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谭集-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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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而是为他们训练驯服的统治工具、选拔合格的官僚。纵观五百余年的八
股取士史（如果加上宋代以准八股文——经义文取士，共八百余年），统治
者的目的达到了。
现代人谈到封建社会的科举制度往往会嗤之以鼻，实际上它是一项相当
了不起的发明，近来有人说它称得上是中国的“第五大发明”也不是一点道
理没有。70 年代初，正当文化大革命闹得举国若狂、发誓要与“四旧”彻底
决裂之时，埃塞俄比亚皇帝塞拉西一世来访中国。这位阅历极丰富的老皇帝
在欢迎的宴会上，他还不识相地、热情地赞扬中国古人的智慧，说他们发明
了通过科举考试选拔文官的制度是很了不起的。这一制度打破世袭制，促进
了各个社会等级之间的垂直交流，使得出身下层的人们有个奔头，可以说给
每个男人（下九流除外）一个潘多拉的匣子。揆之于世界中世纪史，它是非
常先进的。即使在公务员制度没有完善的今天，它仍然有其现实意义。官吏
的来源问题，对于实现有效的社会控制是非常重要的。
科举考试是个形式，考什么才是问题的关键。这与主持者取人目的密切
相关。前面说过科考是为了选择官员，而儒家思想是封建社会主流的意识形
态，那么考试内容必然是围着儒家经典转，这是讨论科考内容的前提。有人
会说唐代曾以诗取士这个说法不准确：一，唐以诗取士产生于盛唐天宝间（750
年左右），建中二年（781）又停试诗赋，大和八年（834）又试诗赋。实际
上有唐二百余年的天下，以诗赋为考试内容仅一百年左右（见傅璇琮《唐代
科举与文学》）。而且在诗赋之外还要加试经史或策论，也没有离开儒家经
典（唐代经典还包括老子《道德经》）。二唐代尚属于实行科举考试的初期，
考什么？怎么考？都在摸索，还没有定型。经过了五六百年的探索，才选定
与封建统治者培养选拔目的最相符合、在选拔过程中又特别具有可操作性的
八股文。
八股文的结构、兴衰，读者们可以从《八股文小史》中读到，这里不赘。
我要谈的是为什么在八股文中必须“代圣贤立言”。本世纪初章太炎在议论
其政敌康有为时说：皇帝嘛，人人想作，毫不奇怪，可恶的是他竟想当圣人。
虽然“具曰予圣”（都认为自己是圣人）不行，但是“非圣”、“远圣”则
是离经叛道。读书人，特别是作为官僚后备军的各个等级的应考者，必须把
法效儒家圣贤当做自己毕生努力和奋斗的目标。有人说这是束缚思想，是的，
对于普通人来说紧箍咒是不能乱施的；可是对于只对上负责的封建官员来
说，如果在其灵魂深处没有栅栏、没有一个无形的牢笼，那是不可想象的。
传统的中国不是法制的而是人治的，即使有法（主要是刑法），也主要是为
老百姓准备的，先秦就有“刑不上大夫”之说。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保持官
僚队伍的健康就是个大问题。在中央还有言官、三法司，对官员起到一些监
督作用，例如明清两代在京的官员很少敢涉足秦楼楚馆的，因为御史的眼睛
都在盯着这些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事。至于地方官，由于天高皇帝远，他
们极有可能成为独霸一方的土皇帝，因此，依靠道德的自我约束就成为保证
官吏们不离大谱的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这一点对于准备进入官僚队伍的人
是要从娃娃抓起的，学八股、写八股的目的就在此。八股作家们每当提起笔
来就要进入圣贤的角色，设身处地地想一想，他们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经
过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训练，儒家圣贤的政治主张、道德理想、人格典范
大多都会融入他们的血液之中、主宰了他们的灵魂，并自然而然地支配了他
们的行动。尽管在以八股取士的五百多年中贪官污吏、乱臣贼子也是层出不
穷，但从整体上来说多数官僚还是符合统治者需要的。否则封建社会不能支
持那么多年。中国是那么大的国家，人口极多，地貌复杂，交通不便，明清
两代都维持了二百六七十年，主要就靠大多数地方官员自觉地（这只是相对
说）维护朝廷的方针大计，不另搞一套。近代学者齐如山在《中国的科名》
中说：“明清两朝以来，由科举进士出身的人员不知有多少万了，而大多数
是正人君子，像严嵩那样的败类，确是极少的少数，而两袖清风的宰相大臣，
则时时有之。”也就是说他们中间的大多数是符合封建规范的。所以尽管科
考内容几经变迁，只有在选定八股文为考试主要内容之后，才基本上稳定了
下来。八股文也就成为应用最多最久的一种文体。另外，我们还可以把写八
股出身的官与不懂八股的捐纳官、文化不高的“吏”作一比较，便可以看出
后者与前者的区别（现在一些历史学者在研究封建官吏的腐败时往往注重了
官，而忽视干坏事更少障碍、并更具有干坏事能量的“吏”）。这一点在封
建社会中是尽人皆知的。清代道光皇帝在接见某个外放的进士出身的官员时
说，对于捐班（指捐钱而得做官的人），我总不放心，彼等将本求利。这个
道理皇帝也知道。
有人说这种“代圣贤立言”的文章没有给读者以新的信息，而说话作文
的目的在于传达信息，那么没有信息可传达的八股文只能是不折不扣的废
话。这种责备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是这种可以说是废话连篇的文章也传达了
一个最大的信息，那就是作者对于朝廷、对于儒家学说的忠诚和他们学做圣
贤所达到的程度（当然这种空言并不完全可信，但长期说这类话、长期沉浸
在这种思想氛围中，也会对其情感发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任何时代都需要
这类“废话”。文革中的大量的学用文章、致敬电、效忠信、表态文章也属
于不传达任何新信息的，文中的内容也都在题目上，谁也不敢作离题的发挥，
不敢自己独立造词造句，甚至不敢擅自颠倒语序。例如十年浩劫当中，有位
领导干部把“灭资兴无”改为“兴无灭资”（这样更顺口一些），就因此而
遭到批判斗争。这类不传达信息的文章是远离文学的，其中以八股为最。言
志缘情、形象思维都与它不相干，最重要的是不能表达属于个人的情感与思
想（表达了个人怎么“代圣贤立言”呢），而个人性、独特性是文学的灵魂。
蒲松龄写得那么漂亮的文章而中不了举，就是因为他不能远离文学。他的童
子试题目为《蚤起》，其“起讲”为“尝观富贵之中皆劳人也。君子逐于朝，
小人逐于野，为富贵也。至于身不富贵者，则又汲汲焉伺候于富贵之门，而
犹恐其相见之晚。若乃优游晏起而漠所视者，非放达之高人，则深闺之女子
耳”！这与宗臣的《报刘一丈书》如出一辙。如果当时山东学政不是大诗人
施闰章（他是爱重文学的），这样充满感慨与讥刺的八股文是不会中式的。
蒲松龄的科考上得意仅此一次而已。
因为八股能给读书人带来富贵，许多缺少社会关怀、意在猎取富贵的人
们，是除了几本儒家经典和时文墨卷（即八股文）之外什么书也不读的。而
八股题目又在“四书”里转，特别是在童生考秀才的时候，多出小题（即字
数极少的题），童生水平又较低，所以常常出些笑话。这里举几例以结束本
文。如有个童生应试作文引《尚书·秦誓》“昧昧我思之”，误为“妹妹我
思之”。试官也有趣，在文旁批曰：“哥哥，你错了。”有文题“事父母”，
八股的第二股“承题”都要就第一股“破题”之义而阐明之，于是有应试者
此基础上写道：“夫父母，何物也？”阅者评曰：“父，阳物也；母，阴物
也。阴阳配合，而乃生此怪物也。”有些小题就一个字，如有以“鸡”为题
者。像这样的题能发挥什么经义、代什么圣贤立言？但应试者也要作。有的
“中股”就有这样可笑的句子：“其为黑鸡耶，其为白鸡耶，其为不黑不白
之鸡耶？”批阅者调侃曰“芦花鸡”。其后股写道：“其为公鸡耶，其为母
鸡耶，其为不公不母之鸡耶？”批者曰“阉鸡”。这些都是非常典型的“没
话找话”（启功先生对八股的评语），是八股中最下乘者。当然这与题目出
得不当也有关系。
说《钦定熙朝雅颂集》
现在出书像歌星“亮像”一样最讲究的就是包装。所谓“包装”不仅指
设计别致、装帧华美，而且一等名人题笺、二等名人做序也是必不可少的。
如果用这把尺子衡量出版于一百九十多年前的《钦定熙朝雅颂集》，不仅完
全合格，而且是超标准的。首先，“钦定”二字就确定了它的最高的身分和
地位。此书由内务府刊印，黄缎子封面，绵白纸作衬，刊刻精美、墨色鲜亮，
看起来真是赏心悦目，虽然它多的是富贵气，少的是文墨气（如果与传世的
宋刻世采堂本的韩、柳集一比可知）。赐名、题笺、作序是嘉庆皇帝（在当
时自然是超级名人了）一人包办，并由著名学者纪昀、朱珪、彭元瑞校阅。
这是何等的气派！
《钦定熙朝雅颂集》是嘉庆初年山东巡抚铁保编定的一部旗人诗歌总
集。全书共138 卷，收入旗人诗作者六百余人。这部书不仅在“包装”上很
“时髦”，而且在编纂过程中也颇具“现代精神”。铁保作为负责一省军政
的大员当然只是挂名的主编，实际的操作者乃是当时北方诗坛的盟主蒙古诗
人法式善。式善字开文，号时帆，学者称梧门先生，乾隆四十五年（1780）
进士，官翰林最久，结交文人士大夫遍天下。《批本随园诗话》中批语说到
式善时云：“其人诗学甚佳，而人品却不佳。铁冶亭（即铁保）辑八旗人诗
为《熙朝雅颂集》，使时帆董其事。其前半部，全是《白山诗选》；后半部
则竟当作卖买做。凡我旗中人有势力者，其子孙为其祖父要求，或为改作，
或为代作，皆得入选。竟有目不识丁，以及小儿女子，莫不滥厕其间。”这
些话听来并不陌生，仿佛说的是现代的某些爆炒得纷纷扬扬的宏编巨著。于
是，《钦定熙朝雅颂集》的来头虽大、卷帙虽繁、装帧虽美，却很少受到文
学史家们的重视。在这篇小文中我要一谈此书，如同现今一些评论家评论王
朔的小说一样，说它出现的文化意义大于它在文学上的意义。
《钦定熙朝雅颂集》可以说是专收旗人诗歌作品的第一个总集。当然在
此之前不是没有旗人诗总集的编纂。如乾隆初年宗室诗人文昭曾编《宸萼
集》。此集只收皇室近支28 家的诗歌作品，共367 首，首载雍正皇帝诗，但
未敢刊刻，更未流传。后又有伊福纳的《白山诗钞》、卓图奇的《白山诗存》，
但二者皆未编成，更未刊刻。我曾见过《白山诗钞诗人小传》的钞本，得知
此书仅收60 位诗人的作品。至于铁保在进《钦定熙朝雅颂集》之前曾刻《白
山诗介》，它只是前者的雏形，两者不能视为二书。那么这个事实便引出一
个问题，从清初到《钦定熙朝雅颂集》编成已经近二百年了，在这个时期内
清诗各种总集（如以流派、地域、时代划分的各种总集）出了有数十种之多，
旗人能诗者成百上千，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皇帝又都爱诗、能诗（乾隆是
中国古代最多产的“诗人”），为什么到嘉庆间才有旗人总集的出版呢？
一
还是在满洲人入关之前，许多归附满洲贵族的汉族士人与一些热衷汉族
文化的满洲贵族子弟就开始学习写作汉文诗了，也出现了鄂貌图、卞三元、
范承谟等小有名气的诗歌作者。后来满洲人金戈铁马，大军南下，以屠戮为
业的满洲将领有些也在杀人放火之余，附庸风雅，学写汉诗。清初有位坚持
民族立场的遗民诗人钱澄之在其长篇叙事诗《髯绝篇》中，就描写了阉党才
子阮大铖投降南下清兵后、随军向浙闽进兵过程中教授满族权贵学习写诗的
情景：“有酋（黑姓者）求学诗，唱和到五更。”在其《皖髯纪实》中更进
一步写道：“其中有黑内院者，满人，喜文墨。大铖教以声偶，令作诗，才
得押韵协律，即抚掌击节，赞赏其佳。”后来随着满人统治地位的确立和稳
定与其汉化程度的加深，旗人中出现了不少诗人。前面所说的皇帝诗人之外，
还出了许多贵族诗人。如康熙的二十一子胤禧（慎郡王）、明珠之子揆叙、
纳兰性德以及曹寅、永忠等等，皆有个人的别集刻印。唯有旗人总集付之阙
如，而且连有志此者都不多。
《雅颂集》刊于嘉庆九年（1804），距乾隆逝世仅五年。可以设想如果
老皇帝在世，它不可能刊刻，更不可能如此大作张扬。因为《雅颂集》中不
仅收录了一些为乾隆皇帝所恶作者的诗章，而且它亦与雍正、乾隆以来的文
化政策不相合。书中所选录的犯忌作者中较有名望的有赛尔赫（清太祖努尔
哈赤之弟穆尔哈齐的曾孙，著有《晓亭诗钞》），《雅颂集》录其诗98 首、
对他十分推重，而赛氏曾被乾隆点名。在查纠胡中藻诗案时（胡曾为内阁学
士，乾隆十五六年间向皇帝呈进所著《坚磨生诗集》。乾隆二十年三月，突
然下了一道上谕，指责胡诗集中多“悖逆”之词，胡遂下狱），在鄂昌家抄
出赛之《晓亭诗钞》。经过乾隆亲自勘察，斥责其为宁夏协领明泰妾所写的
《杜姬诗》是“变乱黑白”的“矫诬”之作。另外还有鄂尔泰，他是乾隆初
掌大权的辅政大学士，后也因赞许胡中藻而为乾隆皇帝所切齿。其上谕言：
“使鄂尔泰此时尚在，必将伊革职，重治其罪，为大官植党者诫。”而《雅
颂集》中竟录鄂诗75 首。由此可见，入选之人有不少是有干禁例的。从这点
来看，如果乾隆健在时刊刻此书，最轻也会受到如沈德潜《国朝诗别裁》一
样的处分：毁版、修订重刊。但更为严重的问题，更能引起乾隆皇帝不快的
还不在这里。
编纂旗人诗歌总集等于提倡旗人写诗，为旗人作诗提供范本和发表诗作
的阵地。这与雍正以来对待旗人的文化政策是互相悖谬的。八旗是满清统治
的支柱，满清历代皇帝对旗人都十分重视。物质上，旗人从上到下每个男人
都能按照等级得到一份钱粮（所谓铁杆庄稼），因此所有旗人都是满清皇帝
的天然雇员，从而对他们思想意识和行为就有所要求和规范，不许他们等同
汉人。乾隆即位后几次整顿旗务。在“胡中藻诗案”发生后，他几次以“上
谕”的形式警告旗人：“满洲风俗素以尊君亲上、朴诚忠敬为根本，自骑射
之外，一切玩物丧志之事皆无所渐染。乃近来多效汉人习气，往往稍解章句，
即妄为诗歌，动以浮夸相尚，遂致古风日远，语言诞慢，渐成恶习。即如鄂
昌（鄂尔泰之侄）身系满洲，世受国恩，乃任广西巡抚。时见胡中藻逆诗词，
不但不知愤恨，且与之往复唱和，实为丧心之尤。”（《清代文学狱档》）
还说：“满洲本性朴实，不务虚名，即欲通晓汉文，不过于学习清语技艺之
暇，略为留心而已。近日满洲熏染汉习，每思以文墨见长，并有与汉人较论
同年行辈往来者，殊属恶习。。。（鄂昌）又以史贻直系与伊伯父鄂尔泰同
年举人，因效汉人之习呼为伯父。卑鄙至此，尚可比于人数乎？此等习气不
可不痛加惩治。嗣后八旗满洲须以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