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谭集-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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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可是偶尔也听到一次。一次我正立在旁边，一位军官眼望着架上叫道某
人，某人便答应，军官便说，某炮凉咧罢，再来它几下，来几下者，再放几
炮也，上头便照命令办理。所谓凉咧者，铜炮还都是前膛炮，放几次便太热，
不能接续再放，便须等候一个时间，所以有这样的命令。又见过一个人上了
架子，对另一个人说，您下去歇一会，喝一盅，他家这个盒子菜还是真有味
儿。另一位说，二哥您太周到咧（即是客气之义，彼时北平尚无客气这句话），
没事，上边也不累，我的意思，天也不早了，也该歇息了。”这便是明末清
初席卷神州大地、所向无敌的八旗兵的后代！这哪里是作战打仗，简直就是
茶楼酒肆的聊天打趣。齐先生的回忆录中，对清末宫廷、官场、军队、学界、
以及民风习俗的堕落腐化都有真实而生动的描绘。

当时对于新生的事物从上到下普遍都采取了敌视和拒绝的态度，一些稍
有见识的士大夫看到了世界的进步，主张革新改良也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压
力。上面说到人们把学习外语与当汉奸几乎是视为一体的。“大家以为学了
洋文，便是降了外国。”最初同文馆都招不到学生，入了同文馆的学生的家
长是被人们看不起的。“有许多人便同他们断绝亲戚，断绝来往。甚而至于
人家很好的儿媳妇，因为家中弟弟入了同文馆，便一家瞧不起这个媳妇，而
且因之便受了公婆之气。”（见《回忆录》）其他如照相、开矿、办工业、
修铁路，不仅受到顽固派的敌视，就是一般的社会舆论也很少支持。至于统
治阶级上层对于西洋事物的敌视更在社会舆论之上，而且，社会舆论正是由
统治阶级的思想决定的。

国家腐败到糜烂，而又绝对不肯更新，人们不革命怎么办？近来有人议
论辛亥革命该不该搞的问题，当然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但议一议也不妨。实
际上应该说它的不可避免性不仅是因为各种社会矛盾的积累弄到不可收拾的
地步，而且也是由于政府糜烂、社会失控、掌政者又不肯学习西方较为有效
的社会控制方法，一味使用传统的高压手段、企图用杀人解决一系列的社会
问题的结果，因而造成了矛盾激烈爆发。这已经不是“搞不搞”的问题，即
使孙文和同盟会中具有西方思想意识的人们不去搞革命，也会有传统式的农
民暴动发生。我们通过读齐如山先生的《回忆录》，可以生动地感到这一点。

四

齐如山先生的遗著中，除了有关戏曲理论的著作之外，最富于内容、文
字最佳者当属《齐如山回忆录》与《中国的科名》。《回忆录》大陆已出版，
可不具论。《中国的科名》在此特别值得一提。关于封建社会科举制度的著
作我也读过几种，其中的材料大多取之于文献记载，当然其钩稽之功是不可
没的，其中不少还是有见解的，就科举与其他社会现象的关系做了有益的论
述，但属于个人亲身感受性质的记载比较少。1958　年三联书店出版的商衍鎏
先生的《清代科举考试述录》，本来可以写成以个人见闻为主、并证之以文


献记载的著作，因为他是科举考试最末一科的探花。作者自己说：“忆余童
冠以至壮岁，历生员、举人、进士各级，与八股、策、论之考试者前后十五
年。”明清两代科举考试所有的节目商先生大多参加过，由于他认为个人体
验有限，为了全面反映科举制度的各个方面，此书多据朝廷典籍与各种著述
之记载来撰写，个人的见闻反而退到极其次要的地位。因而它虽然记述较为
全面准确，可生动形象不足，在科举制度与社会、文化的互动关系方面也叙
述得极为简单，这样对于社会极端重视科举考试风气的形成便很难理解。

《中国的科名》恰与商书相反，在制度规程方面，齐书可能有许多不足，
甚至有误。作者自己也云：“自己觉得写的关于考试的规矩章程较少，写的
附属的事情，及社会的情形太多，仿佛有点喧宾夺主的毛病。”（《中国的
科名·附言》）此书的特点也就在这里。书中记录的许多与科举考试有关的
细节也许是正式的典籍不屑提及的。这里可以举几个例子，如他在写到秀才
考试时，介绍了在考棚之中自备瓦盆小便，若要请假大便，亦可上厕所，但
要把考卷交到堂上，回来后领回卷子接着做，不过在卷子后面打上一个黑色
图章，俗名“屎戳子”。这样的卷子便不予阅看，等于白考一趟。于是，一
些闹肚子的考生只好把大便拉在袜筒里（当时是布袜子），有时不免要和邻
号发生纠纷。又如“改换门庭”是常用的一个成语，究其起源是与科举有关
的。一中了秀才就可以改换门闾。平常住房的门高都是七尺，而秀才之家则
是七尺三寸；因为秀才可戴官帽，帽子上有个顶子，故须加三寸。从这个细
节可见社会上对科名的重视。在古代小说中经常可以遇到某人“大挑为知县”
的情节。“大挑”在我印象中总是一件严肃的事。可是从齐书介绍中，它极
随意的。可以参加“大挑”的是贡生和举人，经过数次会试以后，照例大挑
一次。挑的办法是由皇帝派一个亲贵、王爵、贝勒之类主持；在主持者入座
后，十个举人为一排，上堂平行跪下，口报自己的籍贯履历，王爷看着哪个
好就给他个头等，次者为二等，其他便是落选了。头等的做知县，二等的做
教官。戏剧家汪笑侬（贡生）就是因为长得体面被挑为头等，做过一任知县。
如果你运气好，所在的那一排中，非老即丑，那么就很容易被挑为一等。当
然也有意外情况，一次大挑，有位长得五官挪位，四体拘挛的举人被挑为一
等，而长得体面的反而落选。体面者很不服，攀住王爷的车辕要问个究竟。
王爷说：我挑他的胆子，如果他没有姜维之胆，凭他那幅长相也敢来大挑！
这就是封建时代“抡才大典”中的富于喜剧色彩的一幕。

这部书中对于取得各种功名的人们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他们本身的困扰，
也描述得非常生动有趣，具有独特的价值。如秀才见县官可以不下跪，可以
给知县写禀帖（普通百姓则要写呈文）；对犯了法的县官不能用刑，除非先
革除了其秀才功名，否则只能由教官打手板。又如人们谈论科举多谈文的，
少论武的。《中国的科名》对武秀才、武举人、武进士皆有专节介绍。民间
有言：“穷学文，富学武。”（直到当今的“气功师”们还以此为口头禅，
以便向学功者敛钱）这些人家，本来就有钱，再有了功名，有钱、有力、有
势集于一身，在和平时期这些人又大多无官可做，居于乡里，为害一方。像
开赌场、铸私钱、放高利贷、在集市上充当“集头”（类似今日市场管理人
员，不过权力比他们大），窝藏强盗，什么坏事都敢干。举人这个功名对他
们起着保护作用。这些在通俗小说和戏曲中都有所反映。在元杂剧中无恶不
作的坏蛋大多是“衙内”，到了明清两代则换了武举人，特别流行于北方的
梆子腔中。作者认为：“到了明朝，科举盛行，产生了武举已多，且多无职


业，更兼明朝最重科举，凡有科名之人，官场社会都极尊重崇拜，此在《聊
斋志异》中曾屡屡言之。”又说他们有势有力“再加以没什么学问，没什么
知识，就难免有越轨的行为，日期长了就横行霸道无所不为了”。《中国的
科名》的内容极其丰富，其作为明清社会史的意义远大于作为科举制度史的
意义。

五

还应该指出的是《回忆录》与《中国的科名》文字也很精彩，读之令人
忘倦。我们今天的所谓的“白话文”实际上是“五四”以来欧化作家们提倡
的结果，毛泽东先生斥之为“学生腔”。因为几十年来学校课本所选范文大
多是这类的欧化散文，并成为风气，久而久之，学生自然也就是这个腔调，
很难改变。它的优点在于较为规范，缺点是单调，而且与老百姓的口语距离
太大，所以听起来、或看起来不如老百姓的语言丰富生动。看电视、电影都
常常产生“老百姓哪能这样说话”之感。实际上，还有一种接近普通百姓口
语的白话文，这就是受“五四”欧化散文熏染较少的作家的文章，齐如山先
生的文章就属于这类。其他如老舍先生的早、中期作品，掌故作家徐凌霄的
白话小说《古城返照记》，到台湾去的掌故作家唐鲁孙（光绪皇帝的珍妃是
其祖姑）的《故园情》、《天下味》等都是用北京口语写作的。它的优点是
作为北京人读来感到十分亲切、生动、自然，毫无做作气；缺点是外地人较
难理解。齐先生的文章尤其自然，读他的文章好像这位老人与你对面促膝娓
娓而谈，多么复杂和陌生的问题在他的笔下都显得十分简单明白。他的文章
很难以句摘，从全体上来说，就是读起来很舒服，令人忘倦。如他在《中国
的科名》中介绍知县贪赃时，就用十分简洁的语言介绍了贪赃而又不触犯法
律的“拿陋规”。“什么叫做‘陋规呢’说起来也是贪赃，也是不应该要的，
但历任的官员都要，且是无人不要，而民间虽不愿出，但为时已久，成了一
种习惯，大家也都默认，以为是应出之钱了，这种不名曰贪赃，而名曰拿陋
规。”

正如此文开头所说，“齐如山”这个题目，可说的问题很多，这里所介
绍的一点，意在说明作为近代历史的见证人，研究清末民初史的学者读一读
齐如山的著作是会受到许多启发的。


学成半瓶醋，诗打一缸油

“学成半瓶醋，诗打一缸油”。这是著名翻译家杨宪益先生《题丁聪为
我漫画肖像》中的诗句。“小丁”先生的画与这首诗颇能再现杨先生的风采，
他是那样的随和、温厚、谦虚而又富于幽默感。以前听《空城计》不理解诸
葛孔明在西城城楼唱的那句“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什么叫“散淡”呢！
还与朋友笑话它，认为有点儿不通。认识了杨先生，读了他的诗，看了介绍
老先生的文章，对“散淡的人”四个字，才有所领悟。当然，这里不是为杨
先生作广告，说他就是诸葛亮。就杨先生随遇而安的态度来说，说他是什么，
他也不会拒绝。1993　年3　月，香港大学赠以名誉文学博士学位，与之一同获
此殊荣者，还有菲律宾前总统阿基诺夫人与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德瑞沙修
女。杨先生写诗在赞美两位女士“西天圣母心肠善，菲岛夫人意态雄”的同
时，写及自己时却是：

相鼠有皮真闹剧，沐猴而冠好威风。

真是令人忍俊不禁。各种各样的戏剧场面经历多了，当许多事情都缺少新鲜
感的时候，那么呼之我为牛则为牛，呼之我为马则为马吧！

称杨先生的诗是“打油诗”，也自有其道理，我也作如是观。它是一种
包容性很广泛的一种游戏文体。杨慎的《升庵诗话》中说唐有张打油作《雪
诗》云：“江山一笼统，井上黑窟窿。黄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不仅词
义俗浅，也没有什么意义，只是供人一笑而已。而在现代人手中“打油诗”
变成了弹性很大的文体，许多新文艺家们写旧体诗往往爱称自己是写“打油
诗”。鲁迅先生的名作《自嘲》就有“达夫赏饭，闲人打油，偷得半联，凑
成一律”的跋语；这一方面是自谦，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们认为旧体诗到唐
代已经作完。实际上也是这样，如果按照古人的路子走，是不会有所突破的，
所以他们把眼光转向不为文人士大夫所关注的“打油诗”。不只鲁迅这样，
聂绀弩、启功、荒芜以及台湾的柏杨等人也爱写旧体诗，也多称他们的诗是
打油诗。这表明了他们在写作旧体诗时都向往区别于文人士大夫诗歌的新意
境，也就是说写古人没有写过的东西。他们的诗作不仅内容上，而且在写作
方法上也有独特之处，其共同点就是以杂文的写法写诗，杨先生的诗也是这
样。但是，这几位先生作品风格又有很大的不同，如聂先生偏重鑱刻凝重，
启先生偏重幽默诙谐，而杨先生则表现出随意与轻快。无论什么样的题材，
杨先生都能举重若轻，应付裕如。如写年老体衰、夜归摔伤又因为仗义执言
而困于“国贸案”的吴祖光先生：

风雪残年怯夜归，法庭传票满天飞。
酒楼此去无多路，潇洒何妨走一回。

写世事与自己的归宿也是如此轻松和诙谐：

回到京城又半年，大街小巷炒银元。
身无长物皮包骨，情有别钟酒与烟。
没有靠山难下海，行将就火快升天。


玉楼正缺承包匠，早去能拿回扣钱。

儒家认为“死生之事亦大矣”，突破了传统的杨先生却能淡然处之。我
想这是看惯了世事风云变幻的智者对人生的感受，而不是由于相信老子庄生
的说教，人生一些牢不可破的观念大多是实践的产物。当然杨先生还有执着
人生的一面，他在咏及聂绀弩时，便有句云“不求安乐死，自号散宜生”。
大约这是看似散淡的老先生们的另一面吧，所以他们在谈小事情时也会激发
他们对重大问题的感受。我们看一下他的《体检》诗：

今朝体检受熬煎，生死由之命在天。
尿少且查前列腺，口馋怕得脂肪肝。
心强何必先停酒，肺健无须早戒烟。
莫怪胸中多块垒，只因世界不平安。

这就是我们要说的，杨先生等人的所谓“打油诗”已经远离古代的游戏
之作了，而是杂文诗了。杂文诗像杂文一样，也是以揭露时弊、评论时风、
剖析自己、传播知识为主，用笔随意，也多带有幽默色彩。我读上面提到的
几位老先生的诗便常常忍不住笑，而且往往是想起来便要笑，如马三立的相
声，听的时候也许没笑，回到家躺在被窝里想起来就会笑出声。杨先生现在
香港出版了他的旧体诗集，名为《银翘集》，《华人文化世界》月刊从中选
了四首发表，以饷读者。有同嗜者不妨一读，看一看是否有我上面所说的效
果。


看相算命在今天

1984　年秋天我到敦煌，住在县招待所。早上出门见宽阔的便道上围了一
圈子人，走近一看，圈中有个中年男子，方面大耳，戴茶色眼镜，正侃侃而
谈：袖里乾坤大，壶中日月长。有幸从贵宝地路过，有几位朋友拉住我谈相，
在下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交朋友、传名声。听说敦煌1300　年前是个繁华
之地，现在又成了旅游热点，南来北往的中国人、外国人多是读书明理的君
子。学生来到这里要向各位老先生讨教，无偿奉送相法，相对了各位给我传
个名。人过留名，雁过留声。人过不留名，不知张三李四，雁过不留声，不
知春夏秋冬。。他边说边把十根竹签分发给部分围观者，作为免费送相的凭
证。这位相士虽然穿着土相，但人高马大，神气十足，声若洪钟。他的语气
诚恳而亲切，使人感到可以信赖与依托。当时大城市里还很少有算命相面的，
所以我们觉得很新鲜，围观者也很多。从言谈举止、穿着作派来看，他还是
解放前遗留下来的“残渣余孽”，不像“新下海”的一代；他的“生意口”
中虽然加了点新名词，但“观念尚未更新”，在我们看来他与旧社会的相士
卜者没有什么区别。

近两年，算命业也有了很大转变：首先这些卜人相士走出了乡镇农村，
涉足于大城市。河南洛阳邮电局周围，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