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传奇 作者:齐鲁-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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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边，人们忙忙碌碌，心情欢畅；另一边。有人气得咬牙咯咯响。
9月11日， 就在全国信访会议即将召开之际，刚刚印出了复刊第一期的《中国青年》杂志，刊有《破除迷信，掌握科学》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就遭到了查禁。因为，文内有这样的小插题：
林彪、“四人帮”是现代迷信的制造者；
现代迷信是新长征路上的一大障碍；
站在破除现代迷信的前列。
文章提醒广大青年：阶级斗争的规律和现实告诉我们，科学与迷信的斗争是长期存在的；不但现代迷信妖雾未散，今后也很难完全避免再出现借“高举”以营私的政治骗子，很难完全避免以更新更巧妙的形式出现的现代迷信。为坚持真理而勇敢斗争、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是永远需要的……
很显然，这也是犯了“两个凡是”、“永远高举”的大忌的。汪东兴火急下令禁止发行。有些火爆不服气的青年人急得没法，把这篇文章和《春风吹又生》的复刊词帖上了西单民主墙，还有人搬请共青团中央的元老邓（颖超）大姐出面表示深切关注这件事。一位开国老将军也为这件事给《人民日报》的一位同志打了电话。这位同志回答说“是汪（东兴）副主席执意要这么干”。气得这位老将军把电话一掼：“什么副主席？”这时，汪东兴才很不情愿地，为这本青年男女广泛喜爱的杂志的发行开了绿灯。《人民日报》立即转载了《破除迷信，掌握科学》一文。
9月18日，全国信访工作会议如期开幕。胡耀邦从从容容地走上了怀仁堂讲台，并发表了那篇讲话。台下掌声连连。他一回到中组部，一直提着心的苗枫林，急忙迎上去问胡耀邦的秘书张耀光：“讲得怎么样？”张耀光回答了三个字：“很对劲！”胡耀邦说：“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照本宣科。”
“照本宣科”，还是出了事！按规定，大会秘书处应该立即把胡耀邦讲话全文登上会议《简报》。但是，等《简报》发下来，许多代表都傻了眼：胡耀邦讲话的精髓——用“两个不管”针对“两个凡是”的内容——被删得一字不剩。接着，续出的《简报》连篇累犊，借用某些会议代表之口，对胡耀邦的讲话进行了一系列批评指责。其中据说是来自河南省的代表说：胡部长的讲话也太离谱了！连毛主席定的案子都要否定，也太不尊重毛主席了！
负责会议日常事务的，是中央办公厅的一位副主任兼中央警卫局局长。按说，他没有权力删改主持会议的中组部部长的讲话。胡耀邦遂找这位副主任兼中央警卫局局长问：“你这是何用意？为什么要删去这句话？”这位同志说：“这是汪（东兴）副主席让删的。”胡耀邦转身就走，没说第二句话。
会议闭幕，汪东兴同志作了会议总结讲话。他又直接面对全体代表宣告“两个不管” 的说法不妥。散了会，9月25日，胡耀邦找汪东兴等同志讨论这句话究竟有何不妥。被询问的同志中有人反问胡耀邦。
“如果是毛主席批的定的案子，你怎么办？”
胡耀邦说，“我相信：如果他老人家还健在，也会恢复他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所以对他老人家过去批的定的被实践证明了的冤假错案，我们都应该平反改正。”
对方又有人说：“‘不管什么时候、什么人批的定的’，这说法未免太大而无当了！
如果这说法可以成立，那么国民党时代定的冤假错案，难道也得由我们去平？”
胡耀邦即刻把这种挑衅也顶了回去：“国民党都被我们推翻了，他们搞的冤假错案就自然而然地都被平掉了嘛！”
对方哑然。
过了些日子， 中组部的《组工通讯》 发表了胡耀邦的讲话全文，完全恢复了“两个不管”。
突破“两个凡是”的主阵地．
胡耀邦在平反冤假错案的一系列斗争中取得了决定性胜利。经过反覆检验的真理必然无敌于天下。
经过胡耀邦一系列委施加强劲的斗争，“两个凡是”的阵地越来越狭小，“两个不管” 的洪流节节壮大。 到最后，汪东兴等人不得不把中央专案组管辖的所谓“大案、要案”，全都转交中组部重新复查。1978年11月20日，中组部向中央报送了《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报告》。这《报告》列举了大量经得起检验的历史事实后说：
我们认为，“文革”中提出的所谓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是不存在的，是一个错案。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一贯教导，我们对这一重大案件的结论和处理意见是：
（一）薄一波等同志在敌人的反省院对敌斗争的表现是好的。出狱时他们在敌人拟好的
“反共启事”上捺手印，并发表在当时平津的报纸上，是执行党组织的指示。当时北方局的决定并不只是刘少奇个人的意见，参与决定这个问题的还有柯庆施等当时北方局的领导同志。1936年，张闻天同志是中央的总书记。
他的批覆应该看作是代表中央的。许多同志说明，毛主席（事后）曾向他们表示中央知道他们出狱的经过，这一点应该认为是可信的。中央和北方局根据当时华北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形势以及簿一波同志等在反省院的表现，指示他们可以履行敌人规定的手续出狱，以便为党工作，这是组织上当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采取的特殊措施。现在没有理由也没有必要去重新审议当事人和北方局指示；即使认为这个指示有什么不妥，那么责任也只在于指示者，而不应归咎于指示的执行者。
（二）对那些根据党组织的指示，在敌人拟好的“反共启事”上捺手印并登报后出狱，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错误处理的同志，应该恢复其党籍，恢复其原工资级别，酌情安排适当工作。因这一问题而使其家属、亲友受到株连和错误处理的，也应改正过来。已经去世的，应做好善后工作。
（三）在这批党员中，有被捕后，在入反省院以前敌人审讯时，有自首变节行为，或有其他政治错误，对这种人，应根据其问题的性质情节轻重，另作结论。至于薄一波、安子文等同志说的，在六十一人中，有少数人不是根据中央和北方局的指示而是自愿发表“反共启事”出狱的，对这种人，应当加以鉴别，另作结论。
（四）对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同志工作中的错误，包括严重错误，应当实事求是地另作结论。
l978年12月16日，作为中国共产党又一个重大历史转折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前一天，中共中央发布了“中央同意中央组织部《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报告）的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向所属全体党员和党外群众广泛传达。
随之，在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对为数寥寥的“两个凡是”论者作了最后冲刺之后，一向对党对人民耿耿忠心的彭德怀元帅的“庐山沉冤”也被昭雪于天下；陶铸也与薄一波等人一起，从“叛徒”的桎梏中被解放出来……
历史的尊严不容亵渎！经得起反覆检验的真理才能无敌于天下！华国锋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宣布了这一系列决定。雷厉风行的胡耀邦即刻回到“党员之家”研究部署，迅速从外地接回健在的同志，处理好含冤而死的同志的善后；有些同志病老伤残，不便行走，组织部的同志——前往拜访，加紧解决他们的困难。这一切，都如胡耀邦所一再叮嘱的：快刀斩乱麻。
胡耀邦传奇第七节 拨乱反正风起云涌
第七节 拨乱反正风起云涌
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宪全是革命行动宣告了邓小平蒙受的不白之冤彻底昭雪，申国迎来了思想解放的高潮。1978年12月18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从此确立了以邓小平为首的第二代领导核心。历史的脚步加快了，平反冤假错案，如滚滚春雷响彻四方。
胡耀邦这时想起毛泽东对彭德怀说的话：“你要向前看。你的问题由历史做结论吧。也许真理是在你这一边。”
“镇压吧，我不怕！坐牢吗？我等着！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天安门事件”的平反迎来了思想解放的一线曙光。
对震撼全中国、必将永驻青史的1976年“四五运动”，在粉碎“四人帮”的五个月之后， 即l977年3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同志就提出要为它平反。虽然这个提议没有获得成功，但它打破了不许拨乱反正的“铁幕”，揭开了推倒“两个凡是”的序幕。l978年，在党中央尚未作出平反决定前，一些地方就率先为参加这次运动而受到迫害的青年先驱平反昭雪。 1978年7月17日，《人民日报》就以大半个版面，介绍了广州半导体材料厂青年工人庄辛辛与“四人帮”英勇斗争的事迹。
1976年4月8日，“‘四人帮”血洗天安门广场的第二天，二十四岁的庄辛辛还向当时被“四人帮”控制的《人民日报》写了一封信，公开提出了“打倒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的口号。当年7月，他被冠以“反革命”而被捕，9月被判刑十五年。
庄辛辛被判刑没几天，“四人帮”就完蛋了。当年12月31日，他申诉要求平反释放，居然被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所拒绝。四个多月后，“天安门事件”一周年，他写出了第二份申诉书，接着又连续写了三份申诉书，以十分有力的事实揭批“四人帮”，批驳了法院的荒谬批覆。
广州市许多干部群众要求为庄辛辛平反的强烈呼声，传到了中共广东省委和广州市委。
庄辛辛才重新获得了自由。
1978年7月17日《人民日报》 介绍了庄辛辛的事迹，同时发表评论说：庄辛辛的冤案，是“四人稻’及其在《人民日报》的心腹镇压革命群众的又一罪证。无产阶级报纸镇压革命群众，是党报有史以来所没有过的事。人民群众来信来访，从来是党联系群众的一条重要渠道。但是“四人帮”控制下的《人民日报》，完全改变了毛主席的办报路线，破坏了党报的传统。必须肃清“四人帮”在新闻战线上的流毒，恢复和发扬党报的优良传统。
当天，新华社将《人民日报》的评论和庄辛辛的事迹转发国内外。
同年8月9日，北京举办了“首都青年与‘四人帮’斗争英雄事迹报告会”。
10月10日，《中国青年报》发表署名王海力的《我们要做无产阶级的好后代》一文。
王海力是北京铁路分局丰台电务段通信工。“四五运动”时，这位在部队当过兵的二十三岁年轻人，写了一张血书，悼念周总理，被“四人帮”在北京市的死党逮捕入狱。78年夏天，北京铁路分局党委召开广播大会，宣读了北京市公安局的新决定，为王海力彻底平反。分局党委还根据王海力早先的人党申请，批准他为中共预备党员。王海力在他的这篇回述往事的文章中，用了这样三个小插题：《我们要做无愧于先烈的后代，也要做无愧于后人的先人》、《镇压吧，我不怕！坐牢吗？我等着！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我要把一切献给伟大的党，做无产阶级的好后代！》
10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记者于匈厚等人的长篇通讯《暴风雨中的海燕》，满怀激情地赞颂了北京手表壳厂青年共产党员贺延光带领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英雄事迹。
10月18日，《人民日报》刊发了记者王永安的通讯《在急风暴雨中）。通讯记述了共青团员韩志雄与“四人帮”英勇斗争的事迹。
正是这位当时二十二岁的年轻人，在天安门广场叭民英雄纪念碑东侧张贴并宣读了《悲情悼总理。怒吼斩妖魔》的那篇史诗般杂文。
10月20日，《工人日报》发表通讯员葛运池、记者辜坚的通讯《披荆斩棘。冲锋陷阵》，记述了北京市总工会工人评论组副组长曹志杰和他的伙伴们声讨“四人帮” 的史实。正是这二十八位平均年龄二十六岁的青年工人，于76年3月30日，在英雄纪念碑上帖出了第一篇《悼念敬爱的周总理，誓与资产阶级血战到底》的悼词与檄文，从而开始了永垂史册的天安门广场“四五运动”。
正确的舆论是人民的心声。在中国，那时候的舆论是十分坚韧有力的。当年11月15日，时为新华社社长的曾涛获知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林乎加曾在市委常委扩大会议上表示：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曾涛立即给林乎加打电话，说这是事件发生地所在的最高组织负责人对这个事件的正确评价，新华社要把它当作重大新闻向国内外发布。林乎加说：“请不要提我‘林乎加’三字，还有：要不要请示一下党中央？”
“这由新华社负责。”曾涛说。＿
当天，新华社就向海内外发布了这条新闻：
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
中共北京市委在最近举行的常委扩大会议上宣布：1976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
会上宣布：1976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悼念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完全是出于对周总理的无限爱戴、无限怀念和深切哀悼的心情；完全是出于对“四人帮”祸国殃民的滔天罪行深切痛恨，它反映了全国亿万人民的心愿。广大群众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对于因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而受到迫害的同志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跟着，11月18日，新华社又发出一条消息：《“天安门事件”中被捕的三百多人中没有一个反革命分子》。消息说：“l976年清明节前后，首都广大革命群众来到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愤怒声讨万恶的’四人帮’ ，遭到了“四人帮”的残酷镇压。从lgrs年5月开始，北京市公安局组织专门班子，对这一案件进行了全面复查。经过大量调查证明，这是一起重大冤案。充分的事实说明：在这个事件中被捕的三百八十八人中，没有一个是反革命分子。北京市公安局和有关部门在为这些被捕的同志平反时，都在结论中充分肯定了他们的革命行动，为他们彻底恢复了名誉。
与此同时， 中共江苏省委、浙江省委、河南省委等纷纷宣布，ITh年清明节前后在各自省区内的广大干部群众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全国多种报刊纷纷发表有关这种革命行动的通讯、回忆和评论文章：
11月ZI日，《中国青年报》发了评论员文章《伟大的“四五运动”》；
11月21日至22日，《人民日报》连载了该报记者的《“天安门事件”真相》，把“四人帮”利用《人民日报》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
11月22日，《北京日报》发表其评论员文章《“四五”精神永放光芒》；
11月23日，《中国青年报》记者发表了《“四人帮”蓄谋镇庄天安们革命群众一罪证揭露姚文元和那个女黑干将炮制的一份黑材料》……
各地报刊和有关省市委对天安门事件的充满革命豪情的充分肯定，迅速得到了党中央一些领导人的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