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谭集-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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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可惜现在人们很少意识到这一点，有的作家学者还在通过不同形式歌
颂义与义气。

注重眼前利益是游民的重要特征。他们长期生活在极端贫困之中，追求
财货、垂涎金银财宝似乎是他们本能的追求，而且毫不加以掩饰。这与士大
夫意识是根本不同的。不能说文人士大夫没有这方面的追求，但至少他们不
会在口头上表达出来。即使贪鄙如西晋的王衍也都会装出口不言钱、手不摸
钱的样子。《水浒传》中的好汉们上梁山的目的就是要“论秤分金银，整套
穿衣服”的。他们相信金钱的力量可以无坚不摧。晁盖、吴用等人都是抱着
“献金银”的入股思想去敲击梁山大门的。像鲁智深那样的顶天立地的汉子，
竟在朋友主持的桃花山上背着主人把“金银酒器都踏扁了，拴在包裹胸前的
度牒袋内”偷偷拿走，真是令人不可思议。这样的例子在《水浒传》中可以
举出许多。其他如赤裸裸地宣扬野蛮残酷，例如武松杀嫂、血溅鸳鸯楼、李
逵闹江州、李逵杀朱全哄的知府的可爱的孩子、宋江杀黄文炳、杨雄杀潘巧
云等事例，令今世读者惨不忍睹，而《水浒传》的作者却津津乐道，毫不以
为非。这些也是文人士大夫们很难认同的。特别是对于女人，《水浒传》与
《三国志演义》反映的观念极其落后。只有泯灭了男女差别的、比男人还男
人的女人才受到他们肯定，在梁山上才有座位。如母大虫顾大嫂、母夜叉孙
二娘等，至于那些还有女性特征的如潘金莲、潘巧云、阎婆惜都是浪荡的淫
妇，没有一个好东西，必须凌迟而后快；《三国志演义》刘备把“兄弟如手
足，妻子如衣服”挂在口头，兄弟不能丢，衣服可以随时更换（如同电影《摇
啊摇，摇到外婆桥》中黑社会老大所说的“兄弟的事再小也是大事；女人的
事再大也是小事”一样），猎户刘安杀妻用其肉为落难的刘备烹制肴馔也受
到作者的表扬。封建社会虽然歧视妇女，但也没有把问题推到如此极端，这
恐怕在世界各种文化体系中也不多见。这些粗俗的思想情绪和意识形态，在
中国民间有着广泛的市场，在游民泛滥的时期，它的负面作用更是不可低估，
清除它们是文化界义不容辞的责任。

从这些地方可以看出，在《水浒传》《三国志演义》等至今仍有广泛影
响的作品中是渗透着游民文化、游民意识的。因为这些仍属于封建文化体系，
所以王蒙称之为“前现代”的（见《读书》杂志1994　年所发表的《〈三国演
义〉里的前现代》）。其实，鲁迅先生也早就敏感地意识到这一点，他形象
地称之为“水浒气”、“三国气”（见《叶紫作〈丰收〉序》）。他说：“中
国确也还盛行着《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但这是为了社会还有三国气和
水浒气的缘故。”因此，我看到今日在新的传媒手段中制造出的《水浒传》
和《三国演义》的“火爆”，不由得为之而悲哀。


江湖社会——游民生活的空间

江湖本来是个地理名词，但是在中国文化中它却具有了多重含义。有文
人士大夫的江湖，例如“人在江湖，心存魏阙”、“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这是士大夫的在野的身分或他隐居的地方，与之相对的是朝廷、庙堂，是喧
嚣扰攘的市井红尘。文人士大夫的“江湖”是安谧的、悠闲的、超脱了是非
功利的和充满了诗意的。另一种则是游民的生活空间，现今还流行在人们口
头的“走江湖”、“闯江湖”就是取的这个意思。这个江湖在一定意义上是
与朝廷庙堂对立的，是与市井红尘有一定联系、又使得市井之人感到特别神
秘的。它充满了艰难险阻、刀光剑影、阴谋诡计和明争暗斗。古代、特别是
相对太平时期涉足江湖的人毕竟是少数，但是它给平民百姓的影响是远远大
于它的人数的，这便是游民文化的力量。

游民文化、游民意识主要是通过通俗的文艺作品影响民众的。

鲁迅曾说：“我们国民的学问，大多数却实在靠着小说甚至于还靠着从
小说编出来的戏文。”（《马上支日记》）而这些通俗小说和通俗戏剧许多
是由游民或游民知识分子创造的，因此他们的思想意识就通过这个渠道播散
到民众中去。特别是民众在困难与斗争中需要思想与意志支持的时候，它们
便起着十分巨大的作用。宋代以后的农民起义、市民斗争、游民骚乱都可以
看到这类文学作品的影响。其例证是举不胜举的。《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6
年春季卷中的论文《戏曲文化视野中的义和团的意识走向》里便详细介绍了
通俗戏曲对义和团运动的巨大影响。文章中说：“也许没有任何一场农民运
动能像义和团运动那样，在其自身的活动中存在着如此明显又随处可见的戏
曲映象。我们在义和团仪式活动、舆论宣传、行为举止、言语服饰中不时地
可以发现戏曲行当、念白、表演作派的影子。”其实远不止是义和团，自宋
代以后，随着通俗文学作品的普及，凡是有众多人参加的群体活动，就可以
看到通俗文学的影子。人们半真半假地排演着戏文，正如我们平常所说的，
戏往往不像生活，而生活却有时很像戏。

至于游民则更是如此。他们不仅从通俗小说和戏文中获得历史知识人生
经验，而且，还从反映游民情绪与意识的通俗小说和戏文中受到反抗现存社
会秩序激情的鼓舞，以及学得政治斗争、军事斗争的经验。通俗文学中带有
游民气质的英雄永远是他们模仿的榜样。特别是发迹变泰的英雄人物，游民
们对他们艳羡、崇拜异常，希望自己也能有一个体面的结局。程咬金、秦叔
保的故事为他们津津乐道，就是因为他们有与自己类似的苦难，通过奋斗、
最终又能出人头地，博个封妻荫子（这正像今日人们爱读《曼哈顿的中国女
人》的故事一样）。在组织化过程中，游民能从游民文化中吸取思想、获得
灵感，演出极其壮观的活剧。

游民组织中历时最久、波及最广、卷入人数最多的便是天地会。这里不
能详细介绍天地会的性质、建立过程与斗争经历。我们这里仅就天地会从通
俗文学作品中所获得的启示作一些分析。朱琳《洪门志》中记录的入门的“三
把半香”诗，是在入会仪式上对新会众进行教育用的。其仪式是极富戏剧性
的：

二把香来仁义香，桃园结义刘关张。

弟兄徐州来失散，关公被困在土山。

曹操差来张文远，顺说关公降曹瞒。


上马金来下马银，美女十名解战袍。

后来修下辞曹表，去到古城会故交。

第三把香：

三把香来根本香，梁山结义有宋江。

聚齐一百零八将，不分男女摆战场。

河北收来卢俊义，外有兵来内有粮。

第三把半香：

半把香来威风香，瓦岗寨上逞豪强。

咬金有福为山主，假仁假义西魏王。

三十六人同结义，内有三人不投唐。

好个忠义王伯党，赤胆保主西魏王。

唐王斩了单雄信，秦琼哭回半把香。

要学桃园三结义，莫学瓦岗西魏王。

三把半香讲完了，忠义堂前把令交。

这里涉及到《水浒传》、《三国志演义》、《随史遗文》、《说唐》
等多部小说，并表白了要向它们借鉴些什么。在古代封建宗法社会中，人们
——特别是农民，他们的一切都在所居住的地方。他们在那里劳动生活，家
人、亲戚、朋友都在那里。一旦他们变成了游民，便孤独地行在城镇之间。
为了生存和发展，游民们便模仿宗法社会的兄弟关系，结拜为义兄义弟。于
是《三国志演义》中刘关张桃园三结义的故事，便成为他们模仿的样板。这
就是“仁义香”，而《说唐》中瓦岗寨最后的分裂便成为结义有始无终的教
训。《水浒传》中梁山便是他们依靠，是游民的归宿，所以它是“根本香”。
天地会还模仿梁山的组织结构建立起自己的准军事组织。会中每一个独立的
单位都称之为山，都以“西鲁神话”中的朱洪英与前、中、后五祖，还有万
大哥、陈近南为精神上的领袖。实际上的领袖称为“山主”、“寨主”、“龙
头大爷”，并设“副寨主”与寨主共掌会务。另外还设有一个预备性的领袖，
名叫“通城幺满”。每个山头的核心组织称内八堂，它包括：香主、盟证（具
有高参性质）、“座堂”（总管山寨事务）、“陪堂”、“管堂”（负责人
事）、“执堂”（负责执行任务）、“礼堂”（负责缮写文书、制订礼仪）、
“刑堂”（负责执行会内法规）、“护剑”或称“护箭”（负责保护令箭）、
“护印”（保护印信）。“护剑”、“护印”两者有职无位。“内八堂”除
了“香主”、“盟证”属于高参性质，“刑堂”属于执法外，其他皆为领导
核心的执行机构；此外还有“外八堂”负责处理与执行具体事务。如果我们
把这与梁山在组织上分为领导中心、战斗序列、侦查交通、军事后勤、司法
监察、掌管文书文件等部门相比较来看，天地会是取法于《水浒传》的。

天地会是游民的组织，不管他们的政治目的是什么，也不管其目的经过
什么样的变迁，但他们的领导与中坚都是游民。他们从反映游民意识的通俗
文学作品中吸取思想也是自然而然的。可以这样说，游民在组织化过程中，
反映游民意识的小说与戏剧起了决定性作用。

这一点，在天地会的内部文献中也有所反映。天地会不是秘密宗教，它
没有自己的经卷，但为了团结会众以及在组织活动中运用，藉以增加凝聚力，
它们也制造了创建天地会之传说和只在会内流行的诗歌（在开会活动时可以
对唱）。像“西鲁神话”，就是关于天地会起源的传说，这个传说从通俗小
说中汲取了许多情节（详见拙著《天地会起源之谜》）。天地会内部的诗歌


创作，受通俗文学作品的影响更为明显。我们随手便可以举出许多例子：
日出东方一点红，秦琼打马过山东。
跨下一匹黄标（骠）马，五湖四海访仁兄。
秦通六国访伊尹，文王渭水访太公。
张良背剑访韩信，刘备关张访孔明，
敬德曾把白袍访，孙权自出访周郎。
天下英雄访英雄，地下豪杰访宾朋。
唯有兄弟无处访，今日幸得遇仁兄。
——《中国秘密社会史》

这些诗歌作品往往与天地会的具体活动有关。上面所举是会众出门、拜
山、访问同志时所唱，其中受通俗小说、通俗戏剧影响之处十分鲜明。其他
如开山立堂、通信联络、行军打仗，皆有诗歌，或诉说天地会艰苦、惨淡的
创业根由，或盘诘问答、以避免奸细混入，或坦直地表达英雄情怀、以互相
鼓舞。至于天地会在活动中借鉴通俗文艺作品的目的则说：“洪门之拜会，
则以演戏为之，盖最易动群众之视听也。其传布思想，则以不平之心、复仇
之事导之，此最易发常人之感情也（指那些诉说天地会创建时冤情与苦情的
诗歌）。其口号暗语则以鄙俚粗俗之言以表之，此最足以使士大夫闻而生厌
远而避之者也。”（《孙中山选集》上）

游民奔波与驰骋的“江湖”，有的组织化了，如明清以来的各种各样的
秘密会社和行帮，但大部分游民群体没有形成有形的组织，游民之间只是存
在着一种松散的认同关系。我们熟知的各种闯荡江湖的艺人，吃开口饭的说
唱艺人、跑马卖解的、舞枪弄棒的、算命看相的、卖野药的，乃至“车”（跑
长途赶车的）、“船”（船夫）、“店”（开店的）、“脚”（搬运夫）、
“牙”（买卖经营的中间人）等等，每个行当之间都存在着彼此认同的关系，
强调他们是一个祖师爷传下来的。他们几乎都有属于自己本行的特殊隐语（称
之为“切口”或“春点”）和特殊的行为规范，本行一看便知，相互间还会
有些照应。这是险恶的游民生活空间里的一点点温煦，有些武侠小说中把它
无限夸大，使得游民生活变得富于诗意，并给它披上了神秘的面纱。


理想化了的游民生活

游民生活是富于冒险性的，许多游民具有传奇性的经历。这些必然引起
通俗小说家们的兴趣。特别是游民组织化以后，秘密会社的活动与斗争更具
有趣味性，武侠小说在其作品中所构筑的“江湖社会”内的各种帮派，就是
以游民们的秘密组织为想象依据的。

游民阶层缺少超越个人或帮派利益的原则。他们对待官府、统治者的态
度也是如此。官府、统治者如果容纳他们给他们以利益，他们可以为统治者
服务，甚至去压迫或镇压与自己有共同命运的其他游民。兴起于清中叶、繁
荣于清末的侠义小说就是描写为官府、清官服务，发迹变泰的游民生活的。
它们多是游民知识分子创作的——也就是浪迹江湖的说书人的作品。较早的
有《永庆升平》，后来享大名的还有《施公案》、《彭公案》、《刘公案》、
《于公案》、《三侠五义》、《小五义》等。这些小说有个固定的模式，如
鲁迅所说：“这等小说，大概是叙侠义之士除盗平叛的事情，而中间每以名
官大臣，总领一切。”又说：“其中所叙侠客，大半粗豪，很像《水浒》中
底人物，故其事实虽然来自《龙图公案》，而源流则仍出于《水浒》。不过
《水浒》中人物在反抗政府；而这一类书中底人物则帮助政府，这是作者思
想的大不同处。”（《中国小说历史的变迁》）这些作品的出现反映了一部
分城市游民向清统治者的归顺。

清末民初游民组织——秘密会社活动逐渐公开化，于是以会党为描写对
象的通俗文学作品出现，《青红帮演义》就是较早的一部描写帮会历史的通
俗小说。此书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于帮会及帮会成员的矛盾态度。本世纪20
年代在旧式通俗小说作家中产生了专门的会党小说家——姚民哀。他写了大
量的反映会党斗争与生活的小说，如《江湖豪侠传》、《四海群龙记》、《山
东响马传》、《盐枭残杀记》、《秘密江湖》、《周四先生》等，还写了许
多有关会党的秘闻。为了了解会党的真实内幕，姚氏下了很多苦功夫。但作
为文学家，姚氏是不成功的。他对于纷纭复杂的会党生活缺乏分析，对他们
的态度前后多有矛盾之处，因而未能塑造出具有审美价值的艺术形象。在这
方面旧、新武侠小说作家们把游民组织加以虚化，增强其传奇性，在秘密会
社基础上构建了江湖社会，这才给读者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旧武侠小说是指民国时期的以武打击技、行侠仗义为主要描写内容的通
俗小说。这种作品的主要读者除了一些好奇心盛的青少年之外，就是接近游
民地位的小市民。在20～40　年代间由于天灾人祸，城市中游民遽增，帮会组
织恶性膨胀，它们在城市中有极大的势力。帮会分子不仅欺压平民百姓、对
抗官府；而且在政治与经济生活中有举足轻重的影响。生活没有保证、前途
又很渺茫的小市民与游民对于活跃于城市的帮会，既很恐惧不满，又不免有
几分歆羡；既不满意他们为非作歹，又羡慕帮会分子有所依靠、有同道朋友
相助，而且在社会上叫得响、吃得开。旧武侠小说作者多是没有受过新文化
洗礼的旧式文人。他们对上述小市民心态不能正确分析，而是在小说中迎和
小市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