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谭集-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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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助，而且在社会上叫得响、吃得开。旧武侠小说作者多是没有受过新文化
洗礼的旧式文人。他们对上述小市民心态不能正确分析，而是在小说中迎和
小市民的不健康心理。因此，在小说中写到帮会往往要批评他们的违法乱纪
行为，又对强大的帮会势力充满了敬畏之心，注重描写帮会的道义规范、江
湖切口暗语以满足小市民的好奇心。这种倾向在姚民哀的“会党小说”中已
露端倪，在旧武侠小说表现得比较严重。
郑证因的作品在旧武侠小说中比较典型。郑氏本人出身于武师，武艺颇
高，平生喜欢结交江湖朋友，熟悉江湖规范。因此，他的小说所涉及的绿林
道上的规矩、切口、门槛乃至帮会组织的规则莫不皆有所本，决非向壁虚构。
其代表作品《鹰爪王》中就写到一个巨型帮会——凤尾帮。
《鹰爪王》是作者写的最长的小说。全书只正集就二百余万字。此书情
节并不复杂。书中叙述淮阳派掌门人鹰爪王王道隆的门人华云峰与西岳派掌
门人慈云庵主弟子杨凤梅因故蒙冤被官府所执，后被凤尾帮劫走，下落不明。
为救弟子，王与庵主一举扫荡凤尾帮在西北一带的分舵。凤尾帮主武维扬邀
王与庵主到在浙江的总舵比武较量。王等应邀经历了许多艰险与格斗，最后
到达帮会的内三堂与总舵所在。又经过了惊险的比武较量，终因凤尾帮内出
了奸细，带领满清官兵突入凤尾帮总舵所在——十二连环坞，凤尾帮遂被歼
灭。
从上述可见，作者是把凤尾帮作为反面的黑社会来写的。郑证因是旧式
文人，是维护旧时代的官府制度的，只要与官府对抗就被他视为匪类。从文
学角度来说，郑氏笔下的帮会具有下述一些特点：1。整体上虚构与细节真实
并存。也就是说凤尾帮是不存在的、是虚构的、是综合了许多帮会的特点塑
造出来的，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存在的，但有关帮会组织与活动的细节又极真
实。2。描写帮会注重其多面性。从整体上说郑氏是把凤尾帮作为负面形象来
写的，但并没有把它简单化，特别是写到其组织者与领导者时，没有把他们
写成匪气十足、凶恶异常的人物，而是与此相反。他们都是各有所长，或有
令人尊敬的一面。3。突出帮会之奇。他把凤尾帮写成活跃于地下，组织严密
的秘密微型政府，在描写帮会活动时也着重渲染其神秘奇趣，并运用了夸饰
的文学手法。这与姚民哀描写帮会的有闻必录很有区别。姚的帮会小说可以
作帮会史来读，而郑氏的武侠小说在涉及帮会时则着重写其活动的氛围，渲
染其活动的奇趣。
新武侠小说是指50 年代以后兴起于港台、80 年代蔓延于大陆的武侠小
说。这些小说作者的政治背景、世界观、思想意识都有很大区别，但他们都
是现代知识分子，有的作者还受到西洋文学的深刻影响（如金庸）。他们的
眼光、见识是根本不同于旧式文人的。因此，他们小说中的帮会与旧武侠小
说中帮会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风貌。此时社会上的帮会也大不同于清末民初，
他们不仅早已不具备当时的正义性，而且也丧失了那时举足轻重的社会地
位。新武侠小说中的帮会往往是作者根据传说或极简单的记载，通过幻想编
织出来的，其传奇性极强，引人入胜。金庸的第一部小说《书剑恩仇录》中
写了个帮会叫“红花会”，它是参照天地会写的，但这两者相去是不可以道
里计的。天地会初建于乾隆年间，最初也只是一些沉沦社会底层的游民自发
组成的互助性组织，即使干一些违法活动，也多是“图抢县内仓库并城内富
户”之类，其创建者为洪二和尚，弟子也就是陈彪、张破脸狗之类。可是金
庸书中的红花会不仅拥有广大的会员，而且还有一支强大的、有组织的武装
力量。武装的领导者则是第一流的侠客。其总舵主陈家洛还具有高贵的出身
（清代大学士陈世倌之子）、风流儒雅的气质，多才多艺。这些与乾隆皇帝
相比，皆占上风。作者实际上借红花会以伸人间之正气。因此金庸笔下的帮
会实际上是被理想化了。他常常略去帮会的缺点和丑恶之处（这一点对游民
组织来说是不可避免的），专门褒美其长，把他们写成英雄群体。帮会中的
会员很少用匪气十足的黑话和粗俗的内部盘诘诗，他们有明显的士大夫化的
倾向。
说到这里必须简单提一下《鹿鼎记》中的主人公——韦小宝。他是一个
不折不扣的游民——扬州丽春院妓女的儿子。由于偶然的机遇，他被任命为
天地会青木堂的香主。他无往而不通，打入清宫，受到康熙皇帝的青睐，被
封为一等公，被掳到邪教神龙教的巢穴，反而受命为位次仅次于教主与夫人
的白龙使，后到少林寺出家又成为辈份最高的长老。这个单枪匹马的小流氓
干成了许多大事，仅对人民有利的就有手刃满洲第一勇士鳌拜，参与平定吴
三桂叛乱，打败罗刹入侵者，多次帮助江湖好汉解脱危难等等。他还为康熙
皇帝建立了许多功勋，而那些遵循与谨守儒家价值观念的人们一事无成，那
怕他们有出众的武功，并组成严密的团体。这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它说明在
封建体系内部与封建专制政权对抗，不能采取任何有原则的立场与手段。天
地会内的英雄好汉，特别是总舵主陈近南受到许多原则的束缚，有所为也有
所不为，这种带着镣铐的奋斗不免要以失败的命运告终。而韦小宝生在妓院，
长在皇宫，用作者的话说“妓院皇宫两处，更是天下最虚伪、最奸诈的所在。
韦小宝浸身于两地之中，其机巧狡猾早已远胜寻常大人”。无论是在政治斗
争还是人情世故中，他早熟悉什么是应该做的、什么是不该做的，什么是应
该说的、什么是不该说的，什么是做了要加以宣扬的、什么是做了要加以隐
蔽的，什么是要大肆宣扬而不必去做的、什么是大肆宣扬又必须去做的。这
些界限有时失之厘毫，谬之千里，而韦小宝却都能掌握得恰到好处、应付裕
如。在了解封建黑幕的基础上，他擅长揣摩。揣摩术可以说是封建政治学的
最重要内容之一，韦小宝对此无师自通。他对康熙、皇太后、洪教主、洪夫
人，乃至他恩师陈近南、九难的喜怒好恶揣摩得十分透彻，因此他根据所揣
摩到的对方心态采取不同的对策，往往是十拿九稳、百不失一。先秦韩非子
感慨说动君主之态，并为此写了《说难》篇、《难言》篇。为什么“难”，
就是因为君主心态难以揣摩。如韩非所言“凡说之难，在知所说之心，可以
吾说当之”。不知对方的“心”，很难采取恰切的“说”（学理）以对付。
韦小宝正如康熙所言“不学有术”，因此毫无学问，武艺又十分低劣的小流
氓可以借他人之力为自己创造出一切。这些就是游民所日夜向往的，既有功
名富贵、娇妻美妾、放任自恣的生活，而又不失江湖道义，朋友的信任。《鹿
鼎记》结尾有点扫兴，韦小宝没有爬上权力的巅峰，而是“一家人同去云南，
自此隐姓埋名，在大理城过那逍遥自在的日子”。这真有点士大夫气了。其
实黄宗义、顾炎武劝他做皇帝不是完全不可能的，但韦小宝听了黄、顾等人
的话大吃一惊地说：“我是小流氓出身，拿手的本事只是骂人赌钱，做了将
军大官，别人心里已然不服，哪里能做皇帝？这真命天子，是要大福气的。”
这也许只是初听此议时的心理震动，实际上自汉朝以来创业之主多为游民出
身。刘邦、朱元璋的出身人所共知，他们属于流氓气十足的游民。五代十国
期间的开国皇帝或国君十有七八为兵痞、无赖、流浪汉。作者没有以韦小宝
做皇帝为结局，这也许是受到历史真实的限制，因为康熙皇帝之后很难嵌入
一个“韦氏王朝”；也许是韦小宝性格发展的结果，与一般不了解帝王生活
而想过一下皇帝瘾的游民不同，他出入皇宫数载，又与皇帝十分接近，从实
践中感受到“皇上也时时不快活。皇帝虽然威风厉害，当真做上了也没有什
么好玩”。除了没做皇帝外，韦小宝的确体现了游民的最高理想。
韦小宝藉以克敌制胜的不是高深的功力，更不是英雄道义，而是诸如欺
骗说谎、盗窃窃听、哄骗讹诈、撒泼耍赖等流氓手段。这些看似下流，但它
如皇皇典籍一样，都是封建专制的产物，是封建文化中最腐朽的一部分，但
只要这个文化背景存在，韦小宝们还会一代代滋生成长，而且无往不通，甚
至成为明星式人物。
《三国演义》与游民
1994 年在《读书》举办的一个“读书日”与王蒙先生同坐一张桌，闲聊
时便聊到《三国演义》，最近又在《读书》上读到他写的《〈三国演义〉里
的“前现代”》，其私下所谈：文中所述皆“于我心有戚戚焉”，因之，骨
鲠在喉，一吐为快，桴鼓相应，以期使读者对《三国演义》这部古典名著有
个全面的认识。这在“三国热”日益升温的情况下，我想不是毫无意义的。
读《三国》（也包括）《水浒》一类小说，总会发现一些使生活在现代
社会的人们不愉快的东西，如争权夺利、好勇斗狠的英雄观，视百姓群氓如
草芥的独夫意识，以及书中处处流露出的对砍头政治、阴谋政治的热衷等等。
对此，鲁迅先生称之为“三国气”、“水浒气”（据先生的一贯论述），他
说：“中国确也还盛行着《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但这是为了社会还有
三国气和水浒气的缘故。”（《叶紫作〈丰收〉序》）这些也就是“值得反
省的东西”，“前现代”的东西。现在人们往往用很“新”的形式啧啧赞美
和表现很陈腐的东西。
一
提到那些令人不愉快的“三国精神”“三国意识”，虽说也是我们文化
的一部分，但在正统的士大夫著作中这些往往不会受到公开的赞美与宣扬。
例如，有为之士把做皇帝当作人生的最高目标，但谁敢写“我要做皇帝”呢？
明代有个笑话说某个市井细民早晨在带有露水的桌子上写了“我要做皇帝”，
马上就被邻居扛了桌子到县城去揭发检举，幸好太阳出来了，露水干了，邻
人白跑一趟。这是不敢的例子。以官阶作为价值判断唯一标准的观念与实践
是持续了数千年的，直至今日也未销声匿迹，但也很少有人说他一生目标就
是要做官，或者说做官的目的就是要享受做官的好处与特权。士大夫们总是
要有些“利他”的理由，例如：拯民于水火，解百姓于倒悬；兼济天下，以
行其道；最低层次也要打出光宗耀祖的招牌。就连做梦都想当皇帝的袁世凯，
在做皇帝之前也要实行“三让”，并表示如果不许他“让”，他宁肯隐居“洹
上”老家，做个烟波钓叟。一让给满清故君。刚退位三四年的小皇帝和宫中
那些一点主心骨都没有的隆裕太后和老太妃，连民国军人都怕见，还敢做复
辟之想？二让明朝后裔朱某，表示光复明朝之意。朱某仅是一个小军官，敢
此非分之想？三让给孔夫子后裔，表示对华夏传统圣德的仰慕。蜗居在曲阜
的衍圣公无权无勇，放着偌大的家业不守着，敢到北京金銮殿上冒险？经过
了“让”的程序，领略了这些有资格当皇帝的诸人之“谦虚”，最后，袁世
凯才出于公心，俯顺舆情，不得已当了洪宪皇帝。当然，历史总算满足了他
的心愿，不到一百天就被赶下了台。可见传统政治中有多少是想干不想说的
和想说不想干的。
恐怖原则、阴谋诡道是传统政治之精粹，然而这一切都是在“杀人如草
不闻声”中操作。对此，正统的文人士大夫们是心领神会、讳莫如深的。我
们读正史（前四史除外）看到的尽是“光明面”，尽是对每个开国皇朝对老
百姓的“深恩厚泽”的赞颂。韩愈在《元和圣德诗》中描写了被俘军阀刘。。
一家被处死的情景：“妇女累累，啼哭叩拜。来献阙下，以告庙社。周示城
市，咸使观睹。解脱■索，夾以砧斧。婉婉弱子，赤立伛偻，牵头曳足，先
断腰膂。次及其徒，体骸撑拄。”作者爱憎分明，立场正确（痛恨分裂，拥
护中央），描写真实。（先游街示众，后上断头台），决不像现在一些恐怖
影视片，胡编乱造，但为什么受到后世士大夫读者的一致指责呢？苏辙就说：
“李斯颂秦所不忍言，而退之自谓无愧雅颂，何其陋也。”（《诗病五事》）
也就是说这些事是只能做不能说的，说了就有悖于主流意识形态所宣扬的仁
爱忠恕。但这些在一些通俗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则不成为问题
了，也很少有人批评指责，可能是小说的精彩描写夺去读者的注意力，也许
人们认为小说就应该这样写。可以这样说，这些通俗小说的作者似乎毫无顾
忌地把中国传统文化中最阴暗、最野蛮、最缺少理性的一面不加掩饰并且毫
不为非地表露出来。这些往往是植根于人们、特别是缺少文化的人们的潜意
识里的。一旦有了机会，它就会像所罗门瓶子里的精灵，跑出来危害社会。
十年浩劫就是一个例子，它给我们的教训是十分深刻的。浩劫之前与浩劫过
后，我们都很难想象，我们怎么一下变成了那个样子，一群有恃无恐的宰割
者和一群老实顺从的被宰割者。这种行为是被我们体内的哪种基因支配的
呢？直到现在谁也没说清楚。研究中国文化不能只看孔子孟子怎样说，老子
庄子怎样说，二程朱子怎样说，这些往往停留在官府的文告或士大夫冠冕堂
皇的诗文中，还应当看看通俗小说、通俗戏曲中怎样说，不仅看似乎“革命”
的一面，还应该看令人不太愉快的一面。鲁迅曾说：“我们国民的学问，大
多数却实在靠着小说，甚至于还靠着小说编出来的戏文。”（《马上支日记》）
连阿Q 那样目不识丁、与笔绝缘的角色，都会唱几句戏词，什么“悔不该、
酒醉错斩了郑贤弟”、“我手执钢鞭将你打”等等。他的一些想法也多来之
于通俗戏曲，如《龙虎斗》之类。这种影响是实实在在的，因为波及者众，
所以也就特别值得研究，笼统地说它们来源于民间，似乎缺少必要的分析，
为什么宋以前的民间作品（如民歌、变文）很少出现这种现象呢？我认为这
与游民和游民知识分子阶层的出现有关。
二
为什么说游民与游民知识分子所创造的文化中更多表现了中国传统文化
的黑暗与野蛮的一面呢？我想大体上有两种原因。一是谋生艰难；二是在艰
难的斗争中人类的文明积淀被褫夺殆尽。游民没有稳定的谋生手段以糊口自
存，更无财产以维持其自尊，生活的艰难与痛苦使其感情日趋麻木，于是作
奸犯科者众。正像如今犯罪率最高的群体是盲目流入城市者一样。在封建社
会也是如此。至于其中的腐败分子——流氓，往往以不正当的手段谋生，坑
蒙拐骗，无所不为。社会上种种阴暗丑恶的现象多在他们中间发生。统治者
更视游民为“莠民”。清代还把游民与流民分开。严寄湘的《救荒六十策》
有云：“平日居民有不农不商不工不庸者，令绅保查造保甲册时于姓名下添
注‘游民’两字，再按册抽造游民册一本，查系某都某甲之人，即饬该处绅
保督令力食谋生。不遵者送案究治。”对大多数游民来说不是不想工作，而
是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