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一生要读的60篇小说-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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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名其妙地想问问谁，战地上会不会漏掉伤员。通讯员在战斗时，除了送信，还干什么——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问这些没意思的问题。
战斗开始后的几十分钟里，一切顺利，伤员一次次带下来的消息，都是我们突破第一道鹿砦，第二道铁丝网，占领敌人前沿工事打进街了。但到这里，消息忽然停顿了，下来的伤员，只是简单地回答说：“在打。”或是“在街上巷战。”但从他们满身泥泞，极度疲乏的神色上，甚至从那些似乎刚从泥里掘出来的担架上，大家明白，前面在进行着一场什么样的战斗。
包扎所的担架不够了，好几个重彩号不能及时送后方医院，耽搁下来。我不能解除他们任何痛苦，只得带着那些妇女，给他们拭脸洗手，能吃得的喂他们吃一点，带着背包的，就给他们换一件干净衣裳，有些还得解开他们的衣服，给他们拭洗身上的污泥血迹。
做这种工作，我当然没什么，可那些妇女又羞又怕，就是放不开手来，大家都要抢着去烧锅，特别是那新媳妇。我跟她说了半天，她才红了脸，同意了。不过只答应做我的下手。
前面的枪声，已响得稀落了。感觉上似乎天快亮了，其实还只是半夜。外边月亮很明，也比平日悬得高。前面又下来一个重伤员。屋里铺位都满了，我就把这位重伤员安排在屋檐下的那块门板上。担架员把伤员抬上门板，但还围在床边不肯走。一个上了年纪的担架员，大概把我当做医生了，一把抓住我的膀子说：“大夫，你可无论如何要想办法治好这位同志呀！你治好他，我……我们全体担架队员给你挂匾……”他说话的时候，我发现其他的几个担架员也都睁大了眼盯着我，似乎我点一点头，这伤员就立即会好了似的。我心想给他们解释一下，只见新媳妇端着水站在床前，短促地“啊”了一声。我急拨开他们上前一看，我看见了一张十分年轻稚气的圆脸，原来棕红的脸色，现已变得灰黄。他安详地合着眼，军装的肩头上，露着那个大洞，一片布还挂在那里。
“这都是为了我们……”那个担架员负罪地说道，“我们十多副担架挤在一个小巷子里，准备往前运动，这位同志走在我们后面，可谁知道狗日的反动派不知从哪个屋顶上撂下颗手榴弹来，手榴弹就在我们人缝里冒着烟乱转，这时这位同志叫我们快趴下，他自己就一下扑在那个东西上了……”
新媳妇又短促地“啊”了一声。我强忍着眼泪，给那些担架员说了些话，打发他们走了。我回转身看见新媳妇已轻轻移过一盏油灯，解开他的衣服，她刚才那种忸怩羞涩已经完全消失，只是庄严而虔诚地给他拭着身子，这位高大而又年轻的小通讯员无声地躺在那里……我猛然醒悟地跳起身，磕磕绊绊地跑去找医生，等我和医生拿了针药赶来，新媳妇正侧着身子坐在他旁边。
她低着头，正一针一针地在缝他衣肩上那个破洞。医生听了听通讯员的心脏，默默地站起身说：“不用打针了。”我过去一摸，果然手都冰冷了。新媳妇却像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听到，依然拿着针，细细地、密密地缝着那个破洞。我实在看不下去了，低声地说：
“不要缝了。”她却对我异样地瞟了一眼，低下头，还是一针一针地缝。我想拉开她，我想推开这沉重的氛围，我想看见他坐起来，看见他羞涩地笑。但我无意中碰到了身边一个什么东西，伸手一摸，是他给我开的饭，两个干硬的馒头。
卫生员让人抬了一口棺材来，动手揭掉他身上的被子，要把他放进棺材去。新媳妇这时脸发白，劈手夺过被子，狠狠地瞪了他们一眼，自己动手把半条被子平展展地铺在棺材底，半条盖在他身上。卫生员为难地说：“被子……是借老百姓的。”
“是我的——”她气汹汹地嚷了半句，就扭过脸去。在月光下，我看见她眼里晶莹发亮，我也看见那条枣红底色上洒满白色百合花的被子，这象征纯洁与感情的花，盖上了这位平常的、拖毛竹的青年人的脸。
作品赏析
《百合花》是茹志鹃的成名作，写于1958年3月。小说以1946年解放战争初期发生在某地的一场战役为背景，通过“我”的所见所闻，叙述了年轻战士为救人英勇献身、新婚媳妇为牺牲的小战士捐献新棉被等几个感人的故事，塑造了天真质朴、憨厚腼腆、热爱生活、舍己为人的小通讯员和活泼开朗、纯朴善良的新媳妇两个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讴歌了战争年代普通战士和百姓的纯洁美丽心灵，赞颂了军民之间的鱼水情谊。小说构思精巧，以小寓大，情节生动，前呼后应，心理描写细腻，笔调清新俊逸，语言素朴自然，全篇洋溢着浓郁的抒情性和清纯的诗意美。读来感人至深，使人回味悠长。
外国卷第45节 穷人的专利权（1）
‖作者简介‖
狄更斯（1812～1870），英国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作家。生于小职员家庭。从小爱听故事、唱歌和朗诵。12岁时，他因父亲负债入狱而当过鞋油厂学徒。后在惠灵顿书院学习，毕业后当过缮写员、记者。其代表作为《艰难时世》、《双城记》。另有《匹克威克外传》、《雾都孤儿》、《大卫·科波菲尔》等长篇小说。狄更斯在作品中，常以讽刺的笔法揭示社会丑恶现象，以幽默的口吻描述善良人物，激起读者鲜明的爱憎感。
我这个人向来是不习惯写什么东西发表的。一个工人，每天（除了有几个礼拜一、圣诞节以及复活节之外）干活从来不少于十二或十四小时，情况可想而知！既然是要我直截了当地把想说的话写下来，那我也就只好拿起纸笔尽力而为了，欠缺不妥之处还希望能得到谅解。
我出生在伦敦附近，不过，自从满师之后就在伯明翰一家工场做工（你们叫工厂，我们这儿叫工场）。我在靠近我出生地但脱福特当学徒，学的是打铁的行当。我的名字叫约翰。打十九岁那年起，人家看见我没几根头发，就一直管我叫“老约翰”了。现时我已经五十六岁了，头发并不比上面提到的十九岁的时候多，可也不比那时候少，因此，这方面也就没有什么新的情况好说。
下一个四月是我结婚三十五周年。我是万愚节那天结婚的。让人家去笑话我的这个胜利品好了。我就是在那天赢了个好老婆的，那一天可真是我平生最有意思的日子哩。
我们总共生过十个孩子，活下来六个。我的大儿子在一条意大利客轮上当机师，这条船的招牌叫做“曼佐·纪奥诺号，往返马赛、那不勒斯，停靠热那亚、莱格亨以及西维太·范切埃”。他是个好工匠，发明过许多很派用场的小玩意儿，不过，这些发明却从来没有给过他一丁点好处。我还有两个儿子，一个在悉尼，一个在新威尔士，全都干得挺不错，上回来信的时候都还没有成家呢。我另外一个儿子（詹姆士）想法有点疯疯癫癫，居然跑到印度去当兵，就在那里挨了颗枪子儿，肩胛骨里嵌着粒子弹头，在医院里躺了六个礼拜，这还是他自己写信告诉我的。几个儿子当中要数他长得顶俊。我有个女儿（玛丽）日子过得满舒服，可就是得了个胸积水的毛病。另一个女儿（夏洛蒂），让她丈夫给遗弃了，那事儿可真卑鄙到了极点，她带了三个孩子跟我们一起过。我最小的一个孩子，这会儿才六岁，在机械方面已经很有点爱好了。
我不是个宪章派，从来就不是。我确实看到有许许多多的公共弊病引起大家的怨恨，不过我并不认为宪章派的主张是纠正弊端的什么好办法。我要是那么认为的话，那可就真的成了宪章派了。可我并不那么认为，所以我也就不成其为一名宪章派。我阅读报纸，也上伯明翰我们称为“会堂”的地方去听听讨论，所以，我认得宪章派的许多人。不过，各位请注意，他们可全都不主张凭蛮力解决问题。
要是我说自己向来有创造发明的癖好，这话也不好算是自吹自擂（我这个人要是不当即把想到要说的话统统记下来，就没有办法把整个事情写完全）。我发明过一种螺丝，挣了二十镑钱，这笔钱我这会儿还在用。整整有二十年工夫，我都在断断续续地搞一样发明，边搞边改进。上一个圣诞节前夜十点钟，我终于完成了这个发明。完成之后，我喊我妻子也进来看一看。这时候，我跟我妻子站在机器模型旁边，眼泪簌簌地落到它身上。
我的一位名叫威廉·布彻的朋友是个宪章派，属于温和派。他是位挺棒的演说家，谈锋相当雄健。我经常听他说，咱们工人之所以到处碰壁，就是因为要奉养长期以来形成的那些多如牛毛的衙门，就是因为咱们得遵从官场的那些敝习陋规，还得缴付一些根本就不应当缴付的费用去养活那些衙门的人。“不错，”威廉·布彻说，“全体公众都分担了一份，但是工人的负担最重，因为工人仅有糊口之资；同样道理，在一个工人要求匡正谬误，伸张正义的时候，谁要是给他设置障碍，那可就是最不公平的事了。”各位，我只不过是笔录威廉·布彻所说。他是在演说里刚刚这么说过的。
现在，回头再来说说我的机器模型。那是在差不多一年之前的圣诞节前夜十点钟完成的。我把凡是能节省下来的钱统统都用在模型上了。碰上时运不济，我的女儿夏洛蒂的孩子生病，或者祸不单行，两者俱来，模型也就只好搁在一旁，一连几个月也不会去碰它。我还把它统统拆卸开来，加以改进，再重新做好，这样不知道弄过多少回，最后才成了上面所说的模型的样子。
关于这个模型，威廉·布彻和我两个人在圣诞节那天作了一次长谈。威廉是个很聪明的人，不过有时候也有点怪脾气。他说：“你打算拿它怎么办，约翰？”我说：“想弄个专利。”威廉说：“怎么个弄法，约翰？”我说：“申请个专利权呗。”威廉这才说给我听，有关专利的法律简直是坑死人的玩意儿。他说：“约翰，要是在取得专利之前你就把发明的东西公之于众，那么，别人随时都会窃走你艰苦劳动的成果，你可就要弄得进退两难啦，约翰。你要么干一桩亏本买卖，事先就请好一批合伙人出来承担申请专利的大量费用，要么你就让人给弄得晕头转向，到处碰壁，夹在好几批合伙人中间又是讨价还价，又是摆弄你发明的玩意儿。这么一来，你的发明很可能就一个不当心让人给弄走。”我说：“威廉·布彻，你想得挺怪的，你有时是想得挺怪。”威廉说：“不是我怪，约翰，我把事情的真实情况给你说说。”于是他进一步给我讲了一些详细情况。我对威廉·布彻说，我想自己去申请专利。
我的姻兄弟，西布罗密奇的乔治·贝雷（他的妻子不幸染上了酗酒的恶习，弄得倾家荡产，先后十七次关进伯明翰监狱，最后病死狱中，万事皆休），临死的时候遗留给我的妻子、他的姊妹一百二十八镑零十个先令的英格兰银行股票。我和我妻子一直还没有动用过这笔钱。各位，咱们都会老的。也都会丧失工作能力。因此，我们俩都同意拿这个发明去申请专利。我们说过，我们甚至都打算用掉上面提到的那笔钱去申请专利。威廉·布彻替我写了一封信给伦敦的汤姆斯·乔哀。这位汤姆斯·乔哀是个木匠，身长六英尺四英寸，玩掷绳圈的游戏最内行。他住在伦敦的契尔西，靠近一座教堂边上。我在工场里请了个假，等我回来的时候好恢复工作。我是个好工匠。我并不是禁酒主义者，可是从来也没有喝醉过。过了圣诞假期，我乘“四等车”上了伦敦，在汤姆斯·乔哀那里租了一间为期一个礼拜的房子。乔哀是个结过婚的人，有个当水手的儿子。
汤姆斯·乔哀说（他从一本书里看来的），要申请专利，第一步得向维多利亚女王提交一份申请书。威廉·布彻也是这么说，而且还帮我起了草稿。各位，威廉可是个笔头很快的人。申请书上还要附上一份给大法官推事的陈述书，我们也把它起草好了。费了一番周折以后，我在靠近司法院法官弄的桑扫普顿大楼里找到了一位推事，在他那儿提出了陈述书，付了十八便士。他叫我拿着陈述书和申请书到白厅的内务部去，（找到这个地方之后）把这两份东西留在那里请内务大臣签署，缴付了两镑两先令又六便士。六天后，大臣签好了字，又叫我拿到首席检察官公署去打一份调查报告。我照他说的去办了，缴付了四镑四先令。各位，我从头到尾碰到的这些人可以说没有一个在收钱的时候是表示感谢的，相反，他们是些毫无礼貌的人。
外国卷第46节 穷人的专利权（2）
我临时住在汤姆斯·乔哀那里，租期已经展延了一个礼拜，这会儿五天又过去了。首席检察官写了一份所谓例行调查报告（就像威廉·布彻在我出发之前跟我讲的那样，我的发明未遭反对，获得顺利通过了），打发我带着这份东西到内务部去。内务部根据它搞了个复本，他们把它叫做执照。为了这张执照，我付出了七镑十三先令六便士。这张执照又要送到女王面前去签署，女王签署完毕，再发还下来，内务大臣又签了一次。我到部里去拜访的时候，里面的一位绅士先生把执照往我面前一掷，说：“现在你拿着它到设在林肯旅社的专利局去。”我现在已经在汤姆斯·乔哀那里住到了第三个礼拜了，费用挺大，我只好处处节俭过日子。我感到自己都有点泄气了。
在林肯旅社的专利局里，他们替我的发明搞了一份“女王法令草案”的东西，还准备了一份“汉令提要”。就为这份东西，我付了五镑十先令六便士。专利局又“正式誊写两份法令文本，一份送印章局，另一份送掌玺大臣衙门”。这道手续下来，我付了一镑七先令六便士，外加印花税三镑。这个局里的誊写员誊写了女王法令准备送呈签署，我付了他一镑一先令。再加印花税一镑十先令。接下来，我把女王法令再送到首席检察官那儿签署。我去取的时候，付了五镑多。拿回来后，又送给内务大臣。他再转呈女王。女王又签署了一次。这道手续我又付了七镑十六先令六便士。到现在，我呆在汤姆斯·乔哀那儿已经超过了一个月。我都不大有耐心了，钱袋也掏得差不多了。
汤姆斯·乔哀把我的全部情况都告诉了威廉·布彻。布彻又把这事儿说给伯明翰的三个“会堂”听，从那儿又传到所有的“会堂”，我还听说，后来竟传遍了北英格兰的全部工场。各位，威廉·布彻在他所在的“会堂”做过一次演讲，还把这件申请专利的事说成是把人们变成宪章派的一条途径呢。
不过，我可没那么干。女王法令还得送到设在河滨大道上桑莫塞特公馆的印章局去——印花商店也在那里。印章局的书记搞了一份“供掌玺大臣签署的印章局法令”，我付了他四镑七先令。掌玺大臣的书记又准备了一份“供大法官签署的掌玺大臣法令”，我付给他四镑两先令。“掌玺法令”转到了办理专利的书记手里，誊写好后，我付了他五镑七先令八便士。在此同时，我又付了这件专利的印花税，一整笔三十镑。接着又缴了一笔“专利置匣费”，共九镑零七便士。各位，同样置办专利的匣子，要是到汤姆斯·乔哀那里，他只要收取十八个便士。接着，我缴付了两镑两先令的“大法官财务助理费”。再接下来，我又缴了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