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站,英伦-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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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记着他在我走的时候说的那句话：“你先去读书，所有的事等你读完书再说。”好吧，我不会打搅你，我好好读书。
半夜正睡得迷迷糊糊的时候，刺破耳膜的铃声响起，开始还以为是做梦，后来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尖利刺耳，被吵醒，发觉不是梦，而是火警铃。房间里，走道里，整栋楼里充斥着这令人心烦意乱、坐卧不安的铃声。什么也顾不上，披上大衣，却找不到鞋在哪里，整个人还没有百分百清醒，幸亏还不糊涂，索性穿了拖鞋出去。电梯一定不能用了，整栋楼里的人如蝗虫一般沿着楼梯往下窜。我的一只拖鞋在混乱中被人踩掉，来不及捡，已经被人流推着搡着到了一楼大厅。铃声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让人不得安宁。可外面冷，谁都不愿意出去，都挤在大厅里。有人去看墙上的火警报警器，念出火源的发生地：Room 232； Flat 8（8号公寓，232房间）。
“What？ 232？（什么？232房间）？”我跳了起来，这下完全清醒了，那不是我的房间吗？我着急了，想上去看看，被同住一层楼的朋友Fanny拉住，只有干着急。难道是暖气开太大，烧着了窗帘，可是我下楼的时候并没有闻到异味，也没有看到火光啊。到底是为什么呢？
Fanny也不知道怎么安慰我，她是菲律宾的华裔后代，情急之下，普通话夹杂着英语，语无伦次地说，一定不让我上去，要等消防员来等等。我也不担心财物损失，就是觉得不可置信。铃声还在响，我简直要崩溃了。 Fanny 不知道说什么好，一手紧紧抓住我，另一只手紧紧抓住她的护照，好像两样都是她从烈火中抢救出来的不可错失的珍宝。有人问她：“你抓住护照做什么？”她答：“如果什么都烧没有了，可以凭我的护照去保险公司索赔啊。假如护照也烧了就要去大使馆补办，多麻烦！”呵呵，她倒算得精，不愧是念金融的学生，就是不知道她在那么混乱紧急的情势下怎么想得到也找得到她的护照。
消防员来了，把所有的人都往外赶。为首的那个特别恼火，骂我们：“你们明知火警，为什么还站在大厅里，不逃到外面安全的地方去？”大家站在普园的草坪上冷得哆嗦，我还少了一只鞋，大衣罩着的睡裙只到膝盖那么高，Fanny一直扶着我，免得我那只没有穿鞋的脚着地。有人咕哝着：“现在的温度不知道有没有到零度。”越是这么说着，越觉得冷了。一个消防员出来找232 房间的主人，我只好走上前去，也顾不得穿没穿鞋了。他们叫我交出钥匙，依旧站在外面等。一刻钟之后又一个人出来叫我进去。Fanny想陪我一起，被挡在了门外。我这会倒不怕了，也忘记了冷，只觉得恼火，怎么追问他们都不告诉我到底怎么样了，我是232的主人，难道就没有权利知道结果吗？我突然无比坚定，认定了我的屋子一定没有起火，坚持要上去看个究竟。果然如我所料，我的屋子里明火烟雾一样都没有，有的只是满屋子消防员。他们找我问话，无比的荒谬：
“你用香水吗，小姐？”
“不用。香水和火警有什么联系吗？”
“我们进来的时候闻到一股香味，所以……”
“我不认为香味和火警有什么关联。更何况，难道你们期望在一个淑女的房间里闻到臭味吗？”我的语气开始咄咄逼人。
消防员词穷。我紧追：“你们能给我一个解释，为什么报警器显示是我的房间着火吗？”
这次换他们的头过来了：“可能是有小的飞虫飞到你房间的探测器里了，但是我们也不确定。”呵，多么外交的回答，肯定而又模糊。
我抬头望了一眼屋顶那个圆形探测器。它的缝隙呈圆环状，最多只有二、三毫米宽，有那么巧，那么小的飞虫飞到里面引起这么大的反应吗？明知他的解释站不住脚，我自己也真正站不住了，折腾了一个晚上，我就想一个人坐下来歇歇。不再与他们争辩，在笔录上签了字，终于可以把他们送走。楼道里又一阵喧哗，被搅了半夜好梦的我可怜的邻居们都各自回房了。Fanny来看我，见我呆呆坐着吓了一跳，提醒我，“Scarlett，你的脚上都是泥巴，你去洗洗吧。”我不答她，她过来搂着我的头，安慰我说：“没事了。”我好想大哭一场，但没有力气，对Fanny说：“我没事。你回去睡觉吧，谢谢你。明天再见。”
坐了很久，一片空白。脑袋里闪过第一个意念：我要打电话。拨了那个在心里念了无数次的上海的号码，一边拨一边祈祷：他一定要在，一定要在，一定要在。总算我还不至倒霉透顶，他在，接了电话，我号啕大哭，哭得他措手不及，一言也不发。我竹筒倒豆子一样倒出今晚发生的事件的始末，他在电话那头说：“叫我说什么好呢？这么远，我也没法帮你。只有靠你自己。像你这样有一丁点事情发生就打国际长途来讲这么久，也解决不了问题。事实上你找谁讲都没有用，还是要靠自己……”我已经听不到他讲什么，只想听见他的声音，这对我就已经是一种安慰。这些日子以来这许多的坎坷不顺已经累积到了要让我崩溃的地步。我恨不能砸了天花板上的探测器，省得担心它再度在我的睡梦中尖叫起来。
后来火警误报成了生活里的平常事，但都在白天，警铃响的时候也不如这次那么尖刻犀利。也许铃声都是一样的，而这一次是第一次，且发生在深夜，怀疑起火地点又是我的房间，种种巧合让我近乎崩溃。当大家的神经已经粗到把火警铃声当作笑谈来讲的时候，每每想起这次的“午夜凶铃”，我还是心有余悸。所得的教训倒是实在：买保险以及把护照放在枕头边，以防二度凶铃来袭。
浑浑噩噩睡过去，在梦里，我把今年第一朵雪花捧给你，是的，有时候，我傻得像个孩子。
第二部分 午夜凶铃主流社会的入口？（1）（图）
走近一些，再走近一些，再再再走近一些。这是我一路逼着自己做的事情，我想走近这个主流社会，然后“睇真的”（看真切点）。虽然在学校外面租房子住便宜过学校宿舍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可我愿意住学校，因为环境好，因为设施全，因为这个多国籍的社区。Annie 一次在课上说：“如果你的英国同学们跟你要好到了给你取一个英文的外号，那么你就真的是走入主流社会了。”
我喜欢Annie，我遵循她所有的言论，我甚至模仿她说话的手势，我热爱她对生活的热爱态度，常常我跟她在课间闲聊，会聊到她戴的一件藏银首饰，跟她分享我的淘宝心得。可是，那主流社会，就如同Annie的手势一样，优雅的远远的，触不到真切。
有课的下午，通常会有一个简单的Tea Break（下午茶休息）时间，教室外面会有一些茶、咖啡、曲奇饼干。传说是维多利亚时代的贝德芙公爵夫人，每到下午时刻就意兴阑珊、百无无聊，心想此时距离穿著正式、礼节繁复的晚餐Party还有段时间，又感觉肚子有点饿了，就请女仆准备几片烤面包、奶油以及茶。后来她邀请几位知心好友伴随着茶与精致的点心；同享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没想到一时之间，在当时贵族社交圈内蔚为风尚，名媛仕女趋之若鹜；形成一种优雅自在的下午茶文化。
不仅是人会被文化感染，胃也会的。我的胃开始被英国化，就算是没有课的下午，坐在图书馆里面看书，一到了钟点，我的胃就开始不安，怎么着也想出去透透气。天气明媚的日子不多，一到了明媚的下午，我就不乐意在屋子里待着了，飞快地抱着书本跑出去，在Avenda 餐厅门口的木头长椅长桌上霸一个位子，叫一杯茶，一份点心，一边看书，一边吃，又或者一边喝下午茶，一边跟坐在旁边的、不认识的人闲扯。如果不幸长椅上都坐满了人的话，我就去坡上的草地上坐在黄色的洋水仙中间，周围或坐或卧的都是一些懒洋洋的享受下午时光的人们。水仙开花的时节，会有一年一度的水仙花节，为癌症患者和照料他们的护士捐款。3月的午后阳光里，我跟朋友们聊起在火车站看到的水仙花节广告，那些平面的还有多媒体的广告令许多过往的乘客都被打动了，我也未能例外的，在车站的Tesco超市买了一束水仙花。事实上，在全英的大小店铺里，只要买一束水仙花，就会有一定数额的钱捐献给玛丽库里癌症基金会。
我了解着这个社会里发生的大小事情，我关注，也被打动；我思考，也被同化。有空的时候，也跟英国人一样去追无聊电视片《Big Brother》，看一群人被关在摄像头24小时监控的空间里在做些什么，猜测这个星期谁会被观众踢出局。西瓜来邀我一起去Globe Cafe（地球咖啡屋），那是当地教会给留学生开展的每周一次的公益活动，通常在每个周四的晚上。有时候是玩英国游戏，猜英国谜语，有时候是做“地球厨房”的主题活动，提前通知大家，让大家各自煮一道拿手的菜过去分享。类似的主题活动还有许多，当然我也知道地球咖啡屋的组织者不是为了组织活动而组织活动，他们当然是希望有多一些留学生参加教会，信仰他们的宗教。我喜欢去跟人交流，但是，我不喜欢被别人灌输信仰。起初我会跟他们辩论说：“John，你是一个工程师，事实上可以说是一个科学家，你告诉我，你如何去解释玛利亚未婚生子的事？我们都知道生命的孕育是因为精子与卵子的结合，你能告诉我你全能的上帝是如何完成这样一个奇异的过程的吗？”然后就是无休无止的辩论，最后的落脚点一定是：“信神的人信神迹。”这不是荒谬么？到了最后，我实在不愿意被灌输了，我就走开，或者干脆说一句：I am a Buddhist（我信佛）。
西瓜参加了教会组织的周末短途旅行，去离曼彻斯特大约50 公里的小镇Macs field（麦克斯费尔德）的另一个教会内的一个寄宿家庭做客。麦克斯费尔德的教会与我们本地的教会常有往来，所以在麦克斯费尔德找到一些家庭，志愿接待留学生们去过一个周末。所有的食宿都是免费，只用出交通费用。西瓜想去，又想拉我一起，看她那么兴致勃勃的样子，我不好拒绝，就答应了。
星期六的中午，本地教会的人开着车一个个地去接报名的学生，驱车往北。大约4个小时以后，便到了麦克斯费尔德教会的所在地。一座很普通的维多利亚时代建筑，里面倒是非常宽敞，看得出来花了心思做了很多布置，大家坐下互相介绍之后，地主非常热情地说了一些欢迎的话语，然后就开始晚餐。寄宿家庭的代表们跟各自要接待的学生们接上了头，各自坐到一桌上去边吃边聊天。我和西瓜的寄宿家庭姓Thomson（汤姆逊），汤姆逊先生带着女儿来接我和西瓜，这小姑娘叫Laura，才11 岁，已经很爱美，非常介意自己的身材。她看到端着土豆的阿姨走到餐桌边时，赶紧对她说：“给我一个小的，小一点的。”我对她说：“Laura，看你多么健康漂亮，你这个年纪应该多吃一些东西的哦。”Laura的回答是：“哦，是吗，可是我觉得我的大腿有那么一点太粗了也。”正往嘴里放食物的西瓜，就此受到打击，食不下咽。
汤姆逊先生是曼彻斯特大学的化工博士，在麦克斯费尔德的一家很出名的制药公司工作，他扮得很严肃的样子说：“我以一个科学家的立场告诉你们这些女孩子们，你们都吃得太少了。”大家都笑，可是我却笑得比较无厘头，因为我在心里偷笑，“呵呵，科学家。”我想起了那个在Globe Café跟我辩论玛利亚未婚生子的科学家。
晚饭后我们做游戏比赛，汤姆逊博士带队的我们这一组打从一开始就遥遥领先，最后赢得非常漂亮。邻组的组长是汤姆逊博士的同学兼同事，一个出生在香港，念书在英国，工作在英国的华人，叫Peter。Peter和我在游戏的间歇闲聊，他知道我来自深圳以后，就换广东话跟我聊，他说他好久没有讲过广东话，非常想念。我只有用我的三脚猫广东话胡乱对付。Peter在曼彻斯特大学毕业以后，已经在麦克斯费尔德工作了十年，在当地安了家，却还没成家。Peter人非常温厚，我问他平素的闲暇娱乐是什么，他说来教会做义工，或者在家拉小提琴。呵呵，有趣，小提琴爱好者，我想起亦舒《玫瑰的故事》里的家明，他除了工作也就是足不出户在家拉小提琴，跟他好动好热闹的兄弟家敏截然相反，家敏嘲笑他：“你这样窝在家里，难道指望你的她从天上掉到你的门口么？”呵呵，天上果然就掉下一个她，一朵玫瑰，颠倒众生的玫瑰。只是这故事的结果不好，家明患了绝症，三个月的爱情，然后撒手人寰，叫人肝肠寸断。Peter问我为何笑，我问：“你可读过亦舒？”彼得答：“倪匡的妹妹嘛，当然读过。怎么啦？”我欲言又止，想跟他说那个爱拉小提琴的家明，又恐怕讲出来意头不吉利，人家不高兴，只好打个圆场说：“没什么，没什么，突然想到而已。”
第二部分主流社会的入口？（2）
愉快的聊天时间之后，我们在教会门口道别，我和西瓜跟汤姆逊先生，劳拉，一起回他们的家。Peter过来说goodbye，顺便若无其事地说，“哦，对了Scarlett，亦舒的书里面，《玫瑰的故事》最好。”我大惊，回头看了他一眼，他居然很淘气地眨了一下眼睛，带着他接待的两个寄宿学生朝自己的车子走过去。
汤姆逊太太带着9岁的小儿子David在家门口迎接我们，然后带我和西瓜上楼去客房，她细心地教我们洗手间的洗浴设备怎么用，跟我和西瓜说，如果我们不困的话，待会可以到楼下的起居室聊天。我和西瓜冲完凉便去楼下，Laura和David在地上坐着玩字谜游戏，汤姆逊太太招呼我们坐下。汤姆逊先生一会也下来了，我们聊各自的出生地方，家庭，读书，工作，当然还是避不开他们的信仰。
汤姆逊先生和太太是在曼彻斯特大学读书的同学，但是汤姆逊太太在小儿子出生以后就没有工作了，因为小儿子患有先天的支气管炎，身体不好，特别需要照顾。汤姆逊太太在闲来无事的时候，也去各种慈善机构做义工，她很高兴地拿给我们看她在弱智儿童学校做义工满1000个小时的奖状，用玻璃框装着，挂在餐厅的墙上，跟两个孩子的绘画涂鸦作品一起陈列着，她称之为他们家的家庭艺术廊。
起先我以为他们是因为David的病，才信仰宗教，希望能够有奇迹发生，后来发现不是，他们原来是因为父母信仰宗教，所以一出生就受洗礼。他们受了非常优秀的高等教育，尤其汤姆逊先生是化工博士，还在制药公司工作，所以更加不可能是把孩子的健康全部寄托在神迹上。他们细心地照顾孩子们，积极地寻求治疗办法，汤姆迅先生甚至还研究了中国的针灸，向我们打听针灸的功效。只可惜我对针灸的了解可谓是近似于0，还不如汤姆逊博士的了解多。他们一边积极地寻求科学的治病方法，一边又虔诚地祈祷神的庇佑，我觉得这真是不可思议的一种平衡。
我突然觉得，没有信仰的社会是可怕的。在一切的道德信仰基础被摧毁以后，人们就在无神论的外衣下猖獗起来，变得无所忌惮，无所敬畏，于是各种伤天害理层出不穷。我因为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