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想录-第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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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遗体由回教协会安葬在回民公墓。孩子们起初不同意，经过说服，一切都顺利解决。我也参加了公葬仪式，我后来也去过公墓。公墓在徐家汇，地方不大。两个孩子健康地成长起来，图书全部捐赠给了学校。一九七二年他的儿子有事情到上海，再去扫父亲的墓，可是找不到墓地在什么地方。
关于马宗融大哥我还可以讲许多事情，但是对于读者，我看也没有多讲的必要了。我们有一个习惯：写纪念文章总喜欢歌功颂德，仿佛人一死就成为圣人，私人的感情常常遮住作者的眼睛。还有人把文章作为应酬的礼品，或者炫耀文学的技巧，信笔书写，可以无中生有，逢凶化吉，夸死者，也夸自己。因此许多理应“盖棺论定”的人和事都不能“盖棺论定”，社会上还流传着种种的小道新闻。
然而关于马宗融大哥，大概可以盖棺论定了吧。三十三年来在多次的运动中未见有人出来揭发他，也不曾为他开过一次批判会。他虽然死亡，但死后并未成为圣人，也不见一篇歌颂他的文章。人们似乎忘记了他。但是我怎么能忘记他呢？他是对我最好的一位朋友，他相信我，要是听见人讲我的坏话，他也会跟人打架。我不想在这里多谈个人的感情。我从来不把他当做圣人。他活着时我常常批评他做得太少，不曾把自己的才智贡献出来。他只留下一本薄薄的散文集《拾荒》，和用文言写的《法国革命史》（也是薄薄的一本）；还有两本翻译小说：屠格涅夫的《春潮》和米尔博的《仓库里的男子》，字数都不多。我知道他的缺点很多，但是他有一个长处，这长处可以掩盖一切的缺点。他说过：为了维护真理顾不得个人的安危，他自己是这样做到了的。我看见中国知识分子的正气在他的身上闪闪发光，可是我不曾学到他的长处，也没有认真地学过。过去有个时期我习惯把长官的话当做真理，又有一个时期我诚心奉行“明哲保身”的古训，今天回想起来，真是愧对亡友。这才是我的欠债中最大的一笔。
怀念马宗融大哥（4）
现在是还债的时候了。我怎么还得清呢？他真应当替我担心啊。我明白了。那一团火并没有熄灭，火还在燃烧，而且要永远燃烧。
一月二十九日写完
《随想录》日译本序
日本东京筑摩书房要出版《随想录》的日文译本，主持人柏原先生和译者来信征求意见，并要我为日译本写一短序。我感谢他们把我的著作介绍给日本的读者。我回信说，还有一位刈间先生也在翻译这两本小书，我也同意了。至于写序的事，我说身体不好，写字困难，不写什么了。
我讲的是真实情况。但是回信寄出以后，傍晚在院子里散步，我想起了这两三年的生活和著作，特别是那两本引起了强烈反应的《随想录》，我的心也不平静。我担心日本的读者不一定理解我的用意，觉得我应该向他们讲几句话，用我自己的话说，就是掏出自己的心。
我说过我要写五本《随想录》，我有自己的想法：我意外地“闯进”文坛，探索了五十多年，在结束文学生活之前，我应当记下我对艺术和人生的一些看法，我个人的独特的看法。通过了几十年的创作实践，经历了多少次的大小失败，我总算懂得一点创作的甘苦吧，我也有权向读者谈谈它们。
日本的读者也知道我们经历了十年的浩劫，但是这浩劫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他们可能也讲不清楚。我以为不是身历其境、不曾身受其害、不肯深挖自己灵魂、不愿暴露自己丑态，就不能理解这所谓十年浩劫。两年前我在东京同木下顺二先生对谈，我说我们吃够了苦头，可是别的国家的朋友免掉了灾难，十年浩劫是和全人类有关的大事。我们的惨痛的经验可以帮助人们了解“极左”的空话会把人引到什么地方去。我又说，古今中外的作家中，谁有过这种可怕而又可笑、古怪而又惨痛的经历呢？我们没有一个人逃掉，大家死里逃生、受尽磨炼，我们有权利、也有责任写下我们的经验，不仅是为我们自己，也是为了别人，为了下一代，更重要的是不让这种“浩劫”再一次发生。我对日本作家说我们历尽艰辛，也可以引以为骄傲。去年九月在巴黎一位法国汉学家对我说：“你们遭逢了那样的不幸，却能够坚持下来活到今天，值得尊敬。”我说：“我出尽了丑，想起来自己也感到可笑又可悲。”他严肃地坚持说：“还是值得尊敬。”我听说那个时候在巴黎也有人搞起“五月风暴”。
他的声音还在我的耳边。我要求的并不是“尊敬”。我希望的是心的平静。只有把想说的话全说出来，只有把堆积在心上的污泥完全挖掉，只有把那十几年走的道路看得清清楚楚、讲得明明白白，我才会得到心的平静。
我经常思考那位汉学家的谈话，我感觉到在十年的惨痛生活中我并不是一无所得，我的心灵中多了一样东西。它是什么，连我自己也说不明白。但是它在发光，它在沸腾，它在成长。我也要挖出它来，才能结束我的《随想录》。
是的，我还要续写《随想录》。我是从解剖自己、批判自己做起的。我写作，也就是在挖掘，挖掘自己的灵魂。必须挖得更深，才能理解更多，看得更加清楚。但是越往深挖，就越痛，也越困难。写下去并不是容易的事。不管怎样，我要努力写，努力挖，我相信我的努力不会是白费的。
前些时候有人批评《随想录》“忽略了文学技巧”。我不想替我的小书辩护，不过我要声明：我也不是空手“闯进”文坛，对一个作家来说，更重要的是艺术的良心。《随想录》便可以给我的话作证。
二月二十日
《小街》（1）
近来在家养病，星期天下午看电视节目，没有人来打扰，我安静地看完了影片《小街》。
早就听说有这么一部影片，有人说好，有人说不好。我两三年没有进过上海的影剧院，只是在家看电视，而且只能“有啥看啥”。这次总算看到了《小街》。
影片不是十全十美，它甚至使我感到十分难受。然而它又是那么真实，使我看后很难忘记。“青年司机”和“黑五类”的女儿的身影一直在我眼前“徘徊”。
我不是在这里评论影片，我只想谈谈自己看过《小街》后的思想活动以及影片给我引起的一些联想。
在影片的最后有几种不同“结尾”的设想，我不管这些，我只说有两句话（不仅这两句，还有些和这类似的话）打动我的心。说打动了心也许不恰当，更可能是一种启发。我打一个比方：我的思路给堵住了，想前进，却动不了，仿佛面前有一道锁住的门，现在找到了开门的钥匙。像钥匙一样的两句话就是：
夏司机说的：“经历了十年悲剧之后，我们应该感到，今天的生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有意义了……”
俞姑娘说的：“十年的动乱卷走了我们这一代人的青春，但它卷不走我们心中比青春更美好的东西。”
我有这样一种感觉：“啊，我抓住了！”我在探索中所追求的正是这个。
“四人帮”垮台以后我探索了几年。一九七八年我说：还需要大反封建；一九七九年我的内伤还在出血；一九八○年我告诉日本朋友：我们做了反面教员，让别国人民免遭灾难。去年我离开法国的前夕，在巴黎和几位汉学家聚谈，有人提到我在浩劫中活下来的事。对我们看做很寻常的事情，他们却严肃地对待，我不能不思考。我回到旅馆想了好些时候。第二天到了瑞士苏黎世，在一家清静的旅舍一间舒适的客房里休息，我坐在窗前椅上苦思。我明确地感觉到我的心灵中多了一样东西，这是在十年动乱之前所没有的。一九八○年我在东京说，经过了生死考验的大关，我感觉到骄傲，其实这有什么可骄傲的呢？第一次侥幸活下来，第二次也会死去，倘使我不珍惜这一段时间利用它多做一点好事。在东京我还不知道有这个在心灵中新生出来的东西，但是到了半年以前我不但感觉到它的存在，我还好像看见它在发光，它在沸腾……还有什么，我就说不清楚了。
我继续探索，思考。我需要更深地挖掘我的心灵。但是不知怎样我无法前进，仿佛我走进了影片中的小街，不停地敲着两扇黑漆的旧木门，一直没有应声。我一连敲了几个月，但我并不是白白在敲打，我从门缝里逐渐看到院子里的情景。
现在有了应声，而且门缓缓地开了，虽然只开了一个缝，但是我可以把头伸进里面，我瞥见了我正在寻找的东西。
这不是让人猜谜。我在讲自己的探索和它的一点收获。我仿佛在一条小街上，挨门挨户地询问，想弄清十年的压迫和折磨给我留下多少东西。
我终于明白：除了满身伤痕，除了惨痛教训，我多了一颗同情的心，我更爱受难的同胞，更爱善良的人民。我并不想夺回十年失去的时间，我却愿意把今后的岁月完全贡献出去。这才是我的真实思想，只有做到这样我的心才会得到安宁。
我提到心的安宁，因为在过去一段时期中我受够人们的折磨，那以后又是回忆折磨着我。我忘不了含恨死去的亲人，我忘不了一起受苦的朋友，我忘不了遭受摧残的才华和生命，我忘不了在侮辱和迫害中卑屈生活的人们，我忘不了那些惨痛的经历，那些可怕的见闻。……但是这一切的回忆都只能使我感到我和同胞们的血肉相连的关系。甚至在大马路上贴出对我的“大批判专栏”、熟人在路上遇见不敢相认的时候，我仍然感觉到人间的温暖，我的心上还燃烧着对同胞的爱。我的记忆里保留着多少发亮的东西，是泪珠，是火花，还是使心灵颤动的情景？我还记得在机关的“牛棚”里我和一位朋友分吃一块面包，因为食堂不把晚饭饭菜卖给我们。有一天下午我们受到无理批判和粗暴申斥之后，我对朋友说：“保重身体啊。”他拍拍我的胳膊说：“你也要保重啊！”我感到两个人的心，许多人的心互相靠近，贴在一起。除了给揪到机关和学校批斗不让回家，在“五·七干校”劳动和学习一共不到三年之外，我每晚从“牛棚”回家，走过门外竹篱，心里十分激动，仿佛一根绳子拉着我的心进了家门。这样的对亲人的感情我以前从未感觉到。……
前些年我朦胧地感觉到的东西现在看得比较清楚了。它应该是爱，是火，是希望，是一切积极的东西罢。许多许多人活下来坚持下去，就是靠了这个。许多许多人没有活到今天，但是他们把爱、把火、把希望留给了我们，而且通过我们留给后代。不止一次地我站在死者的灵前默默地祝告说：“放心吧，我们有责任让你活下去。”
所以我理解影片中夏司机的感情。影片中人物不多，都没有名字，有的（包括着男女主角在内）只有姓。故事也很简单。一个青年司机认识了一个少年，他帮助少年采集草药给靠边受审的母亲治病。不久司机发现少年是个姑娘，她因为“跟妈妈划不清界限”让人剪去了头发。司机决定买假发送给她。他花钱买不到，就拿走演员的假辫子，虽然他留下了钱，但是让人抓住，给打得半死。靠了一位老工人和一位老医生的好意他才活了下来，虽然他的视力大受损害。他摸索着再走到那条小街，但是他称为“弟弟”的姑娘的家门紧紧关闭，别人告诉他：“人早走了……门上还贴着封条。”从此他再也找不到她。他到处打听她的消息。他写成电影剧本，设想了种种的“结尾”。他始终不曾停止探索和追求。有可能她第二次在他的生活里出现，也有可能她已经永远消失。在那十年中间，这样的人和这样的事，我见得太多了。看完《小街》，我觉得又一次接触到那些熟人的心灵深处。我又回顾过去那段黑暗时期的生活，我觉得眼前明亮，影片像一双医生的手使我的眼睛睁得更大了。
《小街》（2）
去年在巴黎我回答法国记者说，我不喜欢“伤痕文学”这种说法。十年浩劫造成的遍地创伤，我不能否认。揭露伤痕，应当是为了治好它。讳言伤痛，让伤疤在暗中溃烂，只是害了自己。但也有人看见伤疤出血就惊惶失措，或则夸大宣传，或则不准声张。这些人都忘记了一件更重要的事情：人们应当怎样对待那些伤痕，这半年来我反复思考的正是这个。
我也有数不清的内伤，正是它们损害了我的健康，但也正是它们使我感觉到自己和同胞、和人民不可分离的共同的命运。……
现在我找到更恰当的说明了。感谢影片的导演和剧作者把我引进了小街，让我在小楼上遇见双目伤残的青年司机，听到他那么坚决的声音：“如果对未来不抱有什么希望，我的眼睛宁可瞎掉。”他始终不放弃他的询问，他的探索，他的追求。这决心，这希望从什么地方来？他自己告诉了我们：要“把自己微薄的心愿赠给自己的同类”。这也就是俞姑娘所说的“心中比青春更美好的东西”—— 十年动乱所卷不走、反倒加强了的东西。
我也有这样一个微薄的心愿。
三月二日
三论讲真话（1）
我昨天读完了谌容的中篇小说《真真假假》①。我读到其中某两三段，一个人哈哈地笑了一阵子，这是近十几年来少有的事。这是一篇严肃的作品。小说中反映了一次历时三天的学习、批判会。可笑的地方就在人们的发言中：这次会上的发言和别人转述的以前什么会上的发言。
笑过之后，我又感到不好受，好像撞在什么木头上，伤了自己。是啊，我联系到自己的身上，联系到自己的经历了。关于学习、批判会，我没有做过调查研究，但是我也有三十多年的经验。我说不出我头几年参加的会是什么样的内容，总不是表态，不是整人，也不是自己挨整吧。不过以后参加的许多大会小会中整人被整的事就在所难免了。但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表态，说空话，说假话。起初听别人说，后来自己跟着别人说，再后是自己同别人一起说。起初自己还怀疑这可能是假话、那可能是误传，这样说可能不符合事实等等、等等。起初我听见别人说假话，自己还不满意，不肯发言表态。但是一个会接一个会地开下去，我终于感觉到必须甩掉“独立思考”这个包袱，才能“轻装前进”，因为我已经在不知不觉中给改造过来了。于是叫我表态就表态。先讲空话，然后讲假话，反正大家讲一样的话，反正可以照抄报纸，照抄文件。开了几十年的会，到今天我还是怕开会，我有一种感觉，有一种想法，从来不曾对人讲过，在会议的中间，在会场里，我总觉得时光带着叹息在门外跑过，我拉不住时光，却只听见那些没完没了的空话、假话，我心里多烦。我只讲自己的经历，我浪费了多少有用的时间。不止我一个，当时同我在一起的有多少人啊！
“大家都在浪费时间”，这种说法可能有人不同意。这个人可能在会上夸夸其谈、大开无轨电车，也可能照领导的意思、看当时的风向发表言论。每次学习都能做到“要啥有啥”，取得预期的效果。大家都“受到深刻的教育，在认识上提高了一步”。有人说学习批判会是“无上的法宝”。而根据我的经验、我的收获却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我只是在混时间。但是我学会了说空话，说假话。有时我也会为自己的假话红脸，不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