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谭集-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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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饥饿时常威胁着人们，使人们不得不重视吃。古人说，“民以食为天”，
“天”者至高之尊称，也就是说悠悠万事为此为大。于是，逢年过节、喜庆
吊唁、亲族聚会、好友相逢、送往迎来，乃至办一切有众人参加的事，似乎
都离不开吃。古往今来有那么多各有名目的宴会，都是藉以联欢和解决吃的
问题的。孔老夫子把“信”、“粮”“兵”当作立国三要素，承认人没有饭
吃就会导致动乱。古人把能吃看作身体健康的标志，所以年迈的英雄辛弃疾
有“廉颇老矣，尚能饭否”之叹。
至于老百姓，虽不懂得“屎溺中觅道”，但却也深知“人是铁，饭是钢，
一顿不吃饿得慌”。这一点我们从大众语汇上也可看出，“吃”（或文言上
的“食”）是一个常用词，它常被涂上各种感情色彩。本世纪初人们把信仰
天主教叫作“吃洋教”，把当兵叫作“吃粮”。30 年代上海市民被租界中的
外国巡捕踢了一脚，自嘲地称作“吃了一只洋火腿”。40 年代抗战后方的重
庆有“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民谣。其他如被打了嘴巴叫“吃耳光”，被
冷落叫“吃闭门羹”，受到损失叫“吃亏”，费力叫“吃力”，把衣食有余
叫“吃着不尽”。文言一点的把不守信用叫“食言而肥”，承受祖宗余荫叫
“食德”等等。“吃”真是伟大，它可以无处不在，无往而不通。中国人在
“吃”上是集中了神经上的兴奋点的，人们为它欢乐，也为它悲哀。谈及美
味佳肴，无不眉眼莞尔，人称之“精神会餐”。文化大革命中，许多被赶进
牛棚或收入囹圄的人们把它当成永恒的话题。面有菜色，腹内枵然，还要装
作“衣食足而知荣辱”的“君子”，真不知道灵魂要经历多少苦难！人性会
造成多么痛苦的分裂。这些都说明了“吃”在我们生活中的地位和它对我们
深层意识的影响。
我们的古圣先贤也是肯定“吃”的。孟子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
焉。”也就是说，人生有两大欲望是不可缺少的：一是吃喝，一为情欲。吃
喝是为了生存，情欲的结果是延续后代。这个道理朴实简单，而又千真万确。
几十年讳言它们，可是它们的“效应”并未消失。中国人口的迅速膨胀就是
明证。两“欲”在社会发展中是极重要的动力，在某些时期它们是社会变革
的杠杆。
前面说到文化观念往往是从人们的基本需求中引申出来的，那里说的文
化是指狭义的文化。从广义上来说，人类用手和脑造出的一切东西都可以称
之为文化。人类自产生以来，特别是进入了文明时代以后，其本身两大欲望
的目的、行为和结果无不带有文化色彩，而且它们还以各种形式向狭义的文
化渗透。在中国文化中饮食欲渗透得更多一些，而西方文化则对情欲更重视
一些。基督教教义说亚当和夏娃因偷吃智慧果而导致情欲的冲动，从而结合
为夫妇，成为人类的祖先。由此可知爱情与智慧一起来到人间。古希腊思想
家把爱情看成宇宙起源，是决定人类命运的重要因素。爱神爱若斯的名字就
象征着宇宙被分开的各个部分的动机、意向与结合，无论是天上还是地上的
种种事物都是因为他的干预和参与而产生的。柏拉图在其《对话录》中的《斐
德若篇》、《会饮篇》中把爱情看成是对美的本体的眷恋，把它看成是对现
实的哲学思考，因此爱也是认识和了解世界的手段。后来西方许多哲学家以
“爱”作为起点或支点来认识人生和世界。
这种以爱为起点的文化哲学带有强烈的悲剧色彩，因为人的情欲本来就
是一种无底的深渊，它又是以延续种族为目的，而子嗣的产生正是以代替父
母为目的。现代西班牙思想家乌纳穆诺曾说：“世界和生命里，最富悲剧性
格的是爱。爱是幻想的产物，也是醒悟的根源。爱是悲伤的慰解：它是对抗
死亡的唯一药剂，因为它就是死亡的兄弟。经由被爱者作为媒体，爱狂烈地
追寻某种超越的事物，而当它发现并非如此时，它便感到失望。”（《生命
的悲剧意识》）这种追求的无限性和对目的要求的完美性，使得这种对人生
的追求富于诗意和带有悲剧色彩。
中国文化则注重从饮食角度实际地看待社会和人生问题，他们认为生活
中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吃饭，为它耗费的时间最多。至今，南方一些地方的老
年妇女几乎整天在侍弄饭菜。不仅“食前方丈”或钟鸣鼎食之家把吃饭看成
享受和乐趣，即使平常人的普通饭菜也会使食者欢欣鼓舞，并从中体会到无
穷的意味。诗人杜甫受到穷朋友王倚的款待时，兴奋地写道：“长安冬菇酸
且绿，金城土酥净如练，兼求畜豪且割鲜，密沽斗酒谐终宴。故人情义晚谁
似，令我手足轻欲旋。”（《病后过王倚饮赠歌》）其实吃的只是泡菜（冬
菇）、奶酪（土酥）、猪肉（畜豪）之类，诗人从中汲取了生活的动力。（当
然也有友情在起作用）最后向朋友说：“老马为驹信不虚，当时得意況深眷；
但使残年饱吃饭，只愿无事长相见。”清代郑燮（板桥）在其家书中说：“天
寒冰冻时，穷亲戚朋友到门，先泡一大碗炒米送手中，佐以酱姜一小碟，最
是暖老温贫之具，暇日咽碎米饼，煮糊涂粥，双手捧碗，缩颈而啜之，霜晨
雪早，得此周身俱暖。嗟乎！嗟乎！吾其长为农夫以没世乎！”简单的饭食
竟被郑板桥写得如此富于情趣，如此近于人情，事实上这是他寒士生活的体
验。杜甫、郑燮都是注重写实的艺术家，长期生活在社会底层，他们的感受
很有代表性。
中国人都善于从极普通的饮食生活中去咀嚼人生的美好与意义，哲学家
也是如此。庄子认为上古社会是最美好的，最值得人们回忆和追求。为什么
呢？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人们可以“鼓腹而游”。也就是说吃饱喝足之后才
能充分享受人生的乐趣。在《庄子》的《人间世》和《德充符》中都描写了
一些有残疾的畸人，他们都以能“餬口”于乱世而自满自足。庄子对这些人
也致以由衷的赞美。庄子在先秦诸子中最富于悲观色彩的，但他的悲观并非
由于目标高远，可望而不可即。庄子尚且如此，积极入世的孔子、孟子、商
鞅、韩非、墨子等则更不待言，不管他们关于政治、社会的主张有多大分歧，
但他们的哲学出发点都是执着于现实人生。他们的追求、理想都不是幻想或
未来世界的完美，而是现实的、衣食饱暖的小康生活，因此在《论语》和《孟
子》中用那么多篇幅讨论饮食。饮食的欲望倒是比较容易满足的，特别是对
于个人来说，更是如此。粗鄙的如阿Q，困扰他的有那么多问题：“爱情”、
前途、尊严以及关于人生的重大选择等等，其中任何一个问题都足够西方哲
人思考一辈子，可以终身苦苦追求。可是我们的阿Q 只要填饱肚子，在土谷
祠中美美睡上一觉，就什么都解决了，第二天照样“飘飘然”。这真是在证
明着我们两千多年前的古老格言“惟食无忧”（《左传·昭公二十八年》）。
我们不能说先民没有过痛苦的追求，屈原就感叹过“日月忽其不淹兮，
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也表示过：“吾今义和
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离骚》）
但这些只体现在少数浪漫主义色彩很浓的诗人身上。至于指导人们生活与思
想的哲人只紧密地关注着现实人生，教导人们以现实的微小满足为追求目
的。孔子曾说：“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一簟食，
一瓢饮，在陋巷之中，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见《论语》）孔子
或是表达自己的志趣，或是赞美其弟子颜回，都是在为人们作示范，教导人
们要“安贫乐道”，要“忧道不忧贫”。这个“道”是什么？后来许多理学
家把它解释为“穿衣吃饭”。因此这里不是在亵渎圣人，硬把他们拉来与阿 Q
作比，只是说明中国人民族性格中注重现实人生的一面，这是从追求温饱中
引伸出来的。从这一点上来说，李泽厚所说的中国文化的特质是“乐感文化”，
是有一定道理的。
我虽认为中国文化特别注重饮食，甚至成为中国文化趋向定势，但并不
是说中国人对“男女”问题全无考虑，不过是思考方式与西方迥异。西方哲
人多是从男女感情的联系，即“爱情”的角度去考虑，而按中国传统的看法，
却是以男人为中心，女人只是满足男人种种需要的附属物。中国古代涉及妇
女的书大体上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女诫》（班昭）、《女训》（蔡邕）、
《女论语》（宗若华）、《女孝经》（郑氏）、《女小儿语》（吕得胜）、
《女教》（许熙载）、《女犯》（朱天球）、《闺犯》（吕坤）、《家训御
下篇》（王孟箕），这些书大都是教导妇女如何遵守三从四德，绝对服从男
子管束，小心翼翼做好奴隶的。这些是古代妇女的立身基础。另一类书则是
《素女经》、《素女方》、《玉房秘诀》、《洞玄子》等。这类书中虽有一
些中医妇科知识，也有一些性医学的内容，但主导方向是使妇女知道如何在
性方面满足男子的需求。书中女人只是个工具。这些书也正像中国讲饮食的
书一样，是充满“乐感”的。至于男女感情上的联结，除了少量文学作品外，
更无专书论述。因此“性爱”、“爱情”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没有相当的位置
（中国古代写“爱情”的小说，除了为争得婚姻自主而斗争的部分特别有光
彩外，一接触到男女爱情生活就变成了赤裸裸的性生活，令人生厌。这也毫
不奇怪，因为现实生活就是如此。作家不能写现实没有提供给他们的东西）。
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和在这种环境下所形成的民族性格，我们把饮
食和文化联系起来就不会令人奇怪了。
从饕餮说起——谈谈先秦饮食文化思想
一。饕餮是什么
《左传·文公十八年》季孙行文曾派人给鲁文公讲了个故事说：“缙云
氏有不才子，贪于饮食，冒于货贿，侵欲崇侈，不可盈厌，聚敛积实，不知
纪极，不分孤寒，不恤穷匮。天下之人以比三凶，谓之饕餮。”原来饕餮是
黄帝时代夏官缙云氏的儿子，他是个贪吃好货，崇尚奢侈，搜刮聚敛，没有
止境，不肯同情孤寡贫穷的家伙。可见饕餮这个名字由来已久，几乎是与我
们的文明史一起产生的。当然，季孙行文历数饕餮全面的罪状是包括吃喝财
物两个方面的，而古人对饕餮的理解则偏重于“吃喝”的一面（这一点从饕
餮字形也可看出）。《吕氏春秋·先识》云：“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食
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报更也。”《吕氏春秋》虽晚于《左传》，但它所
说的现象，却在周初。认为是周人把饕餮铸在盛食器鼎上，用以告诫他人，
不要贪吃过甚。其实铸饕餮之形于鼎上，不始于周代。殷代禾大方鼎（1959
年出土于湖南宁乡），鼎腹四壁纹饰是四个大的人面像，高鼻阔嘴，面目凶
恶。人面两额旁有小曲折角，腮边有两爪。此像只有脸无身，其面团团，像
个非常贪吃，而且十分能吃的形象。学者们认为此即是饕餮。后来，历代铸
鼎，或铸其他食器，饕餮几乎成了一种必要的装饰，并衍化成为独特的花纹
图案，但其原始意义则被人们忘记了，只有饕餮作为贪吃或能吃的象征还活
跃在人们口头或书面。苏东坡就有一篇有趣的小赋——《老饕赋》。其实食
器上雕铸饕餮形象或花纹的原始意义在于告诫进食者对于饮食要有所节制，
不要放纵，勿蹈饕餮之覆辙。
二。饮食上的丰俭与王朝的兴亡
贪吃不是个好习惯，但也不是了不起的恶德。古代（先秦）告诫人们不
要贪吃不是出自卫生角度，而是从品德、甚至是政治角度来考虑的。古人认
为贪吃与否（即饮食的丰俭）是和国家兴亡联系在一起的。
一个人生活上的消费，特别是在吃喝上的消费总是有限的。《庄子》云：
“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难道一个人放纵饮食
会把国家吃垮吗？如果从唯物主义角度分析，会认为这种看法是极端可笑
的，可是古人（先秦）根据自己长期积累的经验认为这是千真万确的。夏、
殷两代的兴亡就是证据。
人类从野蛮进化到文明社会经过了几百万年的奋斗，在这漫长的岁月
里，人们的生活并不是像《庄子·马蹄》中所描写的“含哺而嬉，鼓腹而游”，
而是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那时，只要是能够获得食物的手段——如农、
渔、牧、猎、采集——人们无不采取。经过了几百万年的进化，人们的生产
经验日益丰富，生产工具逐渐进步，直到生产品有了余裕，私有制度产生，
国家逐步形成，人类跨进了文明社会的门槛。在我国，也就开始建立了第一
个国家——夏王朝，人们第一次被分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统治者利用自己
手中掌握的权力去占有更多的生活资料（包括食品）。由于夏王朝以及后来
的殷王朝都是处在草昧初开的阶段，粮食以及其他食品的生产不会很发达。
《逸周书·文传》中说：“小人无兼年之食，遇天饥，妻子非其有也；大夫
无兼年之食，遇天饥，臣妾舆马非其有也；国无兼年之食，遇天饥，百姓非
其有也。”这虽然意在说明粮食储备的必要，但从中也可以看出大夫、国君
都会出现没有两年储备的情况，这样，如果遇到灾年，大夫就会失去奴隶车
马，国君就会失去百姓而垮台。这反映当时粮食余裕是不多的，因此，在饮
食上过度的消费，甚至浪费，就会引起人们的反对。与此相反，如果在饮食
上节俭，就会受到人们的称赞和拥护。
夏王朝的建立者大禹被人们歌颂为“卑宫室，菲饮食”的节俭模范。《战
国策·魏策一》记了一个故事说：“昔者帝女令仪狄作酒而美，进之禹，禹
饮而甘之，遂疏仪狄，绝旨酒，曰：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禹的继承者
启，在继位之初也是食不二味的。这些都被严肃地写入史书，作为历史借鉴。
看来饮食的节俭，量腹而食，不仅是当时政治家引人注目的美德，而且是重
要的统治经验。但是，物质毕竟是诱人的，“口欲豢刍也”，夏殷两朝的后
继统治者不能保持这个美德，而是向相反的方向发展，饮食的奢侈在夏殷时
代引起人们的忧虑。几乎所有失德的统治者都犯有饮食过于奢侈的罪过。前
面提到夏代发明了酒，殷代造酒技术有了很大的提高，可是造酒要耗费大量
的粮食，因此更会引起人们的反对。我们从大禹疏远仪狄和他关于“后世必
有以酒亡其国者”的议论以及大量的饮酒败德的故事中，可以感到人们对造
酒术发展的忧虑。到了殷代，人们对酒的需求量越来越大，殷代统治者自己
也感到“我用沈酗于酒，用败厥德于天下”，败坏了圣祖汤的好传统，并且
把殷人沉酣于酒看成天降的大灾。这些想法，不仅像后人恐惧鸦片一样恐惧
酒，认为它毒害人们的身体、麻痹人们的意志，而更重要的是因为造酒要消
耗大量的粮食，人们更多的是从物质角度来考虑饮酒的危害的。刚刚摆脱了
饥饿时代（这一时代有几百万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