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29-扫起落叶好过冬-第4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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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辑汉娜的手提箱(3)
2000年8月,七十二岁的布兰迪先生收到了一封来自日本的信。他打开信,“亲爱的布兰迪先生,……请原谅我的信可能给您带来伤害,提起您对过去艰难经历的回忆……”他一阵眩晕。从信封里他抽出几张照片,那是小汉娜的画,还有一张照片,那是汉娜的手提箱。
一个月后,史子望眼欲穿的回信终于从多伦多来到东京。她在办公室打开信封,止不住激动地叫起来。大家涌进办公室,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史子喃喃地说,那是个多美丽的女孩。她手里是汉娜的照片。她开始哭起来。她终于唤出了汉娜,一个活生生的捷克女孩。
上世纪三十年代,汉娜一家生活在捷克斯洛伐克中部,一个叫诺弗·麦斯托(Nove
Mesto)的美丽小镇。汉娜和哥哥是镇上仅有的犹太孩子。可是,他们和其他孩
汉娜
子一起上学,有许多朋友,过得很快乐。他们的父母热爱艺术,为谋生开着一家小商店。他们很忙,却尽量抽出时间和孩子在一起,那是一个非常温暖的家。
1938年,汉娜七岁那年,开始感觉周围的气氛变得不安。父母背着他们,在夜晚从收音机里收听来自德国的坏消息。在那里新上台的纳粹在迫害犹太人。接着,随着德国局部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迫害犹太人的坏消息
汉娜的手提箱
在田野里采花的汉娜
也在逼近。1939年3月15日,德军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的整个国土。汉娜一家的生活永远地被改变了。
汉娜一家和所有的犹太人一样,先是必须申报所有的财产。后来,他们不得进入电影院,不得进入任何运动或娱乐场所。接着汉娜兄妹失去了所有的朋友。1941
年,汉娜要开始读三年级的时候,犹太孩子被禁止上学。汉娜伤心的是:我永远也当不成教师了。那曾经是她最大的梦想。
汉娜的父母尽量宽慰孩子。可是他们知道,事情要严重得多。那年3月,盖世太保命令汉娜的母亲去报到,她离开孩子,再也没有回来。汉娜生日的时候,妈妈从被关押的地方,寄来了特别的生日礼物,那是用省下的面包做成的心形项链。父亲独自照料他们。有一天,他带回几个黄色六角星的标记。他不得不告诉自己的孩子,只要他们出门,就必须戴上这个羞辱的标记。汉娜兄妹更不愿意出门了。可是家里也并不安全。秋天,外面传来一阵粗暴的砸门声,他们的父亲也被纳粹抓走了。留下汉娜十岁,乔治十三岁。他们被好心的姑夫领到自己家里。姑夫不是犹太人,可收养犹太孩子是件危险的事情。他给了这两个孩子最后一段家庭温暖。1942年5月,汉娜十一岁,乔治十四岁,纳粹一纸通知,限令他们报到。随后,他们被送入了特莱西恩施塔特犹太人集中居住区。
临走前,汉娜从床底下拖出一只褐色的手提箱,就是引出这个故事的手提箱。汉娜和哥哥提着各自的箱子,先坐火车,又吃力地步行几公里,从火车站走到特莱西恩施塔特集中居住区。就在门口登记的时候,纳粹士兵在这个箱盖上写下了汉娜的姓名和出生年月,因为没有父母随行,就冷冷地加上一行注释:“孤儿”。
汉娜的手提箱
在特莱西恩施塔特,汉娜被迫和哥哥分开居住。但他们还能够找机会见面。在居住区的三年里,汉娜和哥哥看到他们年老的外祖母也从布拉格被抓来,又很快在恶劣的生活条件下死去。1944年秋天,纳粹德国已经接近崩溃。他们开始加速将居住区的犹太人向死亡营转送。先是乔治被送走。十三岁的汉娜突然失去相依为命的哥哥,这只手提箱,成了她和家庭最后的一点联系。终于,汉娜也接到了被转送的通知。她行装简单,只有那只箱子。里面是她的几件衣服,她自己画的最喜欢的一张画,还有居住区小朋友送给她的一本故事书。她什么也没有了,只剩下一线希望:也许,能在前方追上她的哥哥乔治;也许;还能在那里和爸爸妈妈团聚。她这么想着,提起了她的手提箱。
1944年10月23日深夜,汉娜和许多犹太人,在一阵阵恐怖的吆喝声中,从火车上跌跌撞撞地下到一个站台。在探照灯的强光下,他们几乎睁不开自己的眼睛。汉娜和一些女孩立即被带走,荷枪的士兵大声命令:把箱子留在站台上!
惊恐万状的汉娜松手了。她的手提箱,落在坚硬冰冷的站台上。
就在那个漆黑的夜晚,她们从火车站台,直接被送进毒气室。汉娜甚至还来不及知道:她已经追上了心爱的哥哥,乔治正关押在这里;她也找到了爸爸和妈妈,
1942年汉娜的父母卡瑞尔和玛柯塔,也在这里被杀害。
这是波兰。这里,就是奥斯威辛集中营。
制作这个录音节目的加拿大电台的凯伦·蕾文女士,后来在这个节目的基础上,写成了一本书《汉娜的手提箱》。当我发现这本书的阅读对象是九至十二岁的孩子时,我相当惊讶。她显然和史子有着一样的想法:从孩
子开始,就应该接触人类历史的一些负面教训,甚至包括悲惨和苦难的具体实例,并以此为开端,学会对差异的宽容与和平。当孩子们同情汉娜的遭遇时,会问为什么;会记住,仅仅因为她是犹太人,仅仅因为她出生在一个和别人不一样的家庭,就遭到迫害,那是不应该的、不公平的。
我之所以对这本书的对象是儿童感到惊讶,那是因为我虽然不懂儿童心理学,但凭着本能,我觉得让孩子以如此方式直面悲惨人生,似乎太早了。虽然在阅读中,我感觉凯伦·蕾文在进行写作时非常小心,她也尽可能地在避免过度的刺激。我还是有些困惑,觉得这样的教育必须非常谨慎。我希望有更多的儿童心理学家研究这样的课题。保持儿童的心理健康,应该胜过其他一切考量。
这使我想到,在一些有过负面经历的国家,对儿童甚至对青少年的历史教育,其实是一个很困难的课题。我想,在日本,出现一些民间机构关注儿童的浩劫教育,用心良苦。他们到遥远的国家去借用历史资料,而不直接使用同时期日军侵略的资料,是有他们的考虑的。作为幼小的孩子,要直接面对自己的民族、国家、前辈制造丑恶和悲剧的现实,这样的冲击会带来太大的心理困扰。故事遥远一些,道理还在,却避免了复杂的困扰过早引入儿童期。等到孩子们长大了,他们在童年故事的基础上,可以再进一步理解自己国家发生过的事情。
人类历史有大量的负面经验,即使是在和平时期,每个国家也都有大量负面的现实。人们需要历史的传承,汲取历史的教训,需要面对现实。而与此同时,作为儿童和青少年教育,又要警惕大规模的心理伤害。悲和愤等等感情,是正义感的基础,可是一旦过度,很容
汉娜的手提箱
易走向极端,产生对理性的摈斥。历史教育的目的,是带来一个健康的社会,让新的一代有幸福的生活、健康的心态。他们应该是幽默、睿智、快乐、自尊、富有想象力的一代,而不是一代悲壮的愤怒青年。否则,这个社会出问题的可能不是更少,而是更多。
第四辑汉娜的手提箱(4)
在2001年3月的东京,史子和她的孩子们终于盼来了汉娜的哥哥乔治·布兰迪,他还带来了自己的女儿,十七岁的拉拉·汉娜。在半个多世纪后的日本,他重新见到了妹妹汉娜的特殊遗物:那只手提箱。他伏下头,伤心地哭了。可是,几分钟后,他恢复了平静。他觉得,妹妹汉娜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她终于成为一个教师,教育了那么多的孩子。乔治,汉娜的哥哥,作为一个浩劫幸存者,他战后的经历,也在对今天的日本孩子表达着什么。他告诉他们,这么多年,他去过很多地方,他始终带着他最为珍贵的家庭相册,那是姑姑、姑夫为他保存下来的。1951年,他移民加拿大,有了幸福的家庭。他成功地重建了自己的生活。他告诉大家,他最值得自豪的,是他虽然经历一切,却能够让自己的生活往前走。
乔治告诉日本的孩子,对他来说,他从苦难经历中得到的最重要的价值是:宽容、尊重和同情。他相信,这也是汉娜要告诉大家的。
也许,能够将极端负面的教训,转化为正面的生活价值。这也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附言:至2003年5月,史子组织的巡回展览在日本的六个地方展出,参观者超过六万人。
第四辑哪怕在奥斯威辛,绘画依然是美丽的(1)
——犹太女画家弗利德的故事
由于偶然机缘,听到一个犹太女孩汉娜的故事,她被纳粹谋杀在奥斯威辛集中营。最近发掘出这段历史细节的是个日本女子。所以,接到东京朋友的电话,不由得在电话里讲了这个故事。讲到汉娜和其他犹太儿童,曾被囚禁在捷克著名的集中居住区特莱西恩施塔特。那里,一个同是囚徒的女艺术家,曾冒着风险教孩子们画画,因而汉娜还留下了四张画作。没料想,朋友在电话那端激动起来,说,我知道那个画家,我在东京看过以她为主题的展览,她还是从包豪斯出来的呢。
查了各自的资料,确信我们在讲着同一个人。我也查到,朋友在东京看过的是一个流动国际展,现在还在世界各地巡回展出。女画家一流的艺术才华,默默坚守的工作和人生,在她死去六十年之后,在世界各地重新引起了人们的认识和反省,她的名字是:弗利德·迪克-布朗德斯(Friedl
Dicker…Brandeis)。
一
她生命的开端是在奥地利的维也纳,一个十分普通
哪怕在奥斯威辛,绘画依然是美丽的
的犹太人家庭。她出生在1898年7月30日。她后来用的名字弗利德,原先只是母亲给她的昵称,而母亲在她四岁的时候就去世了。她由父亲带大,父亲一生辛勤工作,是文具店的助理。他最经常看到、也是喜欢看到的图景,就是小小的女儿弗利德,完全迷失在自己用色彩和纸张构筑起来的世界里。她从小就迷画画。
作为一个普通人家的孩子,她没有含着银勺子来到这个世界。可在她成长的19、20世纪之交,她的家乡却处在黄金时期。当时的维也纳是欧洲的文化中心。在那里,一个普通孩子如弗利德,可以尽情享受视觉愉悦、心智健康和丰富多彩的生活。公园、咖啡馆里常常在举行音乐会和诗歌朗诵。她不用买门票,就可以整日流连在艺术历史博物馆,和名作对视。她也可以久久地坐在书店,从那些昂贵的艺术书籍上,把自己喜爱的大师作品,临摹在小本子上,不会受到干涉。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维也纳祥和优雅、富于创造性的文化氛围,给弗利德的一生,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她亲眼目睹了在正常的环境气候下,一个花园可以如何地姹紫嫣红、千姿百态、欣欣向荣。自己就是一个印证——弗利德就是这片花园里孕育出来的一个蓓蕾。
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的时候,弗利德十六岁。幸运的是,她能够避开战火,按照正常轨迹入学,经历了第一次正规的艺术训练。她选择了摄影专业。在那个年代,女孩子选择这个专业的还非常罕见。两年中,她师从摄影大师约翰内斯·比克曼(Johannes
Beckmann),训练着自己的技能和专业的艺术眼光。弗利德看到,艺术在表现着人的感情,似乎也在在描述着人的状态,可是她已经明白,人和人生,是远为复杂的存在。尽管摄影是艺术中最为“写实”的一个门类,可是经过提炼、提
弗利德
纯以及定格的场景,再普通的一瞬,还是带着强化和浓缩的意味。她写道,“摄影是在捕捉一个瞬间……可是,作为一个人来说,他和周围环境的关系,他和自己的关系,却是无法用一个短暂的时刻来表达的。”
倾向于哲学思考的习惯,使弗利德有些早熟,也使她的艺术气质没有在一开始就发酵成泛泛的激情。她的思考习惯,还来自于性格中和事实上的早年独立。十六岁那年,弗利德和继母相处不好,开始离家独自生活,在学校边读书边打工。
将近一百年前的艺术教育,已经开始了前卫改革和深入探究。而弗利德生逢其时,从做学生到自己成为教师,全程体验和参与了这个过程。现今的一些历史学家和学者,会把文学和艺术,看作是表层的浮华。其实,只要是大家,他呈现的表面绚丽之下,必有深不见底的思想根基。历史学家在摸索的,多是粗大的社会走向之脉络;文学艺术在细细解剖的,却是人们在不由自主中刻意藏匿的内心。在一定程度上,后者是理解前者必不可少的依托;前者又是后者无可离弃的基本背景。
1915年,十七岁的弗利德成为FranzC~iz~ek的学生。C~
iz~ek所注重的艺术教育改革,是要发展未经雕琢伪饰的艺术。他相信,任何一级水平的学生,哪怕是个孩子,他的绘画的依据,都应该不仅是他的学习,还必须是循自己内心之脉动。和弗洛伊德学说合拍,他开掘学生自己没有意识到的内心世界。在
C~iz~ek看来,绘画只是一种表现内心的形式。来到课堂上,他常常对弗利德和她的同学们这样宣称,“今天,让我看一看你们的灵魂!”
C~iz~ek的艺术教学改革,给了弗利德巨大的影响。当然,弗利德自己独立反叛、自由散漫的个性,富于创造力和究根究底的思维习惯,也非常适合于接受当时艺术
哪怕在奥斯威辛,绘画依然是美丽的
哲学领域的新兴探索,她的朋友回忆说,弗利德剪着短短的头发,天天都是那件不变的灰色外套,晚上常常逃课,去剧院或是去音乐厅看演出。
战争在进行,时局也在变化,昔日的天堂维也纳,开始挤满了潮水般涌来的战争难民。基本的食品开始短缺。很难想象,就在这艰难时期,瑞士画家约翰内斯·伊腾(Johannes
Itten),在维也纳开设了他自己的艺术学校。并且,他本人也在艺术界形成一股新的旋风。随着弗利德转入伊腾的学校学习,她也就深入一步,从C~
iz~ek“未经雕琢的自我认识”,进入了一个有着神秘法则的世界。在那里,生命和艺术不可分割地纠合在一起。而她熟悉的“内心脉动”之说,只是走向理解这个世界的第一步。
在伊腾那里,弗利德了解到,艺术只是字句、声音、形式、色彩和运动之间的联系,艺术是以它独特的方式,使得这个地球和谐。她发现,我们对现实的认知,很难被简单描述。基本的骨架构成了形体,而精神在形体之中被囚禁。艺术家必须打开、拆散和研究这些形体,除去不必要的部分,重新组合。而精神在艺术重建中释放。弗利德还发现,她自己是那么适合这样的一种氛围,在她的艺术朋友圈子里,在她的艺术作品之中,她自然的冲动能够如此完美地表达出来。
第四辑哪怕在奥斯威辛,绘画依然是美丽的(2)
那是一条与战争并行的线索。欧洲的政治家们,正在为巨大的利益,以“祖国需要你”的爱国名义,拖着一个个国家的青壮年,打得你死我活。这场战争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