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传奇 作者:齐鲁-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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咋能住部长楼？”

　　胡耀邦正在楼上开会。、看罢这封信忙问：

　　“曾三、沈义同志呢？”送信上楼的同志说：

　　“走了，放下信说了几句话就离开了！’”胡耀邦叹了一口气，为没能和几年不见的两位老同志当面长谈而深感惋惜。他当即停下正在进行的会议，相当激动地向与会的同志宣读了这封信，然后说：“现在硬是有这么一些人，不把许多老同志整个死，也要把他们整脱一层皮，处处事事都刁难至极！”

　　他在信上写了几行字，请人即刻送给党中央副主席汪东兴。

　　汪东兴看了信和胡耀邦写的几行字，也批了几个字，曾三老两口才搬进了一座部长楼的三层楼。此刻曾三的视力只有零点一，上下三层楼有一回竟两次踩空，险些摔断骨头。随后，他们调整到没有上下接危险的一层楼的要求，也顺利实现。

　　“中央专案组的大案要案都是毛主席定的，不能翻！”胡耀邦和中组部的许多同志决心进行关键性的一战。

　　从曾三、沈义老两口放下信就走，胡耀邦想到一定还有很多老同志把好多应该一吐为快的话硬憋在肚子里，应该主动找他们谈谈。这时，中组部万寿路招待所就住着一批尚未“解放”的老同志：周扬、丁玲、林铁、王从吾、金明，等等。

　　胡耀邦在自己家里，请来《人民日报》的同志问可否去万寿路招待所找这批老同志聊聊。

　　报社的同志欣然从命。第二天以《人民日报》的名义去看望这些老同志，并开了座谈会，倾听他们的意见和要求。

　　在交谈中，周扬对《人民日报》刚刚发表的一篇特约评论员文章十分赞叹。这篇文章说：“党的组织部门是‘党员之家’和‘干部之家’，而不是整人的机器”。周扬说，许多年来，很少见到党报上发表这种令人感到很亲切，很振奋人心的文章了。他向报社的同志说了许多积郁已久的心里话。

　　但是，有些老同志却不大愿意心扉尽敞。问他们有何意见、要求或困难，他们似都嗫嗫嚅嚅，诚惶诚恐。

　　胡耀邦听了汇报，感叹不已，他对《人民日报》和中组部政研室的一些同志说：

　　“不出所料，许多老同志被整怕了，整个碎了心。应该关怀爱护他们、鼓励他们重新振作起来”

　　“平反冤假错案，帮他们解决生活中的难题，只是‘党员之家’、‘干部之家”一个方面的工作；而更重要的工作是鼓励他们放下包袱，为党的中兴负起历史性重任！”

　　接着他与这些同志共同研究，决定写一篇题为《老干部的光荣责任》的文章：激励所有为革命事业作过艰苦斗争和奉献的老同志，都要挺起腰杆放眼未来，在这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历史新时期，勇于承担历史重任并搞好传帮带，把党的实事求是、艰苦奋斗、群众路线、民主作风、谦虚谨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优良传统，传给品质优良的中青年干部，快马加鞭地中兴我们的伟大事业。

　　1978年2月19日，　《人民日报》发表了长达万言的文章，迅疾在全国引起重大反响。很多老干部纷纷给中组部、胡耀邦和《人民日报》来信发电报，表示坚决放下包袱向前闯，向一切背离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行为作果敢的斗争，以振兴我们几千万党员的大党和十亿人口的大“家”。

　　在这又是一麻袋一麻袋的信件中，也有1975年被中央专案组分别赶往陕西、安徽等地“监护改造？的彭真、安子文等人的来信。他们在信中诉说他们被押解到这些“监护改造”场所后，继续备受磨难，健康每况愈下。他们要求迅速返回北京治病，并解决自己的“莫须有”问题，重新为党奉献一份力量。

　　胡耀邦看到了这些老同志的信，即刻将其转呈主管中央专案组的党中央副主席汪东兴。

　　遗憾的是，汪东兴没有批准这些老同志的要求，胡耀邦建议由中组部直接复查这些同志的。悬案，汪东兴与中央专案组的人亮出了“两个凡是”：中央专案组的这些大案要案“都是毛主席定的，不能翻！”

　　事已至此，胡耀邦和中组部的许多同志只能横下一条心，进行关键性的一战……



胡耀邦传奇第五节　奋起决战的外围战



第五节　奋起决战的外围战

　　个人迷信不是真理，强权不是真理。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象一发’重磅炸弹直奔“两个凡是”派的主阵地。

　　吴冷西责难胡绩伟；汪东兴发表严厉讲话……但胡耀邦说：“真理在手，心里不愁，决不后退！”

　　坚决平反冤假错案，冲破不准开百人以上大会的壁垒，胡耀邦决定分批召开省市区、部委的“疑难案例座谈会”，几个小会加在一起也成了全国的大会了。

　　要求复查中央专案和召开全国组织部长会议的问题上，一连碰了几个大“红灯”，胡耀邦把中组部的几位局长召来开了一个会。

　　胡耀邦说：几个月来，在好几位老一辈的招呼下和广大干部群众的呼吁与支持下，我们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的步子是很坚定的，但是实际进展并不像理想的那么快。第一，中央专案组审查对象的档案材料都在中央专案组手里，他们不肯交出，也不让我们插手复查；第二，不是中央管的干部的案件，我们讲话也不顶用，连召开一个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组织部长和中央各部委有关负责人会议，以推动一般干部政策的落实，都得由中央批准，实际上就是不让开；第三，我们主张办任何事都得实事求是，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更得实事求是，有人就打出“两个凡是”’，似乎只要是毛主席定的批的案子。即便不那实事求是，也只好随他去。

　　“在这种情势下，我们应该怎么办？”

　　讨论热烈而活跃。最后议决：

　　第一，不准开百人以上的大会，就分批召开省市区、部委的小会，叫做“疑难案例座谈会”；几个小会加在一起，不是全国也是全国的大会了。过去打仗连死都不怕，还怕多费口舌多劳累？

　　第二，“两个凡是”是可以打破也必须打破的。如果不打破“两个凡是”，让毛主席晚年的一些十分明显的错误想法和做法继续照样执行，　一切的一切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还是让全国人心涣散、相互战备、相互斗来斗去，我们这个国家的任何主义的现代化都谈不上。因此，凡是不愿意亡党亡国的同志，都必须挺直腰板与这种错误思潮作斗争。立即向部分省市自治区党委组织部长发通知，请他们带着一些最棘手的疑难案例来开会，一个又一个的小会接连着开，坚决冲破不准开大会的壁垒。

　　那么谁来主持这一系列座谈会？

　　胡耀邦与这几位局长谈话后经过一番思考，决定由中组部调查组的高奇，具体操办省市区党委组织部长分批参加的座谈会。

　　高奇是一位中年干部。胡耀邦曾启发他注意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勇于实践，有空多读书。

　　多读历史，特别要熟悉党的历史，“那是现实生活中正确做人的知识宝库啊！”

　　这一次，胡耀邦又把他请到自己办公室，对他说：“你来具体操办“疑难案例座谈会”怎么样？”高奇说：“我还没主持过这样的会，中央又没有解决疑难案件的政策界限。”

　　“政策界限一时还没有，”胡耀邦说，“这得靠我们去讨论实践。我现在只能给你四个字：实事求是。你就按这个精神去掌握。”

　　高奇仍面有难色。他说：“您已知道我资历浅，而座谈会要研究的案例，许多都是省部级领导干部的问题，我……我……”

　　因为会期已临近，胡耀邦毕竟有些急。他快步走到高奇面前，指着他说：

　　“你还记得《论语》中的这句话吗？‘见利思义，见危受命’。还有，李大钊同志有一句名言：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你这也是见危受命，去担起我们党的道义。在目前形势下，我们不下油锅，谁下油锅？！”

　　“再说，如果以后形势有了‘重大变化’，首先处分我，然后再处分你，怎么样，因为是我叫你干的！”

　　高奇被深深地感动了。他觉得，胡耀邦的这一言一行，都透现出一位真正共产党人的非凡胆略和勇气，对党对人民的极端负责精神，他应该学习。他霍地立起身，握着胡耀邦的手：“胡部长！您放心，我一定尽我最大的努力，按您的意见办好这件事！”

　　哪怕政策落实得只快一天，就等于被荡实政策的同志和他们的亲

　　属少过“一年”的苦日子；因为忍冤受苦的人都是“度日如年”。

　　在座谈中说到“疑难”案例，大家说得最多最难办的，差不多都是同一个人既强烈反对林彪、“四人帮”，又稍带批评了毛主席的一些错误和对毛主席有些怨声怨语。如有个人说：“我看林彪有野心，就像当年赫鲁晓夫一样，早晚会坏事坏在他身上。”“刘少奇、邓小平都是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中央有什么分歧，可以坐下来开诚布公地交换意见，为什么一定要打倒？”“把毛泽东思想说成是‘顶峰’，我就不同意。‘顶峰”，马克思主义还怎么发展？”“江青凭什么当中央文革负责人？“早请示、晚汇报，像念经似的。这是搞迷信，很庸俗！”这个人被判了死刑。

　　有人响应号召“狠斗‘私’字一闪念”，说了一些心里话。他对毛主席在“反右’中说的“引蛇出洞”、“阳谋”，等等表示“一度不够理解”；他认为我们的党“为什么不反对个人迷信？”这样的人，竟也被开除了党籍，判刑十五年。

　　有人极其强烈地憎恨林彪、“四人帮”疯狂地制造现代迷信，喊出了“反对个人迷信、反对个人崇拜”的口号；理由是：“党的领袖也是党员，共产党不要‘党皇帝’　。　”他还说：“七八年搞一次‘文化大革命’，是亡党亡国的路线。”“‘文化大革命’让党组织瘫痪，全体党员靠边站，整个党的干部挨整挨斗，这是严重的反党事件。后遗症已逐步暴露，后果将不可收拾。好人受气，坏人上台，党国全变。不正之风愈加严重，人民生活愈加下降，供应愈加不足。”“江青！还我八亿人口的文艺生活！民族文化，传统文化，必须恢复！不能全盘否定建国十七年的文化艺术电影戏剧！”“沿党的‘八大’路线前进！”这样的人，立即招来惨不忍睹的杀身之祸。

　　这样的案件，各地都有，有的多达数千起。

　　罹难者中有干部、工人、教师、学生，也有职务较高的老党员、干部、老红军。他们都被冠以“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伟大领袖的亲密战友林副统帅、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或“疯狂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或“凶恶的阶级异己分子”，等等。按照毛主席“圈定”的《公安六条》，多数均被处以极刑立即执行，轻的也被处以死缓、无期徒刑和十年以上的有期徒刑。粉碎了林彪、“四人帮”两大反革命集团以后，尽管这些受害者的遗属或幸存于囹圄的受害者本人不断地申诉要求复查平反，许多熟知其情的干部群众也为这些受害者大喊冤枉；但由于“两个凡是”论的出现，绝大多数办案人员都觉得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令人望而生畏的禁区，谁也不敢贸然向前迈一步，致使这些受难者的亲属至今仍在痛苦的深渊中无力自救。有的父母双亡的孩子到处乞讨，有的老母亲悬梁而去，有的母亲整日在党政领导机关大门前发出撕肝裂肺的冤喊，有的全家绝望至极而全都服毒自杀……

　　每述及这类冤情惨景，叙述者往往饮泣梗语，听者几乎无不动容且泪水涟涟。但对这类“疑难”大案，究竟如何了断才更情理俱合，座谈者又往往面面相觑，莫衷一是。

　　对此，胡耀邦所说却出人意料的简单。他说：对待所谓“恶毒攻击”和发表不同的思想认识与批评意见，应有严格而科学的区别。严格这种区别，就是探求真理。在探求真理的过程中，在追求认识的发展上，永远不能设有任何“禁区”；否则，马克思主义就只能停步不前了。我们的同志绝不能作茧自缚，在真理面前设下一个又一个自认为不可逾越的襟区”……

　　这样的座谈会一共开了三次，从1978年2月下旬起到4月下旬结束，共研究了一百多个疑难案例。每一次前一个会议刚刚接近尾声，后一个会议的与会者就已到中组部报到，使三个座谈会开得十分紧凑。在这前后会相接的短暂间隙，胡耀邦对中组部参加会议的同志鼓劲说：“我们辛苦些，紧张些，哪怕政策落实得只快一天，就等于被落实政策的同志和他们的亲属少过‘一年’的苦日子；因为忍冤受苦的人都是“度日如年’啊！俗话说人人都应该将心比心。我们当年在干校是啥滋味？”

　　几乎与此同步，胡耀邦请另一个人主持

　　的、也分三批召开的中央与国家机关二十多个部委落实政策的座谈会也顺利结束。这三个座谈会，共研究了八十多个疑难案例＿

　　每一次座谈会结束，胡耀邦都向即将分手的同志说上几句话。他再次强调：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必须全党来抓，从中央到省、地、县，四级党委一齐抓。这种座谈会的方法，可以层层推广。务必要搞清事实，实事求是，作出结论。

　　胡耀邦在座谈会上的这些讲话，使每一个参加座谈会的同志都感到思想大解放，原则很明确，对平反冤假错案是个大促进。他们回去之后都作了认真详细的传达。

　　1978年　8月上旬，中组部的《组工通讯》，又对所谓“恶攻”和一般认识问题作出了有文字可鉴的明确划分，使这类被视为“禁区”的疑难案件的平反，纷纷化险为夷。

　　个人迷信不是真理，强权不是真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象一发重磅炸弹直奔“两个凡是”派的主阵地。

　　如果说到此为止，　胡耀邦与中央党校和中组部许多同志的一切努力只是推倒“两个凡是”　论的外围战，　那么对“两个凡是”论的直接交锋，则是随之而来的“真理标准”的全党全国大讨论。

　　上面提到，　在疑难案例座谈会的一年前，即1977年4月，尚未复出的邓小平就率先指出“两个凡是”　不符合马列主义。4月10日。他在给中央主席华国锋、副主席叶剑英及党中央的信中说，应当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

　　当时在中央党校主持校务的胡耀邦，积极指导党校讲授哲学与党史的同志，深人研究这一课题。

　　胡耀邦明确提出研究“文化大革命”并非自此刻始。早在这之前数月，即1977年5月7日，在中央党校的整风会议上，他就针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乌烟瘴气明确提出，应把被“四人帮”颠倒了的是非重新颠倒过来；后来又具体地说，“把被‘四人帮’颠倒了的思想是非、理论是非、路线是非再颠倒过来。”这

　　就是说，要用实践检验真理的标准去总结“文化大革命”，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8月25日，中央党校在胡耀邦倡导创办并直接指导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第9期，就刊发了一篇经胡耀邦审定的批评“风派人物”的文章。文章说这种人“对待是非，不是以客观实际为准，而是以‘小道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