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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胡耀邦传奇 作者:齐鲁-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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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这个材料很值得一看;

  ②请工作组顺从大家的心愿,一抓到底,限定时间,作完该单位全部同志的工作分配和妥善处理;

  ③立即考虑其他单位也推行“领导上第一线、一抓到底、干净利落全部解决问题”的办法。

  依照这个批示,中组部立即从中央有关部委借调来一批干部,把临时的干部分配组充实后改称为千部分配办公室,吕枫为主任,下设若干组,不但迅速解决了夏衍、楚图南、曹瑛、陈忠经等二百零五位同志的工作安排,还统一领导了对中央各部委“靠边站”的六千多位干部的工作分配。

  平反结论是胡耀邦同志指示,赵苍璧部长布置,凌云副部长负责写出来的。

  消息疾如风,迅速传遍中央各机关。各学校的每一个角落。中央民族学院(即今天的中央民族大学) 讲师郑神兵听说中央组织部果真又成了“党员之家” 、““干部之家”,立即用街道公用电话给中组部打电话,明言要找胡耀邦。接话的人回答:“耀邦同志现在已外出办事,由上访干部接谈组负责人陈野苹同志接谈行不行?”仲兵说了声“行”,就与陈野苹在电话中谈了起来。

  郑仲兵说:““文革’之初.谢富治主管的公安部大肆推行《公安六条》,滥杀无辜,我私下表示过不满,并说过谢富治、江青、中央文革与林彪也有摩擦等,就被打成“诋毁分裂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现行反革命”,两次被关进监狱,后来在干校土牢中又被关了四年,遭到长时间的折磨,差点送了命。现在粉碎了“四人帮”,虽获得了人身自由,但这段冤情一直无人予以昭雪,能不能请耀邦同志在百忙中过问一下。”

  “好的!”陈野苹说:“我一定向耀邦同志汇报,请你放心。”

  不久,中央民族学院校园里的几只大喇叭同声呼唤郑仲兵,要他听到广播立即赶到院党委办公室有要事传达。郑仲兵听到广播怦然心动,不知为何声势如此之大。他满头大汗地跑到院党委办公室才得知,原来是胡耀邦要他火速去谈话。等他倒了两次车赶到中组部,又不巧:胡耀邦正临时主持一个紧急会议。他指派中组部宣教局长代他接待郑仲兵。

  “我受耀邦同志的委托,向你传达这几句话。”这位局长说。“耀邦同志说:一、这些年来你蒙受了不白之冤,向你表示慰问;二、你的问题很快就会圆满解决;三、请你写一份有关谢富治问题的材料。耀邦同志等着要……

  后来,郑仲兵写的这份材料,也被列为中央发布全党的“谢富治指使刑讯逼供制造冤假错案”的依据之一。

  而且在郑仲兵与中组部的同志接谈后不久,公安部就给郑仲兵作出了平反结论,结论写道:“两次对郑仲兵同志拘留审查,。是由林彪、“四人帮”及谢富治的迫害所致,纯属冤案,应予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公安部几位局长会见郑仲兵时指出:平反结论是胡耀邦同志指示,赵苍壁部长布置,凌云副部长负责写出来的。

  1979年秋,正值胡耀邦兼任中宣部长时,郑仲兵被调到中宣部工作,他感到无比欣慰。

  “你可以直接去见胡耀邦同志,请他为你申冤。”两个老报人直接找到胡耀邦。

  一天,著名老报人挥逸群,来京申诉他的延绵26年的沉冤。

  这是一位1926年7月北伐战争刚开始时就参加中国共产党的老革命。 当年他才21岁。l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后的第二年,他是其家乡江苏武进县的中共县委书记。1932 年奉党的指派进入上海新闻界,先后担任过《立报》主笔《译报》、《导报》总编辑。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他相继担任过《新华日报》华中版总编辑和社长、新华社华中总分社社长、华中新闻学校校长、山东《大众日报》总编辑。上海解放后,出任上海《解放日报》总编辑和社长兼华东新闻学校校长、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等职,并且是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前身青年记者协会创始人之一。

  1950年,挥逸群的做缝纫活谋生的同父异母大姐挥清芬,因老家五亩地出租,在土改中被划为地主,并被挟嫌报复的流氓恶霸打伤。挥逸群给华东土改工作委员会和中共苏南区党委写信反映了这一情况,并请求允许其姐进医院治疗。华东土改会和苏南区党委派员调查并征求了恽逸群的意见。恽逸群表示:此事如何处理悉听当地领导机关决定。

  1951年“三反”运动开始。挥逸群因曾将《解放日报》相当于两千个“折实单位”(每单位等于大米一斤、麦粉一斤、煤球一斤、龙头白布一尺的市价)的公款,相当于1954年币制改革后的一千元,借给一位友人开办小煤窑,为此作了多次检查。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饶漱石硬说挥逸群企图“从中牟利”,责令其停职反省,由张春桥接任《解放日报》社长。

  1952年3月, 挥逸群就因上述两项“罪行”被开除党籍。《解放日报》发布了头版头条新闻并发布社论,大张旗鼓地公开批判,全国各大报亦广泛传播。

  1955年4月, 曾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的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冤案发生。挥逸群因1936年后在上海、香港等地曾两次在潘汉年的领导下从事过地下情报工作,于同年5月10日也被秘密逮捕。 公安机关对他侦查审讯了一年半,查明他与潘纯系正常的工作关系,但仍把他继续关押了九年,在这十年半中,他一直被孤囚一室,完全与世隔绝,也不能与家属通信见面。l965年10月,最高人民检察院照样对他起诉;同年11月下旬。最高人民法院照样对他秘密开庭审讯,判其。期徒刑十一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不得上,以示把他冤关了十年半完全有理。

  同年12月8日, 他被“假释”离京,并被严嘱“不得对任何人透露被捕经过及判决书的内容”。然后被安排到笔者家乡江苏阜宁县中学图书馆管理图书,原行政七级每月三百多元的副省级高干,每月只给生活费三十七元。

  1966年“文化大革命‘’全面展开,他又被“群众专政”,关进了“牛棚”,成年累月地挨批、陪斗、挂牌示众,并从事冲刷厕所等力所不及的重体力劳动,终于积劳成疾得了严重哮喘症。

  1976年10月,粉碎了“四人帮”不久,七十一岁的恽逸群支撑着孱弱多病之躯,几乎是讨乞要饭地赴京申冤,但无人闻问。

  1978年夏天,他风闻中央组织部又成了“党员之家”,立刻来京打探消息。他在新华社的老友庄重对他说:“‘你可以直接去见胡耀邦同志,请他为你申冤。”果然,胡耀邦与他亲切长谈,热情慰勉,表示一定要为他的冤案。

  彻底平反昭雪。胡耀邦还介绍他去见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申请撤销那“有期徒刑十一年、 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不得上诉”的原判和恢复名誉。当年8月,中组部就根据挥逸群本人“先工作”的迫切要求,把他安排到在南京的中央第二档案馆临时干点工作,每月生活费暂定一百二十元,其他待遇、职务,等彻底平反后解决。

  1980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与公安部先后撤销1965年原判,宣告挥逸群无罪。

  1982年10月,中共上海市纪委筹备组作出了复查结论,并经中纪委批准,撤销1952年给挥逸群开除党籍的处分决定,恢复其党籍。

  1984年4月13日, 又经公安部复查,认为1980年对恽逸群宣告无罪的平反不够彻底,遵照《中共中央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精神,重新作了结论:挥逸群同志1926年加人中国共产党,1936年他在潘汉年等同志领导下,在上海、香港等地从事党的情报工作期间,为党做了不少工作,对革命事业有一定的贡献。1955年后,挥逸群同志受到了错误的审查处理,蒙冤二十余年,应予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消除影响。

  同年5月12日, 在南京石子岗殡仪馆举行了挥逸群骨灰覆盖党旗的悼念仪式,宣读了长篇悼词,新华社和京津宁沪各大报都发表了消息或悼念文章。

  秦川,又一位老报人,手持张稼夫介绍信,踏入胡耀邦家门槛,向胡耀邦诉说了自己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的坎坷遭遇。

  “大跃进” 时, 他已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当了七八年的宣传处长,听到各地对“大跃进”颇多非议。他说在全国,现在虽然有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全国范围的社会主义不会失败,但在个别地区,这种失败不但是可能的,而且眼下已经成了现实。同时,他还正式向上报告要求不再呼喊“毛主席万岁”,因为这与共产党人的谦虚谨慎背道而驰,而且也不符合人生的客观规律,完全是主观唯心主义的产物。不但如此,在庐山会议之后,他竟把彭老总在庐山招灾惹祸的那份“万言书”,推荐给一个号召大伙讲真话的单位负责人,作为向其本单位做形势报告的核心材料。在起草建国十周年大庆的宣传提纲时,他又把“自由平等博爱”作为提纲的引语……

  所有这些作为与言论,都很快一一击响了康生耳鼓。康生认为这是“社会主义失败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一道令下,秦川被定为“右倾分子”,撤去党内外一切职务,下放皖北东部山区来安县半塔集劳动。

  l975年邓小平开始全面整顿,有人提议让秦川去负责中共北京市委科教部;即将寿终正寝的康生还是不放过他,叫人传话对秦川要“控制使用”。直到“四人帮”垮了台,秦川还一直被挂着。

  秦川恼怒地向胡耀邦陈述主要冤情,胡耀邦边听边插话说:“康生在党内的历史,几乎尽是要阴谋诡计的历史,不知有多少好同志被坑在他的魔掌中!”

  秦川要求给份工作,胡耀邦说“没问题”,并留他共进晚餐。李昭端上一碗甲鱼汤。那时候北京市面上的甲鱼,还不是“身价昂贵”的饕餐者们的专享物,只不过块把两块钱一斤。胡耀邦一筷未动,只吃辣子豆腐和芹菜炒豆腐干,那碗甲鱼汤让秦川一人独享。

  不日,方毅要秦川去中国科学院担任政治部主任,中央很快就批准;相隔不久,在《人民日报》支左的迟浩田即将归队,胡绩伟向中央打报告要求秦川去《人民日报》做他的左右臂,这立刻得到了中央主席和四位副主席的一一批准。中组部干部调配局的同志,把这先后两种批件都亮在秦川的面前:你看怎么办?

  当然党的正副主席们的完全一致的批件更算数——秦)川去《人民日报》担任副总编辑。未几,迟浩田一离开,胡绩伟成了报社的一把手,秦川就成了二把手。他们紧密配合胡耀邦拨乱反正,相得益彰。

  “对找我申诉的上访人员,一律不要阻拦。”

  上访人员直奔胡耀邦卧室,胡耀邦边穿袜子边说:“你来找我可找对了,有什么冤苦,请说吧。”

  那时候,不但中组部大门前有许多上访者,就在东城富强胡同六号胡耀邦住宅前,也常常聚着一群上访人。胡耀邦早对住宅守门人员打了招呼:“对找我申诉的上访人员,一律不要阻拦。”

  一天大清早,武汉钢铁设计院党委书记朱鸿翔,来到胡耀邦的家门前。他向守门人员说明了来意,就直奔后院,毫无阻碍地进了胡耀邦卧室。胡耀邦夜间与《人民日报》的同志研究修改一篇文章,凌晨两点才睡觉,这时还没有起床。听到急匆匆的脚步声,他便一骨碌坐起来,忙问有何事。朱鸿翔表明了身份,说是上访要求申冤的。胡耀邦边穿袜子边说:“你来找我可找对了,有什么冤苦,请说吧。”

  原来,朱鸿翔的妻子周苏是中共湖北省委组织部的干部处长,“文革’”中遭到“四人帮”死党的残酷迫害,被活活打死,一直没有人为她平反昭雪。胡耀邦动情地说:‘哦一定要为周苏同志彻底平反!”

  这时已早晨七点钟了。家里人招呼胡耀邦快吃早饭好上班。胡耀邦匆匆刷牙抹把脸,带着朱鸿翔来到小餐室。餐室里已有几位上访人。胡耀邦请他们一一在长条餐桌的两边坐下,自己坐在一头边喝粥边说:“时间紧,只能这样和大家说说话了,请同志们原谅!”

  他接着向朱鸿翔继续说:“我们一定会为周苏同志彻底平反。但现在冤假错案积累如山,请你给我们一点时间。你看给我们三个月的时间行不行?如果过了三个月,周苏同志的冤案仍未平反,你不妨再来找我,你看怎么样?”

  又一个上午,一位年逾花甲的女同志扶着一位双目几近失明拄着拐杖的老人来到中组部大门传达室。他们只给胡耀邦留下一封信,没说几句话,就转身离去。

  他们就是原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中央档案局和中央档案馆负责人曾三及其老伴沈义,此刻曾三已七十二岁。

  1924年,曾三十八岁,即在家乡湖南益阳县加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加人中国共产党。1927年蒋介石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革命群众,曾三奉党的指示到上海党中央特科培训班学习无线电通讯。1931年被派往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实现了中央红军与上海党中央的第一次无线电联系,并着手创建中国工农红军的无线电通讯事业,先后担任了中共苏区中央局电台政委兼台长和红军通讯学校政委,为二、三、四、五次反“围剿”和二万五千里长征中红军各部队的通讯联系作出了重要贡献。

  1936年“西安事变”,曾三被派往西安任红军联络处电台台长,继被派往新疆联络友军,1940年回到延安被选为党的“七大”代表和中央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

  I946年冬天,胡宗南部队开始进犯延安。曾三奉命率领中央秘书处部分人员带着大批核心机密档案东渡黄河到达晋绥根据地,1948年又转到河北平山县西柏坡,胜利地完成了中央重要档案的安全转移。

  1966年6月13日“文革” 一甫始,中央办公厅“造反有理”的人们突然向中央各部委办公厅发出了一个“揭发档案工作中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的通知。同年11月15日,又发出撤销曾三同志党内外一切职务的文件,给曾三同志扣了“里通外国”、“盗窃扩散中央机密档案”、“推行修正主义档案工作路线”等等的大帽子,全盘否定了建国十七年全党全国档案工作的重大成就。接着国家档案局和很多地方的档案机构被砸烂,大量重要档案被任意焚烧损坏打砸枪,大批从事档案工作的同志被撤职的撤职,坐牢的坐牢,不少同志被打伤致残或迫害致死。尽管曾三本人自幼就有一目色盲和白内障,另一目因多年从事通讯报务和秘书档案而视力很弱,“八大”期间又夜以继日地整理文件以致眼底出血长期不愈,他和老伴沈义也还是被押往江西进贤县农村“五七”干校种地割草。

  粉碎了“四人帮”,曾三被恢复了正部级待遇,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房管处给这两位老同志在复兴门外三里河南沙沟部长楼大院分了一套房,但中央直属机关事务管理局政治部的人却横竖不让搬。曾三找了原来在一起共事多年并相当要好的中直管理局负责人,没想到这位老熟人竟一推六二五,说他不知道这档子事,没法管。曾三老两口又去找中直管理局政治部负责人。这位负责人说:“虽然下了文件恢复了正部级待遇,但还没有具体分配正部级职务,咋能住部长楼?”

  胡耀邦正在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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