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的反思-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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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也使得以个人资本进行行业兼并几乎没有任何可能性，因为没有兼并也就没有垄断，没有垄断也就不可能出现对垄断产品进行大规模生产的可能，这就使得大规模的生产机制，像西方现代的辛迪加、托拉斯，不可能出现在中国的市场中，而所谓现代化正是由这些大规模生产机制所创造的。现在来看，这种大规模生产已经成为现代化的典范，各个发展中国家都在群起效仿，但是，我们不要忘了，这种经济规模曾经有过很大的代价，因为兼并和垄断导致弱势经济群体的破产，因为垄断导致业主高抬价格肆意掠夺消费者，西方的市场也因为受到这种没有节制的产业扩张的危害，最终形成了“反垄断法”，限制市场中的个人的无限发展。而这种经验在中国古代社会的商业活动中几乎是一种相当自觉的意识形态和政府机制的选择。我并不想简单得出一个结论，究竟是中国好，还是西方好，或者是再一次授人以“古以有之”、“早以有之”的口舌，那是一种我所坚决反对的文化的故步自封，是一叶障目的可笑的文化的傲慢。我想提出的是，对儒家思想的批评转化应当在一种健康的心态下开展，而不是预设一个本身就站不住脚的立场，进行一场虚拟的文化讨伐，这样的做法不仅不能真正消解儒家的负面因素，反而把有可能转化的积极因素给抛弃了。所以，儒家批评的理论立场的检讨现在也成了基本问题了。　　　　
　　　　当然，批评儒家不重视个人，因为没有个人所以没有现代民主制度，所谓“内圣开不出外王”已经是老生常谈，但是，儒家关于“民本”的思想资源，由此而产生的士大夫“为天地立命”的胸襟，教导皇帝，监督皇帝，和以“相权”为中心的文官政治对君权的制约和协调，以及经过科举取士，维护民间通向官场的渠道，使民间意志可以通过仕子进入官场，等等，这些传统的道德政治资源是不是完全没有现代意义，是不是与民主政治水火不容，中国古代有机性的政治关系背后所包含的政治理念是不是对工具理性所主导的民主政治完全不能成为参照，完全不能成为改善民主政治的精神资源？　　　　
　　　　可以看到，仅仅只对个人主义这一个因素开展辩难，就可以引出众多的重要问题，因此，更深入地对主要的那些现代性要素进行反思应当是深化启蒙反思的重要课题。


第一部分启蒙的反思——杜维明、黄万盛对话录（20）

　　　　杜：其实，我们说启蒙可以当作正在发展的理念、当作文化现象，或者当作一种心态，除了从现象上了解它，还有一个值得探讨的课题，就是它的核心价值。帕森斯当时曾经提出，现代化是市场经济、民主政治，但是这后面的核心是个人主义。彼特·伯格最近完成了多元多样的文化全球化的研究，对以往的一些基本的假设，他都否定了。比如，全球化是不是可以从美国化来了解，诸如英文的普及、清教伦理、美国的速食、娱乐电视、流行音乐等各方面，这些因素都是可以质疑的。法文、中文和其他的语言，不可能因为文化全球化就被英文所取代。饮食、衣着、娱乐虽然美国大力推广，但是日本、印度、拉美、伊斯兰国家都可能成为文化全球化的生产单位，在各个不同的领域中都可以发挥不同的力量。　　　　
　　　　但是，沿着现代化发展的线索来了解全球化有一个不争的事实：个人的选择越来越多，个人的解放、个人的主体性越来越突出。这已经成为现代性的最重要的指标，所谓个人的尊严、个人的自主的问题。如果我们问启蒙的核心价值为什么增加了个人的选择性、增加了个人的活动空间，传统的枷锁减少了，它和自由的理念、法制、理性，和人权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些是启蒙的核心价值，而且，是现在无论你在东南西北都普遍接受的普世价值。你前面提到除了现在的普世伦理，未来人类的发展还有哪些价值需要突出？从自由的角度来看，是个人的自由，你选择多了你就感觉到自由，饮食的自由、衣着的自由、居住的自由、旅行的自由、宗教的自由、信仰的自由、集会的自由，个人选择的增加，个人活动空间的增加，这些都是必须要有的。再如理性，人是理性的动物，康德说启蒙就是人自觉地运用理性，让理性的光芒照耀世界。现在西方思想界再怎么走解构主义的道路，你都没有办法质疑宽广的理性运作。如果要保障个人的权益，没有法制就根本不可能。很多西方的学者，我想，中国的学者也一样，非常强调法治的重要性，甚至，提出德治。就有人感到很忧虑，如果德治取代了法治，那就成了人治，而不是法治了。再比如，人权是美国、联合国一直在推动的一个价值，而且美国认为这是一个可以普及全球的软性的力量。很多人认为，冷战以后，西方能够向全世界大力宣传的就是人权，人权已经成为不可质疑的基本信念。从儒家的立场看，自由、理性、法治、个人的尊严这些西方价值，不管你的视野多么狭隘、抗拒西方的心态是多么强烈，这些都是不可否认的价值。而且，因为人权不够，你就应当发展人权，徐复观先生20世纪50年代以来很多精力都花在做这方面的工作，他能与殷海光先生在这些方面进行对话。张佛泉先生在20世纪50年代就用中文写了《自由与人权》。应该说，“人权”作为西方核心价值带到中国甚至是比“科学”、“民主”还更重要的理念，后来陈寅恪坚持独立的精神、自由的学术，今天在整个中国学术界还有很大的影响。个人主义、突出个人和启蒙开辟出来的几个利益领域——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公民社会，有不可分割的关系。西方社会，或者说任何一个社会要蓬勃发展，这些价值没有一个是可以缺少的。　　　　
　　　　现在我要问的问题不是这些价值是不是应该扩大延伸，这应该没有什么问题，而是面对人类所碰到的困境，这些价值全都加在一起，是不是足够？当然，每一个都是必要的，但是加在一起是不是就是充分的？是不是所有的价值光谱都展现出来了？回答很简单：还不够，不够充分。我们以前就提到关于启蒙的盲点的问题。这方面我们谈过几次，我觉得还要加强。在这个背景下，因为儒家经过西化和现代化的批评，它的第一个工作是对西方的核心价值能不能有一个创见性的回应，这就是能不能把西方突出的而儒家传统所缺失的价值真正带到儒家的思想理念和实践中，对儒家原来具有的价值进行转化，这个转化包括综合创造的方面。比如自由，一般来说，如果是自由放任的自由，道家比较突出，而儒家并不提倡，但是，自由作为人的主动自觉的选择，那么，孔门的同道，特别是孔子第一代弟子，没有一个不是自觉自愿参加的，没有强迫教育，没有非自由的压力让他们这样选择。它成为自由组合的社群，这个自由组合的社群有一个共同的理想，他们是在自由宽松的氛围里通过自由的交流形成共同的理想，每一个人都有独立自主的人格，有言论的自由、行动的自由、结社和信仰的自由。在儒家传统里好像没有严格的抽象的逻辑系统，但是儒家对理性，特别是合理性、合情合理非常重视，要通过人的自觉、人的反省，“吾日三省吾身”，要学思并重，要知行合一，这些观念的出现和发展都是和儒家理性有关系的。儒家虽然突出“礼”，希望法（刑）的作用不要涵盖一切，但儒家并不反对法律作为社会基本安定的必要条件。但是徒法不行，不能完全靠法，还要看执法的人，这些人应当有比较全面的知识、比较高尚的道德情操。儒家所说的“礼”很大一部分是属于法，特别是习惯法，是比较宽广意义的法。我认为，可以从儒家对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的责任的要求开发出人民的权利的观念，所要求的不只是政治权利，后面还有生存的积极权利、文化发展的权利和集体的权利。可能更宽广的人权观念可以在知识精英、政治精英的责任意识中发展出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对老百姓的要求有持久的意愿去满足，这种运作的方式和人权绝无矛盾，而且可以培养一般人的权利意识与权利实践的能力。


第一部分启蒙的反思——杜维明、黄万盛对话录（21）

　　　　那么，到底个人在儒家中的地位是什么？是不是儒家基本上就是社会伦理，比较重视集体，而轻视个人？这是很值得讨论的。《论语》中所讲的“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后人由此把儒家叫作“为己之学”。孔子在论“仁”时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对仁的修炼实践是靠自己，不是靠别人，突出了“己”的中心，作为一个君子，或者作为儒者、士大夫，孟子有一个非常突出的观点“以先觉觉后觉，以先知觉后知”，“觉”就是觉悟，士大夫应当是既有知识又有觉悟的一批人，这批人当然要有独立人格；修身观点的基本预设就是有本才有末，要使你的“明明德”能够充分发展出来；从“天命之谓性”的角度讲个人和天道之间的联系，在西方是“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中国难道没有这一套？当然是有的，它是“上天之下人人平等”，每一个人都通过天命而有其性，其性就是人人平等，任何一个人，即使是一个罪恶的人，他仍然有超升的可能，靠他自己的自觉，靠自己的努力奋斗，人人皆可为尧舜，人人皆可成圣贤，这都是体现了人的尊严。圣人贤人的性和一般人的性是相同的。以前我们了解“仁”字，是像人偶，两个“人”字，现在，我们在“郭店楚简”中发现“仁”的另一个写法，上面是个“身”，下面是“心”，合在一起为“仁”，这表示“为仁由己”，宋明儒说儒家是“身心之学”。现在来看，什么叫“为己之学”，是“身心之学”、是“心性之学”、是“性命之学”、是“圣贤之学”，整个观念是把人当作一个内在的价值，而不是让人的价值仅仅由它的社会性、它的社会功能来规定，人是独立自主的、有尊严的个人。而且，儒家反对禁欲主义，禁欲主义在基督教、佛教中很突出，但是儒家并不提倡。它所以不讲禁欲主义是因为它对夫妇之大伦特别重视，“天地交泰”是宇宙大化流行、生命生生不息，这都是对人应当有的创造力的充分肯定。儒家对身体也特别重视，主张人应该能够把身体所拥有的全部价值都体现出来。所以，我认为，应当从个人是关系网络的中心点来了解儒家对自我的认识，就关系网络的中心点而言，既有中心点，就是主体性；又有关系网络，就是他的社会性。这两个方面，个体性（主体性）和社会性如何才能配合，成为儒家思想一个重要的议题，也是它的特色。　　　　
　　　　面对西方启蒙所提出的重要价值，由于儒家经过西化的冲击，那些不符合自由、理性、法律、人权的儒家理念和实践基本上受到了全面的批判，包括家庭伦理中一些没有经过反思，甚至在社会上产生强烈的作用例如“三纲”完全被政治化的那些伦理因素，都被严厉地批判过。我认为，儒家的西化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把刚刚所讲的西方启蒙的核心价值，作为批判儒学内部反自由、反法律、反理性、反人权的那些因素的主要的精神武器。这是所谓儒学的西化。什么叫儒学的现代化呢？经过西化的批判后，儒家内部的价值能不能开发出来，或者能不能配合具有中国国情特色又符合现代文明指标的价值，这是儒家现代化的课题。从理论上讲，这方面的工作做得还很不够，比如儒家能不能开出科学？道德理性能不能开出民主？很明显，只有儒家伦理通过西化以后，经过自己的脱胎换骨，才能对中国的现代化做出积极的贡献，才能开出这样的价值。现在我们的想法是，儒家在西化方面已经做了很多工作，从康有为以来，好几代人在做这方面的工作。儒家的现代化方面，至少从“五四”以来，儒家的思想家，特别是1949年以后在海外的那批儒家思想家，他们所做的工作基本上都是代表了人文精神之重建。儒家的现代转化这方面的努力，是希望以经过西化洗礼而存活下来的、仍然有生命力的儒家价值，来促进当代中国的现代化。在这个奋斗过程中发现了有一些儒家的核心价值不仅是普世价值，而且面对西方的启蒙的核心价值而言，可以做出积极的贡献。　　　　
　　　　在西方突出自由的时候，如何保障平等一直是大家关心的，像罗尔斯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能够把公义的问题带进来，事实上是想在康德和实用主义之间能够找到结合点。这和儒家强烈地关心公益的问题当然有相似之处，而且可以相互参照。另外很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当代思想家对理性所开展出来的价值也在进行深度的反思，哈贝马斯讲沟通理性，事实上是承认“他者”的存在，个人不作为孤立绝缘的个体，而是沟通的存在，所以是开放的、变动不居的、始终在进行自我转化的。这样的个人拥有一个重要的价值，这个价值现在西方的心理学、社会心理学都非常重视，这就是同情，用佛教的话讲就是慈悲，用孟子讲的话就是恻隐之心。关于这个价值，现在，从道德推理来看，尤其是儿童道德心理，同情远远先于理性，也比理性有更大的包容性，没有同情的理性，会造成非常大的祸害，而没有理性的同情也会造成负面的后果，比如溺爱，等等，但危害远不如没有同情的理性那么大。同情有很大的涵盖性和很强的根源性，如何把同情带入启蒙理性，成为人类的价值公产，这是个艰巨的课题。很多宗教领袖之所以影响力要远远超出分析能力极强的哲学家，就和对同情的关注有关；甚至政治选举，为什么有些人政治魅力特别高，比如克林顿，很多人认为，如果把克林顿和布什相比，克林顿比较有人情味，能够表现同情，能够与受苦受难的边缘化的人群对话，特别是少数民族，这是个非常重要的价值。　　　　
　　　　另外，面对法律，他们现在把“礼”译成civility，就是公民社会的那个“公民”，这个价值太重要了，假如没有civility，一个社会的法律系统无论多么完善，也无法运转。孔汉思现在大力推动《责任宣言》，所谓“责任”，如果是仅仅依靠一套官方的意识形态、依靠政府的行政权威，是绝对行不通的，因为现在参加《责任宣言》的基本上以前都是总统、总理这类人物，这些人政治性很强，常常被误解成为权威政治造势的一种活动，但是，如果你把责任当作领导者对一般人民负责，或者有权有势的个人和集团对被边缘化的弱势群体应当负责，这当然是件好事。　　　　
　　　　还有一个应当注意的重要方面，除了个人尊严和个人发展以外，现在全球意识出现了，也可以说是生命共同体的意识的出现，关乎到社群凝聚力，特别是把社群当作地球村。从这方面来看，面对人类遭遇的重大挑战，资源、水、空气、能源各个方面的来自自然的挑战，如果自由、理性、法律、人权，不加上公义、礼让、同情和责任，以个人主义为社会唯一的凝聚力，是不可能回应我们所面对的挑战的，所以我认为启蒙的这条路还应当走得更宽，哈贝马斯的努力还只是在启蒙理性的大范围中扩展空间，而我们从儒学角度的反思和他相比是有所不同的，我们一方面是让启蒙开发出来的价值资源更加深化，另一方面，启蒙本身不能开发的价值以及它自身的一些盲点，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