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想录-第6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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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怀念非英兄（4）　　　
　　一九四七年他来上海，在我家里住过一两夜，我们谈得不少，可是还保留着一些分歧。他回泉州后给我来过一封信，记得信里有这样的话：“我并没有大的希求，我一向是小事业主义者，我只想我们应设法努力多做点好事。”除了教书办学校，他还想办小刊物，印书……　
　　四　
　　全国解放后我忙着“改造思想”，跟多数朋友断了联系，仿佛听说非英、洪有都在广州教书，而且都参加了民主同盟，我一九五五年去印度开会，经广州去香港，也不曾打听他们的消息，我应该承认生活的经验使我懂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了。　
　　一九六二年我和萧珊在广州过春节，洪有到宾馆来找我们，他讲起五十年代发生的事情，我才知道非英已经死亡。他死在劳役中，而且不曾摘掉右派帽子。　
　　怎么办呢？我叹了两口气，这个热爱教育事业、喜欢接近学生的数学教员没有家，没有孩子，关于他的不幸的遭遇，关于他的最后的结论，没有人出来过问，也没有人讲得出具体的情况。洪有知道的就只有那么一点点。　
　　一九六二年上半年，我四周一片阳光，到处听见“发扬民主，加强团结”的歌声，我心情舒畅地在上海二次文代会上做了《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的发言。当时我洋洋得意，以为自己讲出了心里话，没有想到过了不久上面又大抓阶级斗争，从此我背上一个沉重的精神包袱一直到“文革”。我和洪有在广州见面正是在充满希望的最好时候，可是我们没有想到为亡友做一件事情，当时也不可能为没有摘帽的右派分子做任何事情。以后大抓阶级斗争，大树个人迷信，终于在我们国家开始了有中国特色的黑暗时代，我们看见了用中国人民的鲜血绘成的无比残酷的地狱。　
　　五　
　　辩证法并没有欺骗我们，黑暗到了尽头，光明就在前面。“四人帮”爬到权力的峰顶，便滚了下来。他们把别人关进监牢，最后他们也让别人关进牢去。我们历史上最大的冤案，由于可怕的“十年浩劫”终于见到了天日。　
　　错划了的右派分子也得到改正了。什么漏网右派，什么摘帽右派，什么帽子让别人拿在手里的右派，什么戴着帽子进棺材的死硬右派，等等等等。右派分类学有了这样创造性的大发展之后，大家不得不承认一个新的事实：那么多、那么多的人给错划成了右派。于是不得不一件冤案一件冤案地平反昭雪。　
　　关于反右、划右、平反、改正的长过程我也知道一些，但是我不想在这里多讲了。为了保护自己我也曾努力扮演反右战士的角色，我不敢站出来替那些受害者讲一句公道话。帽子是别人给受害者戴上的，污水是别人泼到受害者身上的，“解铃还须系铃人”。这是历史的报复，也是历史的惩罚。即使在孤寂地死去的叶非英的身上也不会有例外。　
　　我在病中接到广东朋友陈洪有兄的来信，谈起叶非英的事情，他说：“我是五○年一月回广州的，非英兄继续办新民中学，我也在学校同住了半年，五○年间非英和我一同参加民盟，不久非英兄被选为广州市越秀区人民代表，我也参加南方大学和土改离开新民中学。五三年新民中学改为十四中学，非英兄成为十四中学教师。我在土改结束后转到十三中学，直到反右斗争时，一个干部问我：‘叶非英在反右斗争中表现怎样？’我说：‘叶非英很沉着，少讲话。’那干部说：‘少讲话，也还是右派。’后来我才听说各单位划右派有一定的指标，凡在指标内的人，不管你多讲话少发言，都不能逃脱右派的帽子。一九五八年我们都去农场劳动，每逢例假回广州，我没有一次见到非英兄，听说他划为极右，在石井劳教场劳动，例假也不能出来。后来听说非英兄不幸死在石井劳教场。有一天我遇见一个与非英兄同在劳教场劳动的熟人，据说：非英兄劳动认真，有人劝他说：‘粮食不够，吃不饱，身体虚弱，你还这样卖力气去劳动，不怕送老命吗？’叶说：‘死了，就算了！’六○　—　六一年困难时期粮食欠缺，特别是下去劳动的人经常吃不饱，不得不煮地瓜藤吃。那是喂猪的饲料，饿得发慌的人不得不以猪食充饥，我也吃过无数次，幸而我的身体底子好，没有发病。非英体弱，有一次吃薯藤，发病泻肚，没有及时医治，就这样地在五十几岁离开人世了！”　
　　洪有的信中还讲到给非英平反的经过。人死了，是非却并未消亡，他没有家，没有子女，过去的学生和朋友却不曾忘记他。泉州友人写信给广州市教育局要求落实政策，没有消息。广东朋友找民盟广州市委出面交涉，“要求教育局为叶非英平反”。洪有信中还说：“教育局说市公安局定叶非英为反革命。我追问：‘罪名是什么？’回答是：‘无政府主义反革命分子。’我对民盟组织说：‘据我所知，肃反条例并没有这一条。’民盟组织也说‘没有’。我要求民盟组织据理力争，一九八三年五月三十日教育局复函给广州市民盟说：‘关于原广州市第十四中学叶非英同志的问题最近经我局党委复查，广州市公安局批准，撤销广州市公安局一九五八年七月十九日对叶非英同志以历史反革命论处送劳动教养的决定。广州市十四中学已将复查结果通知叶的亲属。’……”　
　　还有一个五十年代初期在广州工作的福建朋友也来信讲起非英当时在广州的情况，信中说：“由于他的教龄长，工资也较高，然而他无论住的、吃的、穿的，还是和过去一样简朴。他和学校的单身教师住在一起，他睡一张单人小床，盖的垫的都是旧棉被和旧棉絮。他自己说，这已经比过去好多了。他在学校里主要担任数学课，据说在附近几所中学里他的教学成绩是比较优异的。有个星期天我们去看他，在学校门口遇见，他正要去学生家里给学生辅导几何课。……这以后我们才知道，节假日不只是学生找他补习，更多是他走访学生家庭，给学生辅导功课。他无所谓休息，走出教室就算休息了。”　　　
　　怀念非英兄（5）　　　
　　叶非英同志的问题已经到了盖棺论定的时候了。他活着，没有人称他同志；他含冤死去，没有人替他讲一句公道话。他宣传过无政府主义，翻印过我年轻时候写的小册子，我翻译的克鲁泡特金的几部著作可能对他有大的影响，因此我几次执笔想为他雪冤总感到踌躇，我害怕引火烧身。这一则“随想”写了好几个月还不成篇。病中无眠，经常看见那张瘦脸，我不能不又想到他的无私的苦行。他的一生是只有付出、没有收入的一生，将心比心，我感到十分惭愧。我没有资格批评他。他不是一个讲空话的人。甚至在三年灾害时期条件差、吃不饱的时候，他还卖力气劳动，终于把生命献给他的祖国和他的人民。　
　　“死了，就算了！”他没有说过一句漂亮的话。关于他的死我又能说什么呢？我翻读洪有的旧信，始终忘不了这样一句：“在那时候，在那样的环境里死一个人不如一条畜牲。”我想说：“我比非英幸运，我进了牛棚，却不曾像畜牲那样地死去。”我还想说：“一个中国人什么时候都要想到自己是一个人。”　
　　七月三日　　　
　　三说端端（1）　　　
　　一九八二年一月我写过一篇短文谈我的外孙女端端。一九八五年五月我又写了《再说端端》。我写端端，也讲了我对儿童教育的想法。第一篇文章发表后好像有两份报刊先后转载，我并没有注意，可是有些熟人在晚报上看到端端写“检查”，说什么“我深深体会到说谎是不好的事情”，觉得有趣，以后遇见端端就要问她读过我的文章没有。端端不喜欢看书，也没有时间看书，我的《随想录》她一本也没有翻过。不过她懂得写检查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听见人提起我那篇文章就脸红，偶尔还对我说：“下次把我写得好一点吧。”她并不知道我还写了第二篇。这一篇在《大公报》发表后，我那位在晚报当编辑的朋友又来信通知我晚报还想转载关于端端的第二篇随想，征求我的同意。晚报发表我的文章，我当然愿意，可是考虑了半天，我还是回信说：文章在晚报刊出，读者很多，会使端端感到很大的压力，她不愿意我谈她的缺点，那么就请晚报不要转载吧。　
　　文章不见报，压力似乎小一点，但是问题并没有解决，也不会解决。一年多的时间又过去了，端端在小学毕业了。小学之后当然就是初中。今年孩子运气好，减少一次考试，小学毕业由区里考试，就根据这次的成绩作为升入初中的标准。孩子的父母希望孩子升入重点中学，端端本人倒无所谓，不过考得好，她当然高兴。为了准备考试，端端不能说是不努力。她常常五点半钟就起床做作业复习功课，晚上也总是忙到八九点钟。家里的人都说她动作太慢，可能是这样，但是我冷眼旁观，觉得像这样过日子实在“没劲”。像端端这样年纪，一星期总得有几个小时跳跳蹦蹦，和两三个小朋友一起谈笑，才算是有了自己的童年。现在好像只是背着分数的沉重包袱在登山。不幸的是孩子放弃休息、放弃娱乐，辛辛苦苦，过了一年多，却仍然不曾取得高的分数，看来升入重点中学是没有指望了。考试成绩公布后孩子回家哭了一场，挨了妈妈一顿骂。正是吃中饭的时候，大家都有些扫兴，做母亲的照常放连珠炮，批评孩子不肯动脑筋，不爱看书，做功课做得慢，我们一家人似乎都同意我女儿的看法，只有我一个人有不同的意见。我想，进不了重点学校，做一个普通人也好，不论在中国或者其他大小国家，总是普通人占多数，而且正因为有很多、很多的普通人，“重点”人才可以在上面发号施令。要想把工作做好，就得先把多数的普通人教育好，因为干实事的是他们。孩子既然进不了重点学校，那么规规矩矩地做一个普通人有什么不好？！不过孩子的父母和其他长辈也有一些难处，因为一，据说有些非重点学校校风不好，担心孩子染上不良习惯（“文革”以来这样的事的确常见，我也不能闭上眼睛矢口否认。倘使没有人来大抓一下，不良的校风也难改好。但是拿目前的条件来说，似乎连小抓都有困难。大家都明白要办好学校必须有一批好的老师。平日不培养，到了需要时哪里去找？）。二，孩子进非重点学校念书，让做父母的感到丢脸，虽然没有人逼着写“教子无方”的检查，但想到自己在教育孩子身上不曾花费多少功夫总觉得惭愧。三，重点学校很合喜欢把人分为等级的社会的口味，分好等级把注意力集中在高等人身上，只要办好少数重点学校就行了，不必去管非重点人的死活。他们可能是这样错误地理解办教育者的苦心，所以看见孩子的考分低进不了重点学校，就以为前途一片黑暗、万事大吉了。　
　　只有我一个人不像他们那样悲观，虽然在家里我完全孤立，但是我相信社会主义的教育事业并不在于办重点学校，正如它的教学方法也决不是灌输和死记。你尽量地塞进来，我只好全吞下去，不管能不能消化；你照本本宣讲，我只好拼命强记；你不教我用自己的脑子思考，因为我“脑子迟钝”就拿那么多的作业和功课来惩罚我，不让我有试一下开动自己脑筋的念头和时间，我也只好叹一口气，丢开一切的希望，靠一碗大锅饭混过这一生了。　
　　这是我在设身处地替端端想，她本人可能另有想法。我这样关心她，因为我想到自己的童年，她那些缺点我都有，我也是一个“头脑迟钝”、“窍开得慢”的孩子。倘使我晚生七十年，今天我也得在非重点的中学里受填鸭式的教育吧。幸运的是我做孩子的时候并没有那么多的作业，那么多的功课，我还有时间开动自己脑筋胡思乱想。不要轻视胡思乱想，思想有它自己的路，而且总是顺着思路缓缓前进，只有多用自己脑子思考的人才有真正的是非，才有认真的探索和追求。为了这个，就需要用“开导”、“启发”的方法教会孩子们经常开动脑筋独立思考，顺着思路自己解决问题，逐渐做到举一反三、一通百通。自学成才的人不就是靠自己开动脑筋吗？　
　　大家都知道教育（首先是儿童教育）的重要。可是却没有人站出来说：“教育，甚至儿童教育也决不是：我替你思考，你只消吞下去、牢记住！”因为有这种想法的人确实很多。我年轻时候也是这样主张：要是大家都听一个人的话，照一个人的意见办事，那么一切都简单化了；全国人民只有一个思想，一个主张，做起事来岂不是十分方便？其实这种想法并不聪明，全国人民要是只靠一个人动脑筋，一定想不出好主意。俗话说：“三个臭皮匠抵得上一个诸葛亮。”人民都懂得需要大家开动脑筋，为什么还要把学校办成培养“填鸭”的场所？　　　
　　三说端端（2）　　　
　　讲过的话用不着再讲了。但历史对人是不会宽容的，轻视教育的人会受到惩罚。普及教育决不是单单制造大批只知唯唯诺诺、举手、盖章的人，即使再好的老师，也得重视学生的脑子。学生要肯动脑筋，会动脑筋，才有希望做到青出于蓝，否则单靠灌输和强记，那么教出来的学生就会一代不如一代了。这是很明显的事情。　
　　但是老师也有老师的苦衷。人们的注意常常集中在考分上，集中在升学率上；人们都喜欢听话的孩子。跳跳蹦蹦的孩子、爱动脑筋的孩子不一定听话。要培养什么样的学生？老师们也得看上级，看家长，看社会，老师们也常常感到压力。我想老师们也不一定愿意多给学生布置作业，作业多了，老师看起卷子来也很吃力。不过谁都愿意教出更多的好学生，总想好好地干啊。那么怎么干呢？靠填鸭的方式总是不行的。老师也得开动脑筋啊！　
　　所以人们常常谈起“尊重老师”的风气。这的确重要。办成好的学校，培养好的学生，都要靠好的老师。不尊重老师，就办不好学校。我年轻时候读过意大利作家亚米契斯的小说《心》，最初是包天笑的改编本《馨儿就学记》，然后是夏丏尊的全译本《爱的教育》。小说写的是一个意大利市立小学三年级学生一年中的见闻。原书是过去很有名的儿童读物。夏译本的读者很多，影响很大。小说描写当时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不少美化的成分。可是书中叙述师生间的感情和同学间的感情非常动人。我以为办儿童教育，首先就应当在学校中培养尊师爱生、同学互助的感情。在一般情况下学生总是尊敬老师的。但是在“文革”时期我却见到了完全不同、而且非常普遍的景象：学生们把老师当做仇敌。在那些日子里学生殴打老师，批斗老师，侮辱老师，让许多善良的知识分子惨死在红卫兵的拳打脚踢之下。我还记得那些十四五岁的男女学生强占房子、设司令部、抄家打人抢东西的情景，我也没有忘记一个初中学生拿着铜头皮带在作协分会后院里打我追我的情景，都是在二十年前发生的事情！我们还会再有这样的学生吗？我们还会再有这样的孩子吗？　
　　关于端端，我不想再写什么了。倘使三年后我还能执笔，我倒想写写她升入高中的事。这次动笔写《三说》的时候，我绝未想到那些打死人不眨眼的小小红司令，可是疑问自己出现了：填鸭式的教育怎么会产生那些昙花一现的小小红司令？　
　　这是值得大家深思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