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传奇 作者:齐鲁-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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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达口中的鲜血顺着嘴角往外流。

　　许光达的身体终于被彻底摧垮了！　1968年11月到1959年1月人院治疗六十天，仍受审七十九次，被逼写所谓的交代材料二十五份；又一次住院八十一天，受审二十九次，　逼写材料二十九份。1969年5月23日，许光达已报病危，专案组仍加紧审讯。　5月31日，即许光达悲辞人世的前三天，人已卧床不起，专案组还将他拖下地向毛主席的像请罪！1969年6月3日晚十时二十分，许光达在既无医护人员看护、又未获准亲属陪护的情况下，惨死于病房厕所的马桶上！只隔六天，即1969年6月9日，被折磨得骨瘦如柴不成人样的贺龙元帅于上午八时送到301医院，　于下午二时也离开了人世……

　　这些，都是如此这般专案组的罪恶记录！！

　　l973年12月21日，　毛泽东在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同志的谈话中坦率承认：“我看贺龙同志（被）搞错了，我要负责任呢广对贺龙“要翻案呢，不然少了贺龙不好呢”，“不过这个人经常身上有武器”。

　　1974年9月，　邓小平恢复工作时，贺老总的冤案终于得以昭雪。1975年6月9日——

　　贺老总辞世6周年，周恩来代表毛泽东和党中央参加了贺老总的骨灰安放仪式，对贺老总作了高度评价，再次肯定“贺龙同志是一个好同志”。这也等于为受“贺龙专案”株连的所有受害者恢复了名誉。”但是“四人帮”和搞专案的一些人，竟然把周总理抱病参加的贺老总骨灰安放仪式还称为“复辟翻案的典型”。时至1叨8年的此时此刻，胡耀邦要求将中央专案组的一切档案材料转到中央组织部统一复查处理的当儿，有关专案组的一切违背党的传统精神的黑暗内幕，对胡耀邦和中组部的老资格来说，又早就不是什么秘密。对如此专案组的一些人，在平反冤假错案上，你还能抱什么“善哉善哉”的指望么？胡耀邦断然决定：对这些重大案件复查平反，中组部只能另起炉灶！

　　胡耀邦另起炉灶，大江南北，寻常巷陌。明查暗访，争分夺秒，搜集每份资料，积储了翻案的足够材料。

　　胡耀邦一回到中组部，立即把干审局及政策研究室的一些同志请到自己的办公室说：

　　“有个案子，你们敢不敢翻？”

　　“实事求是。”人们都这样回答。

　　“可是要担大风险的哟！”

　　“再大的风险，”有人说。“还能超过‘四人帮’的？”

　　胡耀邦说：“对，要有这份勇气！”

　　胡耀邦说：按照党的一切工作都要实事求是的原则，就是对伟大领袖晚年搞错了的事，也应该予以纠正。有些人硬扛着“两个凡是”牌子不放，坚持一错到底。针对这种态度，我们能不能这样说：“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与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简单地说：就是用‘两个不管’的矛，去对付‘两个凡是’的盾！请大家议议行不行？”

　　大家说，应该这么办，这既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精神，又简明有力。这时，胡耀邦才向大家谈了这次与汪东兴等人的正面交锋，并下达了准备一另起炉灶”的动员令。

　　但为稳妥起见，胡耀邦觉得有必要首先取得叶剑英、邓小平的支持。一天，他向中央负责人汇报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工作时，反映了“六十一人案”中许多人及死者亲属要求复查的强烈愿望，并表示中组部准备进行复查。

　　不久，　邓小平又接到了有关“六十一人案”的两封申诉材料。6月25日，他在其中一封材料上批道：“这个问题总得处理才行。

　　这也是实事求是问题。”7月4日，华国锋也指示胡耀邦：“六十一人的问题要解决，由中组部进行复查，向中央写个报告。”胡耀邦随即指定干审局副局长贾素萍等四位同志，全力投入这项工作。

　　胡耀邦说：作为专案工作的一个重要环节，那个“结论”所依据的有关材料，都是中央专案组已经整理好了的。真正有重要价值的实事求是的东西，恰恰是戴着有色眼镜的人们最不屑一顾的。他们可算是做到了各尽所能地。“各取所需”，把被立案的人置于“永世不得翻身”之地而后快。事实上，一个重大的案子，究竟是何原因搞起来的，这必须查清楚。

　　在搞的过程中，中央专案组当然也作过一些调查；但那是“各取能需”的调查。他们所需要的，如获至宝；他们认为不合“口径”的，就不会写到结论上去。而这没被写到结论上去的一些真实情况，如果光看那个“结论”是看不出其一丝痕迹的。所以，我这“另起炉灶”，就必须下功夫对能够提供原始材料的地方和人都走访一遍，看看这些事情的来龙去脉究竟是怎么回事。这样，才能还历史事实之本来面貌，才能分清哪些是当事人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哪些责任应是组织领导方面承担的。这样，才能真正地是非分明，对党对同志高度负责。

　　说完，胡耀邦又叮嘱他们：此案关系重大。为减少阻力，先不宜声张，要审慎、精细、踏踏实实地调查研究，珍惜每份资料，争分夺秒，争取三个月复查完毕，写上复查结论，在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时拿出来。

　　谈完话正好吃午饭，胡耀邦也拿着自己的碗筷，和大伙边走边聊地向大食堂走去。他说：如果不把”两落实”（指落实干部政策。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抓得紧紧的。搞得美美的，我们的党和国家就不会扬眉吐气，而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的最大突破口，就是对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这些同志的特大错案的平反昭雪……

　　进了大食堂，卖饭的大师傅一眼瞅见胡部长排在大老远队尾，连连大声招呼：“胡部长！您靠前来；您工作忙，靠前来广胡耀邦说：“大家都忙啊！你就顺着来吧！”

　　胡耀邦买完饭，像往常一样，与大家围在一起边吃边聊。胡耀邦说：现在很多人都知道我们这儿又是“党员之家”了。既然是“党员之家”，我们就要形成这么一股风气：多跑门可罗雀的寒门，少走车水马龙的大户。一句话：多走冷门，少走热门。

　　“老贾，”他转脸对坐在一旁的贾素萍说：“你能不能先抽空去看看薄一波？”

　　当天下午，贾素萍一行四人就去探望了无家可住而临时栖居于西直门外国务院第二招待所的薄一波。在第二招待所传达室，贾素萍一见这位须眉皆白，被“造反者”　打伤了一段脊椎骨而直不起腰的老者，　便十分热情地上前问候，并伸出手：“薄一波同志，您好！”薄一波顿即感动得涕泪交流。十多年来，不少的红卫兵、专案组无数次对他调查审问，从不称他为“同志”；也不通报单位姓名，更没有任何让人稍稍过得去的结果；而此刻站在面前的中组部派来的贾素萍等四人，不但亲亲热热地称他为“同志”，还说明是奉胡耀邦部长的委托特地前来探望他的，所以他激动异常。

　　“今天我们先来看看您。联系一下。”贾素萍说。“请您根据自己的健康状况，找个时间，我们再来听取您的意见和要求。您看怎么样？”

　　“不，”薄一波兴奋而急切地说，“我的身体很好，不必另约时间，今天就谈行不行？”

　　边说着，薄一波就把贾素萍们请到自己的房间，一口气谈了七个多小时、一吐十多年来的悲愤和夙愿。

　　从此，贾素萍一行四人冒着盛暑，在京城到处奔走。他们找到了与“六十一人案”有关的周仲英、马辉元、刘有光、朱则民、孔祥祯等多人并逐一交谈。孔祥祯在交谈中指着自己已经残废了的双腿说：“过去红卫兵和专案组的人多次来，口称调查，可是比审讯还凶。我说的都是真实情况，他们全不信，还要逼着我在他们写好的诬陷的结论上签字；我不干，他们就整我，把我的双腿都整残废了。他们后来再找我‘调查’时，我就不再同他们谈一句话，给他们吃闭门羹！这次你们来了，我衷心欢迎……”

　　8月上旬，贾素萍一行飞到了安徽合肥。

　　一下飞机，江淮的炎热使他们好像突然掉进了蒸锅一样，但他们还是立即前往安庆，在一间小平房里找到了刘澜涛。这位原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从西安被揪到北京，　关押审讯了八年。1975年5月28日，他虽然被从监狱中开释出来，但专案组仍把“叛徒”帽子扣在他的头上，不给他自由，不许他和任何亲友见面，并逼迫他“下放”安庆。为此他写了一首小诗：“一九七五五二八，十年出禁总作罢。云海苍茫君何往，　党是亲娘神州家”　，以表明对党对人民的赤子之志。现在见到了“党员之家”派来的人，让他倾述他们当年在敌人的监狱中与敌人的斗争，以及他的一家在自己人的“文革”中的悲惨遭遇，富有理智而坚强的刘澜涛不禁热泪滚滚。他热诚地要用自己在院子里种的菜豆角亲手做菜，招待贾素萍一行。贾素萍说任务紧，婉言拒绝了刘澜涛的盛情，又仆仆风尘地赶到淮南去见安子文。

　　被幽禁于淮南的安子文，面对他在“文革”前做了十多年部长的中组部来的同志倍感亲切。他回想“文革”中被揪斗、被踢打拧掐，遭受过许许多多的迫害与凌辱。以及康生们强加的“叛徒”罪名，原以为人们早把他忘得一干二净，或仍然对他歧视敌视，谁知贾素萍一行不仅带来了部分同志的关怀与问候，还带来了平反冤案的希望。他刹那间苦屈难诉，呜呜痛哭不已。

　　贾素萍，行结束了在安徽的调查访问，又快马加鞭地赶到山东、天津和吉林，然后再折往西安，去访问一位年过七旬的知情人。连续数月，他们走访了“六十一人案”中所有受迫害而仍健在的同志，研究了他们及其家属子女的一摞摞申诉材料，查阅了中组部保存的这些同志档案中的各人有关出狱经过的自叙，调阅了大量敌伪档案，走访了1936年担任我们党北平市委书记的李葆华、党的“七大”期间熟知代表资格审查情况的中组部干部科长王鹤寿和晋冀鲁豫代表团的另一位副团长王从吾，并请他们都写了书面证明材料。

　　“文革”伊始担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的宋任穷，也写了证明材料，证明周总理当时曾给他一个电话，让他这样回答“揪叛徒战斗队”的红卫兵：“赵林（中共吉林省委书记）的出狱问题中央是知道的”，不能让小将们在这个问题上胡乱发难。

　　张闻天同志的老伴刘英也写了一份材料。

　　她在材料中认真回忆当年张闻天作为党中央总书记，是如何与毛泽东、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同志研究批准了刘少奇的那个建议，并给刘少奇回电的。

　　中组部同志的调查研究紧凑而大有成效，直累得贾素萍心房纤颤。患了心脏病。写证明材料的同志也争分夺秒。　1978年8月21日，闷热的夜晚，于光远汗流浃背地跑到仍是“摘帽右派”的曾彦修住处，急急如今地说：“快快快，关于‘六十一个人’的问题，耀邦要我们赶快写出证明材料。就是四八年春节，刘格平请吃饭之后。康生对我们谈的那段话。”

　　曾彦修一听，连忙摊开纸，挥汗疾书。写完。两人签了名，于光远拿了就走，连夜送到胡耀邦家。

　　胡耀邦连忙挑灯夜读。这一段时间，胡耀邦不但常常夜读这类送到家的材料，而且贾素萍等人每次调查归来，他都立即听取他们的汇报，认真阅读他们写的每一份调查材料，在这些材料上先后批写了这样一些字句：“这份材料很有用”，“这份材料很说明问题”。“送中央常委阅”，“根据这些充分的复查材料，可以起草报告提纲啦”。

　　随后，胡耀邦与贾素萍等人一起，研究如何起草给中央的关于“六十一人案”的复查报告。一切似乎进展得一帆风顺，但是胡耀邦明白：问题远不是那么简单。

　　“两个不管”对付“两个凡是”。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全国信访工作会议上，一场面对面的决战拉开战幕。

　　1978年9月，　中共中央办公厅向全党发出通知，在中南海怀仁召开全国信访工作会议，研究如何处理日益增多的申诉信和上访人员，如何落实政策才算执行毛主席的正确路线。

　　这个会议，是胡耀邦刚到中组部时就向中央建议举行的。汪东兴遂让胡耀邦主持会议，并在开幕式当天作主要讲话人。

　　明眼人看得出：这将是一场面对面的决战。

　　正因为这是一场面对面的决战，历来不爱宣读讲稿，而习惯于旁征博引、嬉笑怒骂皆文章的胡耀邦，这次却特别请来政研室和干市局的一些同志研究并协助起草讲话稿。在研究中，有人提出胡耀邦最好不要去。理由是：“人家正要找你的茬儿呢，你还送到门上去”’

　　胡耀邦说：这正是广泛动员平反冤假错案的最好时机，是踏破铁鞋也难找的最好讲坛，我们绝不能放过。我们永远记住这八个字：坚持真理，旗帜鲜明。尤其在有关党和人民利益的是是非非上，赞成什么，反对什么、“更要明确表明自己的观点，那种不讲原则，“你好我也好”的庸俗腐朽气，是同我们党的性质水火不相容的。大家所以同意用“两个不管”去针对“两个凡是”，我想大概都有这样的意思，就是不能再搞个人崇拜了。我相信我们的党总有一天将会作出这样的历史性决议：永远永远地严禁个人崇拜。因为一搞个人崇拜，就根本谈不上什么民主，谈不上实事求是，谈不上解放思想，就必然要搞封建复辟。其危害之烈，莫此为甚！司马迁在《秦始皇本纪》中说过：“秦俗多忌讳之禁，忠言未卒于口，而身为戮没矣！故使天下之士，倾耳而听，重足而立，钳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谏，智士不敢谋，天下已乱，奸不上闻，岂不哀哉！”林彪、“四人帮”们搞了这么多年的个人崇拜，对全党全国造成的危害之大之重之深，难道还不够吗？

　　胡耀邦说到这儿，在座的有人说：您说的都很对。但是现在，人家既然一直强调“两个凡是”，就会说我们这是“砍旗”而且在“真理标准”文章出来时就已经这样大说特说了。对这种谬论的反驳，我们也得想得周全些。

　　说得对。胡耀邦说：关于如何正确对待毛主席，我们与“两个凡是”论者是有原则区别的。对待完整准确的毛泽东思想和正确的思想路线，我们一定要遵循不变；对毛主席晚年的错误，则绝对不能延续不变。否则，就是对党对人民的不忠。

　　这次谈话后，一连数日，在中组部的部长办公室，胡耀邦都抽出一点时间，向政研室的苗枫林等同志口授全国信访会讲话的主要内容，委托苗枫林起草讲话稿。

　　对胡耀邦的这个讲话，苗枫林认为非同小可、很可能引发一场激烈争论。因而在起草过程中，他尽量把观点阐述得十分周密而无懈可击。等把稿子弄好送给胡耀邦过目时，他又一次劝阻胡耀邦：“最好等时机成熟了再讲。”胡耀邦一听，不免有点气，说：“你们这些人就是谨小慎微。”苗枫林请胡耀邦再考虑一下，胡耀邦义无反顾地说：“怕什么！就是下油锅。也总得有人下嘛！”

　　这一边，人们忙忙碌碌，心情欢畅；另一边。有人气得咬牙咯咯响。

　　9月11日，　就在全国信访会议即将召开之际，刚刚印出了复刊第一期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