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通考1-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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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聚敛，以其籍存而丁不在，是隐课不出，乃按旧籍，除当免者，积三十年责其
租庸，人苦无告，法遂大弊。至德後，天下兵起，人口凋耗，版图空虚，赋敛之
司莫相统摄，纪纲大坏，王赋所入无几。科敛凡数百名，废者不削，重者不去，
吏因其苛，蚕食於人。富人多丁者以宦、学、释、老得免，贫人无所入则丁存，
故课免於上，而赋增於下。是以天下残瘁，荡为浮人，乡居土著者，百不四五。
炎疾其弊，乃请为两税法，以一其制。议者以为租、庸、调，高祖、太宗之法，
不可轻改，而帝方任炎，乃行之。自是吏奸无所容，轻重之权始归朝廷矣。
沙随程氏曰：“开元中，豪弱相并，宇文融修旧法，收羡田以招徕浮户，而
分业之。今炎创以新意，而兼并者不复追正，贫弱者不复田业，姑定额取税而已，
始与孟子之论悖。而史臣诋融而称炎，可谓浅近矣。赞称融取隐户剩田以中主欲，
夫隐户而不出，剩田而不取，则高祖、太宗之法废矣，流亡浮寄者，何以振业之
乎？使贤者当炎之地，宜用融之善，以修旧法，以革时弊；去融之不善，务为简
易，责成守令，而不收籍外之税，俾高祖、太宗之法弊而复新。户口既增，租调
自广，此陆贽之论谆复而发者，如斯而已也。且天宝盛时，户八百馀万，兵乱之
後，至是三百馀万，既曰土著者百无四五，是主户十五馀万，浮客二百八十馀万
也，宜无是理。既不复授田，虽以见居为簿，何益乎？”
按：宇文融、杨炎皆以革弊自任，融则守高祖、太宗之法，炎则变高祖、太
宗之法。然融守法而人病之，则以其逼胁州县，妄增逃羡以为功也。炎变法而人
安之，则以其随顺人情，姑视贫富以制赋也。融当承平之时，簿书尚可稽考，乃
不能为熟议缓行之规；炎当离乱之後，版籍既已隳废，故不容不为权时施宜之举。
今必优融而劣炎，则为不当於事情矣。
建中三年，诏增天下税钱，每缗二百。朱滔、王武俊、田悦合纵而叛，国用
不给。淮南节度使陈少游增其本道税钱，因诏天下皆增之。
贞元八年，剑南节度使韦皋又增税十二，以增给官吏。
贞元四年，诏天下两税审等第高下，三年一定户。
自初定两税，货重钱轻，乃计钱而输绫绢。既而物价愈下，所纳愈多，绢疋
为钱三千二百，其後一疋为钱一千六百，输一者过二。虽赋不增旧，而民愈困矣。
度支以税物颁诸司，皆折本价为虚估给之，而缪以滥恶督州县剥价，谓之“折纳”。
复有“进奉”、“宣索”之名，改科役曰“召雇”，率配曰“和市”，以巧避微
文，比大历之数再倍。又疠疫水旱，户口减耗，刺史析户，张虚数以宽责。逃死
阙税，取於居者，一室空而四邻亦尽。户版不缉，无浮游之禁。州县行小惠以倾
诱邻境，新收者优假之，唯安居不迁之民赋役日重。
帝以问宰相陆贽，贽上疏请革其甚害者，大略有六。其一曰：“国家赋役
之法，曰租、曰调、曰庸。其取法远，其敛财均，其域人固。有田则有租，有家
则有调，有身则有庸。天下法制均一，虽转徙莫容其奸，故人无摇心。天宝之季，
海内波荡，版图隳於避地，赋法坏於奉军。赋役旧法，行之百年，人以为便。兵
兴，供亿不常，诛求隳制，此时弊，非法弊也。时有弊而未理，法无弊而已更。
两税新制，竭耗编，日日滋甚。陛下初即位，宜损上益下，啬用节财，而摘郡
邑，验簿书，州取大历中一年科率多者为两税定法，此总无名之暴赋而立常规也。
夫财之所生，必因人力。两税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资产少者税轻，多者
税重。不知有藏於襟怀囊箧，物贵而人莫窥者；有场圃仓，直轻而众以为富者；
有流通蕃息之货，数寡而日收其赢者；有庐舍器用，价高而终岁利寡者。计估算
缗，失平长伪挟轻费转徙者脱徭税，敦本业者困敛求。此诱之为奸，驱之避役也。
今徭赋轻重相百，而以旧为准，重处流亡益多，轻处归附益众。有流亡则摊出，
已重者愈重；有归附则散出，已轻者愈轻。人婴其弊。愿诏有司与宰相量年支，
有不急者罢之，广费者节之。军兴加税。诸道权宜所增，皆可停。税物估贾，宜
视月平，至京与色样符者，不得虚称折估。有滥恶，罪官吏，勿督百姓。每道以
知两税判官一人与度支参计户数，量土地沃瘠、物产多少为二等，州等下者配钱
少，高者配钱多，不变法而逋逃渐息矣。”其二曰：“播殖非力不成，故先王定
赋以布、麻、缯、纩、百，勉人功也。又惧物失贵贱之平，交易难准，乃定
货泉以节轻重。盖为国之利权，守之在官，不以任下。然则帛，人所为也；钱
货，官所为也。人所为者，租税取焉；官所为者，赋敛舍焉。国朝著令，租出，
庸出绢，调出缯、纩、布、麻，曷尝禁人铸钱而以钱为赋？今两税效算缗之末
法，估资产为差，以钱定税，折供杂物，岁目颇殊。所供非所业，所业非所供，
增价以市所无，减价以货所有。耕织之力有限，而物价贵贱无常。初定两税，万
钱为绢三疋，价贵而数不多，及给军装，计数不计价，此税少国用不充也。近者
万钱为绢六疋，价贱而数加，计口蚕织不殊，而所输倍，此供税多而人力不给也。
宜令有司复初定两税之岁绢、布疋估为布帛之数，复庸、调旧制，随土所宜，各
修家技。物甚贱，所出不加；物甚贵，所入不减。且经费所资，在钱者独月俸、
资课，以钱数多少给布，广铸而禁用铜器，则钱不乏。有籴盐以入直，榷酒以纳
资，何虑无所给哉！”其三曰：“廉使奏吏之能者有四科：一曰户口增加，二曰
田野垦辟，三曰税钱长数，四曰率办先期。夫贵户口增加，诡情以诱奸浮，苛法
以析亲族，所诱者将议薄征则遽散，所析者不胜重税则又亡，有州县破伤之病。
贵田野垦辟，然农夫不增而垦田欲广，诱以垦殖荒田，限年免租，新亩虽辟，旧
芜矣，及至免租年满，复为莱，有稼穑不增之病。贵税钱长数，重困疲羸，
捶骨沥髓，苟媚聚敛之司，有不恤人之病。贵率办先期，作威残人，丝不容织，
粟不暇舂，贫者奔逃，有不恕物之病。四病繇考不切事情之过。验之以实，则
租赋所加，固有受其损者，此州若增客户，彼郡必减居人。增处邀赏而税数加，
减处惧罪而税数不降。国家设考课之法，非欲崇聚敛也。宜命有司详考课绩，州
税有定，徭役有等，覆实然後报户部。若人益阜实，税额有馀，据户均减十三为
上课，减二次之，减一又次之。若流亡多，加税见户者，殿亦如之。民纳税以去
岁输数为常，罢据额所率者。增辟勿益租，废耕不降数。定户之际，视杂产以校
之。田既有常租，则不宜复入两税。如此，不督课而人人乐耕矣。”其四曰：
“明君不厚所资而害所养，故先人事而借其暇力，家给然後敛馀财。今督敢促迫，
蚕事方兴而输缣，农功未艾而敛，有者急卖而耗半直，无者求假费倍。定两税
之初，期约未详，属征役多故，率先限以收。宜定税期，随风俗时候，务於纾人。”
其五曰：“顷师旅亟兴，官司所储，唯给军食，凶荒不暇振救。人小乏则取息利，
大乏则鬻田庐。敛获始毕，执契行贷，饥岁室家相弃，乞为奴仆，犹莫之售，或
缢死道途。天灾流行，四方代有。税茶钱积户部者，宜计诸道户口均之。麦熟
则平粜，亦以义仓为名，主以巡院。时稔伤农，则优价广籴，贵而止；小敛则
借贷。循环敛散，使聚幸灾者无以牟大利。”其六曰：“古者，百亩地号一夫，
盖一夫授田不得过百亩，欲使人不废业，田无旷耕。今富者万亩，贫者无容足之
居，依强家，为其私属，终岁服劳，常患不充。有田之家坐食租税，京畿田亩
税五升，而私家收租亩一石，官取一，私取十，穑者安得足食？宜为定条限，裁
租价，损有馀，优不足，此安富恤穷之善经，不可舍也。”贽言虽切，以谗逐，
事无施行者。
河南尹齐抗复论其弊，以为：“陛下行两税，课纳有时，贪暴无所容奸，二
十年，府库充刃。但定税之初，钱轻货重，故陛下以钱为税。今钱重货轻，
若更有税名，以就其轻，其利有六：吏绝其奸，一也；人用不扰，二也；静而获
利，三也；用不乏钱，四也；不劳而易知，五也；农桑自劝，六也。百姓本出布
帛，而税反配钱，至输时复取布帛，更为三估计折，州县升降成奸。若直定布帛，
无估可折。盖以钱为税，则人力竭而有司不之觉，今两税出於农人，农人所有，
唯布帛而已。用布帛处多，用钱处少，又有鼓铸以助国计，何必取於农人哉！”
疏入，亦不报。
东莱吕氏曰赋：“役之制自《禹贡》始，可见《禹贡》既定九州之田赋，以
九州之土地，为九州之土贡。说者以谓有九州之土贡，然後以田赋之当供者，市
易所贡之物。考之於经，盖自有证。何者？甸服百里赋纳总，至於五百里米，自
五百里之外，其馀四服米不运之京师，必以所当输者土贡於天子。以此知当时贡、
赋一事，所以冀州在王畿甸服之内，全不叙土贡，正缘已输粟米。以此相参考，
亦自有证。盖当时寓兵於农，所谓贡赋，不过郊庙宾客之奉，都无养兵之费，故
取之於畿甸而足。自大略而言之，三代皆沿此制，夏后氏五十而贡，商人七十而
助，周人百亩而彻。三代之赋略相当，《周官》所载，九畿之贡而已。九州之贡
所谓出者半，或三之一，或四之一，或以半输王府，或以二之一输王府，或以四
之一输王府。所谓土贡未必能当贡赋之半，留之於诸侯之国，以待王室之用，皆
是三代经常之法。所谓弼成五服，至於五千州十有二师，说者以为二千五百人为
师，亦是一时权时之役。所谓经常之役，用民之力岁不过三日，豳诗所谓‘我稼
既同，上入执宫功’，皆是经常之役法如此。用兵军役寓之井赋乘马之法，无事
则为农，有事则征役。至汉有所谓材官，践更、过更、卒更三等之制，当时有干
戈之征。及至魏晋，有户调之名，凡有户者出布帛，有田者出租赋。後魏亦谓之
户调，在後魏以一夫一妇出帛一疋，在北齐则有一床半床之制，已娶者则一床，
未娶者则半床。当时有户调之名，然役法尚存古制。但至南北朝，增三代之三日
至於四十五日。自汉至南北朝，其赋役之法如此。至唐高祖立租庸调之法，承袭
三代、汉、魏、南北之制，虽或重或轻，要之规摹尚不失旧。德宗时，杨炎为相，
以户籍隐漏，徵求烦多，变而为两税之法。两税之法既立，三代之制皆不复见。
然而两税在德宗一时之虽号为整办，然取大历中科徭最多以为数，虽曰自所税
之外并不取之於民，其後如架，如借商，如除陌，取於民者不一，杨炎所以为
千古之罪人。大抵田制虽商鞅乱之於战国，而租税犹有历代之典制，惟两税之法
立，古制然後扫地。要得复古，田制不定，纵得薄敛如汉文帝之复田租，荀悦论
豪民收民之资，惟能惠有田之民，不能惠无田之民。田制不定，虽欲复古，其道
无由。兵制不复古，民既出税赋，又出养兵之费，上之人虽欲权减，兵又不可不
养。兵制不定，此意亦无由而成。要之寓兵於农，赋役方始定。”
按：自秦废井田之制，隳什一之法，任民所耕，不计多少，於是始舍地而税
人，征赋二十倍於古。汉高祖始理田租，十五而税一，其後遂至三十而税一，皆
是度田而税之。然汉时亦有税人之法。按汉高祖四年，初为算赋，注：民十五以
上至六十五出赋钱，人百二十为一算，七岁至十五出口赋，人钱二十，此每岁所
出也。然至文帝时，即令丁男三岁而一事，赋四十，则是算赋减其三之二，且三
岁方徵一次，则成丁者一岁所赋不过十三钱有奇，其赋甚轻。至昭、宣帝以後，
又时有减免。盖汉时官未尝有授田、限田之法，是以豪强田连阡陌，而贫弱无置
锥之地，故田税随占田多寡为之厚薄，而人税则无分贫富。然所税每岁不过十三
钱有奇耳。至魏武初平袁绍，乃令田每亩输粟四升，又每户输绢二疋、绵二斤，
则户口之赋始重矣。晋武帝又增而为绢三疋、绵三斤，其赋益重。然晋制男子一
人占田七十亩，女子及丁男丁女占田皆有差，则出此户赋者亦皆有田之人，非凿
空而税之，宜其重於汉也。自是相承，户税皆重。然至元魏而均田之法大行，齐、
周、隋、唐因之。赋税沿革微有不同，史文简略，不能详知，然大概计亩而税之
令少，计户而税之令多。然其时户户授田，则虽不必履亩论税，只逐户赋之，则
田税在其中矣。至唐始分为租、庸、调，田则出粟稻为租，身与户则出绢布绫锦
诸物为庸、调。然口分、世业，每人为田一顷，则亦不殊元魏以来之法，而所谓
租、庸、调者，皆此受田一顷之人所出也。中叶以後，法制隳弛。田亩之在人者，
不能禁其卖易，官授田之法尽废，则向之所谓输庸、调者，多无田之人矣。乃欲
按籍而徵之，令其与豪富兼并者一例出赋可乎？又况遭安、史之乱，丁口流离转
徙，版籍徒有空文，岂堪按以为额？盖当大乱之後，人口死徙虚耗，岂复承平之
旧？其不可转移失陷者，独田亩耳。然则视大历十四年垦田之数以定两税之法，
虽非经国之远图，乃救弊之良法也。但立法之初，不任土所宜，输其所有，乃计
绫帛而输钱。既而物价愈下，所纳愈多，遂至输一者过二，重为民困。此乃掊刻
之吏所为，非法之不善也。陆宣公与齐抗所言固为切当，然必欲复租、庸、调之
法，必先复口分、世业之法，均天下之田，使贫富等而後可，若不能均田，则两
税乃不可易之法矣。又历代口赋、皆视丁、中以为厚薄。然人之贫富不齐，由来
久矣。今有幼未成丁，而承袭世资，家累千金者，乃薄赋之；又有年齿已壮，而
身居穷约，家无置锥者，乃厚赋之，岂不背缪？今两税之法，人无丁、中，以贫
富为差，尤为的当。宣公所谓：“计估算缗，失平长伪，挟轻费转徙者脱徭税，
敦本业不迁者困敛求，乃诱之为奸，殴之避役。”此亦是有司奉行者不明不公之
过，非法之弊。盖力田务本与商量逐末，皆足以致富。虽曰逐末者易於脱免，务
本者困於徵求，然所困犹富人也，不犹愈於庸调之法不变，不问贫富，而一概按
元籍徵之乎？盖赋税必视田亩，乃古今不可易之法，三代之贡、助、彻，亦只视
田而赋之，未尝别有户口之赋。盖虽授人以田，而未尝别有户赋者，三代也；不
授人以田，而轻其户赋者，两汉也。因授田之名，而重其户赋，田之授否不常，
而赋之重者已不可复轻，遂至重为民病，则自魏至唐之中叶是也。自两税之法行，
而此弊革矣，岂可以其出於杨炎而少之乎？
又按：古今户口之数，三代以前姑勿论。史所载西汉极盛之数，为孝平元始
二年，人户千一百二十三万三千。东汉极盛之时，为桓帝永寿三年，户千六十七
万七千九百六十（此《通典》所载之数，据《东汉书·郡国志》，计户一千六百
七万九百六则多《通典》五百八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