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谭集-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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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引起了“上官”的关注。文学的社会效果达到了，可惜李氏没有充分利用
它，这也许是古人的醇厚之处。从公关角度看，这首“诗”是成功的，因为
它引起对方对自己的关注，并表示了同情；从文学角度看，由于作者的自我
招供，则贻人以笑柄，被认为是假冒伪劣作品的典型，被批评家揪出来示众。
平心而论，这类作品并非只此一篇。它们大多散布在许多诗人词人的作品集
中，甚至被文学史家勾稽出来，作为研究他们生平家世的历史资料，到处被
人们引用呢！

当然，夸大自己的痛苦、诉说自己的不幸只是投赠干谒诗的一种方法，


其他方法还很多，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关键是引起对方的关注，
这要出奇制胜，正如当今做广告，以引起大众注意为目的。哪怕这个“注意”
是令人讪笑、讨厌、甚至痛恨也好，最怕的就是平淡无奇。前几年“统一面”
刚在电视上做广告时，真是令人“惨不忍睹”（让一个京剧花脸在荧屏上翻
跟斗），许多人表示讨厌，写信向电视台反映。后来策划人说你“不忍睹”
也睹了，即使讨厌也记住了，这就是目的。写公关“诗”也是如此。唐代卢
延让奔走豪门、投赠干谒数十年，如石沉大海，到老还是个白丁。于是他在
投赠诗文中写了一些如“饿猫临鼠穴，馋犬舔鱼砧”之类的怪句。这些马上
流行起来，被达官贵人们所哄传，被人推荐，当年考上进士。此后他对人说：
“平生投谒公卿，不意得力于猫儿狗子也。”晚唐李昌符也是久不登第，于
是他下了一番调查研究的苦功，侦探得长安公卿权贵家中婢女仆人的隐私，
写作《婢仆诗》五十首，马上传遍长安（这种手段与现今记者揭示歌星影星
隐私以饷读者是一个路数，可见古今英雄所见略同），气得那些婢仆“怪骂
沸腾，尽要掴其面”。在这种沸沸扬扬的氛围中李昌符也中了进士。为什么
不直接写公卿权贵隐私呢？那不是更有轰动效应吗？如果李昌符真的这样写
了，那不是“尽要掴其面”的问题，而是要掉脑袋的，更不用说中进士了。
李昌符是颇能掌握分寸的。他揭的是那些既能引起人们兴趣，而事主又对他
无可奈何的“春娘”、“秋菊”、“春花”之类。她们永远是社会新闻的热
点，但又没有惩治制造“热点”人物的能力。可见李昌符等人工于心计。古
代没有报刊、广播，更无电影、电视，卢延让、李昌符们，尚能把自己推销
给社会，引起高层人物的关注，他们的许多不拘一格的手段是值得公共关系
专家们研究的。


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

浦松龄在其名篇《马介甫》之后评论说“惧内，天下之通病也”。这恐
怕是一句玩笑话，当不得真。如果真是这样，为什么古往今来“惧内”或用
句通俗的话说“怕老婆”的笑话那么多，并为人津津乐道，而“怕老公”的
故事即使不是绝响、也很少听说呢？这与“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
才是新闻的新闻学原理一样，常态的东西很少为人们关注，而非常的事情才
能挑起人们的兴趣。自古以来，夫为妻纲，老婆怕老公，被视作理所当然；
反之则构成了笑料。因此，可以说“惧内”引人发笑是男权社会的独特心态。

把怕老婆写得淋漓尽致的要数《聊斋志异》中的《马介甫》。

小说中的杨万石简直是畏妇如虎，达到闻风丧胆的地步。即使吃了狐仙
马介甫给他配制的、烈性的“丈夫再造散”也没有用。只在药刚下肚，如烈
焰中烧，叫喊雷动，打了老婆一顿；药劲一过“嗒然若丧”，马上蔫了下来。
老婆故态复萌，对他加倍地虐待，还不如用药以前，完全辜负了马介甫的期
望。杨万石真是个未被阉割的“中性生物”。

一般说来男子高大强壮，女子娇小力弱（革命现代戏中女样板除外），
两相对打，男子在生理上占优势（当然练柔道、跆拳道、摔跤、擒拿的女斗
士不在此例）；又有周公制定的礼教为其伦理后盾（东晋指挥淝水战役的谢
安石的夫人刘女士对此就颇持异议，她说如果周姥制礼当不会如是偏袒男
性）和社会舆论的支持，为什么还会弄得乾纲不振、阴阳颠倒呢？如果仿照
现在流行的学术规范去一一分析个案，可以推导出无数原因来，俗话说家家
有本难念的经嘛！但大体上不外内因和外因两大类。

外因主要是社会地位的不同，如山西梆子《打金枝》中的公主与驸马郭
暧，在家是夫妻，上殿论君臣，小道理（家）要服从大道理（国），自然，
丈夫在妻子面前就直不起腰来。又如妻子在社会上是女强人，一呼百诺，从
者云集；那么丈夫自然不免要心甘情愿地在家当“男弱人”，因为妻子颐指
气使成了习惯，这种惯性如无特大的阻力，根据牛顿定律是一直要运动到家
的。

更多的恐怕是内因。老公对老婆爱之至深，或在爱上颇感歉疚，见到老
婆就感到不知如何爱戴才好。如果女方不能正确对待，以立“阃威”为荣耀，
老公因爱生怜，因怜生怕，久而久之，积重难返。用老北京一句土话说，就
是“登着鼻子上脸”。当然，这话本身又是站在大男子主义立场上说的。

蒲松龄另一篇描写惧内的小说《江城》，就把这种现象写得活灵活现。
小说中的高蕃与女主人公江城青梅竹马、两小无猜，长大后互相爱慕，经过
与家庭的斗争结为夫妇，照理说这种近于自由恋爱而结合的夫妇应该是十分
美满的。可是谁想“女善怒，反眼若不相识，生以爱故，悉含忍之”。长此
以往，娇妻成为悍妇，由怒而威、由威而打骂，乃至以刀用刑。这不论用“大
清律”，还是用现今法律衡量，都触犯了刑律。这种现象从本质上说，是由
于封建社会里妇女地位的低下而产生的变态心理，虽然当事者未必能意识到
这一点。

这种惧内现象，文士多以“季常癖”称之。其来源是苏东坡的《寄吴德
仁兼简陈季常》中的：“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狮子
吼，拄杖落手心茫然。”此四句诗令读者忍俊不禁。这位“龙丘先生”（陈
季常别号）倾心禅学，谈空说有，探讨佛法，是何等的严肃，想来也有一大


把年纪。可是听到妻子大吼一声，拄杖落手，茫然不知所措，又是何等的滑
稽。有人心存忠厚，认为以狮吼：喻佛法，并非指其妻，这种解释有两点难
以讲通，一“河东”一词便无着落（陈妻为柳氏）；二和“拄杖落手”难以
连贯，我以为还是解释为陈氏之妻大吼为当。当时的社会舆论是熟知陈季常
惧内，处于南北宋之交的赵次公注苏诗时说：“河东狮子事，有王。。字达观，
尝从先生游，为次公言，季常之妻柳氏最悍妒，每季常设客，有声妓，柳氏
则以杖击照壁，大呼，客至为散去。”赵氏是严肃的注家（他还有杜诗注本，
也很严谨）决不会捕风捉影。丈夫请客，如宴会上有歌妓演出劝酒，这位夫
人竟然不怕开罪来客，以杖敲击屏风，使得客人不欢而散。因此，季常惧内
的笑话，在文人士大夫圈内是尽人皆知的。黄庭坚在给陈季常的信中也曾开
玩笑地说：柳夫人时需医药，想来您晚年已渐渐对清净之乐感兴趣，不新纳
姬妾，夫人还有什么忧念而患病呢？虽是写柳氏之妒，可以想见她对丈夫管
教之严。陈季常也是很浪漫的，少时羡慕游侠。在遨游名山大川之时，常以
马驮妓随之，柳夫人对他的防范也是人情之常。这种丈大惧内是由于男女不
平等，妻子不满意丈夫纳妾造成的，柳氏虽有些变态，其情可悯。这和杜甫
在《可叹》一诗中所写的王季友不同。诗云：“古往今来共一时，人生万事
无不有。近者抉眼去其夫，河东女儿身姓柳。丈夫正色动引经，酆城客子王
季友。群书万卷常暗诵，《孝经》一通看在手。贫穷老瘦家卖屩，好事就之
为携酒。”王氏更是一个可笑的角色，他诗书满腹，循规蹈矩，说起话来引
经据典，可是穷得靠卖屩为生，朋友相望，须自备酒饭。其夫人柳氏还把他
看成眼中钉、肉中刺，最后把丈夫逐出家门，这样的女人在什么时候也是被
谴责的对象。苏诗“河东狮吼”一句，典虽出此，但两个柳氏对丈夫的态度
是不同的。

《全浙诗话》记录了清初诗人毛奇龄一段轶事，亦述夫妻不睦之事，直
令人喷饭，言毛氏：“凡作诗文，必先罗书满前，考核精细，才伸纸疾书。
夫人陈氏以先生有妾曼殊，性妒悍，辄詈于前曰：‘尔辈以毛大可（奇龄字）
为博学耶？渠作七言八句，亦必獭祭乃成。’先生笑曰：‘动笔一次，展卷
一回，则典故纯熟，日积月累，自然博洽。’”“又尝僦居矮屋三间，左列
图史、右住夫人，中会客，先生作诗文，手不停笔，质问之士，随问随答，
井井无误，夫人在室中詈骂，先生复还诟之，殆五官并用者。”事虽出于毛
氏纳妾，但当场出丈夫的丑，在室中夫妇对骂，实在有损于这个大学者的形
象，亦可见清初士大夫之窘况，令人想到《儒林外史》中的情节。在贫困中
夫妇和乐，共度危难，丈夫生活严肃，妻子贤慧，在古代大诗人中，当推杜
甫。这在浪漫风气很盛的唐代是不多见的。


话说游民

被忽视的游民与游民文化

去年我提出《游民文学与游民文化之关系》的课题，得到中华社会科学
基金的资助。一些朋友与同行觉得这是个新问题，实际上我在1994　年曾发表
《论〈水浒传〉的主导意识——游民意识》，便是这个课题研究的一部分；
1990　年我在香港中华书局出版了《中国流民》（原名为《游民的理想与现实》
被编辑误改），此书便是这个课题最初的、极不成熟的论述。

早在“五四”时期，杜亚泉先生就关注过游民与游民文化的问题。王元
化先生在其《思辨随笔》的《游民与游民文化》条中说：“杜亚泉在《中国
政治革命不成就及社会革命不发生的原因》（1919）一文中，将中国历史划
分为三个时期，以大量的篇幅谈到游民与游民文化问题。他说游民是过剩的
劳动阶级，即没有劳动地位或仅作不正规的劳动。其成分包括有兵、地棍、
流氓、盗贼、乞丐等。游民阶级在我国社会中力量最大，他们有时与过剩的
知识阶级中的一部分结合，对抗贵族阶级势力。。。游民和知识阶级结合，
就产生了游民文化。这种文化以尚游侠，喜豪放不受拘束，不治生计，嫉恶
官吏，仇视富豪为其特色。”杜氏还认为知识阶级缺乏独立思想，达则与贵
族同化，穷则与游民为伍。虽然我们不一定完全同意杜亚泉先生的意见，但
他是较早提出游民文化的学者，其中一些论点对我也有所启发。

中国古代社会是由垂直的等级序列构成的宗法社会，其基础是由士农工
商四民组成的。他们的身分与职业是世代相传的，又有大体不变的固定居止。
也就是说四民、特别是农民，像树一样被栽种在他所在的土地上。他们的职
缘（因职业需要而发生关系的人们）关系、地缘（因居住而发生关系的人们）
关系、亲缘关系都在他们居住的地方，如果没有重大的变故，他们会世世代
代在那里居住下去的。在《国语·齐语》管子对齐桓公说士农工商是各有所
处的，不能混淆。这段话是谈春秋以前的情况，又不免带有理想性质。现实
社会中，不可能那样齐整划一，但是它所反映的士农工商职业的世袭性、及
其居处的固定化情况是符合实际的。这种社会的组织结构也便于统治。因为
人们的生活和思想都被纳入固定的模式之中，很少出现程序外的情况，从而
增大了社会控制的有效性。这“四民”又称石民，反映了统治阶级的愿望，
他们希望这种既定的社会结构坚如磐石，万古不变。当然，这是不可能的。
由于人口的增加，社会运动与震荡时时把“石民”中的一部分抛出社会正常
秩序的轨道之外，成为脱序的人们，在城镇发达以前，脱序的个体或小团体
很难长期存在。只有当社会发生大的动荡时（如大动乱、大灾荒），大量脱
序的人们汇聚成为流民，在“渠帅”或“渠魁”的带领下就食于丰饶地区，
他们冲出现存社会秩序，有的甚至建立了流民政权。东汉末年的汉中张鲁政
权、西晋末年巴氐李特兄弟及其子李雄在成都所建立的大成皆是流民政权。
我所研究讨论的不是流民问题，而是主要活动于城镇之间脱序的人们，这就
是本课题所要探讨的城镇游民。城镇游民群体的形成主要在宋代和宋代以
后。

宋代由于城市的发展、商业的繁荣与城市格局的变化（从唐代的城坊制
变为街巷制），其容纳外来流动人口能力增强，宋代又是国土幅员日益缩小、
而人口激增的时代（人口最多时超过了一亿），土地兼并的剧烈、社会震荡


的频繁，这一切都为城镇游民群体的形成创造了条件。最关键的还是中国古
代城市没有能够向资本主义演进，周期性的社会震荡，是作为个体的游民旋
生旋灭、而游民阶层的不断扩大与游民文化影响日益加深的根本原因。那么
这些流入城镇的人们是不是变成了市民了呢？如果就其居住生活的地点来
说，他们是城市居民，可以称为“市民”，但他们决不是作为近代资产阶级
或无产阶级前驱的“市民”。这是由中国古代城市的封建主义性质所决定的。
古代的中国城市是由封建主建造的、是封建统治者的政治中心和军事据点，
他们利用这些保护自己的安全与实行对农村的统治。城市之中虽然也有工商
业，但主要是为了满足封建统治高消费服务的。这些都与欧洲的中世纪情况
大不一样。欧洲封建主是住在农村的庄园堡垒中，而城市是由工商业者发展
起来的，它受治于封建统治者，城乡是对立的。城市的工商业主要是为了贸
易而生产，后来许多城市逐渐摆脱了封建统治，向着资本主义发展。这种城
市中的市民才是近代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前驱。而宋代以后工商业繁荣的
城市中市民的上层接近封建统治者，他们时有可能加入官僚阶层，或者返乡
买地做地主；而下层除了少数行险侥幸、发迹变泰以外，大多数是游荡无归、
在社会上没有一个固定的位置。宋代十万人口以上的城市至少有四十多个，
北宋、南宋都城的繁荣给大量的游民提供了觅食之所，有许多游民生活在其
中，以致北宋时的思想家李觏写了《驱游民说》（李所理解的游民与我所定
义的游民不完全相同），提出把这些脱离了土地的人们再赶回到土地上去。
《东京梦华录》、《梦梁录》记录了北宋都城汴京与南宋都城杭州劳务市场
的情况。在那里出卖劳动力与技艺的大多是脱离了土地和宗族制约、无依无
靠的游民，他们在觅求工作的过程中还要受到“行老”（即“行头”，某一
行业的头人）的剥削。游民除了在城市里打短工、做些暂时工作外，在官僚
贵族家内做佣人也是他们的一个出路。和宋代以前官僚贵族家的佣人专用家
庭奴隶不同，宋代佣人大多是从无业游民中雇用的。《梦梁录》中例举了门
子、押番（亲随）、厨子、火头、直香灯道人（管理家庙者）、园丁，乃至
歌童舞女、厨娘、针线供过（做针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