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29-扫起落叶好过冬-第4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鹱约海苁呛玫模崦璧醇凶磐嫘Γ慈险娴卦谖兹俗畔耄率匙⌒泄卣盏米邢浮Ｕ庵钟哪校庵侄约胰说母卸鳎庵治屡娜缡址飨溉拗锇闳岷偷男那椋岽┝怂堑囊簧＞土歉准夷傅男牛彩俏赓碛铮费韵烦疲蚜硪桓鲎呓募彝ィ踩怂强炖值男∪ψ印！ �
我从同样的年代走来，当然知道，他们回顾一生时可以有多少怨愤。现在的人们甚至抱怨中国的老一代知识分子几十年来不抗争。而我却从中体验到生活中的另一种坚持：坚持亲情的可贵和珍重，坚持在自己能够围护的那一小方土地上的正常和快乐，维护和保留文明的种子，坚持常识和常情，又通过敬业的工作态度和对亲
读《我们仨》
友的关爱，传布这样一种文明。谁能说这就不是一种建设性的抗争。就像我读到过的一个犹太女画家，在纳粹集中营里不仅画着美丽的花朵，还教孩子们画明朗的风景。她没有离开危险逃生，是因丈夫不能取得离境护照，而她认为亲情重于生命。
这本书让我回到久远前故乡的家，仿佛能触摸到父亲的手背。回想父亲，他也总是在笑，说着那些让我也笑起来的话。在我们成长的年代里，学校关门了。我们都下放农村，说是要“扎根”，似乎已没有前途和希望。我那个时候交友甚广，小学、中学同学和川流不息进出我家的“插队”小朋友们，都喜欢坐在那里和我父亲聊天。父亲告诉他们，希望会有的，人在恶劣的环境中要读书。“人可以拥有自己独立的精神生活”，父亲说，“那是谁也拿不走的”。在贫困而匮乏的年代，父亲用省下的吃食，给各种来路的孩子们做饭、烧点心。我们长大起来后，大学终于开门了，小朋友们都出息成国家栋梁，很神气地在各地跑来跑去。父亲离去了。几年前在波士顿巧遇一个小学同学，几十年不见，不认识了。我们一起坐了半个钟头才敢站起来相认。打完招呼的第一句话，她就说，你爸爸那时对我们真好，教我懂了很多道理。
随着岁月的逝去，环境变得更加宽松，长大起来的孩子们开始超越了我们父辈的局限，也开始看不起父辈，觉得上一代的知识分子没有脊梁骨。想起当年在父母面前，我们曾是时代潮流下多么可笑又可怕的小生青。因为爱，父辈吞下了他们看不顺眼的事情、甚至咽下了我们对他们的伤害，原谅了我们的年轻。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前辈，却是多么挑剔。
我们也许有了我们重视的脊梁骨和犀利，可是和钱
锺书、杨绛、圆圆一家相比，却失落了温良、敦厚、谦和、幽默、宽容、平稳。这不仅是两代人不同的个人素质，更是在知识阶层中所表现出来的不同时代的文明厚度。《我们仨》是一个家庭故事，却让我想到：破——固然不易，立
——则千难万难。
第五辑《野火集》的启示
龙应台在海外旅居十年后，回到台湾，一边当教授，一边一篇篇地写她的《野火集》。她从小生活在台湾，去国一程将近十年，而初次回去定居，她却变得“容易生气”，一切以前感觉理所当然的事情，出乎意外地变得难以接受。确实，两个不同源头的文明，若选择在一个个人身上冲撞，发生的事情就可能叫做悲剧。但是，龙应台把它化为了一种积极的力量。
这个世界很大，而信息的开放，使得和国际接轨变得容易，对外部世界逐渐知己知彼后，就会自然作出调整，面对外部世界，不再感到紧张。这是很关键的一步。曾经有过的过度自卑和自尊，是源于对世界的陌生。因此可以相信，当年《野火集》中让人感觉惊讶的一些话题，已经在今天成为常识常情。可是，我也相信，龙应台话题背后的东西，人们仍然需要了解。这就是龙应台今天仍不过时的原因之一。
今天台湾的政治制度和社会规范，是移植于异质文化。一些概念，虽然是大家耳熟能详、张口就来的名词，在讨论中频频地运用，可是这并不是说，大家在讲的就一定是同一回事。在这些名词之间，可能存在很大
《野火集》的启示
的认知差异。所以，在争论的时候，有时就是鸡讲鸡的，鸭讲鸭的，似乎在使用同样的语言和名词，实际上讲的却不是一回事。
先是概念就来自外来文化。当它用“汉字”来表达时，这些“字”携带着它本来已有的灵魂，又输入一些外来的血液，以一个新的面貌，开始自我表述。然后，在我们脑子里形成固定印象，形成新一轮的概念。它们和原来的本意，可能并不完全相同。就如同现代政治的政党概念，进入东方文化时，常常携带着我们原有的同生共死、忠诚不贰的团体组织感，但在概念的原生地，却是随意切换的个人观点选择，而它的基础，是崇尚个人取向的文化价值系统。那种散漫和疏离，和中华文化中传统的家族、小团体的紧密联系完全不同。异质文化中那些离散的个人，又由于西方文化中宗教的影响、结合从市民走向公民的传统，形成了具有公民责任、公民权利、公德心、自我反省、自我约束的社会细胞结构。如此走向一个法治的社会，乍看上去，一盘散沙各行其是，实际上却是有章有法。
上世纪八十年代，台湾的集权制度已经穷途末路。一个学者理解和指出制度的不合理，已经不需要很高的智慧。可是，要预警制度变更之后社会适应的难点，却并不容易。政治家们，包括学者们，也立即面临一个学习过程：如何塑造自己作为普通公民的平常心，平衡自己的公民权利和责任；如何拒斥权力诱惑，作为一个公民平等地进入社会生活。《野火集》的出版在台湾社会质变的前夜引起震动，龙应台的批判性成为令人印象深刻的现象，人们也因此可能忽略隐隐在下支撑它的基础。
龙应台的特别之处在于，她不仅直接抨击制度，而且更多的是把批评直指社会的非公民化、即公民社会特质的缺失，直指包括每一个个人在内的公民意识之淡薄。她批评台湾教育的核心，是指出教育没有在为公民社会做出准备。龙应台根据自己对世界和台湾的了解，一定知道，在台湾的集权制度瓦解之后，一个移植的制度会立即面对公民社会的单薄基础，面临根系深入的障碍。龙应台从一开始就选择站在一个孤立的位置。不仅批评政府，更多的是尖锐刺向每一个人的内心：你有没有为一个公民社会做好准备，你自己是不是一个合格的公民？假如不是，先改变你自己。面对中华文化圈，龙应台不避讳她的思想资源的异质文化源头；面对民众，她紧追不舍地指出每一个人的弱点和未尽的公民责任。
而龙应台的尖锐又并不走向居高临下。她也是和你一样的一个公民。这种分寸感对一个传播火种的知识分子，常常很难拿捏。从中华文化圈里出来，很多人能够做到文字优美、内容正确、逻辑严密，可是，也许是我们习惯了这一文化中“士”的特殊位置，即使理解平等的意义，对自己的定位定调往往还是会“开低走高”。做社会批判时，会忘记自己也是社会的一员。批判的烈度越大，自我的位置就不断上升，不能持之以恒地维护和读者对话的平等。因为在我们的文化中，历来缺少平等的概念，我们自己的“低调”往往只是理智的产物，而不是本能的反应。
相比二十年前，同属中华文化圈里的知识分子，都有了更大的舞台来表现自己。可是，要留下不但能够震撼当时，更能让人长久回味、影响深远的文字，就不仅需要扎实的文字功底、思想的力度，还需要许多其他的
《野火集》的启示
东西。阅读龙应台，我常常想到：刺破平静水面的锐利冰峰也许只露出一角，可是你总是可以在水面之下，找到沉沉稳稳的一个山座。
第五辑听一次演讲后的随想（1）
一个偶然的机会，听到台湾著名女作家龙应台的一次演讲。她演讲的题目是：文人参政的感想。
首先想到的竟是，时间过得真快。龙应台是我喜欢的作家，陆陆续续地买过一堆她的书。后来就见报纸上轰轰烈烈地报道她出任文化局长的消息。之后，报上的风浪渐渐归于平静。作为读者，她好像就从视线中远去了。现在，重新见到一个作为作家的龙应台，当面听到她讲述自己的当官经历，才注意到她的这次身份转换，其实有整整三年半时间。的确，比我感觉的要长久得多。我原来以己度人，料想她不过是“玩票”，“玩”个一年半载也就走人了。没有想到，她是个远为认真的人，走的时候心里还有很多遗憾。她说得实在：其实许多事情还刚开了头，却没有做完。
龙应台讲到自己当初走进了一个悖论。她给知识分子的定义，是在体制外持独立批判立场的人。而她作为著名知识分子，却走进体制“当官”了。她对自己的理解是，在她走进去的一刻，她就必须暂时放弃了自己“知识分子”的立场，在这个时间段里成为一个完全的“官员”。虽然她也讲到，自己其实对于官僚体系是如何陌生，对
听一次演讲后的随想
工作可能遇到的困难是多么估计不足。但是，她就是这样彻底地走进去了——一去三年半。
龙应台文人参政的经验之所以有意思，是因为她虽然在进入官场的同时，就暂时放弃了文人的身份和批判立场，但是她却依然是带着文人的理想和观照、带着她文人的观察力和思考习惯，进入这个操作构架的。而这个操作构架，又是一个没有尝试过的实践。一方面，她在尽自己的力量，一砖一瓦地搭建着她热爱的家乡文化事业，另一方面，她也在考量着这个制度的运作。
在一种制度还没有实行的时候，我们很自然地会把它抽象化和理想化。我们会无暇去探讨这个制度具体运作的艰难和困惑，尤其是这样从外来文化移植而来的制度；我们会觉得这一切困难都还是遥远的事情，甚至觉得如此细究是败自己兴头。但是这种抽象化和理想化，也很容易走向简单化，使得人们期望过高，在真的面对制度运作的复杂性时手足无措，甚至因过度失望而走向它的反面。
因此能够有一个目光敏锐的作家，先深入一个制度的运作中心，又出来谈谈自己的感想，实在是个难得的机会。那么，龙应台看到了什么？她最大的体会是：台湾从原来的专制制度中获得解脱后，原有的历史文化惯性会依然禁锢人们的心灵，使达到目的成为一个艰难的漫漫长途。
我自己是深受触动的。不仅因为我们有共同的文化根基，还因为我们都经历过几乎从纯文化讨论向着制度建设讨论的转化。我们和一些朋友们曾经有感于国人的讨论一度都在“形而上”上兜圈子，却很少有人顾及制度层面的“形而中”，因此，才试着介绍制度的发源地在制度层面的建设和思考。在最后触及到了制度渐进的根源时，才又反过来看到，这种制度思维的产生，与来自不
同文化的人和不同的思维习惯是分不开的。在这个异质的文化中，表面上时时能够感受到的是本能一般的对自身的自讽自嘲，而不是对他人的苛求；这种文化性格来源自一种深层的有敬畏、能自省的精神。而这种精神和与之如影随形的对他人的尊重，以及成为民族性格的幽默能力，才产生和较为顺利地维护了这样一种宽容的、让和自己不一样的少数人也有生存空间的制度。而今天，龙应台正是在一个和我们类同的文化中，以具体操作的切身体会，在对其进行印证。
龙应台告诉我们一些有趣的故事。例如，在她上任后不久，就遇到一个台北市“议员”的长辈去世。她惊诧地发现，在台湾遇到这样的情况，市长必须带着手下的三十来个行政长官，也包括她龙应台这样的文化局长，去“议员”家集体吊唁鞠躬。对于长期生活在海外的龙应台，这当然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事情的原由，竟也是出于“民主制度”。因为三权分立，市行政分支要提出什么提案，去完成一件实事，就必须得到议会的通过，才能够立法成为法案，行政分支才有合法的执行权。因此，行政分支最怕的就是议会的否决和作梗。所以，“顺理成章”地就推出了行政分支竭力讨好议员的事情。在台湾，传统文化的礼仪保存得尚属完好。婚丧为人生家庭之大事，社会贤达前来致礼实乃人之常情。这既表现了非常正面的、维持社会常识常情的一面，又由于其畸变的含义，成为制度运作中一个病态奇观。
正由于龙应台曾经是一个作家，她虽因进入体制而暂时放弃了批评的笔，却没有丢弃一个作家的灵魂，野火此刻依然燃烧，却是在自己心里。所以，在别的官员觉得无可选择的时候，她却停下来，觉得这不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我想，假如龙应台今天还是一个居于遥
听一次演讲后的随想
远海外的作家，她只需挥笔批判即可。可是她那时不仅是站在体制内、还同时站在父老乡亲们的土地上。她要面对的不仅是含糊其辞表达的陋习，还有重重绵绵、无以言表的世故人情。所以，并不是如在道理上做是非曲直判断那么容易的事情。
结果呢，龙应台还是缘于作家的理念，选择了不去。她说，她选择不去，就坚持到底，以后不论是哪个“议员”的类似场合，她都不去。那么再下面的结果呢？龙应台说，她觉得自己因此要承受更大的压力。例如，“议员”曾经特地调阅了龙应台全部电话的通话号码记录，以查询她是否“以权谋私”。却不仅没有查出问题，还发现龙应台在到任一开始，就交出几个电话号码，关照秘书，这是她的亲友，凡是打往这几个号码的电话，都由她私人付费。也就是说，龙应台觉得，她坚持了自己的理念，就必须更廉洁、更经得起代表民众的立法分支的监督。
听到这里，我也想到，市议员调查龙应台的电话记录，可以说那是龙应台拒绝顺应市行政官员们讨好议员的旧习，因而招来苛求；但也可以说，那是议员在正常行使监督权。只要事情是在他们的正常职责范围，你往往无法责难他们的动机。因此，我也想到，其他的行政官员们仅仅是不愿意承受对个人廉洁要求的额外压力，还是更怕工作中遇到“说不出道不明”的刁难？正如龙应台那天讲到，为了举办“台湾国际诗歌节”，她必须走访一个又一个市“议员”的办公室，一遍遍地向他们说明她的构想的理由，甚至可能还要向一些“议员”说明“什么是诗歌”，
“什么是诗歌节”，“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举办诗歌节”，因为，没有议会的批准，天大的好事，她也办不成。
所以，那天听着演讲，我其实很想问一个问题：由于议员对行政分支的工作支持，是有一个上下限的幅度
的。只要在这个幅度之内，纵有新闻监督在，都往往奈何不了一些出于私心却冠冕堂皇的阻挠。那么，假如你知道，在当时当地的议员水平下，你特立独行的后果，不仅是个人要承担压力，而且是你建设城市文化构架的理想要因而受挫。也就是说，你支付的将是损害公众利益的代价。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还会坚持你的“不随俗”吗？你还有这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