的课题，其中颇有张力。我觉得，提出启蒙反思必须要弄清我们的问题意识是什么。从人类文明史来看，特别是近300年来，最强势的意识形态就是启蒙心态。比如，近现代对人类社会有重大影响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是从启蒙发展出来的。从制度上看，大学教育、政府组织、市场结构、各种不同的专业团体、种类繁多的非政府组织，凡是与传统关系不大而是近代开发出来的各种组织和制度，以及它背后所预设的语言系统、观念结构和价值体系，绝大部分都是近300年来启蒙所开辟的向度。
启蒙所包含的一个基本内容就是理性，通常人们所说的“理性之光”，今天，也仍然有人习惯地称启蒙时代为“理性时代”。还有一个了解启蒙的重要方面是由韦伯着力强调的：合理化、理性化（rationalization）。韦伯在定义现代化时认为现代化是个合理化的过程，所谓合理化是指各种不同的组织都通过一种合理的程序和方式建构起来，而在现代社会中最能突出合理性建构的组织就是军队。科层制度是所谓合理性的最好体现，而科层制度最严格的是在军队。上下的关系非常明确，职位、任务和角色被严格规定，假如你不能完成既定的任务，或者轻忽职守，应当如何处置、惩罚，也有精确严格的规定，因此，每个人对自己在一个组织中的地位有非常清楚的了解。这是典型的合理化过程。现在的大企业、学校、政府机构，等等，其建制都是依据了合理化的模式。
第一部分启蒙的反思——杜维明、黄万盛对话录（2）
与此有关的另一面，在西方叫作“凡俗化”的过程。有人把这个凡俗化的理论用到中国，企图讨论中国的三教的凡俗化过程，这个用法与韦伯用它来讨论基督教的凡俗化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分歧在于，启蒙的出现标志走出中世纪，中世纪是以基督教神学为典范的控制系统，这个控制系统并不是利用军队、警察来控制，而是依靠“象征力量”来进行控制。这个“象征力量”的资源基本上是来自基督教，这个基督教不是一般信仰意义上的基督教，而是所谓Christendom，是以基督教为核心的很有强制力的一套控制系统，这套控制系统是运用软性的力量来进行控制，和警察法律的控制大异其趣。举个例子，1000年来，西方从最杰出的神学家到贩夫走卒都认为不通过教会就不能得救，直到马丁·路德改教，才改变了这一观点，宗教改革意味着把个人从一个复杂的控制系统中解放出来，所谓解放是指个人不再是通过教会得救，只要通过信仰即能得救。路德的改教对启蒙思想家影响很大，例如伏尔泰、莱布尼茨、狄德罗为代表的“百科全书派”，还有魁奈为代表的“重农学派”，这些人不见得不信仰上帝，这里面心灵的积习力量很大，但是，他们都是反神学的，认为神学是教条。再后面就是孔德，提出人类文明的发展是从迷信到形而上学、从形而上学到科学的历史命定论，这个影响非常大，影响到马克思的“五种生产方式”，影响到韦伯的现代化理论。可以看出，因为是凡俗化，所有精神性的东西都被边缘化了，突出人的存在、人的力量、人的重要性。人作为宇宙的主宰，发展出一套有非常强烈的西方地方性的“凡俗的人文主义”，它是一种人类中心的人文主义。他们也强调理性，但主要是工具理性，是在手段和目的都非常明确界定的情况下发展出来的。其实，这并不完全是由冷静的理性所推动的运动，它后面还有一个力量，即所谓的“浮士德精神”，具有很大的冲力。
除此之外，理解启蒙的发生必须要重视当时在科学领域中的重大突破，假如不了解科学突破对迷信的打击，我们就不可能了解启蒙。当时最突出的贡献就是达尔文，因为“进化论”的出现，基本上把上帝中心解构了。达尔文的理论原来是自然科学，到了19世纪后期被用到社会和人文领域，“适者生存”的理论原本是纯粹生物学的理论，是上百万年演化的理论，运用到社会文化领域，发展出一套宰制性的论说，其核心就是关于进步的理论，你不进步就必然被淘汰，整个人类文明被放在这个背景之下，这就不只是人类中心主义，而是西方中心主义，以工业革命作为成功典范的中心主义。斯宾塞和赫胥黎都是社会进化论的主要思想家，虽然他们之间的冲突很大。把工业革命作为典范，其深层的含义是突出科学技术的作用，英国、荷兰、法国、德国这些地区工业革命的成功都被看作是科学技术的成就，尤其是技术运用的成功。同样在欧洲，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在这个方面的力量不很强，在这个竞争的过程中，他们落后了。在科学方面，西方主要突出的是英国，突出它的经验主义、理性主义，突出培根。但是，很明显，我们可以看出，这是地域性的力量，在欧洲内部，它的发展事实上也是多元多样，有地域的不同，有阶段的不同，当然也有因为特殊人物的出现所造成的不同情况。从这一视角来观察，就问题意识而言，我们所要讨论的启蒙究竟是什么是非常重要的。
黄：通常在哲学上谈论启蒙会注意两个重要的基本因素，你刚才都已经提到了。
一个方面是重视“百科全书派”，强调知识性，用批评的眼光看，就是以知识代替智慧。中世纪的大问题是通过“神启”展现智慧，与实证知识相去甚远，启蒙时代的重要任务就是要用人的经验和理性所发现和掌握的知识去代替神启的智慧，进而摧毁神学的权威性。这一启蒙的任务在那个特定的时代条件下显然被夸张了，一切事物的准则必须建立在实证知识的基础上，不能被知识检讨的统统被当作妄言，那么，人的智慧呢？在人的精神结构中就存在着不能被知识化的智慧，这部分精神资源基本上从启蒙时代以来是越来越边缘化了，这种排斥智慧的知识结构成了人的精神建设的基础。在学校教育中，追求知识压倒一切地淹没了人生智慧的教育，学校教育与人的生存的关系越趋越远。当时，这种片面崇尚经验的倾向也传到了德国，但在德国受到了批判改造。由康德突出人的理性来消解过分强调人的经验的负面影响，事实上，康德对法国的经验主义有相当严厉的批评，可以说，康德建立的理性主义世界观，完成了从经验到理性的启蒙哲学世界观的奠基工作。
第二个重要的方面是与英国工业革命和美国的现代繁荣有关，你提到技术因素在启蒙中的重要作用，这是非常重要的看法。由于启蒙重视实证知识，导致了从17世纪后期到19世纪的大规模的技术发现，配合“工具理性”世界观的流行，使得工业化成为启蒙精神的社会历史的产物。英国以及后来的美国，因为工业化的成功，创造了最大规模的物质繁荣，成为与启蒙相关的现代化的典范。它的示范作用是绝对不可低估的，因为它们的出现，使得后起的发展中国家把现代性直接定义在富强之上，认为强国富民就是现代化的根本目标。而你要寻求富强，你就必须走启蒙的道路，你就必须大力地发展科学技术，必须接受工具理性的原则。
这套观念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在早期中国的启蒙阶段上，曾经有过突出自由、突出人性解放这类人文价值，但是很快就被“科学”、“民主”所代替。这后面有一些深刻的含义需要重新体味，原本人们对启蒙的了解，现在看来有很大的转向，原来比较侧重在精神性的层面，例如自由、平等、博爱、人权，等等，这当然没有错；但是，另一方面，追求财富、追求效益，在日常生活中变得越来越突出了。这就使得理解启蒙变得复杂了，从一套价值观念更多出了一套治理社会的制度和手段，如何管理社会、管理经济、管理资源、管理人，如何通过这些管理创造更大的效益，然后把社会效益的大小作为衡量一个社会价值理念的手段。这是一个非常有风险的思路，可是却是一个极其普遍的思路。今天，在我们的生存空间中，到处弥漫着一股功利主义的庸俗的腐朽气息，从政府到个人普遍地把实现功利当作最主要的价值原则，所谓“小人喻于利”，功利主义横决天下的必然结果就是解构“君子”，培养“小人”，把君子的价值当作一种多余的可笑，一个小人主导和小人得意的社会是一个非常危险而且无望的社会。
我想，我们今天要面对的启蒙反思，主要应当集中在这两点上，一是启蒙的基本价值，在当时条件下的合理性，和经过长期发展的考验，今天对这些合理性的普世性和历史含义的再认识；另一方面，由启蒙的世界观所带出的社会的政治制度，以及在这套制度安排下人的生存信念，到底给我们的社会和我们的未来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第一部分启蒙的反思——杜维明、黄万盛对话录（3）
杜：你涉及的第一个问题是用知识取代智慧，其中有丰富的含义，“百科全书派”的出现，标志了这样一种信念，人可以通过知识的途径掌握所有的未知的秘密，所谓“百科全书”，意思就是它可以涵盖一切，知识可以了解和控制所有的领域。我想，这后面有一个重要的预设，就是“走出中世纪”，也就是走出愚昧，走向光明。当时，理性就代表着光明，非理性的一切方面，包括“神启”，等等，都是愚昧，都是黑暗，所谓“黑暗的中世纪”。而理性之光绝对可以驱除一切黑暗，这是不容置疑的。过分强调理性会导致一种极为自大的心态，只有理性的力量才是无界弗远的，而宇宙本身的秘密都可以通过理性来掌握，一切有赖于理性之光的照察，有赖于人的发现。虽然康德在伦理学上把绝对的道德律令和宇宙星体的秩序相提并论，但在知识论上，只有理性才是判断是非真假的唯一标准。宇宙的黑暗也只能等待人的理性的照耀，光明越扩大，黑暗就越减少，只要不懈努力，总有一天理性光芒可以照亮所有的黑暗。这种心态成为人主宰自然、挥霍自然资源的思想基础。
但是，交织在这个背景中，有一个复杂问题需要谨慎对待，这就是大学。在欧洲，一些好的大学都有数百年的历史，牛津、剑桥差不多有600百年，哈佛也350年有余。一些著名的大学多半是在中世纪就建立了，它们与启蒙的关系是一种复杂的交互影响。毫无疑问，从大的趋势来看，启蒙的潮流一直都在转化大学，这个过程现在还在继续。但是大学有一个相对独立的任务，就是文化传承的使命。在这个意义上，“神启”的观念与大学理念并没有矛盾，相当长的时间里，大学就是培养神职人员的场所。西方大学的发展与基督教有紧密的联系，突出经学的研究，与教会中的职业团体关系非常密切。所有美国的大学几乎都与基督教有关，也与不同教派之间的争论有关，当然新教的影响要比天主教大。神学院在美国大学发展中是最重要的，早期的大学在相当程度上几乎就是神学院，以哈佛为例，神学院的基本教义是建构在三位一体的基础上，爱默生就在哈佛神学院，他是Unitarian，不知中文该怎么说，（黄：Unitarianism，中文译成唯一神教派。）对，就是反对三位一体，认为只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