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想录-第5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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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一八九九年三月起在《田地》上连载，接着陆续分册出版。《田地》是当时流行的一种有图片的周报。每月还赠送文学和通俗科学的附刊。《复活》发表前要送审查机关审查，正如席米特所说，删削的地方很多，连英、法、德等国发表的译文也不完全，只有契尔特科夫在伦敦印行的英、俄两种版本保持了原作的本来面目。但它们无法在帝俄境内公开发卖，人们只能设法偷偷带进俄国。
契尔特科夫也是托尔斯泰的一个热心的信徒（他原先是一个有钱的贵族军官），据说老人晚年很相信他，有些著作的出版权都交给了他。
维·勒布朗离开雅斯纳雅·波良纳后，拿着老人的介绍信，去匈牙利拜访杜先·玛科维次基医生。杜先大夫比勒布朗大二十岁，可是他们一见面就熟起来，成了好朋友。勒布朗在书中写道：
杜先一直到他移居托尔斯泰家中为止，多少年来从不间断地从匈牙利寄给我契尔特科夫在伦敦印售的《自由言论》出版物，包封得很严密，好像是信件，又像是照片。靠了他的帮助，靠了玛利雅·席米特的帮助，可恶的沙皇书报审查制度终于给打败了。
我不再翻译下去。我想引用一段《托尔斯泰评传》作者、苏联贝奇科夫的话：“全书一百二十九章中最后未经删节歪曲而发表出来的总共不过二十五章。描写监狱教堂祈祷仪式和聂赫留朵夫探访托波罗夫情形的三章被整个删去。在其他章里删去了在思想方面至关重要的各节。小说整个第三部特别遭殃。第五章里删去了一切讲到聂赫留朵夫对革命者的态度的地方。第十八章里删去了克里尔左夫讲述政府对革命者的迫害情形的话。直到一九三三年在《托尔斯泰全集》（纪念版，第三十二卷）中，才第一次完整地发表了《复活》的全文。”（吴钧燮译）
以上的引文、回忆和叙述只想说明一件事情：像托尔斯泰那样大作家的作品，像《复活》那样的不朽名著，都曾经被审查官删削得不像样子。这在当时是寻常的事情，《复活》还受到各国审查制度的“围剿”。但是任何一位审查官也没有能够改变作品的本来面目。《复活》还是托尔斯泰的《复活》。今天在苏联，在全世界发行的《复活》，都是未经删削的完全本。
关于《复活》（2）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二十日
病中（五）（1）
第二次入院治疗已经三个月。当初住进医院，以为不到一个月便可回家。前几天我女儿在院内遇见上次给我看过病的一位医生，他听说我又因“帕金森氏症”住院，便说了一句：“有得他住的。”看来我要在这里长住下去了。我并不悲观，“既来之则安之”。我已经在病房里住惯了。
这两个多月我并不是白白度过的。我不会忘记：进院的那天我上了床还不能靠自己翻身；在廊上散步还要撑着木拐；坐在病房里小沙发上要站起来还感到困难；吃饭夹菜使用筷子时手还在发抖。更不用说穿衣服、脱衣服、扣纽扣、解纽扣了。我清清楚楚地感觉到我的病情一天天地在好转。有时快一些，有时慢一些。但总是在变化。最近忽然发现我可以用剪刀剪指甲，可以弯腰拾起落在地板上的东西，可以穿上又厚又重的大衣等等……高兴了一阵子，因为我在生活自理方面有了一点进步。我写信给一位北京友人说：“情况还好，可以说是一天天地好起来（当然是慢慢地好）。”这倒是老实话。今天回头看昨天、前天，似乎差不多，没有什么改变，但是跟入院前比较起来就大不相同了。
这次入院还是住以前的那所医院，不过不在同一座楼。我的病房在大楼的最高一层，只有十几个房间。这一层楼与下面各层隔断，由两架小电梯上下，来往的人较少。这里病人不多，长住的病人更少，我已经是最老的病人了。引起我较深感慨的是晚上在会议室看电视的时候，坐在旁边的人经常变换，刚刚同我相处熟了的病人又出院了。对着电视机我常常感到寂寞。
我最初看电视只看新闻节目，因为坐久了左腿就感到痠痛，接着腰、背都不舒服，必须站起来动一动，走一走。后来情况有了好转，可以坐得久些，就支持着多看一两个小时，看看各地的电视剧。我颇喜欢电视剧，对于像我这样行动不便的老人来说，看电视剧就是接近各种生活的机会。电视剧里有生活，当然也有编造；有的生活多一些，有的少一些。那些表现旧时代、旧社会的东西就差得多，好像编导和演员并不太熟悉过去的人和事。孩子们笑我什么电视剧都能看下去，都要看到底。其实也不尽然，有些电视剧一开头就让人知道故事的发展，知道它的结局，我也用不着往下看了。也有一些电视剧，有生活，有人物，人物的命运带着观众往前跑，搓揉着观众的心。但大多数的电视剧都有一个特点：节奏很慢。为了等待结尾我不得不在椅子上接连移动，我常常在心里哀求：“快一点吧，时间太宝贵了！”我不耐烦地看到剧的最后，吐了一口气，疲乏地站起来，拄着手杖摇摇晃晃地走回病房，有时还后悔不该耗费了这一个多小时。不过下一次节目中有电视剧时，我只要能支持下去，我还是看到结尾。但我究竟是病人。有时节目排在九十点钟以后，又拖得很长，我就支持不下去了。回到病房后，我又想老年人为了保护眼睛，少看电视也好。同看电视的病友交谈起来，都说节目不够丰富。但要是连这些节目也没有，我怎么熬过病房里的夜晚呢？！
药有效，病继续转好，但更加缓慢，有时好像停滞不前似的。作为锻炼，我每天三顿饭后都要在走廊上散步，来回三圈共走六百步。头两个月我撑着木拐走，到第三个月我便改用手杖。最初走到第二圈便感到吃力，后来走完三圈才想休息。但以后，第三圈还不曾走完，又感到疲乏了。作为锻炼，我仍然每天写一两百字，我用三百字或二百四十字的稿纸。摔伤前两三年，我经常诉苦：“写字越写越小。”第一次出院后经过一个时期的锻炼，写满一张稿纸可以把百分之七八十的字写在格子里面，现在几乎可以做到字字入格、大小一致。可是一笔一画地写，动作十分迟缓。有时写封短信也要花费一个上午，而且相当吃力。我又着急起来：难道进展就到此为止吗？好像正是这样。
我在前面说过“不悲观”，说过“则安之”。其实我偶尔也有悲观和不安的时候。在那些时候我就睡不好，心里烦躁，在床上不断翻身，第二天精神不好。听见来探望的友人说：“你已经恢复得很快了！”总觉得不好受。当然我经过思想斗争也一次一次地克服了悲观和烦躁，不然我就难以支持到今天。
病中听到朋友逝世的消息总有点“伤感”。这次我住在北楼，去南楼不方便，又要经过有穿堂风的走廊，我走不了那一大段路。不过偶尔有一两位病友从南楼走过来看我，例如师陀和林放，谈起来我才知道一点南楼的情况。听说金焰也在那边。我住在南楼的时候，金焰还没有住院。好些年不见他了，“文革”后期，有一次在电车上遇见他，他瘦得厉害。我知道多年前，大概是六十年代初期吧，他患胃病开刀，切除胃以后，效果不好，一直没有恢复健康。他最近入院治疗，可能担心老年病人难熬过冬天的节气。没有料到过了不多几天一位探望的友人就给我带来金焰去世的消息。这并不是意外的事，但我仍然吃了一惊，马上想到了“冬天的节气”，也就是想到了自己。已经迟了。他死在南楼，我都不知道，不能和他的遗体告别，我托人在他的灵前献了一个花圈。
我是金焰同志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的观众。五十年代中我们常在一起开会，见面时仿佛很熟，会后却很少往来。五十年代后期吴楚帆带着粤语片《寒夜》来上海，由他陪同到我家做客，我们三个人谈得融洽、愉快，还同去看了《寒夜》。吴楚帆是回来领取《大众电影》百花奖的，他的演技受到了普遍的赞赏。过去金焰是国语片的电影皇帝，吴楚帆是粤语片的电影皇帝。吴主演的片子越来越多。金主演的片子越来越少。这次我们见面以后，他曾到西北深入生活，据说要编导或主演一部反映大西北新貌的片子。剧本没有搞出来，他病倒了。后来听说他的胃动了手术后，长期不想吃东西。一九六一年秋天我在黄山休养，他也到过那里，身体不好，不能拍戏，他喜欢搞点业余木工。在“文革”之前我大约还见过他两三面。要是没有人向我提起他，我和观众一样早已把他忘得干干净净了。为什么他的死讯使我震惊？使我痛苦？
病中（五）（2）
我一夜没有睡好。但是我想明白了：一个艺术家长期脱离自己的创作实践，再没有比这更可悲的事情了。我只有在自己给疾病折磨了两年以后，才理解这位不幸的亡友的心情。
一九八四年一月二十日
我的老家（1）
日本作家水上勉先生去年九月访问成都后，经上海回国。我在上海寓中接待他，他告诉我他到过我的老家，只看见一株枯树和空荡荡的庭院。他不知道那是什么树。他轻轻地抚摩着粗糙的树皮，想象过去发生过的事情。
水上先生是我的老友，正如他所说，是文学艺术的力量把我们联结在一起的。一九六三年我在东京到他府上拜望，我们愉快地谈了南宗六祖慧能的故事。一九七八年我到北京开会，听说他和井上靖先生在京访问，便去北京饭店探望他们。畅谈了别后的情况。一九八○年我四访东京，在一个晴朗的春天早晨，我和他在新大谷饭店日本风味的小小庭院里对谈我的艺术观和文学生活，谈了整整一个上午。那一盒录像带已经在我的书橱里睡了四年，它常常使我想起一位日本作家的友情。
水上先生回国后不多久，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给我寄来他那篇《寻访巴金故居》。读了他的文章，我仿佛回到了离开二十几年的故乡。他的眼睛替我看见了我所想知道的一切，也包括宽广的大街，整齐的高楼……
还有那株“没有一片叶”的枯树。在我的记忆里枯树是不存在的。过去门房或马房的小天井里并没有树，树可能是我走后人们才种上的，我离家整整六十年了。几个月前我的兄弟出差到成都，抽空去看过“老家”，见到了两株大银杏树。他似乎认出了旧日的马房，但是不记得有那么两株银杏。我第二次住院前有人给我女儿送来一本新出版的浙江《富春江画报》，上面选刊了一些四川画家的油画，其中一幅是贺德华同志的《巴金故居》，出现在画面上的正是一株树叶黄落的老树。它不像是水上先生看见的“大腿粗细的枯树”，也可能是我兄弟看见的两棵银杏中间的一株。脑子里一点印象也没有，我无法判断。但是我多么想摸一下生长那样大树的泥土！我多么想抚摩水上先生抚摩过的粗糙、皴裂的树干……
在医院中听说同水上先生一起访华的佐藤纯子女士又到了上海，我想起那本画报，就让家里的人找出来，请佐藤女士带给水上先生。后来还是从佐藤女士那里收到了水上先生第二篇《寻访故居》文章的剪报。
我跟着水上先生的脚迹回到成都的老家，却看不到熟悉的地方和景物。我想起来了，一九八○年四月我在京都会见参加旅游团刚从成都回国的池田政雄先生，他给了我一叠他在我的老家拍的照片，这些照片后来在日本的《野草》杂志上发表了。在照片上我看到了一口井，那是真实的东西，而且是池田先生拍摄下来的惟一的真实的“旧址”。我记得它，因为我在小说《秋》里写淑贞跳井时就是跳进这一口井。一九五八年我写了关于《秋》的《创作谈》，我这样说：“只有井是真实的东西。它今天还在原来的地方。前年十二月我到那里去过一趟。我跟那口井分别了三十三年，它还是那个老样子。井边有一棵松树，树上有一根短而粗的枯枝，原是我们家伙夫挑水时，挂带钩扁担的地方。松树像一位忠实的老朋友，今天仍然陪伴着这口老井。”但是在池田先生的照片上只有光秃秃的一口井，松树也不知在什么时候给砍掉了。水上先生没有看到井，不知是人们忘了引他去看，还是井也已经填掉。过去的反正早已过去，旧的时代和它的遗物，就让它们全埋葬在遗忘里吧！
然而我还是要谈谈我的老家。
一九二三年五月我离开老家时，那里没有什么改变：门前台阶下一对大石缸，门口一条包铁皮的木门槛，两头各有一只石狮子，屋檐下一对红纸大灯笼，门墙上一副红底黑字的木对联“国恩家庆，人寿年丰”。我把这一切都写在小说《家》里面。《激流三部曲》中的高公馆就是照我的老家描绘的，连大门上两位“手执大刀，顶天立地的彩色门神”也是我们家原有的。大约在一九二四年我在南京的时候，成都城里修马路，我们家的大门应当朝里退进去若干，门面翻修的结果，石缸、石狮子、木对联等等都没有了。关于新的门面我只看到一张不太清楚的照片，听说大门两旁还有商店，照片上却看不出来。
一九三一年我开始写《激流》，当初并没有大的计划。我想一点写一点，不知不觉地把高公馆写成我们家那个样子，而且是我看惯了的大门翻修以前的我们的家。从大门进去，走出门洞，下了天井；进二门，再过天井，上大厅，弯进拐门；又过内天井，上堂屋，进上房；顺着左边厢房走进过道，经过觉新的房门口，转进里面，一边是花园，一边是仆婢室和厨房，然后是克明的住房，顺着三房住房的窗下，走进一道小门，便是桂堂。竹林就在桂堂后面。这一切全是如实的描写。在小说里只有花园是出于我的编造和想象。我当时用我们那个老公馆做背景，并非有意替它宣传，只是因为自己没有精密计划，要是脑子里不留个模型，说不定写到后面就忘记前面；搞得前后矛盾，读者也莫名其妙。关于我们老家的花园，只有觉新窗外那一段“外门”的景物是真实的，从觉新写字台前望窗外就看得见那口井和井旁的松树。我们的花园并不大，其余的大部分，也就是从“内门”进去的那一部分，我也写在另一部小说《憩园》里了。所以我对最近访问过成都的日本朋友樋口进先生说：“您不用在成都寻访我的故居，您把《激流》里的住房同《憩园》里的花园拼在一起，那就是我的老家。”
我的老家（2）
我离家以后过了十八年，第一次回到成都。一个傍晚，我走到那条熟悉的街，去找寻我幼年时期的脚迹。旧时的伴侣不知道全消失在什么地方。巍峨的门墙无情地立在我的面前。守门的卫兵用怀疑的眼光打量我。大门开了，白色照壁上现出一个圆形图案，图案中嵌着四个绛色篆文大字“长宜子孙”。这照壁还是十八年前的东西，我无法再看到别的什么了。据说这里是当时的保安处长刘兆藜的住宅，门墙上有两个大字“藜阁”。我几次走过“藜阁”门前，想起从前的事情，后来写了一篇散文《爱尔克的灯光》。那是一九四一年年初的事。
一九四二年我回成都治牙，住了三个月光景，不曾到过正通顺街。我想，以后不会再到那里去了。
解放后一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