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漠祭-第5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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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孟八爷的干预，白狗们平素里必用更厉害的招数没能用上。味儿虽有点寡淡，但还是引来了一院子的大笑。
花球婚事带来的喜庆味，把憨头的死带给村里人的沉重冲了个精光。
只是，灵官却陷入了危机。
亡人不吃饭，家财带一半。憨头一走，家里就明显空荡荡了。啥都失去了它本来的面目，显得灰蒙蒙可怜兮兮。妈在抽泣，莹儿在抹泪，都压抑着，不使自己放出声来。但这，比嚎啕的哭更叫人难受。
灵官不相信憨头就这样走了。屋里时，他老觉得憨头会进门。门外时，又觉得他会出屋。鸟一叫，他便怀疑是老天派它来送信的，信的内容是“憨头还活着，已经从那个坟堆里爬出来了。”蹲在村南的黄土坡上的时候，他老觉得妈会笑着来叫他，告诉他：“你哥活了。”
可总是幻觉。
活的，只是憨头的影子，老在眼前晃呀晃的。
梦倒是常作。
梦里，他也知道憨头死了，并诧异他的活着。灵官老是惊喜地扑上去。憨头老是阴沉着脸躲开，脸青青的，不语，不笑，脸青桔桔的，拧个眉头。灵官很伤心。但梦里的憨头毕竟活着。活着就好。那怕他捅自己一刀，只要他活着就好。
最怕梦中醒来。因为熟悉的每一样东西都扎眼，都是一个不可触摸的所在，都在提醒着一个令他无法接受的事实。
许多天了，灵官心中一直躲避着一个现实。他拚命不去想它。那是插在心头的一根针，那怕是一次不经意的磨擦，都引起一阵撕心的巨疼。一想到憨头给他往城里送面时憨憨的笑，一想到他为供他上学去卖苦力，一想到平素里早已忘却而现在时时揪心的许多场景，灵官就像挨了一闷棍。呆怔一阵，他就撕扯头发，并咬牙切齿地诅咒自己。
“我不是人。我是牲畜。……不，不如牲畜。羊羔儿吃奶双膝跪，黑老鸹能报娘的恩……它们都知恩图报。你，做了些什么？长兄为父，恩重如山。可你……禽兽不如。”
脑袋里塞了过多的羊毛，乱，胀，像要疯了。嗓中干渴，耳在轰轰。灵官想到睡梦中阴了脸躲避他的憨头，心一下下抽搐着。他快要窒息了。
“怪不得，他在躲我……怪不得，他阴沉着脸……怪不得，他至死都不多说一句话。他肯定知道了，肯定。秃头上的虱子，明摆着。她的……都出怀了。妈不是不叫她到憨头跟前去吗？不是怕‘冲’了他吗？怪不得……，你这畜牲！”
又想起憨头病重时，他和莹儿，竟然在沙洼里……，他简直无地自容了。呸！你还笑呢，还爱呢，还唱呢，还……，猪狗不如。那时，她还不知道憨头是啥病呢，还以为是肝包虫呢。而你，你是确确实实知道的呀。你说，你是什么东西？你咋有脸活在世上。你咋……还不死去？
真想拿把刀，像电影上的日本武士那样，剖开腹，取了心，祭祀憨头，再抽出那条忘恩负义的肠子，盘成一个“悔”字……可这样，难道就……就安心了？难道就能人模人样了？瞧，屋里的一切，都在遣责你呢，都在提醒你两个字：“罪恶。”
但心里，最不敢触摸的，还是莹儿。
每一次“浪漫”的记忆，都成噬人的毒虫了，都成‘罪恶’的证据了。他很怕她。他不敢望她。他极力地躲避她。
她分明，也在躲他。
每天，她都在小屋里蜗居。她总是哭，总是失声断气地哭。……莫非，你也感到了灵魂的折磨？你这罪恶的冤家。
灵官仿佛看到了她的脸。那是黄缥缥憔悴到极点的脸。那是灵官心头的一块疤。那是他诅咒自己的开关。那是他心灵天空的乌云。
更可怕的是：她已到了大月份。
一个小生命快要出生了。
这是灵官不敢触摸的惨痛，是剐割灵魂的现实，是躲避不了的残酷，是无法清醒的噩梦，是不能饶恕的罪恶。
是不是真有鬼魂？真希望有。若有，还能见着我苦命的哥哥，向他忏悔，请他饶恕，请他朝自己那颗罪恶的心上捅一刀，让自己罪恶的血来清洗罪恶。可那罪恶，真清洗得了吗？
干脆，堕入无间地狱吧！让地狱的毒焰来烧吧，把这罪恶的身子烧成灰，顺风扬个无影无踪。或者，让千万把刀子来剐吧，让千万条毒虫来咬吧，把这罪恶的肉体连同灵魂都吞噬，让这肮脏的“我”永远消失，不再有一点恶心的渣滓。
但一切，终究是无法挽回了。
生存，已成为一个负担。
总是憋，总是闷，总是一个接一个的寒噤。
寒噤里晃着许多人影：引弟、兰兰、五子、瘸五爷、毛旦、白福……，还有许多活着的“死人”。
灵官多想震聋发聩地吼几声呀，但他知道，连个回音也听不到。要不了多久，他定然也会在连天呵欠的感染下昏昏欲睡。这比血腥的屠刀更可怕。千年庸碌，因之而生。西部凝滞，也源于此。
他开始反思：如何度过今后的人生？
村里人于是都知道了：憨头的死击垮了灵官。常见他在村南的黄土坡上发痴，眼珠儿木木的，瓷瓷的，不转不闪。走路时，也像在迷迷瞪瞪地梦游。
一个血色黄昏里，天闷闷的。太阳也红红的。半空里有几块铅似的云，象是往地面沉。灰澄澄的云影子印在荒寂寂的沙丘上。沙丘上有个人，做梦一样蹒跚着，脚步儿溅起的尘粒象一层薄薄的细雾，把他遮成了一个隐隐约约恍恍惚惚的影子。这便是灵官。
黄昏的太阳象个大血球，挑在远处的山尖上，赐给灵官一个血淋淋的脊背。沙丘上的人影儿随着落日的下沉不断拉长，渐渐与天边的阴影相连接，水一样漫延开来。渐渐地，暮霭夹着浓雾降下来，如一个大铁锅，把灵官紧紧地扣在黑乎乎的沙漠里面……听说那夜，沙湾人听到东沙窝里有只野兽或大鸟凄厉地叫了半夜，象是个闷极了的男人在大叫。
次日，便不见了灵官。
此后，灵官便没了准信：有人说，灵官到了深圳，找他的同学，没找到，就拄个拐棍，在街头求爷爷告奶奶地要饭呢，可怜得很。有人说，灵官跑了南方，在一个饲养场里打工，偷偷地学养什么的技术。也有人说，灵官在一个博物馆里当勤杂工，边打杂，边跟一个专家学一种文字，那文字名儿好怪，叫什么西夏文……不过，据一个常进沙窝的二道贩子说，前些日子，他去过沙漠腹地猪肚井，听说有个凉州人死在那儿，尸首扔到沙洼里，叫狐子啃了个一塌糊涂，只剩堆干骨头了。他说他见过那堆骨头，但不知是不是灵官？
总之，传闻是各式各样的。
老顺却没有闲心听人嚼舌了。一大堆事儿等着他呢：一是白露快到了，兔鹰该下山了，老顺买了一大堆绵线，正忙颠颠结网呢；二来，莹儿生了个胖小子，填充了憨头死后的巨大空虚，也带来了许多琐碎事，把老俩口忙了个“二眼麻达”；三来，他和老伴都相信，灵官是去闯外面的世界了。他们还知道：灵官会回来的。——不管走多远，他都会回来。
他的出去，就是为了他的回来。
倒是莹儿叫他们担心：昼明夜黑，她总是傻呆呆坐着，总是哼一首沙湾人都会唱的“花儿”——“杠木的扁担闪折了——清水呀落了地了——把我的身子染黑了。你走了阔畅的路了……”
初稿完于1988年农历10月20日——1999年10月7日定稿于2000年6月10日
弟弟 父母及其他（代跋）雪漠弟弟 父母及其他（代跋）
《大漠祭》几易其稿，草字千万，拉拉杂杂，写了十二年。其中甘苦，一言难尽。动笔时，我才二十五岁，完稿时已近四旬。但我终于舒了口气，觉得总算偿还了一笔宿债。今生，即使不再写啥，也死能瞑目了。 踏上文坛不久，我就想想写写我的农民父老，为他们写一本书。没想到，这个小小的愿望，竟用去了我十二年的黄金时光。
扔下笔后，浓浓的沧桑涌上心头，便想到我苦命的弟弟。本书草稿时，他还是个不甘被贫困吞噬而苦苦挣扎的青年。完稿时，他已被黄土掩埋了八年。
他就是我作品中憨头的生活原型，叫陈开禄。求禄者无禄，善良的愿望总被现实撞个粉碎。
弟弟的死，很大程度上修正了我的人生观，并改善了我的生存质量。掩埋了弟弟不久，我的卧室里就多了个死人头骨，以充当警枕。它时时向我叫喊“死亡！死亡！”，提醒我死亡随时都会象光顾弟弟那样光顾我。所以，我每天给自己打的考勤，是以小时来计算的。我做一些事情，总要算算值不值得浪费我黄金买不来的生命。因此，我才能对西部文化的各个领域做相当的研究，且多能著书立说自成一家。
我的所有偏激，就源于对生命的感悟。对待朋友和亲属，我总是恨铁不成钢。“序”中的文字，代表了我的这一特点。
弟弟的死，也改变了《大漠祭》的后半部。在不少人认为最感人的后半部分中，就融入了弟弟的生命和我的血泪。弟弟与憨头相异的是他没患阳萎，而且相对不安分些。弟弟不甘贫困，绞尽脑汁，东奔西跑，苦苦挣扎，一直挣扎到坟墓里。挣下的，仍是一屁股债。
弟弟在二十七岁那年，患了肝癌。我一直伴他度过了生命的最后岁月，没离开过半步。我亲眼看着他从一个健壮的青年，渐渐衰竭消瘦，步步走进坟墓。我亲手扬起一锨锨黄土，掩埋了他。我经历了一个生命从旺盛到死亡的全部过程。自那后，我的人生中便没了啥“执着”。一想到所有贪婪的最终归宿不过是坟墓时，还有什么放不下呢？在死亡面前，名利呀啥的真成过眼烟云了。
重要的，应该是如何活着。
而活着的价值，要看是否因了你的“活”，使这个世界相对美好了些。
弟弟的死让我懂得了如何珍惜生命。
最叫我不忍追忆的是：当医院的手术刀插入弟弟腹内时，弟弟竟清醒地惨叫了，象挨刀的猪那样。他后来说当时根本没被“麻醉”。同室病友说是没按惯例给麻醉师送礼所致。病历的解释是“对麻醉药反应迟钝”。反正，刀子在他的腹部划出了长逾五寸的口子。后来的我，一直不敢想象这一幕，不敢想象那把刀，如何刺向我苦命的弟弟。
那个失败的手术除了叫弟弟当了回挨宰的猪外，还留给了我噩梦般的记忆。
我之所以写出这些，仅仅是祈盼不要重演这种可怕。愿天下的医生和其他“偶尔”——因为他终究也会死去——有点儿权的人多少善良一些。
弟弟具有憨头的一切优点。他死得很高贵。据医生说，他并不知道自己病情。但他一直没问任何人。他没有叹气，没有哭泣，没有问寻，没有埋怨，没有失态，甚至没有嘱咐。他面对墙壁，沉默寡言，平静地走向坟墓。我当时真希望世上有鬼魂。那怕弟弟变成恶鬼，我也会接受他，甚至爱他。但我不能忍受他永远的消失。
我简直不敢想象自己日后如何“熬”过没有弟弟的“残生”。
这些噩梦，后来进了小说中灵官的心。
弟弟留在人间的，除了不满三岁的女儿和才出生二个月的儿子外，还留下了几页日记。他死后，房子、家具、衣物……一切都成了别人的，包括他的妻子。但那几页日记却是他的，上面记载着他心灵的挣扎。这使我忽然感悟到生命的易逝和文章的相对永恒。
为了供我上学，弟弟过早地离开学校，去卖苦力。他的死击垮了我，很长一段岁月，我处在半痴呆状态。我接受不了这个现实。每看到乌鸦啥的，我就当成是弟弟化的，总要象鲁迅《药》中的老女人那样和它对话。那时唯一的快乐在梦中。因为梦中的弟弟活着。虽说他阴沉着脸，不和我说一句话，但我还是盼望常作这样的梦。痛苦的是，这梦也很稀罕，后来仅绝迹了。
我容忍不了自己对他仅有的一次伤害：那是在斗嘴的时候，气头上的我说他不过是卖苦力的。记得当时他怔了，而后嚎啕大哭。这画面成了插在我心头的刀子。直到今天，伤口仍在流血。而他的突然病逝，使我从此没有了向他忏悔的可能。许多个孤独的夜里，我无数地哭叫：“弟弟，宽恕我吧！”但我的心始终没能轻松。
《大漠祭》完稿后，我最希望有三个人能读它。其中一个就是弟弟。而这时，他早成了一堆白骨。
另外两人，便是父母了。他们是我作品中老顺老俩口的生活原型。书中的许多事都可从他们的身上找到影子。在最贫穷的日子里，他们供我念了书。妈的话至今仍在我心头响着：“要饭，也要供娃子念书。”父母饿着肚子，供我上了当时也是省重点中学的武威一中。后来我考了学，从此改变了命运。
父亲很老实，甚至算得上愚昧。他一生中最睿智的一句话就是在我嫌他愚昧后说的。他说：“娃子，我当然愚。谁叫我没个好老子供我念书呢？”
我从此无颜再自做聪明。
的确，我之所以走出了愚昧，不过是有个供我读书的好父母而已。愿天下所有嫌父母愚昧的子女都能读懂我父亲的睿智。
遗憾的是，我最希望能读本书的三人却无法令我满愿了：
弟弟想来收不到烧在他墓前的书稿了。
爹妈虽活着，却大字不识一个。
遗憾，只能永远了。
好在上海文艺出版社主动给了我极高的稿费和版税，使我有能力在本书出版后带父母来上海和苏州等地看看。在一个异常偏僻小村落里，父母牛一样操劳着，度过了大半生。他们甚至没坐过火车。
父母唯一的遗憾是没叫弟弟上高中。唯一的欣慰是供我读了书。唯一的奢望是：等我领到稿费时，请他们尝尝凉州街头那些小吃。因为他们死活想不出，那些好看的小吃，究竟是啥味道？
至今，他们仍抚养着死去的弟弟留下的儿子和一位才出生就被人遗弃的女婴。为此，母亲吃尽苦头，骨瘦如柴。前者是弟弟的“根”，也是她的命。对后者，他们的理由仅仅是：她，也是一条命。没人管，就只有一死了。
为了不给儿子增加负担，年过六旬的他们，还种着八亩地。每到秋收时，六十三岁的父亲总要呻吟：苦不动了。但总是引来母亲的骂。母亲常安慰内疚的我，说她不劳动，身子骨就疼。
让他们不再操劳，并看看外面的大世界，成为我的一大梦想。它成为我异常勤奋的另一个原因。
我无法叫文盲的父母读我的作品，却可以叫他们读读外面的世界。但愿我的灵魂，因之得到安慰。
感谢上海文艺出版社热情帮助，使我有了实现这一梦想的能力。出版社给予了高度重视。从收 到 书稿，到完成三审，时间不足一月。总编辑郝铭鉴先生利用节假日完成终审，并着意关照。从他的点滴言辞上，可看出他对西部农民父老浓浓的关爱和期待。副总编辑戴俊先生在百忙之中，多次通读作品，提出修改意见，大至结构，小到句逗，其心其力，令人叹服。
在此，我向他们致谢。
责任编辑吴金海老师在十年前就编辑过我的书稿。在本书创作过程中，他一直鼓励我，要我耐得寂寞，扎实地深入生活，好好为农民写一本书。他的关照和鼓励，成了我孤独的创作生涯中最大的安慰。没有他的鼓励，也许就没有这部作品。
在我去上海改稿的日子里，吴金海老师放下案头工作，风雨无阻地陪我走了上海许多地方，甚至带我进入了家庭，以便让来自偏僻小城的我，尽情接受上海都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