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谭集-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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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统治者的关注，他们在总结历史经验时就认为，商之所以灭亡就在于统治
者们酗酒作乐。这不仅使得百姓下民不满，而且招致上天的愤怒。周人在《诗
经·大雅·荡》中写道：殷人没日没夜地喝酒，喝得大呼小叫，完全没有了
礼仪规范。不仅周人如此看问题，就连殷人中的清醒者也感到殷商统治集团
的行为太过分了。《尚书·微子》就充满了殷人的自我忏悔，认为自己的民
族如此奢侈好饮，理当灭亡。可见，这已是当时上下一致的共识。因此，周
公发布了一篇措辞严厉的禁酒公告，即《尚书·酒诰》。文告反映了人们对
酒的痛恶。
为什么好酒贪杯就会导致败家亡国呢？庄子云：“鼹鼠饮河，不过满腹。”
一个人的消费能有多大、会把国家吃垮？这是因为人们经过数百万年饥饿刚
刚踏入文明门槛，生产还很原始，生活还很低下。他们充满了对饥饿的恐惧，
他们想不出还有什么比“多吃”、“多喝”更令人痛恨了。那时的禁酒像现
在禁毒一样严厉，但目的全然不同，禁止酗酒的目的在于节省粮食。周公告
诫其弟康叔要爱惜土地谷物，只有在祭祀、父母有庆、敬老等场合才能饮酒，
平时不许，尤其严禁群聚酗酒。这种意见形成社会舆论，直至魏晋一直占上
风。我们从这个时期历史记载与文学作品中，都可以看出社会对酗酒、酒徒
的贬斥态度。
先秦到两汉期间，酒在人们眼中是世俗的、实用性很强的东西。西汉邹
阳说它是“庶民以为欢，君子以为礼”，即平民百姓用之以取乐，统治者用
之以行礼；而“行礼”就包含有推行教化之意。因此，有识之士再三警告人
们，对酒要节制，不及于乱。有人甚至认为酒是腐肠的毒药、亡国的根本（见
枚乘《七发》）。直到晋代，葛洪在《抱朴子·酒诫》中还说：“酒醴之近
味，生病之毒药，无分毫之细益，有丘山之巨损。君子以之败德，小人以之
速罪，耽之惑之，鲜不及祸。”竟认为酒于人一点好处也没有，只能使君子
败坏德行，给百姓带来祸患。
从汉末魏初开始，酒与文人士大夫的生活紧密结合起来，对封建时代舆
论起着决定作用的士大夫自然由对酒的谴责一变而为对它的颂扬赞美。从此
文人酗酒不再被视为败德丑行，而被看作风流韵事，认为它体现了文雅、高
尚、情趣。如果说楚汉相争之时，郦食其以“高阳酒徒”自居（当他求见汉
王刘邦时，刘说我不见儒者。郦对门房说：告诉他，我不是什么儒者，我乃
高阳酒徒），只是为了表明与无赖游民出身的刘邦同调或同类的话；那么李
白乃至后世的人们自称“高阳酒徒”（李白有诗云：“君不见高阳酒徒起草
中，长揖山东隆准公。入门不拜骋雄辩，两女辍洗来趋风。”），则是自信、
自负，甚至自吹自擂了。因为此时的“高阳酒徒”已经是杰出之士的代名词
了。
酒的地位的转变是逐渐的，其始于汉末，完成于魏晋，以“竹林七贤”
的出现为标志。这个时期，虽然战乱频仍，生活极不安定，但却是士卜觉醒
的时代、是人的主体意识被发现的时代。文士们感到生于乱世、朝不保夕，
既然不能控制自己生命的长度，则拼命增加自己生命的密度。于是便产生了
“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不如饮美酒，
被服纨与素”。“斗酒相娱乐，聊厚不为薄”（皆见《古诗十九首》）。就
连盖世功业的曹操也高唱：“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比如朝露，去日苦多。”
酒成为文士们享受生活不可须臾离也的东西了。魏末晋初士林出现了七位著
名人物，这就是阮籍、嵇康、向秀、刘伶、阮咸、山涛、王戎。他们鼓吹老
庄、蔑视礼法、破坏名教、肆志纵情、崇尚放达、逸于酒乐。他们在竹林（其
地在今河南怀县一带）聚会，饮酒清谈，弹琴赋诗。这些人的才能、学问、
名誉在当时都是第一流的，特别是其中坚人物（阮、嵇、向、刘）对当权的
司马氏采取不合作态度，更为士论所赞许，人们称之为“竹林七贤”。“七
贤”皆擅长喝酒，最突出的是阮籍、刘伶。司马昭为其子求婚于阮籍，籍曾
酣醉六十日，使昭不得启口而作罢。刘伶嗜酒已极，成天不离酒，他乘车外
出，要带个扛锹的小童，并嘱咐说自己死了便可以埋。刘伶还写了《酒德颂》。
这是中国第一篇完全、毫无保留地歌颂酒的文学作品。他也因此进入名作家
之林。这些名流对于酒的肯定与颂扬，使酒在文化史上树立了确切不移的地
位。
进一步使酒的正面意义得以高扬的是隐逸诗人之宗陶潜。陶以超脱世
俗、潇洒出尘的风格赢得了后世文人的认同，而其隐居之后，最引人瞩目的
是饮酒赋诗。他“偶有名酒，无夕不饮。顾影独尽，忽焉复醉。既醉之后，
辄题数句自娱”，并写了《饮酒诗》二十首以赞美酒的“深味”。他还有“夫
子自道”的《五柳先生传》。五柳先生性嗜酒，但家贫不能常得。如果亲友
以酒招之，他则“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其去留”。这种
“不知有主客”天真洒脱的人生态度，赢得了许多文人士大夫的爱慕。然而，
这种人生态度离不开酒。如果说酒在“竹林七贤”手中时带有愤世嫉俗色彩
的话，那么到了陶渊明手中则变得清高起来；在后世诗文中，阮籍、嵇康等
人的酒是作为一种抗议或反抗的意象出现的，而陶渊明的酒则是隐逸的象
征。有了这两点，酒便从世俗中升华了出来。
从此，酒便成了文雅、文明、清高、超脱、不同于流俗与反抗庸俗的同
义语，并成为风雅生活的点缀。它与文学作品中品味最高的诗词结下不解之
缘，只要侪身于诗词创作行列就要喝酒。不管是文人武士，还是缁衣道流，
都要以能醉自居，甚至闺中少妇也要长吟“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这样的诗句，以表现自己的善饮和酒量
之大。即使那些不善饮的文人也不能不表示虽不能饮，但是好饮。宋代苏轼
说：“予饮酒终日，不过五合。天下之不能饮，无在予下者。然喜人饮酒，
见客举杯徐引，则予胸中为之浩浩焉、落落焉，酣适之味，乃过于客。闲居
未尝一日无客，客至未尝不置酒，天下之好饮，亦无在予上者。”（《书东
皋子传后》）明代公安派中坚袁宏道也说他的酒量只有一小杯，但是如果遇
上酒友，也能闹腾一晚上。这些都反映了饮酒已经成为文人雅士的标志。风
雅之士最擅长锦上添花，于是，饮酒又有了许多讲究：有人主张大醉，有人
主张微醺。而且醉也要有所宜：“凡醉有所宜，醉花宜昼，袭其光也。醉雪
宜夜，消其洁也。醉得意宜唱，寻其和也。醉将离宜击钵，壮其神也。醉文
人宜谨节奏章程，畏其侮也。醉俊人宜加觥孟旗帜，助其烈也。醉楼宜暑，
资其清也。醉山宜秋，泛其爽也。”一云：“醉月宜楼，醉暑宜舟，醉水宜
幽，醉佳人宜微酡。醉文人宜妙令无苛酌，醉豪客宜挥觥发浩歌，醉知音宜
吴儿清喉檀板。”《觞政》这两节写了人们饮酒以及醉后最适宜的地点与氛
围，只有合乎这些标准才能算“雅”。
酒的地位提高了，雅人名士也更好当了。东晋王恭说：“名士不必须奇
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于是，便出现
了许多假名士假才人，真酒徒。清初浙江觐县周元懋就是一例。他嗜酒如命，
家中酒器重叠，田中所种多是酿酒的秫。平日四处找客人陪饮，没有客人，
就是渔樵牧竖也行。夜半思饮就找奴婢，奴婢不能饮就用大斗浇之，“犹以
为未足，则呼月以酬”。后来他呕血而死（见《清稗类钞》）。自以为“呼
月以酬”便是“举杯邀明月”的李白了，真是可笑又可悲。鲁迅先生说：“正
如李白会作诗，就可以不责其喝酒。如果只会喝酒便以半个李白、或李白的
徒子徒孙自命，那可是应该赶紧将他‘排绝’的。”（《招贴即扯》）我们
从酒在中国文化史上地位的变迁来看，其间也是有许多问题值得思考的。
粘合剂与麻醉剂
早就耳闻台湾学界有个“酒党”。这个“党”有宗旨、有纲领、有活动，
我想为了维护自己的存在，大约还会有像明代袁中郎所著《觞政》一样的“刑
律”吧。1993 年到台北参加三商行所支持的中国饮食文化基金会举办的第三
届中国饮食文化研讨会，在会上便遇到几位自称“酒党”党员的学者。他们
在会上一本正经地说：“本党是正式登记的合法组织，诸君幸勿以游戏视之。”
他们越庄敬严肃，就越使得我们这些远道来的客人摸不着头脑，不知如何对
待。不过到了宴会上，气氛全都变了。他们仿佛是从原子核中游离出的中子，
撞到哪里，哪里就会引起轰动，甚至造成宴席间客人们的重新组合。他们穿
梭于席间、行酒酬酢，挑战应战，忙个不停，而且每位皆娴于辞令，富于幽
默感，使得宴会上笑声不绝于耳。与会者多是初次相见，本来还很陌生，有
了这些“酒党同志”，大家一下子缩小了距离。原来只要是中国人，喝酒大
多是群聚哄饮，热闹非常。酒尽管十分清澈，但它是中国人之间的粘接剂，
所以老百姓有句俗语：“喝酒喝厚了。耍钱耍薄了。”意为酒可以增强人们
之间的友谊，而赌钱只能使亲朋反目。台北学界“酒党同志”闹酒用的酒都
是酷似花雕的黄酒，而且杯小如螺，闹一晚上也不会醉的，连我这个不会喝
酒的喝了二十余杯也没有什么反应。人们只是藉酒联欢而已，丝毫不伤酒德
的。因此“酒党”的有无我不甚关切，但这些自称“酒党”党徒的先生们是
以联络感情为目的的宴会上决不可少的，但也希望“酒党”同仁慎勿将立意
把客人“放倒了算”的勇敢分子纳入“党”中。
在魏晋以前，中国人对待酒是极其实用的。西汉的邹阳说它的作用是“庶
民以为欢，君子以为礼”，也就是说君子用它推行礼仪教化，老百姓用它取
乐。随着文化的进步，人的自觉意识的增长，痛苦也就随之而来。于是我们
便看到《古诗十九首》、曹操的《短歌行》等借酒消愁的篇章。人们，特别
是文化人已经懂得用酒的麻醉性来弭平自己因为痛苦或愤怒而产生的激情。
而且有时竟以醉酒表现对现实的极端厌恶，李白有句云：“钟鼓馔玉不足贵，
但愿长醉不愿醒。”如果真是一醉不醒，那么与死还有什么区别？但是许多
思维敏锐、感情丰富的“酒徒”，自阮籍、刘伶、陶潜、王绩、杜甫、白居
易、苏轼、辛弃疾直到曹雪芹等都有这个愿望。酒成为可以使人们不知世事、
忘却痛苦和烦恼的麻醉剂。但是痛苦与烦恼毕竟不完全是佛家所说的全由“无
明”所生，过错都在自家。客观存在的世事也在撞击着人们的心灵，世间的
黑暗、社会的不公可以闭目不看；万窍呼号、人间呐喊可以塞耳不听；但如
果别人作践你、打你、骂你也不能总是唾面自干吧！这不也是烦恼与痛苦的
根源吗？此时便需要“醉”，而且有时短时间醉还不行，因为短醉之后醒来，
烦恼尚未消失，便需要长醉，但不能死，蝼蚁尚且贪生。于是，晋代小说家
干宝为人们设计的“千日酒”便是最好的选择。故事说，中山人狄希能造“千
日酒”，饮之大醉千日。他的朋友刘玄石只喝了一杯，回家后便醉得不省人
事。家人以为他死了，便埋葬了他。三年后，狄希到刘家看望他，从坟中掘
出，玄石才刚刚酒醒。这大约是古人对待烦恼痛苦的最佳设计了。只需喝下
一杯“千日酒”，就可以免去一切虚耗消费、静静地睡上三年，三年之后看
一看烦恼是否过去、世道是否清明？人间是否多了点真善美、少了点假丑恶？
如果真是这样，便可以伸一伸懒腰，打个哈欠，说一声：“快哉！我醉也。”
真有点诸葛亮“草堂春睡足”的气派。如果不是如此，一切依旧，甚至更坏，
那么可以再来一杯，再睡三年。三年一周，仿佛可以等待来一个清明的世界。
这种“等待”真有点像荒诞剧中“等待戈多”，不仅无益，反而有害。如果
稍有些头脑的都去做三年一轮的荒诞等待，那世界真是没有希望了。酒消解
了一些有为者的人生的意义，这样说似乎并不过分，鲁迅小说《在酒楼上》
的吕纬甫就是一例。因此，清代的戴名世在《醉乡记》中旗帜鲜明地反对士
人们皆沉醉于“醉乡”之中。他大声慨叹：“呜呼！自刘（伶）、阮（籍）
以来醉乡遍天下，醉乡有人，天下无人矣！”他是个直面现实的人，“果有
其忧焉，抑亦不必解也”。忧愁、忧患使人深沉，也给平庸的生活带来一点
兴味。戴也因为直面现实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成了清代文字狱的牺牲者。以
酒解忧之说一开，酒囊饭袋之徒也纷纷走进醉乡演出一幕幕“为要喝酒强说
愁”的喜剧呢！
《炎黄文化精品丛书·艺事精品》前言
把琴棋书画与茶酒吃饭编在一起，并题以“艺事精品”似乎有点不伦不
类，甚至可以说有点亵渎精神、智慧领域的异卉奇葩。持有这种想法的不仅
今人有，古人可能更为强烈。清代袁枚在《随园诗话》中曾引无名氏诗曰：
书事琴棋诗酒花，当年件件不离他。
而今七件都变更，柴米油盐酱醋茶。
诗人过去沉溺于“书画琴棋”等精神领域的优游而现今不免要为物质烦
恼，这真是由雅变俗了。但这个“俗”似乎又是人人皆不可免。所以李渔十
分感慨地说：“其尽可不设而必欲赋之，遂为万古生人之累者，独是口腹二
物。”有了口腹则生计繁矣，使得再高雅的人也不能不考虑这些俗事，如果
真的没有了这些俗事是不免要产生危机的。此时即使还要“雅”下去，就不
免有些做作，甚至可以说是无可奈何的自我解嘲罢了。我们看一看明代姑苏
狂士唐伯虎的《除夕口占》诗：
柴米油盐酱醋茶，般般都在别人家。
岁暮清淡无一事，竹堂寺里看梅花。
呜呼！“柴米油盐”仿佛长了腿，都跑到别人家去，长此以往，人何以
堪！我们不免要为诗人担心，不知道他“看梅花”是否能坚持看上一天。谈
到高雅的艺事，似乎都离不开粗俗的柴米油盐，即使文士雅人仿佛对这些不
萦于怀，那是他人早已为他想到，不待肠胃空虚，精肴美馔早已呈现于面前
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中国人在吃饭上、在饮食制作上，特别是在饮酒吃茶上具有特别浓重的
审美色彩。书中所选《董小宛烹饪技艺》一篇就是绝好的一个例证。以董小
宛这样一位绝色美人，她亲手调制出的秋海棠露、梅英露、野蔷薇露、玫瑰
露、丹桂露等等真是色彩纷呈，美不胜收，说它们是艺术品，一点也不过分。
小宛并非烹饪专家，其制作尚且如此，那些技艺高超的厨师的制作更可以想
见。难怪孙中山把中国烹调列入“美术”范畴，他说的“美术”也就是我们
说的“艺事”。孙先生说：“夫悦目之画，悦耳之音，皆为美术，而悦口之
味，何独不然？是烹调者，亦美术之一道也。”（《建国方略》）可见把图
画、音乐、肴馔列在一起，皆作为审美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