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想录-第5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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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年中间我们见面交谈大概就只有这一次。还有一次，也是在会场里，他坐在台上发言，拿着稿子在念，讲的就是一九五七年经人指点检讨“脱险”的经过，还是他以前讲过的那些内容，还是那种充满感激的腔调。当时“四人帮”刚刚下台，我仍然戴着那顶无形帽子，不过连我自己也看得出来那些横行了十年的歪理就要破产。有些关心我的亲友替我着急，劝我到处写信，想法早日摘下帽子，我觉得一动不如一静，仍然安心等待。又过了两三个月，我那三间给上锁又加封、关了整整十年的书房和寝室终于打开了。再过一些时候，《文汇报》的文艺编辑来找我写文章。编辑同志是我的熟人，他一再要求，我只好交给他我的《一封信》，就这样地结束了我十年的沉默。　
　　我和杂文家又在一起出席全国人大，参加各种大小会议了，一直到一天晚上我在家中摔断左腿的时候。……　
　　这以后我的情况大都记录在《病中集》里了。他呢，除了他生病住过两三次医院外，我经常在新闻报道上读到他的名字，在荧光屏上看到他的面容，他还是各种会议主席台上少不了的人物，也常常给请出来发言表态。一切照常。他的晚报给造反派砸烂以后过了十多年也复刊了。于是我又读到了他那些匕首似的杂文。可能因为他身体不好，文章写得少些，也可能我读晚报的机会不多，读不到他的杂文，好像跟他渐渐地疏远了。我总觉得把时间耗费在主席台上太可惜了，我很想找他谈谈，劝他多写文章，劝他多讲心里的话。　
　　就在这个时候朋友把《“文革”还在揪人》这篇杂文给我寄来了，我的高兴是可以想象得到的。原来杂文家还在继续使用他的武器。即使坐在主席台上他也并未闭目养神，他还睁着双眼注视四周的大小事情。　
　　我读他的文章，他引用我的词句，我们之间有一个共同的东西，那就是十年“文革”的积累——“人吃人”的噩梦。我们两人都感觉到“‘文革’还在揪人”，这决不是开玩笑。前年十月底我第二次住进医院的时候，噩梦就做得最多，而且最可怕。我当时的确害怕这些梦景会成为现实，所以我主张多写这些噩梦，不但要写泪，而且要写血，因为那些年我们流的血、淌的泪实在太多了。我一再劝人不要忘记“文革”的教训，惟一的原因就是担心“造反派”卷土重来。　　　
　　紧箍咒（3）　　　
　　杂文家关心知识分子的遭遇，因为知识分子政策长期不能落实而感到苦恼。落实政策已经宣传了好几年了，为什么还这样困难？他说得好：“‘文革’这个母大虫好像已是死老虎了，但是死而未僵，它还在揪住一些人不放。”有人想，死了总会僵的，就耐心等一等吧。有人想，上面吩咐了，下面总得照办，就再呼吁一下吧。为什么没有人出来干脆地砍掉未僵死虎的爪子呢？为什么没有人想到死而未僵的幽灵会复活呢？我总觉得什么地方有一双猛兽的眼睛在草丛中偷偷地望着我们；什么地方有一个响亮的声音在说：“人啊，你们要警惕！”　
　　关于知识分子我不想讲什么，我只想问问杂文家：我们头上还有没有“紧箍儿”？为什么我们总是要求别人做这做那，等待别人做这做那呢？想想我们自己这二三十年的亲身经历吧。“紧箍咒”不就是对我们的迷信的惩罚？想起《西游记》里唐僧对孙悟空讲的那句话，我就恍然大悟了。唐僧说：“当时只为你难管，故以此法制之。”　
　　我多年苦心修建的宝塔已经倒掉，我举手摸头，果然头上什么也没有了。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创作自由（1）　　　
　　今天收到一位朋友从纽约寄来的信，信上有这样一段话：“这次北京‘作协’大会，海外反应很强烈，虽然大家说话有些不好听，但几乎都感到兴奋与欣慰。我们只盼望能真正地实行下去。您那颗一直年轻的心，也许能分外地理解我们。”她是《美洲华侨日报》副刊的编辑，还附寄了两期副刊的剪报。副刊的大标题是：《海外的回响，对中国作协第四次代表大会的观感》，执笔的有二十四位海外作家。　
　　这次大会的确是一次盛会，我虽然因病没有能出席，只是托人在会上念了我的开幕词，但是会后常有人来找我谈开会的情况，我还读过大会的一部分文件和简报。我对这次大会怀有大的期望，我有一个想法：这次大会一定和以前的任何一次会议不同。根据什么作出这样的判断，我自己也说不清楚。大会结束了。反应的确很强烈，我指的并不是“海外”，是国内，反应来自跟这次大会有切身关系的全国作家。反应强烈，说明这次大会开得不寻常；会后听说在这里好些单位都主动地请人传达，可见这次大会受到普遍的注意。对于大会可能各人有各人的看法，但有一点则是共同的：大家都欢迎它。当然也有例外，有人不满意这样的会，不过即使有，为数也极少，这些人只好躲在角落里发出一些噪音。　
　　大会开幕后新华社记者从北京来电话要我发表意见，我正在病中，没有能讲什么，只说：“会开得好。我同意王蒙那句话：‘中国文学的黄金时代真的到来了’。”今天我读了海外华人作家对大会的“观感”，意外地发现他们的想法和我的相差并不远，他们的话我听起来并非“不好听”，而是很入耳。这里不存在理解不理解的问题。说实话我的心已经很不年轻了，但是我和他们同样地热爱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同样地热爱我们善良的中国人民，所以我们走到一起了。我随便举一个例子。一位海外同行说这次大会“最值得注意的有两件事：第一是胡启立代表中共中央提出给作家以创作自由的保证；第二件是刘宾雁、王蒙等革新派作家的高票当选。”第一件事在所有海外同行的观感中都曾经谈到，或深或浅，或明或暗，大家一致认为“创作自由”是创作繁荣不可少的条件。第二件事提到的人不多，不过刘宾雁、王蒙的作品在海外受到普遍的重视，有人甚至认为他们的当选是“革新派的凯歌”。这样的意见有什么“不好听”呢？我们自己不是也有类似的意见吗？　
　　最近我还在家养病。晚上，咳得厉害，在硬板床上不停地向左右两面翻身，总觉得不舒服，有时睡了一个多小时，又会在梦中被自己的叫声惊醒。睡不着我就东想西想。我常常想起刚刚开过的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于是对大会我也有了自己的“观感”了。可是很奇怪，我想到的恰恰也就是那两样事情：祝词和选举。这是大会的两大“收获”，也是两大“突破”。代表们出席大会，并不是“为开会而开会”，而是为了解决繁荣创作的问题。作家们用自己的脑子思考问题，对他们“创作自由”和“艺术民主”不再是空话了。不用说党中央对“创作自由”的保证受到热烈的欢迎，这是对作家们很大的鼓舞。说到选举，有人说，这次不是照别人的意思画圈圈，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想法挑选“领导人”。　
　　这两件事都只是一个开端。但是一开了头就会有人接着朝前走。走了第一步就容易走第二步。有人带了头，跟上来的人不会少。有了路，走的人会更多。全国的眼睛都在注视这次大会上发生的事情，大家都在想：你们走出了路，我们为什么不可以跟着走上去？你们可以按照自己的主张挑选人，哪怕只有一个两个，也总算给我们树立了榜样。我们也可以用打叉叉代替画圈圈，表示自己的意见。既然好不容易向前迈出了一大步，谁还肯退回原地或者更往后退？！　
　　关于选举，我不想多说了。只要大家不讲空话，在创作实践中踏着坚定的步子，即使走得再慢，也不会陷在泥坑里拔不起脚。从“创作自由”起步，会走到百花盛开的园林。“创作自由”不是空洞的口号，只有在创作实践中人们才懂得什么是“创作自由”。也只有出现更多、更好的作品，才能说明什么是“创作自由”。我还记得一个故事，十九世纪著名的俄罗斯诗人涅克拉索夫临死前在病床上诉苦，说他开始发表作品就让检查官任意删削，现在他躺在床上快要死了，他的诗文仍然遭受刀斧，他很不甘心……原话我记不清楚了，但《俄罗斯女人》的作者抱怨没有“创作自由”这事实给我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在沙皇统治下的俄罗斯，是没有自由的，更不用说“创作自由”了。但十九世纪的俄罗斯文学至今还是世界文学的一个高峰。包括涅克拉索夫在内的许许多多光辉的名字都是从荆棘丛中、羊肠小道升上天空的明星。托尔斯泰的三大长篇的最后一部（《复活》）就是在没有自由的条件下写作、发表和出版的。托尔斯泰活着的时候在他的国家里就没有出过一种未经删节的本子。他和涅克拉索夫一样，都是为“创作自由”奋斗了一生。作家们用自己的脑子考虑问题，根据自己的生活感受，写出自己想说的话，这就是争取“创作自由”。前辈们的经验告诉我们，“创作自由”不是天赐的，是争取来的。严肃认真的作家即使得不到自由也能写出垂光百世的杰作，虽然事后遭受迫害，他们的作品却长久活在人民的心中。“创作自由”的保证不过是对作家们的一种鼓励，对文学事业发展的一种推动力量。保证代替不了创作，真正的黄金时代的到来还得依靠大量的好作品引路。黄金时代，就是出人、出作品的时代。这样的时代决不是用盼望、用等待可以迎接来的。关于作协大会的新闻报道说，“许多作家特别是一些老同志眼圈红了，哭了，说他们盼了一辈子才盼到这一天”。我没有亲眼看见作家们的泪水，不能凭猜想做任何解释；但是我可以说，倘使我出席了大会，倘使我也流了眼泪，那一定是在悲惜白白浪费掉的二三十年的大好时光。我常说自己写了五六十年的文章，可是有位朋友笑我写字不如小学生。他讲的是真话。我从小就很少花功夫练字，不喜欢在红格纸上填字，也不喜欢老师手把手地教我写，因此毫无成绩，这是咎由自取。后来走上文学道路，我也不习惯讨好编辑、迎合读者，更不习惯顺着别人的思路动自己的笔，我写过不少不成样子的废品，但是我并不为它们感到遗憾。我感到可悲的倒是像流水一样逝去的那些日子。那么多的议论！那么多的空谈！离开了创作实践，怎么会多出作品？！若说“老作家盼了一辈子才盼到”使他们流泪的这一天，那么读者们盼了一辈子的难道也是作家们的眼泪？当然不是。读者们盼的是作家们的创作实践和辛勤劳动，是作品，是大量的好作品。没有它们，一切都是空话，连“中国文学的黄金时代”也是空话。应当把希望放在作家们的身上，特别是中青年作家的身上——我一直是这样想的。　　　
　　创作自由（2）　　　
　　一九八五年二月八日　　　
　　再认识托尔斯泰（1）　　　
　　在今年一月出版的《读者良友》（二卷一期）上我看到题做《再认识托尔斯泰》的文章。“再认识”托尔斯泰，谈何容易！世界上有多少人崇拜托尔斯泰，有多少人咒骂托尔斯泰，有多少人研究托尔斯泰，但谁能说自己“认识”托尔斯泰？抓一把污泥抹在伟大死者的脸上，这不是什么“私生活揭秘”，关于托尔斯泰的私生活已经有了那么多的资料，本人的、家属的、亲友的、医生的日记、书信、回忆等等，还有警察的报告和政府的秘密文件，更不必说数不清的用各种文字编写的托尔斯泰的传记了。在他的晚年，这位隐居在雅斯纳雅·波良纳的老人成了政府和东正教教会迫害的对象，各种反动势力进行阴谋，威逼托尔斯泰承认错误，收回对教会的攻击，老人始终不曾屈服。他八十二岁离家出走，病死在阿斯达波沃车站上，据说“在他与世长辞的那所屋子周围，拥满了警察、间谍、新闻记者与电影摄影师……”　①　这说明一直到死，他都没有得到安宁，对他的诬蔑和诽谤也始终不曾停止。他活着就没有能保持什么私生活的秘密，他也不想保持这样的秘密。他是世界上最真诚的人。他从未隐瞒自己的过去。他出身显贵，又当过军官，年轻时候确实过着放荡的贵族生活。但是作为作家，他严肃地探索人生、追求真理，不休止地跟自己的各种欲念做斗争。他找到了基督教福音书，他宣传他所理解的教义。他力求做到言行一致，照他所宣传的去行动，按照他的主张生活。为了这个目标，他奋斗了几十年，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他的一生充满了矛盾，为了消除矛盾，他甚至否定艺术，相信“艺术是一种罪恶”。他离开书斋把精力花费在种地、修炉灶、做木工、做皮靴等等上面。他捐赠稿费，让遭受政府迫害的他的信徒“灵魂战士”们去加拿大移民。他还放弃自己著作的版权……这一切都是他的妻子所不理解的，因此他们夫妇间的隔膜越来越深，分歧越来越大。老人又受到各式各样自称为“托尔斯泰主义者”的“寄生虫”　①　的包围，他们对他过分的要求　②　促使他的偏执越来越厉害，他竟然写了一本书证明莎士比亚“不是一个艺术家”。在逝世前最后几天里他还写过这样的话：“我深深感觉到写作的诱惑与罪恶……”他走到这样的极端，并不能消除自己思想上的矛盾，减轻精神上的痛苦，也不能使他的“弟子和信徒们”完全满意，却增加了索菲雅夫人的误解和担心。那个替丈夫抄写《战争与和平》多到七遍的女人，当然不愿意他走上否定艺术的道路，因此对那些她认为是把托尔斯泰引上或者促使他走上这条道路的所谓“托尔斯泰主义者”有很大的反感，她同他们的斗争越来越激烈。她热爱艺术家的托尔斯泰，维护他的荣誉，做他的忠实的妻子，为他献出她一生的精力；她却不能忍受作为人生教师的托尔斯泰，也就是“说教人”的托尔斯泰，她这种不断的歇斯底里的争吵，反而给老人增加精神上的痛苦，把老人推向他那些“门徒”，促使老人终于离家出走。他留给妻子的告别信还是一八九七年写好的，一直锁在他的抽屉里面。这说明十三年前他就有离家的心思，他的内心战斗持续了这么久。只有小女儿亚历山德拉知道他出走的计划，她陪他坐火车，中途他病倒在阿斯达波沃车站，就死在那里。　
　　亚历山德拉后来写过一本回忆录　③，书中有这样的话：“我父亲死后，母亲大大地改变了。……她常常在一张大的扶手椅上迷迷糊糊地睡几个钟头，只有在别人提起父亲的名字时，她才醒过来。她叹息，并且说她多么后悔曾经使他痛苦过。‘我真以为我那个时候疯了’，她这样说。……一九一九年她患肺炎去世。姐姐达尼亚和我看护了她十一天……到了她明白自己快要死的时候，她把我姐姐和我叫到床前。她说‘我要告诉你们’，她呼吸困难，讲话常常被咳嗽打断，‘我知道我是你父亲的死亡的原因。我非常后悔。可是我爱他，整整爱了他一辈子，我始终是他的忠实的妻子。’我姐姐和我说不出一句话。我们两个都哭着。我们知道母亲对我们讲的是真话。”　
　　这就是托尔斯泰的家庭纠纷，这就是他的生活的悲剧。亚历山德拉是他最喜欢的女儿，曾被称为“他的亲切的合作者”，难道她不是最可靠的见证人？！　
　　谁也想不到几十年后的今天会有人根据什么“有充分的可靠性值得信赖”的“研究材料”撰写文章，说托尔斯泰是“俄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