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想录-第3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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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名字，仿佛他们是我的亲友。贝热隆先生是这家出售中国图书的书店店主，他了解我的心情，他为我的忙碌高兴，他还在旁边插话介绍我在法国访问的日程。这些年轻人大都是常来的顾客，他们一下子就把桌上一大堆新出的法译本《家》搬光了。这一个小时过得多么快！朋友们催我走，我的心却愿意留在读者们的中间。分别的时候那个在北京学过汉语的女店员紧紧握着我的手，激动地说：“请再来！”我笑着回答：“我一定来。”凤凰书店的名字从此印在我的心上。我万万想不到一年以后我会在法国报纸上看到凤凰书店被人破坏的消息：店面焚毁，店员受伤，剪报是尼斯的法国朋友寄来的。我立刻想到贝热隆先生，这对他该是多大的打击。我托人发去了慰问的电报。又过了一年多，一直到这次动身的前夕，我才知道书店已经恢复，由贝热隆先生继续负责。我多么想同贝热隆先生见面，并且在复兴的凤凰书店畅谈。这是我三访巴黎的一个心愿。愿望终于成了现实。尽管那个上午意外地下起了雨，但是小小的书店里仍然有不少的读者。贝热隆先生发出爽朗的笑声在店门口迎接我们。看到他的笑脸，我抑制不住奔放的感情，很自然地扑了过去。我们紧紧地抱在一起。他无恙，我也活着，书店比两年前更兴旺，书也似乎多了些。我又听见贝热隆先生的响亮的声音，他不休止地谈论中法人民的友情。我在一本又一本的新书上写下自己的名字。我写字吃力，却并不感到疲劳，我又看见那些讲着我熟悉的语言的年轻人，也可以说我又见到了五十多年前的自己。我在书店里又待了一个小时，告别前我还和店员们在门前照了相。我感到遗憾的是那位在一年前受了伤的女店员到北京访问去了，我没有能同她握手表示慰问。但是在书店里我意外地见到车夫人，两年前在尼斯殷勤接待我们的女主人，她刚刚访问了中国回来就赶到书店来同我们相见，她还带了一本新出的我的短篇集《复仇》，薄薄的一本书，上面似乎还留着二十年代一个中国青年的面影，我好像做了一场大梦，我不再是那个在卢骚（梭）像前徘徊的孤寂的年轻学生了，我有了这么多的朋友，我感激地为她签了名，题了字。
第二天我和一位朋友去拜访马纪樵夫人，她是法中友协的另一位负责人，一九七九年我第二次访问巴黎曾受到她的亲切接待。她经常开着小车到旅馆来接我出去进行参观活动。这一次我没有看见她，问起来才知道她伤了脚在家休养，又听说她在写一本关于中国农村的书，她曾在我国北方农村做过几次调查。马夫人住在郊外的一所整洁的公寓里，他们夫妇在家中等待我们。夫人的伤已经好多了，她的情绪很高，宾主坐下互相问好之后我们又开始坦率交谈。我很想知道法国知识界的情况，主人谈了她的一些看法。正直，善良，真诚，坦率，喜欢独立思考……二十年代我见到的知识分子就是这样。今天，服装略有改变，谈吐稍有不同，但是精神面貌变化不大。我会见新朋友或者旧相识，谈起来，即使有分歧，他们甚或发表尖锐的意见，可是我看得出他们是怀着友情来接近我们的。有些人对政治兴趣不大，却希望多了解新中国，愿意同我们交朋友。法国人是好客的民族，二十年代中我就在巴黎遇见从世界各地来的流亡者。拜访马夫人的前一天，我们几个人在一家中国饭馆吃中饭。店主是从柬埔寨出来的华侨难民，他告诉我们法国人对外国侨民并不歧视。我三次访法，尽管中国的地位增高，尽管我的年纪增长，尽管我停留的时间很短，可是我仿佛回到了自己十分熟悉的地方。法国人还是那样友好，那样热情，那样真诚，那样坦率。我特别喜欢他们的坦率，我回国以后读到一位巴黎朋友发表的文章，是他自己寄给我的，谈到某一件事，我在巴黎答复记者说我不知道，而那位朋友却认为我一定知道，因此将我挖苦几句。他的坦率并不使我生气。朋友间只有讲真话才能加深相互了解，加深友情。有些人过分重视礼貌，在朋友面前有话不讲，只高兴听别人的好话，看别人的笑脸，这样交不上好朋友。别人不了解我并不等于反对我，事情终于会解释明白，有理可以走遍天下。他要是不能说服我，我决不会认错。我并没有健忘症，我没有什么把柄让人抓住，因此读到挖苦的文章我并不脸红。
我这次到巴黎是来参加国际笔会的里昂大会。大会在里昂开幕，在巴黎闭幕，一共举行了五天。这是第四十五届的国际大会了，但在我看来它只是个开端。对国际笔会我个人有特殊的看法：它应当成为世界作家的讲坛，它应当成为保卫世界和平、发展国际文化的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这是理想，这是目标，我以为它的前途是十分光明的。可能有人不同意我这个意见，反正这是长远的事情，今后还有不少讨论它的机会。
三访巴黎（2）
这次在法国，我们并未接受任何团体或者个人的邀请，开会以外的时间都可以由我们按照自己的愿望安排，出外访友也好，在住处会见客人也好，参观艺术宝藏也好，游览名胜古迹也好，到大树林中散步也好。巴黎不愧为世界文化名都，一代接一代的读者从不朽的文学名著中熟悉它的一切，热爱它的一切。法国人珍惜他们的过去，热爱他们的历史。以巴黎为例，他们把现在同过去结合得非常好。他们保存了旧的，建设了新的。法兰西始终是法兰西。即使先贤祠前广场上停满了轿车，我还可以到卢骚（梭）像前表示敬意。在协合广场上方尖碑前我仿佛看见了两百年前断头机上带血的大刀。在短短的一两小时内我回顾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两百年间的道路。我对进步人类的前途仍然充满信心。
以上只是我个人的感受，我个人的想法。这次在巴黎小住比较清闲，有时间观察，也有时间思考，还有时间同朋友们闲谈。我的确认真地想过了一番。在国内我常常听人说，我自己也这样想过：西方国家里物质丰富，精神空虚。三次访法，我都没有接触上层社会的机会，因此我并不特别感觉到“物质丰富”。同文化界人士往来较多，了解较深，用我的心跟他们的心相比，我也不觉得他们比我“精神空虚”，有一位华裔女汉学家一天忙到晚，我问她为什么要这样，她说她需要学习、需要工作，闲着反而不舒服。可是看她那样生活，我倒感到太紧张，受不了。从国外回来我常常想到我们一句俗话：“在家千日好。”在我们这里“个人奋斗”经常受到批判，吃大锅饭混日子倒很容易，我也习惯了“混”的生活，我不愿意，也不可能从早到晚地拼命干下去了。然而我能说那样拼命干下去的人就是“精神空虚”吗？
我在上海家中晚间常看电视节目消遣。在国外偶尔也看电视。初看西方节目，觉得节奏太快，不习惯。看多了，习惯了，回到国内又嫌我们的节目节奏太慢。我知道过一个时候我又会习惯于慢的节奏。但是我忘记不了一件事情，有一天我们在高速公路上行车返回巴黎。这是星期天的傍晚，出去休假的人纷纷赶回城来，轿车一辆接一辆排成一根长线。我们的车子挤在中间随大流飞奔。速度太快，我有点紧张，我想要是我们的车子忽然出毛病开不动了，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坐在我身边的朋友仿佛猜到了我的思想，就带笑地谈起来。他说：“有一回我开车回城里，车子比现在更多。我已经十分疲劳，但是欲罢不能。我像一个机器人在滚滚车流中向前飞奔。有一股巨大力量推动我，我停不下来。我要是停下，那么几十辆，几百辆车子都撞上来，怎么得了！我只好振作起来开车回家，好像害了一场病一样，第二天睡了一天。我们这个时代就是这样，大家都像在高速公路上行车，你得往前奔，不能停啊。别人不让你停啊！”
这位朋友还讲了一些话，我不在这里引用了。关于他的事我本来可以多讲几句，不过我看也用不着了。“物质丰富”，那是上层社会的事，与他无缘。“精神空虚”呢，“精神空虚”的人是没有精力和勇气往前飞奔的！……
最后我接受了瑞士苏黎世市长先生的盛情邀请，九月三十日早晨告别了巴黎，在风景如画的苏黎世湖畔度过了难忘的一周的假期。
五月三十一日
知识分子（1）
去年年底我为《寒夜》——挪威文译本写了如下的序言：
我知道我的小说《寒夜》已经被译成挪威文，友人叶君健问我是否愿意为这个新译本写序，我当然愿意。
《寒夜》脱稿于一九四六年的最后一天。一九六○年冬天在成都校阅自己的《文集》时，我又把全书修改了一遍。一个多月前我新编自己的《选集》（十卷本），又一次读了全文，我仍然像三十五年前那样激动。我不能不想到自己过去常说的一句话：“我写文章如同在生活。”我仿佛又回到一九四五年的重庆了。
我当时就住在主人公汪文宣居住的地方——民国路上一座破破烂烂的炸后修复的“大楼”。我四周的建筑物、街道、人同市声就和小说中的一样。那些年我经常兼做校对的工作，不过我靠稿费生活，比汪文宣的情况好一些。汪文宣的身上有我的影子，我写汪文宣的时候也放进了一些自己的东西。最近三四年来我几次对人说，要是我没有走上文学道路（我由于偶然的机会成了作家），我很可能得到汪文宣那样的结局。我的一个哥哥和几个朋友都死于肺结核病，我不少的熟人都过着相当悲惨的生活。在战时的重庆和其他所谓“大后方”，知识分子的生活都是十分艰苦的。小说里的描写并没有一点夸张。我要写真实，而且也只能写真实。我心中充满悲愤。我不想为自己增添荣誉，我要为受难人鸣冤叫屈。我说，我要控诉。的确，对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我提出了控诉（ J’accuse）。我不是在鞭挞这个忠厚老实、逆来顺受的读书人，我是在控诉那个一天天烂下去的使善良人受苦的制度，那个“斯文扫地”的社会。写完了《寒夜》，我有一种轻松的感觉，我把蒋介石国民党的统治彻底地否定了。
关于《寒夜》，过去有两种说法：一说是悲观绝望的书；一说是充满希望的书，我自己以前也拿不定主意，可以说是常常跟着评论家走。现在我头脑清醒多了。我要说它是一本充满希望的书，因为旧的灭亡，新的诞生；黑暗过去，黎明到来。究竟怎样，挪威的读者会作出自己的判断，……
我很高兴挪威的读者通过我的小说接触到我国旧知识分子正直善良的心灵，了解他们过去艰苦的生活和所走过的艰难曲折的道路。互相了解是增进人民友谊的最好手段，倘使我的小说能够在这方面起一些作用，那我就十分满意了。
一九八一年二月三十日
序言写到这里为止，想说的话本来很多，但在一篇序文里也没有说尽的必要，留点余地让读者自己想想也是好的。
那些年我不止一次地替知识分子讲话。在一九四三年写的《火》第三部里面，我就替大学教授打过抱不平。小说里有这样一段话：“现在做个教授也实在太苦了，靠那点薪水养活一家人，连饭也吃不饱，哪里还有精神做学问？我们刚才碰见历史系的高君允提个篮子在买菜，脸黄肌瘦，加上一身破西装，真像上海的小瘪三。”昆明的大学生背后这样地议论他们的老师，这是当时的实际情况。学生看不起老师，因为他们会跑单帮，做生意，囤积居奇，赚大钱，老师都是些书呆子，不会做这种事。在那个社会知识无用，金钱万能，许多人做着发财的美梦，心地善良的人不容易得到温饱。钱可以赚来更多的钱，书却常常给人带来不幸。在《寒夜》中我写了四十年代前半期重庆的一些事情。当时即使是不大不小的文官，只要没有实权，靠正当收入过日子，也谈不到舒适。我有几个朋友在国民党的行政院当参事或者其他机关担任类似的职务或名义，几个人合租了一座危楼（前院炸掉了，剩下后院一座楼房）。我住在郊外，有时进城过夜，就住在他们那里，楼房的底层也受到炸弹的损害，他们全住在楼上。我在那里吃过一顿饭，吃的平价米还是靠他们的“特权”买来的，售价低，可是稗子、沙子不少，吃起来难下咽。这些贩卖知识、给别人用来装饰门面的官僚不能跟握枪杆子的官相比，更不能跟掌握实权的大官相比，他们也只是勉强活下去，不会受冻挨饿罢了。
那几年在抗战的大后方，我见到的、感受到的就是这样：知识分子受苦，知识受到轻视。人越善良，越是受欺负，生活也越苦。人有见识、有是非观念，不肯随波逐流，会处处受歧视。爱说真话常常被认为喜欢发牢骚，更容易受排挤，遭冷落。在那样的社会里我能够活下去，因为（一）我拼命写作，（二）我到四十岁才结婚，没有家庭的拖累。结婚时我们不曾请一桌客，买一件家具，婚后只好在朋友家借住，在出版社吃饭。没有人讥笑我们寒伧，反正社会瞧不起我们，让我们自生自灭，好像它不需要我们一样。幸而我并不看轻自己，我坚持奋斗。我也不看轻知识，我不断地积累知识。我用知识作武器在旧社会进行斗争。有一段长时期汪文宣那样的命运像一团黑影一直在我的头上盘旋。我没有屈服。我写《寒夜》，也是在进行斗争，我为着自己的生存在挣扎。我并没有把握取得胜利，但是我知道要是松一口气放弃了斗争，我就会落进黑暗的深渊。说句心里话，写了这本小说，我首先挽救了自己。轻视文化、轻视知识的旧社会终于结束了，我却活到现在，见到了光明。
在三十年代我也写过一些关于中国知识分子不幸遭遇的短篇，如《爱的十字架》、《春雨》等。但是我还写过批判、鞭挞知识分子的小说如《知识阶级》、《沉落》，就只这两篇，目标都是对准当时北平的准备做官的少数教授们。我写《沉落》，是在一九三四年十月，把稿子交给河清（即黄源，他帮助郑振铎和傅东华编辑《文学》月刊）后不久，我就到日本去了。我的一个好朋友读了我的小说很生气，从北平写长信来批评我。他严厉地责问我：写文章难道是为着泄气（发泄气愤）？！我把他的劝告原封退还，在横滨写了一篇散文答复他，散文的标题也是《沉落》。在文章里我说，我“所攻击的是一种倾向，一种风气：这风气，这倾向正是把我们民族推到深渊里去的努力之一”。但是我不曾说明，小说中的那位教授是有所指的，指一位当时北平知识界的“领袖人物”。我并未揭发他的“隐私”，小说中也没有什么“影射”的情节，我只是把他作为“一种倾向、一种风气”的代表人物来批判，进一番劝告。他本人当然听不进我这种劝告。我那位好友也不会被我说服。我记得我们还通过长信进行辩论，谁也不肯认输。不过这辩论并没有损害我们之间的友谊。后来我的小说给编进集子在读者中间继续流传，朋友对我也采取了宽大的态度。至于小说中的主人公，他继续“沉落”下去。不过几年他做了汉奸。再过几年，他被判刑、坐牢。我曾经喜欢过他的散文，搜集了不少他的集子，其中一部分还保存在我的书橱里。但是对于我他只是黑暗深渊里的一个鬼魂。我常常想，人为什么要这样糟蹋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