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想录-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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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里我只是偶尔听见人用世界语交谈。现在来到大会会场，会场内外，上上下下，到处都是亲切的笑脸，友好的交谈，从几十个国家来的人讲着同样的语言，而且讲得非常流畅、自然。在会场里人们报告、讨论，用世界语就像用本民族语言那样地纯熟。坐在会场里，我觉得好像在参加和睦家庭的聚会一样。对我来说这是第一次，但是我多年来盼望的、想象的正是这样，我感到遗憾的只是自己不能自由地使用这种语言，它们从别人口里出来像潺潺的流水，或者像不绝的喷泉；有时又很像唱歌或者演奏乐曲，听着听着甚至令人神往，使人陶醉。但是它们从我的嘴里出来，却像一些不曾磨光的石子堵在一处，动不了。不过我并不灰心，我们中国代表团里的年轻人讲得好，讲得熟。他们交了不少新朋友，他们同朋友们谈得很融洽，希望在他们的身上。
我去北欧前，友人几次劝我不要参加这次大会，甚至在动身前一两天，还有一位朋友劝阻我，他认为我年纪大了，不应当为这样的会奔波。他们都没有想到这些年，我一直关心国际语的问题，经过这次大会，我对世界语的信念更加坚强了。世界语一定会成为全体人类公用的语言。
中国人把Esperanto称为“世界语”，我认为这种译法很好。经过九十三年的考验，波兰人柴门霍甫大夫创造的Espe — ranto成了全世界人民所承认的惟一的“世界语”了。它已经活起来，不断地丰富、发展，成了活的语言。我开始学习世界语的时候只有一本薄薄的卡伯（Kabe）博士的字典，现在我可以使用一千三百页的插图本大字典了。世界语的确在发展，它的用途在扩大，参加大会的一千七百多人中间，像我这样的老年人只占少数，整个会场里充满了朝气，充满了友情。
在斯德哥尔摩我还有一些瑞典朋友，因此我也有不少会外活动。朋友们见面首先问我关于世界语的事情，他们不大相信它会成为真正的“世界语”。我便向他们宣传，说明我的看法：世界语一定会大发展，但是它并不代替任何民族、任何人民的语言，它只能是在这之外的一种共同使用的辅助语。每个民族都可以用这种辅助语和别的民族交往。我常常想：要是人人都学世界语，那么会出现一种什么样的新形势，新局面！倘使在全世界就像在大会会场一样，那该有多好！世界语是易学易懂的，这是人造语的长处，不仅对于欧洲人，对于我们亚洲人，对其他的民族也是如此。但即使是人造语吧，它既然给人们使用了，活起来了，它就会发展、变化，而且一直发展、变化下去，由简单变为复杂，由贫乏变为丰富、更丰富……而且积累起它的文化遗产……
从国际世界语大会的会场，回到上海西郊的书斋，静夜里摊开那本厚厚的世界语大字典，我有很多的感想。想到我们的文字改革的工作，我不能不发生一些疑问：难道我们真要废除汉字用汉语拼音来代替吗？难道真要把我们光辉的、丰富的文化遗产封闭起来不让年轻人接触吗？我并不完全反对文字的简化，该淘汰的就淘汰吧，但是文字的发展总是为了更准确地表达人们的复杂思想，决不只是为了使它变为更简单易学。在瑞典、在欧洲、在日本……人们每星期休息两天，难道我们中国人就永远忙得连学习的工夫也没有！忙得连多认一两个字的时间也没有！忙得连复杂的思想也不会有？！我们目前需要的究竟是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还是使我们的文字简单再简单，一定要鬥斗不分、麵面相同？我不明白。在九亿人口的国家里，文字改革是大家的事情，慎重一点，听听大家的意见，总没有害处。
世界语（2）
八月二十四日
说真话
最近听说上海《新民晚报》要复刊。有一天我遇见晚报的前任社长，问起来，他说：“还没有弄到房子，”又说：“到时候会要你写篇文章。”
我说：“我年纪大了，脑子不管用，写不出应景文章。”
他说：“我不出题目，你只要说真话就行。”
我不曾答应下来，但是我也没有拒绝，我想：难道说真话还有困难！
过了几天我出席全国文联的招待会，刚刚散会，我走出人民大会堂二楼东大厅，一位老朋友拉住我的左胳膊，带笑说：“要是你的《爝火集》里没有收那篇文章就好了。”他还害怕我不理解，又加了三个字：“姓陈的。”我知道他指的是《大寨行》，我就说：“我是有意保留下来的。”这句话提醒我自己：讲真话并不那么容易！
去年我看《爝火集》清样时，人们就在谈论大寨的事情。我曾经考虑要不要把我那篇文章抽去，后来决定不动它。我坦白地说，我只是想保留一些作品，让它向读者说明我走过什么样的道路。如果说《大寨行》里有假象，那么排在它前面的那些文章，那许多豪言壮语，难道都是真话？就是一九六四年八月我在大寨参观的时候，看见一辆一辆满载干部、社员的卡车来来去去，还听说每天都有几百个参观、学习的人。我疑惑地想：这个小小的大队怎么负担得起？我当时的确这样想过，可是文章里写的却是另外一句话：“显然是看得十分满意。”那个时候大队支部书记还没有当上副总理，吹牛还不曾吹到“天大旱，人大干”每年虚报产量的程度。我的见闻里毕竟还有真实的东西。这种写法好些年来我习以为常。我从未考虑听来的话哪些是真，哪些是假。现在回想，我也很难说出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可能是一九五七年以后吧。总之，我们常常是这样：朋友从远方来，高兴地会见，坐下来总要谈一阵大好形势和光明前途，他谈我也谈。这样地进行了一番歌功颂德之后，才敞开心来谈真话。这些年我写小说写得很少，但是我探索人心的习惯却没有给完全忘掉。运动一个接着一个没完没了，每次运动过后我就发现人的心更往内缩，我越来越接触不到别人的心，越来越听不到真话。我自己也把心藏起来藏得很深，仿佛人已经走到深渊边缘，脚已经踏在薄冰上面，战战兢兢，只想怎样保全自己。“十年浩劫”刚刚开始，为了让自己安全过关，一位三十多年的老朋友居然编造了一本假账揭发我。在那荒唐而又可怕的十年中间，说谎的艺术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谎言变成了真理，说真话倒犯了大罪。我挨过好几十次的批斗，把数不清的假话全吃进肚里。起初我真心认罪服罪，严肃对待；后来我只好人云亦云，挖空心思编写了百份以上的“思想汇报”。保护自己我倒并不在乎，我念念不忘的是我的妻子、儿女，我不能连累他们，对他们我还保留着一颗真心，在他们面前我还可以讲几句真话。在批判会上，我渐渐看清造反派的面目，他们一层又一层地剥掉自己的面具。一九六八年秋天一个下午他们把我拉到田头开批斗会，向农民揭发我的罪行；一位造反派的年轻诗人站出来发言，揭露我每月领取上海作家协会一百元的房租津贴。他知道这是假话，我也知道他在说谎，可是我看见他装模作样毫不红脸，我心里真不好受。这就是好些外国朋友相信过的“革命左派”，有一个时期我差一点也把他们当做新中国的希望。他们就是靠说假话起家的。我并不责怪他们，我自己也有责任。我相信过假话，我传播过假话，我不曾跟假话作过斗争。别人“高举”，我就“紧跟”；别人抬出“神明”，我就低首膜拜。即使我有疑惑，我有不满，我也把它们完全咽下。我甚至愚蠢到愿意钻进魔术箱变“脱胎换骨”的戏法。正因为有不少像我这样的人，谎话才有畅销的市场，说谎话的人才能步步高升。……
现在那一切都已经过去，正在过去，或者就要过去。这次我在北京看见不少朋友，坐下来，我们不谈空洞的大好形势，我们谈缺点，谈弊病，谈前途，没有人害怕小报告，没有人害怕批斗会。大家都把心掏出来，我们又能够看见彼此的心了。
九月二十日
《人到中年》
几个月前我的一个侄女从遥远的边疆写信来说：“我们工作很忙，设计任务一个接着一个。作为技术骨干，总想把自己的一切都投到四化中去，加班加点经常工作到深夜，回到家中，家务劳动又重，真有筋疲力尽之感。最近《收获》中里的陆大夫就是我们这些中年科技人员的写照。……一些基层干部总喜欢那些‘唯唯诺诺’、无所作为的人，而对我们这些‘大学生’总有些格格不入……”
《人到中年》是谌容同志的中篇小说，陆大夫是小说中的主人公眼科医生陆文婷。半年多来我听见不少的人谈论这部小说，有各种各样的看法；起初还听说有一份省的文艺刊物要批判它。以后越来越多的读者出来讲话，越来越多的读者在小说中看见了自己的面影。的确到处都有陆大夫，她（他）们就在我们的四周。她（他）们工作、受苦、奋斗、前进，或者做出成绩，或者憔悴死去……小说真实地反映了我们的现实生活。
三十年来我对自己周围的一切绝非视若无睹。但是读了《人到中年》后我一直忘不了这样一个事实：今天在各条战线上干工作、起作用，在艰苦条件下任劳任怨、鞠躬尽瘁的人多数是解放后培养出来的一代知识分子，也就是像陆文婷那样的“臭老九”。（“臭老九”这个称号固然已经不用了，但是在某些人的心里它们还藏得好好的、深深的，准备到时候再拿出来使用。）正是靠了这无数默默地坚持工作的中年人，我们的国家才能够前进。要搞“四化”，即使是搞中国式的“四化”吧，也离不开他们。那么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让他们心情舒畅，多做工作、多做贡献，有什么不好？！即使办不到这个，把他们的真实情况写出来，让大家多关心他们，多爱护他们，又有什么不好？！
读了小说的人没有不同情陆大夫的处境；但是我更敬佩她的“勇气和毅力”，敬佩她那平凡的不自私，她那没有尘埃的精神世界使我向往，使我感动。有人说作者不应该把陆大夫的遭遇写得那样凄惨，也不应该在“外流”的姜亚芬医生的身上倾注太多的同情；还有人责备作者“给生活蒙一层阴影”。有人质问：“难道我们新社会就这样对待知识分子？”“难道外流的人会有爱国心？”但是更多的人，越来越多的人却说：“小说讲了我们心里的话。”
我们已经吃够了谎言的亏，现在到了多讲真话的时候了。我们的生活里究竟有没有阴影，大家都知道，吹牛解决不了问题。我喜欢这本小说。我有这么一个习惯，读了好的作品，我会感到心灵充实，我会充满对生活的热爱；我有一种愿望，想使自己变得善良些、纯洁些、对别人有用些。《人到中年》写了我们社会的缺点，但作者塑造的人物充满了爱国主义的感情，这种感情不是空洞的、虚假的，而是深沉的，用行动表示出来的。我接触到她（他）们的心，我更想到我那位遍体伤痕的母亲，我深深感觉到我和祖国血肉相连的关系。是她把我养育大的，是她使我拿起笔走上文学道路的，我从她那里不断地吸取养料。她有伤，所有她的儿女都应当献出自己的一切给她治疗。陆大夫就是这样的人，她就是不自私地献出一切的。在中国她（他）们何止千千万万！同她（他）们一起为社会主义祖国尽力，我感到自豪，我充满信心。还有姜亚芬医生，对她，对她（他）们，祖国母亲也会张开两只胳膊欢迎。难道海外华侨就不热爱祖国？难道外籍华人对故土就没有感情？只要改善工作条件，“外流”也可以变为“内流”。建设新中国，人人有责任。这个伟大的、严肃的工作决不是少数人可以垄断的，文学的事业也是这样，一部作品的最好的裁判员是大多数的读者，而不是一两位长官。作者在作品里究竟是说真话还是贩卖谎言，读者们最清楚。
九月二十二日
再论说真话（1）
我的《随想》并不“高明”，而且绝非传世之作。不过我自己很喜欢它们，因为我说了真话，我怎么想，就怎么写出来，说错了，也不赖账。有人告诉我，在某杂志 ① 上我的《随想录》 （第一集）受到了“围攻”。我愿意听不同的意见，就让人们点起火来烧毁我的《随想》吧！但真话却是烧不掉的。当然，是不是真话，不能由我一个人说了算，它至少总得经受时间的考验。三十年来我写了不少的废品，譬如上次提到的那篇散文，当时的劳动模范忽然当上了大官，很快就走向他的反面；既不“劳动”，又不做“模范”；说假话、搞特权、干坏事倒成了家常便饭。过去我写过多少豪言壮语，我当时是那样欢欣鼓舞，现在才知道我受了骗，把谎言当做了真话。无情的时间对盗名欺世的假话是不会宽容的。
奇怪的是今天还有人要求作家歌颂并不存在的“功”、“德”。我见过一些永远正确的人，过去到处都有。他们时而指东，时而指西，让别人不断犯错误，他们自己永远当裁判官。他们今天夸这个人是“大好人”，明天又骂他是“坏分子”。过去辱骂他是“叛徒”，现在又尊敬他为烈士。本人说话从来不算数，别人讲了一句半句就全记在账上，到时候整个没完没了，自己一点也不脸红。他们把自己当做机器，你装上什么唱片，他们唱什么调子；你放上什么录音磁带，他们哼什么歌曲。他们的嘴好像过去外国人屋顶上的信风鸡，风吹向哪里，他们的嘴就朝着哪里。
外国朋友向我发过牢骚：他们对中国友好，到中国访问，要求我们介绍真实的情况，他们回去就照我们所说向他们的人民宣传。他们勇敢地站出来做我们的代言人，以为自己讲的全是真话。可是不要多长的时间就发现自己处在尴尬的境地：前后矛盾、不能自圆其说，变来变去，甚至打自己的耳光。外国人重视信用，不会在思想上跳来跳去、一下子转大弯。你讲了假话就得负责，赖也赖不掉。有些外国朋友就因为贩卖假话失掉信用，至今还被人抓住不肯放。他们吃亏就在于太老实，想不到我们这里有人靠说谎度日。当“四人帮”围攻安东尼奥尼的时候，我在一份意大利“左派”刊物上读到批判安东尼奥尼的文章。当时我还在半靠边，但是可以到邮局报刊门市部选购外文“左派”刊物。我早已不相信“四人帮”那一套鬼话，我看见中国人民越来越穷，而“四人帮”一伙却大吹“向着共产主义迈进”。报纸上的宣传和我在生活中的见闻全然不同，“四人帮”说的和他们做的完全两样。我一天听不到一句真话，偶尔有人来找我谈思想，我也不敢吐露真心。我怜悯那位意大利“左派”的天真，他那么容易受骗。事情过了好几年，我不知道他今天是左还是右，也可能还有人揪住他不放松。这就是不肯独立思考而受到的惩罚吧。
其实我自己也有更加惨痛的教训。一九五八年大刮浮夸风的时候我不但相信各种“豪言壮语”，而且我也跟着别人说谎吹牛。我在一九五六年也曾发表杂文，鼓励人“独立思考”，可是第二年运动一来，几个熟人摔倒在地上，我也弃甲丢盔自己缴了械，一直把那些杂感作为不可赦的罪行；从此就不以说假话为可耻了。当然，这中间也有过反复的时候，我有脑子，我就会思索，有时我也忍不住吐露自己的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