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谭集-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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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押番（亲随）、厨子、火头、直香灯道人（管理家庙者）、园丁，乃至
歌童舞女、厨娘、针线供过（做针线活的女工）、粗细婢女等等，皆可雇用。
雇主与被雇者写有契约，上面注明期限、工资等项。这些都为游民谋生开辟
了较为宽阔的途径。被雇者比家庭奴隶有了较多的权利，然而，没有奴隶与
家主间始终的稳定感。大城市中的一些游民还靠不正当的手段牟取利益。这
些脱离了社会常规的人们自然也很少受到当时社会公认道德的约束。由于他
们见多识广，富于阅历，坑蒙拐骗，种种欺诈之术用得得心应手。这南宋周
密的《武林旧事》、庄绰的《鸡肋编》中有详细的记载。有的就靠“耍胳膊
根儿”吃饭（即靠个人强力榨取他人钱财，如《水浒传》中的李逵、张顺等），
其他如土匪、强盗、乞丐、娼妓、地痞等等更是游民中渣滓，读《水浒传》
常常会遇到这种人物，如过街鼠张三、青草蛇李四、没毛大虫牛二等。即使
一百零八将中也有这等角色。他们危害社会，为老实的平民百姓之所疾。然
而，他们也往往以其强横、机智，敢于对抗官府而受到辗转于生死线上的游
民的羡慕。
宋代以前由于得书的艰难，社会成员的受教育面很小。到了宋代由于印
刷业的产生与发展、书籍易得，随之而来的是教育面日益扩大、人们的文化
修养相对提高。古代的读书人出路十分狭隘，除了出仕做官外，只有担任官
员的幕僚，做医生、教师等有数的几件事好做，但这些都不被视为正途。宋
代读书的人数激增，南宋时光是麋集在都城杭州太学中的太学生一度曾达到
十万人之多。这远非当时的官场所能容纳。有钱的可以高卧隐居，有背景的
可以奔走豪门，做幕僚清客。一些文化水平不太高的，绝了做官之望，又没
有固定的家业，不能高卧归隐，只能流浪于江湖，从事不正当、或为当时社
会所不屑的职业，如做游医，书会才人，做江湖艺人说书唱曲，或为他们演
戏打本子等。其他如游方僧道、游食四方没有固定职业的下层文士，皆属于
游民知识分子之列。平常为了获得衣食饱暖，他们不惜牺牲自尊；一旦天下
大乱，他们便是吴用、宋献策者流，成为造反者的谋士。这是一批有文化的
流浪汉，后世所说的“江湖人”就是以他们为中坚的。我称这些人为“游民
知识分子”。他们与游民有大致相同的社会地位，在生活来源的不稳定性上
也与游民相近，因此，在思想意识和群体性格上与游民大体相同。与游民不
同的是，他们略有文化，故称之为游民知识分子。他们是游民思想情绪的表
现者与反映者。我们认为游民文化是广大游民与游民知识分子共同创造的。
脱离了正常社会轨道的游民比那些正常的“石民”往往有更为纷繁复杂
的生活经历、有更为曲折艰辛的生活道路，甚至，他们有属于自己一伙的社
会。因而他们便有了自己的思想意识与价值取向，虽然这还不能完全脱离封
建文化体系，甚至比封建社会的主流文化显得更缺少理性、更没有是非观念、
更野蛮黑暗；然而，它也确实有其独特的一面。游民们在创造自己的文化，
这种文化在古代社会中是有别于正统文化的。
游民文化集中表现在其独特的思想意识上。游民与匍伏在角色规定下的
“四民”不同，他们脱离了社会秩序、失去了角色位置（许多游民无妻无子）。
他们是没有根基、随着时势浮沉游荡的一群，暂时获得的谋生的手段极不稳
定，生活堪虞，前途渺茫，所以他们有一种不安全感和焦灼感。这决定了他
们对于现存社会秩序的反叛性，从总体上说他们是反社会的，而且，时时都
有可能引发出破坏一切的能量。他们又很少文化教养，因此也就没有文饰的
习惯。一些在士大夫、甚至普通人都要掩饰的心态、性格、观念，在游民看
来则毫无必要。因此游民意识中往往赤裸裸地表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的阴暗
面。它必然与社会正统的风俗习惯、正统思想舆论形成剧烈的冲突，为封建
统治阶级所不容。游民又一无所有，为求生存，他们富于进击精神。这一点
与大多数国民退缩保守的性格不同。他们是我国传统社会中最具有政治主动
性的一伙，敢于索取属于他们甚至是不属于他们的东西。特别是在社会动乱
或改朝换代之际，他们是“敢于为天下先”的，并常常在世事的变化中获得
最大的利益。五代以后在改朝换代的过程中，除了元朝与清朝的少数民族入
主中原外，其他时期皆有大量的游民投入了生死格斗，并从中获取了最大的
利益。因为没有物质和各种关系作为依靠，要改善自己的地位、甚至要生存，
都要和与自己有相似命运的人们模仿宗法制度结成各种各样的团体（从简单
的结拜兄弟到秘密会社）。由于苦难与生活的压迫，他们的感情麻木了，视
野蛮残暴如平常。如《水浒传》中的武松杀嫂、血溅鸳鸯楼；李逵闹江州，
宋江杀黄文炳等等皆写得细腻生动。这些描写不仅现代读者不能接受，而且
也不会为封建时代主流舆论所首肯。
游民知识分子更从中国古代思想资料中吸取许多对他们来说有用的东
西。一个民族（特别具有古老文明传统的民族）早期思想资料会成为这个民
族文明、文化发展的基因，不管此后其经济与社会背景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
其文化机体如何成熟，还是要表现与其他文化不同的面貌，这就是基因在起
作用。中国也是这样。除了儒家、道家、法家一些思想主张构成中国文明发
展的主流外，游士纵横家们的无是非观、纵横捭阖的阴谋诡道也为离经叛道
的士大夫和游民知识分子所取资。它与游民从自己的地位和经历所生发的思
想情绪结合在一起形成了游民意识。游民在人格理想上崇拜游侠；在人际关
系上注重小圈子、重视帮派的利益；在道德上他们推崇义与义气；在处理事
务和斗争中看重目的，不讲究手段，只讲敌我，不讲是非。这些在游民知识
分子的历史的作为上与文艺创作中皆有所反映。
我们现在研究游民问题，目的不单纯在于揭示自宋代以来的城市之中存
在一个游民阶层和他们有着独特的思想意识、群体性格以及这个群体中的知
识分子参与了通俗文艺作品的创作；而且，在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由于
农村与城市剩余劳动力的增多以及社会控制的相对弱化，游民的数量也陡然
增加。这些人们是社会中不稳定的因素、是犯罪率最高的社会群体（中国社
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曾做过这方面的统计）。因此，考察游民的群体性格及其
思想意识并寻求恰切的对策，还是有着现实意义的。
“水浒气”与“三国气”
前两年，北京西郊万寿路开了一家小饭馆，起了一个古怪的名字，名叫
“聚义亭”。很显然，它是在模仿水泊梁山的聚义厅。这不仅反映了改革开
放以来，农村剩余劳动力大批涌入繁华的、对他们说来十分陌生的大城市的
困惑，以及他们对联合起来共同与命运抗争的渴望；而且也说明了这些文化
程度不高的外地青年人没有新的思想意识与合乎现代社会运作方式的手段，
用以争取和维护自己的权益，只能模仿作为游民意识载体的《水浒传》、《三
国演义》等旧小说中所宣扬的义与义气，把它当作团结与自己命运相同人的
手段。而所谓的义与义气，只与个人利益联系在一起，是极其盲目的。它不
仅会给社会带来危害，而且，对个人来说也并非福音，甚至会把他们引上歧
途。鲁迅曾用“水浒气”与“三国气”描绘社会还普遍存在的游民习气，这
是令他极其厌恶的。社会之所以有此二“气”，是与通俗文艺作品的影响分
不开的。
通俗文艺作品除了某些为特定的政治或宗教服务的以外，大多是商业性
质的。通俗白话小说的产生与发展是与宋代城市的畸形繁荣分不开的。城市
形制的变化，商业、手工业的发展，居民增多（宋代十万人口以上城市有45
个之多），社会相对安定，谋生较易，这些都使人们对于娱乐的要求十分迫
切。于是，游民知识分子便多了一条求生之路，他们充当说书艺人、书会才
人，创作与表演通俗小说和通俗戏曲。作为作者与表演者的江湖人，不能不
把他们的生活经历和他们对生活的认识、理解反映到其创作与演出中去，而
听众和观众中也有不少是城市游民，通俗文艺的创作者与表演者必然有意识
地去迎和这类听众和观众的趣味与爱好。因此，当时必有相当数量的通俗作
品是描写游民生活和反映游民意识与情绪的。
宋代的话本流传下来的不多，可是元明两代许多通俗文学作品（包括小
说、唱本、戏曲）是宋代作品的改写和发展，从中我们看到一些是描写游民
冒险生涯和发迹过程的。如《五代史平话》中关于刘知远、李三娘、郭威的
故事；《杨温拦路虎》中所写的绿林英雄的故事都是证据；但最典型的还是
“水浒”和“三国”的故事。水浒中的许多英雄是游民出身，如武松、李逵、
鲁智深、时迁；有些不是游民出身，但在故事的发展中也变成了游民，如宋
江、林冲、史进等。“三国”原是帝王将相活动的空间，可是这些帝王将相
——刘备、关羽、张飞、诸葛亮的故事，经过江湖艺人的加工改造也都游民
化了。我们从《三国志平话》、《三分事略》、《新编全相说唱足本花关索
出身传》等三国故事来看，作者往往借历史写自己的生活道路。《三国志平
话》把刘关张写成与自己类似的一伙（这与刘备曾织席贩履、关羽曾经“亡
命”有关）。他们的经历、立身行事乃至说话的声口皆似游民。如张飞怒打
督邮100 棒，督邮身死，分尸六段，将头吊在北门，把脚吊在门楼的四角上，
然后刘关张三人到太行山落草去了。《花关索出身传》一开篇就写刘关张桃
园结义之后准备干一番大事业（也就是造反打天下）。刘备对关羽、张飞说：
你们二人有妻小，“恐有回心”，让他们杀掉全家。关羽、张飞欲自杀其家
小而不忍，于是两人相约定互杀其家。张飞跑到关羽老家蒲州解县，杀了关
家大小18 口，只是因为不忍心才放走关羽已经怀了孕的妻子胡金定，后来生
下了关索，成为盖世英雄。自然关羽也杀了张飞的一家。这个故事在今人看
来既残忍又古怪，但它确实反映了亡命中的游民们在铤而走险以求一逞之前
的心态。李自成数度被困，当他突围之前也要把老营中的妇女、儿童足以成
为累赘者杀干净，直到清末民初一些地区的土匪举事还有这种风俗。这与主
流意识形态中所倡导的，在危难之时“林回弃千金之璧，负赤子而趋”是大
不相同的。
元明之际形成的《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虽然经过文人的修订加工，
但由于罗贯中、施耐庵也是浪迹江湖、溷迹下层社会的文士，又处于社会动
荡与改朝换代之际，对这两个传统故事中所讲述的游民生活及其中蕴涵的游
民情绪和所表达的游民意识必然十分理解，并产生共鸣。因而游民意识在这
两部书中有系统的反映，使之成为游民意识的载体。这两部书中所反映的思
想情绪与文人士大夫是有着明显区别的。文人士大夫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导意
识的，儒家主张“君子群而不党”，主张“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
无偏，王道平平”的。可是《水浒传》中却呈现出强烈的帮派意识，其倾向
极其鲜明，这种倾向甚至影响到他们正确判断极简单的是非曲直。游民的无
是非观就是这样形成的。它表现在一切以自己的帮派的利益为标准。《水浒
传》中写了许多干剪径打劫、杀人放火勾当的绿林豪强，但书中只肯定与梁
山有关的诸山头的人们；对于其他山头的，如生铁佛崔道成、飞天夜叉丘小
乙、王庆、田虎、方腊等却持否定态度，其原因在于他们不与梁山属于一个
帮派系统。《水浒传》前七十回处处以梁山聚义为正义的坐标，以对未来的
梁山天罡、地煞的态度为依归，有利的就肯定，不利的就否定。几十年来评
论界解释梁山聚义的原因多用“逼上梁山”来概括，意为江湖好汉上梁山是
封建统治者逼迫、压迫的结果。这当然是许多好汉所走的道路，但也还有为
数不少的人上梁山是被梁山好汉逼的，如秦明、朱仝、卢俊义等。为了“请”
这些人上山，梁山好汉设计之奸险、用心之毒辣、手段之残酷，并不亚于统
治者。秦明、卢俊义所遭受的苦难决不亚于林冲、武松。对此，作者赤裸裸
写来，不加掩饰，也毫不以为非，视为当然；而且秦明、卢俊义等上梁山后
对梁山头领们设计的使他们倾家荡产的阴谋也毫无反感，似乎只要归顺了梁
山这个帮派就是他们最大的幸福，其他皆可以忽略不计。这就是所谓的“聚
义”。这种缺少是非的观念，是文人士大夫很难接受的。
义气是义的俗名。义大约是中国古代伦理概念中最具歧义的。它作为伦
理概念大约出现在春秋之末、战国初。《论语》中就有“君子喻于义，小人
喻于利”和“见利思义”的训条。墨子、孟子之时把它正式作为伦理学范畴
使用。义可以解释为“宜”。宜为适宜、应该。那么什么是适宜或应该呢？
不同阶层和经历的人们会对它做出不同的解释。儒家把它与仁爱、忠恕、中
庸之道和克己复礼、推行仁政的社会主张联系起来，所以他们强调义利之辨
和“明于义不计其利”；而墨子则把义利打成一片，强调义就是利。游民生
活在社会底层，在肚子尚不能填饱、安全也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他们在设
计建构自己的伦理范畴时怎么能舍弃利害而不讲求呢？因此，他们在谈到义
或义气时主要是讲对自己有利。这在《水浒传》中也有充分的表现。作者在
书中谈到义时简单明了，讲义气就是要提供金钱或物质上的帮助。“仗义”
就要“疏财”。宋江的绰号有两个，一是及时雨，这是指对他人在物质上的
帮助，这正是对他另一绰号呼保义的解释。梁山上的英雄都是慷慨大方、不
吝惜金钱的。最以义气闻名的宋江，走到哪里，钱就撒到哪里，仿佛是赵公
元帅。“仗义”帮助的不是一般平民，而是可能与自己结成群体的游民。书
中赞颂宋江、晁盖、柴进等人的“仗义疏财”，是指他们肯于救助“江湖上
的好汉”。至于鲁达救金翠莲、宋江资助唐牛儿的本钱、给卖药汤的王公点
帮助，是被视为自上而下的施舍。这是单方面的，至于讲义气则是双向的、
是有来有往的。宋江“耽血海似的干系”为晁盖等人通风报信，不是出自什
么共同的政治倾向，而是他在江湖上的一笔“投资”；晁盖、吴用等人也完
全理解这一点，当他们在梁山立稳脚跟之后，马上想到“早晚将些金银，可
使人亲到郓城走一遭”，以为回报。可见义气是游民们联系同伙、增加游民
群体内部的凝聚力和对抗社会的道德观念。因此，游民无论是结拜还是建立
秘密组织都要“义字当先”。倡导“聚义”对于社会的稳定来说是个危险的
信号，可惜现在人们很少意识到这一点，有的作家学者还在通过不同形式歌
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