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知录-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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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荡然无有存者。且守令之不足任也，而多设之监司；监司之又不足任也，而重立之牧伯。积尊累重，以居乎其上，而下无与分其职者。虽得公廉勤干之吏，犹不能以为治，而况托之非人者乎！后魏太和中，给事中李冲上言：“宜准古五家立一邻长，五邻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长取乡人强谨者。邻长复一夫，里长二，党长三，所复复征戍，余若民。三载无愆则陟用，陟之一等。”孝文从之，诏曰：“邻里乡党之制，所由来久。欲使风教易周，家至日见，以大督小，从近及远，如身之使手，斡之总条，然后口算平均，义兴讼息。”史言立法之初，多称不便，及事既施行，计省昔十有余倍，于是海内安之。后周苏绰作六条，诏书曰：“非直州郡之官，皆须善人。爱至党族、闾里、正长之职，皆当审笃，各得一乡之选，以相监统。”隋文帝师心变古，开皇十五年，始尽罢州郡乡官。而唐柳宗元之言曰：“有里胥而后有县大夫，有县大夫而后有诸侯，有诸侯而后有方伯、连帅，有方伯、连帅而后有天子。”由此论之，则天下之治始于里胥，于天子，其灼然者矣。故自古及今，小官多者，其世盛；大官多者，其世衰，兴亡之途罔不由此。
汉时啬夫之卑，犹得以自举其职。故爰延为外黄乡啬夫，仁化大行，民但闻啬夫，不知郡县。而朱邑自舒桐乡啬夫，官至大司农。病县死，属其子曰：“我故为桐乡吏，其民爱我，必葬我桐乡，后世子孙奉尝我不如桐乡民。”及死，其子葬之桐乡西郭外，民共为起冢立祠，岁时祠祭，至今不绝。二君者，皆其县人也。必易地而官，易民而治，岂其然哉。
今代县门之前多有榜曰：“诬告加三等，越诉笞五十！”此先朝之旧制，亦古者悬法象魏之遗意也。今之谓不经县官而上诉司府，谓之越诉。是不然。《太祖实录》：“洪武二十七年四月壬午，命有司择间高年老人公正可任事者，理其乡之词讼。若户婚、田宅、斗殴者，则会里胥决之。事涉重者，始白于官。”若不由里老处分而径诉县官，此之谓越诉也。惟其大小之相维，详要之各执，然后上不烦而下不扰。唐至大历以后，干戈兴，赋税烦矣。而刘长卿之《题溪李明府》曰：“落日无王事，青山在县门。”盖县令之职犹不下锓，而小民得以安其业，是以能延国命百有余年，迄于僖、昭而后大坏。然则鸣琴载星有天下者，宜有以处之矣。
洪熙元年七月丙申，巡按四川监察御史何文渊言：“太祖高皇帝令天下州县设立老人，必选年高有德、众所信服者，使劝民为善。乡闾争讼，亦使理断。下有益于民事，上有助于官司。比年所用，多非其人。或出自隶仆，规避差科。县官不究年德如何，辄令充应，使得凭藉官府，妄张威福，肆虐闾阎。或遇上司官按临，巧进谗言，变乱黑白，挟制官吏。比有犯者，谨已按问如律。窃虑天下州县类有此等，请加禁约。”上命申明洪武旧制，有滥用匪人者，并州县官皆置诸法。然自是里老之选轻而权亦替矣。
汉世之于三老，命之以秩，颁之以禄。而文帝之诏，俾之各率其意以道民。当日为三老者，多忠信老成之士也。上之人所以礼之者甚优，是以人知自好，而贤才亦往往出于其间。新城三老董公，遮说汉王为义帝发丧，而遂以收天下；壶关三老茂，上书明戾太子之冤，史册炳然，为万世所称道。近世之老人，则听役于官，而靡事不为，故稍知廉耻之人不肯为此，而愿为之者大抵皆奸猾之徒，欲倚势以陵百姓者也。其与太祖设立老人之初意悖矣。
明初以大户为粮长，掌其乡之赋税，多或至十余万石。运粮至京，得朝见天子。洪武中，或以人材授官。至宣德五年闰十二月，南京监察御史李安及江西庐陵、吉水二县耆民，六年四月，词讼，把持官府。累经整饬，而其患少息，然未尝以是而罢粮长也，惟老人则名存而亡矣。
巡检，即古之游徼也。洪武中尤重之，而特赐之敕，又定为考课之法。及江夏侯周德兴巡视福建，增置巡检司四十有五。自宏治以来，多行裁革，所存不及曩时之半。巡检裁则总督添矣，何者？巡检遏于未萌，总督治之于已乱。○里甲常熟陈梅曰：“《周礼》五家为比，比有长；五比为闾，闾有胥；四闾为族，族有师；五族为党，党有正；五党为州，州有长；五州为乡，乡有大夫。其间大小相维，轻重相制，纲举目张，周详细密，无以加矣。而要之自上而下，所治皆不过五人，盖于详密之中而得易简之意，此周家一代良法美意也。后也人才远不如古，乃欲以县令一人之身，坐理数万户口赋税，色目繁猥又倍于昔时，虽欲不丛脞，其可得乎！愚故为之说曰：以县治乡，以乡治保。以保治甲，视所谓不过五人者而加倍焉，亦自详密，亦自易简，此斟酌古今之一端也。”又曰：“一乡几保，不妨多少，何也？因民居也，法用圆。十甲千户，不得增损，何也？稽成数也，法用方。
○掾属《古文苑》注：“王延寿《桐柏庙碑》人名，谓掾属皆郡人，可考汉世用人之法。”今考之汉碑皆然，不独此庙。盖其时惟守、相命于朝廷，而自曹、掾以下，无非本郡之人，故能知一方之人情，而为之兴利除害。其辟用之者即出守、相，而不似后代之官，一命以上皆由于吏部。故广汉太守陈宠入为大司农，和帝问在郡何以为理，宠顿首谢曰：“臣任功曹王涣，以简贤选能；主簿镡显，拾遗补阙。臣奉宣诏书则已。”帝乃大陪。至于汝南太守宗资任功曹范滂，南阳太守成晋委功曹岑蛭，并谣达京师，名标史传。而鲍宣为豫州牧，郭钦奏其举错烦苛，代二千石署吏。是知署吏乃二千石之职，州牧代之尚为烦苛，今以天子而代之，宜乎事烦而日不给。又其变也，铨注之法改为掣签，而吏治因之大坏矣。《京房传》：“房为魏郡太守，自请得除用他郡人。”因此知汉时掾属无不用本郡人者，房之此请乃是破格。杜氏《通典》言：“汉县有丞、尉及诸曹、掾，多以本郡人为之，三辅县则兼用他郡。乃隋氏革选，尽用他郡人。”
唐高宗时，魏玄同为吏部侍郎，上疏言：“臣闻傅说曰：‘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设都，树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师长，不惟逸豫，惟以理人。’昔之邦国，今之州县。土有常君，人有定主。自求臣佐，各选英贤，其大臣乃命于王朝耳。秦并天下，罢侯置守。汉氏因之，有沿有革，诸侯得自置吏四石已下，其傅、相大官则汉为置之；州郡掾史、督邮、从事，悉任之于牧守。爰自魏、晋，始归吏部。递相祖袭，以迄于今。用刀笔以量才，按簿书而察行。法令之弊，其来已久。盖君子重因循而惮改作，有不得已者，亦当运独见之明，定卓然之议。如今选司所行者，非上皇之令典，乃近代之权道，所宜迁革，实为至要。何以言之？夫丈尺之量，所及者盖短；钟庚之器，所积者宁多？况天下之大，士人之从，而可委之数人之手乎？假使不如权衡，明如水镜，力有所极，照有所穷，铨综既多，紊失斯广。又以比居此任，时有非人，岂直愧彼清通，亦将竭其庸妄。情故既行，何所不至？脏私一启，以及万端。至乃为人择官，为身择利，顾亲疏而举笔，看势要而措情。加以厚貌深衷，险如壑；择言观行，犹惧不周。今使百行九能析之于一面，具僚庶吕专断于一司，其亦难矣。天祚大圣，比屋可封。咸以为有道耻贱，得时无怠。诸色入流，岁以千计。群司列位，坎复增多。官有常员，人无定限，选集之始，雾积云屯；擢叙于终，十不收一。淄渑阿混，玉石难分，用舍去留，得失相半。抚即事之为弊，知及后之滋失。夏、殷以前，制度多阙。周监二代，焕乎可观。诸侯之臣不皆命于天子，王朝庶官亦不专于一职。故穆王以伯ぁ为太仆正，命之曰：‘慎简乃僚，无以巧言令色，便辟侧媚，其惟吉士。’此则令其自择下吏之文也。太仆正，中大夫耳，尚以僚属委之，则三公、九卿亦必然矣。《周礼》太宰、内史并掌爵禄废置，司徒、司马别掌兴贤诏事，当是分任于群司，而统之以数职，各自求其小者，而王命其大者焉。夫委任责成，君之体也。所委者当，则所用者精。裴子野有言曰：‘官人之难，先王言之尚矣。居家视其孝友，乡党服其诚信，出入观其志义，居忧欢取其智谋。烦之以事，以观其能；临之以利，以察其廉。《周礼》始于学校，论之州里，告诸六事，而后贡之王庭。其在汉家尚犹然矣。州郡积其功能，然后为五府所辟；五府举其掾属，而升于朝；三公参得除署，尚书奏之天子。一人身所关者众，一士之进其谋也详，故官得其人，鲜有败事。魏、晋反是，所失宏多。’子野所论，盖区区之宋朝耳。犹谓不胜其弊，而况于当今乎！臣窃见制书，每令三品、五品荐士，下至九品，亦令举人，此圣朝侧席旁求之意也。而褒贬未明，莫慎所举。且惟贤知贤，圣人笃论；身且滥进，鉴岂知人？今欲务得实才，兼宜择其举主，流清以源洁，影端由表正。不详举主之行能，而责举人之庸滥，不可得已。《汉书》云：‘张耳、陈余之宾客厮役，皆天下俊杰。’彼之蕞尔，犹能若基，尽得贤取士之术，而但顾望魏、晋之遗风，留意周、隋之敝事，臣窃惑之。伏愿稍回圣虑，特采刍言，略依周、汉之规，以分吏部之选。即望所用精详，鲜于差失。”疏奏不纳。玄宗时，张九龄为左拾遗，上言：“夫吏部尚书、侍郎，以贤而授者也。虽知人之难，岂不能拔十得五？今胶以格条，据资配职，无得贤之实。若刺史、县令，必得其人于管内。岁当选者，使考才行，可入流品，然后送台，又加择焉。以所用多寡为州县殿最，则州县慎所举，可官之才多；吏部因其成，无今日之繁矣。”
○都令史《通典》：“晋有尚书都令史八人，秩二百石，与左右丞总知都台事。宋、齐八人，梁五人，谓之五都令史。旧用人常轻，武帝诏曰：‘尚书五都，职参政要，非但总理众局，亦乃方轨二丞。顷虽求才，未臻妙简；可革用士浪，以尽时彦。’乃以都令史视奉朝请，其重之如此。”彼其所谓都令史者，犹为二百石之秩，而间用士流为之。然南齐陆慧晓为吏部郎。吏部都令史历政以来，咨执选事，慧晓任己独行，未尝与语。帝遣人语慧晓曰：“都令史谙悉旧贯，可共参怀。”慧晓曰：“六十之年，不复能咨都令史，为吏部郎也。”故当日之为吏部者，多克举用人之职。自隋以来，令史之任，文案烦悄，渐为卑冗，不参官品。至于今世，则品弥卑，权弥重，八柄诏王，乃不在官而在吏矣。
《旧唐书》：“许子儒居选部，不以藻鉴为意，有令史缑直，是其腹心。每注官，多委令下笔，子儒但高枕而臣，语缑直云‘平配’。由是补授失序，传为口实。”嗟乎，未若今日之以缑直为当官，以平配为著令也。
胥史之权所以日重而不可拔者，任法之弊使之然也，开诚布公，以任大臣；疏节阔目，以理庶事，则文法省而径窦清，人材庸而狐鼠退矣。
○吏胥天子之所恃以平治天下者，百官也。故曰“臣作朕股肱耳目”，又曰“天工人其代之”。今夺百官之权而一切归之吏胥，是所谓百官者虚名，而柄国者吏胥而巳。郭隗之告燕昭王曰：“亡国与役处，吁，其可惧乎！”秦以任刀笔之吏而亡天下，此固已事之明验也。
唐郑余庆为相，有主书滑涣，久司中书簿籍，与内官典枢密刘光琦相倚为奸，每宰相议事，与光琦异同者，令涣往请，必得。四方书币赀货充集其门，弟泳官至刺史。及余庆再入中书，与同僚集议，涣指陈是非，余庆怒叱之，未几，罢为太子宾客。其年八月，涣赃污发赐死。宪宗闻余庆叱涣事，甚重之。久之，复拜尚书左仆射。韦处厚为相，有汤铢者为中书小胥，其所掌谓之孔目房。宰相遇休假，有内状出，即召铢至延英门付之，送知印宰相。由是稍以机权自张，广纳财贿。处厚恶之，谓曰：“此是半装滑涣矣。”乃以事逐之。夫身为大臣，而有甘临之忧，系Т之疾，则今之君子有愧于唐贤多矣。
谢肇氵制曰：“从来仁宦法罔之密，无如今日者，上自宰辅，下至驿递仓巡，莫不以虚文相酬应。而京官犹可，外吏则愈甚矣。大抵官不留意政事，一切付之胥曹；而胥曹之所奉行者，不过已往之旧牍，历年之成规，不敢分毫逾越。而上之人既以是责下，则下之人亦不得不以故事虚文应之；一有不应，则上之胥曹又乘隙而绳以法矣。故郡县之吏宵旦竭蹶，惟日不足，而吏治卒以不振者，职此之由也。”
又曰：“国朝立法太严，如户部官不许苏松、浙江人为之，以其地多赋税，恐飞诡为奸也。然弊孔蠹窦皆由吏胥，堂司官迁转不常，何知之有？今户部十三司胥算，皆绍兴人，可谓目察秋毫，而不见其睫者矣。”
○法制法制禁令，王者之所不废，而非所以为治也。其本在正人心，厚风俗而已。故曰：“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周公作《立政》之书曰：“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狱、庶慎。”又曰：“庶狱、庶慎，文王罔敢知于兹。”其丁宁后人之意可谓至矣。秦始皇之治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上至于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而秦遂以亡。太史公曰：“昔天下之网尝密矣，然奸伪萌起，其极也，上下相遁，至于不振。然则法禁之多，乃所以为趣亡之具，而愚ウ之君犹以为未至也。杜子美诗曰：“舜举十六相，身尊道何高。秦时任商鞅，法令如牛毛。”又曰：“君看灯烛张，转使飞蛾密。”其切中近朝之事乎？汉文帝诏置三老孝弟力田常员，令各率其意，以道民焉。夫三老之卑，而使之得率其意，此文、景之治所以至于移风易俗，黎民醇厚，而上拟于成、康之盛也。
诸葛孔明开诚心，布公道，而上下之交，人无间言，以蕞尔之蜀，犹得小康。魏操、吴权任法术，以御其臣，而篡逆相仍，略无宁岁。天下之事，固非法之所能防也。
叔向与子产书曰：“国将亡，必多制。”夫法制繁，则巧猾之徒皆得以法为市，而虽有贤者，不能自用，此国事之所以日非也。善乎，杜元凯之解《左氏》也，曰：“法行则人从法，法败则法从人。”
前人立法之初，不能详究事势，豫为变通之地。后人承其已弊，拘于旧章，不能更革，而复立一法以救之，于是法愈繁而弊愈多，天下之事日至于丛脞，其究也毛而不行，上下相蒙，以为无失祖制而已。此莫甚于有明之世，如勾军、行钞二事，立法以救法而终不善者也。
宋叶适言：“国家因唐五代之极弊，收敛藩镇之权尽归于上，一兵之籍，一财之源，一地之守，皆人主自为之也。欲专大利而无受其大害，遂废人而用法，废官而用吏，禁防纤悉，特与古异，而威柄最为不分，虽然，岂有是哉。故人才衰乏，外削中弱，以天下之大而畏人，是一代之法度又有以使之矣。”又曰：“今内外上下，一事之小，一罪之微，皆先有法以待之。极一世之人志虑之所周浃，忽得一智，自以为甚奇，而法固已备之矣，是法之密也。然而人之才不获尽，有之志不获伸，昏然俯首，一听于法度，而事功日堕，风俗日坏，贫民愈无告，奸人愈得志，此上下之所同患，而臣不敢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