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谭集-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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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举人，因效汉人之习呼为伯父。卑鄙至此，尚可比于人数乎？此等习气不
可不痛加惩治。嗣后八旗满洲须以骑射为务。。如有与汉人互相唱和，较论
同年行辈往来者，一经发觉，决不宽待。著通行晓喻部院八旗知之。”（《东
华录》）真是两篇奇文，为什么称汉人为“伯父”，与“汉人互相唱和，较
论同年行辈往来者”就使得皇帝如此愤怒、斥以“卑鄙至此”和“不齿于人
类”呢？乾隆初即位时不是曾布告天下“人主君临天下，普天率土，均属一
体，无论满洲汉人，未尝分别，即远而蒙古番夷，亦并无歧视”吗？实际上
“布告”只是一种姿态，谁若认真对待必然会“自贻伊戚”的，杭世骏即是
一例（见龚自珍《杭大宗逸事状》）。满清统治者既然把八旗作为立国基础
和统治汉人的工具，把旗人视为战争机器，那么他们就必须保持与汉人不同
的民族特质。所谓“朴实忠敬”就是要求他们绝对忠诚、愚昧听话，绝不允
许有离心离德倾向。在乾隆看来，一旦沾染了汉人习气，离心离德就不可避
免。“胡中藻诗案”中鄂昌的表现证实了乾隆的这个想法，所以他才大动肝
火。
二
顺治、乾隆以来入关的旗人迅速接受了汉文化，它给清统治者带来的种
种问题也非始料所及。
八旗制度本来是清太祖努尔哈赤建立起来的生产、军事、行政三合一的
组织，它机动灵活、便于生产和作战，在集中统一的领导下又保留了一些氏
族部落的民主因素。它很快就显示出极大的生命力、战斗力，只几十年的功
夫就兼并了女真各部，建立了大清，继而入关统一了中国。清建立后随之而
来的两大问题，使之必须学习汉文化。一是以文化落后、人口很少的民族统
治文化先进、人口众多的汉族；武力屠戮只能强迫汉人改变服制、薙发，如
果要征服汉人的心，便得汉族地主阶级、士大夫与之合作这不是仅用武力就
可以奏效的了。还是这个可以“马上得之”，不能“马上治之”的万古常新
的老道理摆到满清统治者面前。为此那些先行投降的汉族士大夫如范承谟、
冯诠、洪承畴等先后向顺治皇帝建言要拢络汉族士大夫，起用明朝旧人，征
用隐逸，开科举士，以明朝尊奉的程朱理学为指导思想等等。谁去做这些事
情，首先是满洲皇帝及亲贵，乃至满洲大小官员。为了实现满清开国国策，
就要求满人学习汉文化。这方面顺治皇帝、康熙皇帝都是积极分子，起了带
头作用。康熙四十二年皇帝巡河，又值其五十大寿，诸臣进献鞍马等物，表
示念念不忘满清的起家立国之本。康熙不收，并说：“朕素嗜文学，诸臣有
以诗文献者，朕当留览焉。”以此表示崇尚文治和对汉文化的喜爱。这是一
方面。另一方面，为了巩固大清帝国统治必须加强中央集权。这一点在满民
族传统中是没有根的。如八旗制度初建立时，清太祖仅是一旗之主（正黄旗），
后来皇帝发展成为上三旗（正黄、镶黄、正白）旗主，但其他旗主仍有很大
权力。这是满洲社会中残存的氏族部落的民主因素，但兵权分享导致满洲贵
族的权力之争非常激烈、残酷。入关后满洲贵族迅速变为高度封建专制社会
的统治集团，兵权分享制必然会影响统治的稳固，所以必须抑制各旗主权力，
因此也就必须违背祖制，加速汉化。清史专家孟森说：“太宗（皇太极）以
来，苦心变革，渐抑制旗主之权，且逐次变革各旗之主，使不能据一旗以有
主之名。使各旗人，不能于皇帝之外，复认本人有主。盖至世宗（雍正）朝
而法制大备，纯以汉族传统之治体为治体，而尤以儒家五伦之说压倒祖训，
非戴孔孟以为道有常尊，不能折服各旗主之禀承于太祖（努尔哈赤）。世宗
制《朋党论》，其实所谓‘朋党’，实是各旗主属之名分。太祖所制为纲常，
世宗乃破之为朋党，而卒无异言者，得力于尊孔为多也。”（见《清史讲义》）
这说明在雍正初年，皇帝已经轻而易举地破除了各旗旗主对自己旗下拥有绝
对权力的分权局面，其原因就在入关后80 年中大力提倡孔孟之道（实际上是
程朱理学），也就是满洲民族逐渐背离祖宗传统而不断汉化的结果。
也是有一利必有一弊，随着“汉化”与满汉合流而来的是八旗战斗素质
下降。这就动摇了满清统治基础。这一点在雍正初年也已经显露出来。因而
从雍正到乾隆末的近八十年都在有意识地抑制满洲八旗的汉化。邓之诚先生
曾说：“雍乾时所最恶者宗室旗下沾染汉习气。”（《清诗纪事初编》卷五）
就是针对此而发的。实际上这是对顺康以来汉化政策的纠偏。统治者既希望
八旗子弟能接受汉文化中明于大体，尊君亲上，便于统治的一面；又希望他
们能够自觉摒弃汉文化中在统治者看来毫无用处的一面。用现在流行的话说
就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也正如《红楼梦》中贾政教育贾宝玉一样：
“什么《诗经》、古文，一概不用虚应故事。只是先把《四书》一气讲明背
熟，是最要紧的。”亦如薛宝钗反对宝玉写诗填词、杂学旁搜，而督促他读
“正经书”，致力于“仕途经济”一样。这些都反映了一时风气，形象地表
现了八旗子弟对汉文化的追求和统治者希望把这种追求局限在他们所允许的
范围之内。
汉化所包含的意义是极其广泛的。在统治者来看主要是学习汉文和程朱
理学。可是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正统汉族文化在明中叶已经走到穷途末路，
封建文化达到烂熟程度，并渗透到政治、学术、风俗等领域。它的迂阔和许
多不切实际的东西也引起部分清统治者的不满。城市中市民文化也在悄悄地
兴起，如戏曲小说、鼓吹性灵的诗词，以致体现了市民意识的民歌小曲、绘
画书法等等。这些对旗人有更大的吸引力。像身为辅国将军的赛尔赫竞“以
诗为性命”（沈德潜语）。文昭赠其诗云：“将军幸遇太平时，除却吟诗百
不为。”（《喜晓亭将军过访》）这在旗人中很有代表性。旗人在学习汉文
化的过程中随着其等级、文化、性情的不同，各有所取，但他们只要专爱上
一门，往往全力以赴，必期精而后止。统治者对旗人的期望往往不能如愿，
因此就产生了对内（指对满人）强调满汉分野、阻挠满人汉化的新政策。
另外八旗自入关以来，“旗”已从生产、军事、行政三结合的组织变成
军事行政组织，生产任务没有了，战争又不常有，旗人又不许另谋生计，整
天游手好闲，原来慓悍、粗犷、英勇善战的旗丁变成了手足惰窳的八旗子弟。
有钱加上有闲，很快地就清洗了从游牧民族带来的善于吃苦耐劳的特性。这
一点在清初就表现出来了。桐城的方文（哲学家方以智之叔）在《都下竹枝
词》中写道：“自昔旃裘与酪浆，而今啜茗又焚香。雄心尽向蛾眉老，争肯
捐躯入战场。”这仅仅是入关后一二十年的事情，以致后来平定“三藩之乱”
不得不借助张通、赵良栋之功。到了太平已经百年的乾隆间，八旗子弟不仅
仅是啜茗焚香了，高雅一点的吟诗作赋、拍曲唱戏，与汉族士大夫称兄道弟、
追求汉族士大夫的雅化生活方式。连雍正、乾隆皇帝也未能免俗，而且表现
得特别积极。雍正皇帝有个画像，身着明代士大夫衣巾，作“抚孤松而盘桓”
状。乾隆责备他人“侈口吟咏”，而他自己也是“惟以丹铅为务，御制诗文，
至于十万余首。。每一诗出，常命词臣注释。。”。从《雅颂集》所收的作
品中也可以看出，这些本应是纠纠武夫的满洲亲贵已与汉族士大夫没有什么
区别。乾隆第五子水瑢《独步》诗云：“独步长堤思渺然，秋晴一水接遥天。
无多风雨何憎客，似此形骸不让仙。照眼小红窥柿熟，栖身虚白委蒲团。国
华堂外寒楸影，曾与龛灯忏永年。”（卷十）这就是叱咤风云一生未离鞍马
弓箭的努尔哈赤的子孙！低层次的旗人则提笼架鸟、斗鸡走狗，养蛐蛐、揣
蝈蝈，无所不至其极。而且他们混同市井，成为大中城市中的一种特殊市民。
以上我们讲的是满洲八旗风俗变迁的大趋势，实际上乾隆时期抑制汉
化，保持八旗素质方面取得了部分成功。满清王朝之所以统治中国二百余年，
原因很多。文化上采取了有节制的汉化政策也是重要的原因，在日趋没落的
汉族地主阶级意识形态中注入了游牧民族具有生命力的因素。
三
上面所述，意在说明《雅颂集》的出版是雍、乾时期抑制满族汉化政策
的结束。汉化作为一股潮流是不可遏止的，因为它体现了旗人文化的进步与
满汉人民相处的和谐。嘉庆皇帝在序中说：“夫开创之时，武功赫奕；守成
之世，文教振兴。虽吟咏词章，非本朝之所尚；而发抒心志，亦盛世之应存。
此《熙朝雅颂集》之所由作也。”从此集的编纂和嘉庆对它的承认，可以说
是满族上层和文士公开融合于汉文化之中的标志。嘉庆序中是吞吞吐吐承认
这一点的。“夫言为心声，流露于篇章，散见于字句者奚可不存？非存其诗，
存其人也。非爱其诗律深沉、对偶亲切；爱其品端心正，勇敢之忱洋溢于楮
墨间也。是崇文而未忘习武，若逐末而舍本，流为纤靡曼声，非予命名‘雅
颂’之本意。知干城御侮之意者，可与言诗，徒耽于词翰，侈言吟咏太平，
不知开创之艰难，则予之命集得不偿失，为躭逸恶劳之作俑，观其集者应谅
予之苦心矣！”真是让嘉庆不幸而言中了。八旗子弟的汉化——无论是追逐
汉族士大夫文化，还是倾心于汉族市井文化都严重削弱了八旗的战斗力，这
必然动摇了满清统治的基础。因此，也可以说旗人的汉化过程也就是满清统
治的衰落过程。因为满人作为一个民族来说，它的文化大大进步了，文明程
度提高了，可是作为一个武装集团来说，它的作战能力则大大减弱了。
这也正应了鲁迅所说过的话，“讲话和写文章，似乎都是失败者的征象。
正在和命运恶战的人，顾不到这些；真有实力的胜利者也多不做声”。又说
楚霸王项羽“追奔逐北的时候，他并不说什么；等到摆出诗人面孔，饮酒唱
歌，那已经是兵败势穷，死日临头了。最近像吴佩孚名士的‘登彼西山，赋
彼其诗’，齐燮元先生的‘放下枪枝，拿起笔杆’更是明显的例子”（《华
盖集·后记》）。《钦定熙朝雅颂集》的编辑和由皇帝批准出版，说明了满
清统治者推行了一百余年的有节制、有限度的汉化政策（既保持满族淳朴尚
武的优良传统，又谨遵程朱理学实施的尊君弱民、“一夫为刚、万夫为柔”
道学精神）的破产。大清国从此大幅度地滑坡。八旗子弟再也不是入关之初
的所向无敌的金戈铁马强兵悍将，而是一批游手好闲的寄生虫，一帮看不到
前门楼子就会哭的窝囊废。因此区区几千个洋兵打来便束手无策，镇压太平
天国也只好借助汉族地主的武装力量。待到总结八旗文士文章的《八旗文经》
出版（光绪二十七年），就离清朝倒台只有十年了。
说“旗人”诗
近来有些专著或论文说到“旗人”或“八旗子弟”时总把他们当作民族
概念来使用，甚至直接与满族人或满族子弟划了等号，发生了混淆概念的错
误。不用说八旗之中有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八旗之分；就是满洲八旗
之中也不纯粹都是满族人，其中汉人、蒙古人、达斡尔人、鄂伦春人、锡伯
族人、赫哲族人都占有相当的数量（当然其中不少是奴隶），甚至还有俄罗
斯人。例如乾隆间镶黄旗满洲都统下属第四参领的第十七佐领，即由俄罗斯
人组成（见《八旗通志》）。因此，“旗人”即属于八旗中的人，是个身分
概念，非民族概念。过去北京人准确地称“旗人”为“在旗的”。这与说信
仰某个宗教为“在教的”一样。所谓“在”就是指他们那个与平民百姓不同
的特殊身分。这篇小文所说的“旗人诗”就是指“在旗的”人们写的汉文诗，
他们并不一定都是满族人。
现在有人论及旗人诗多爱论康熙、乾隆等皇帝们“写”的诗。但我对皇
帝写诗总抱有不信任感。因为，他们日理万机（清朝皇帝大多勤劳），又要
忙着享乐，所写诗大多出于文学侍从之手。如果不是这样，乾隆怎么可能一
生写了十万首诗，是《全唐诗》的两倍还多。他活了89 岁，约有三万两千多
天，即使他从生下来那天就写诗，也要每天写三四首之多。您想，这有可能
吗？所以他们的“诗”大多是只须开口说上一两句话（或两三字），马上就
有词臣接过来凑上一首，便收入《御制诗集》。这和当年农民写诗，臭老九
代劳一样。有些词臣对皇帝无偿占有自己劳动成果心有不甘，悄悄地再收入
自己的诗文集，如让皇帝发现，不免会有滔天之祸。这方面沈德潜便是一例。
所以，清代皇帝虽是最高和最有知名度的“旗人”，本文也不谈他们“写”
的诗。否则，你煞有其事地议论了半天，却不意在别人的诗集发现了这首作
品，该多扫兴。
本文所谈及的旗人作品多取之于《钦定熙朝雅颂集》（下面简称《雅颂
集》）。因为，这是第一部收集旗人诗歌创作的总集，虽然编纂过程中有点
“腐败”的嫌疑，例如收取“刊登费”（可见当前有些杂志收取版面费也是
“古已有之”的）、或编者为出资者捉刀代笔而作（如当今一些“作家”为
歌星、明星写“自传”），然而，此书大体上还是能反映清初至乾隆间旗人
诗的面貌的。
八旗诗人作品是有其特色的。这与其民族特点、满清统治者对旗人的约
束及其推行的遏止汉化的政策是密切相关的。例如旗人作品反映重大社会矛
盾的作品较少，但比较注重描写琐碎的日常生活和细微的个人的内心活动。
在风格上深美闳约、古奥怪奇的作品较少，大多诗人选择了通俗浅易、玲珑
轻妙的写作风格。因此在清初至清中叶这一百多年流派纷呈的诗坛，八旗诗
人最倾向性灵派。主倡性灵说的诗人袁枚在写《随园诗话》时以论鄂尔泰诗
为开篇也不是偶然的。其所标举鄂氏诗句：“揽镜人将老，开门草未生”，
“炊烟卓午散轻丝，十万人家饭熟时。问讯何年招济火？斜阳满树武乡祠”
等皆是有性情、有风趣的作品。诗话中所例举的旗人诗人如蕴端（红兰主人）、
徐元梦（蝶园）、尹继善、明瑞、明义、法式善等人作品也多属倾向性灵诗
风的。这不仅与袁氏论诗宗旨有关，也是由旗人创作实际所决定的。
为什么旗人诗人受其他诗派影响较小呢？这与旗人的集团特质有关。如
旗人诗学传统较浅，对于强调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神韵说则较难接受；旗
人所讲的汉语属于北方语系，对于注重音调涵咏的格调说则难于领会；旗人
更缺少学术传统，对于偏爱学问考据的肌理派则更是不敢问津，因此在八旗
诗人中形成了性灵说一派独兴的局面。特别是那些不得志的旗人，他们往往
以平易的诗句摅写自己的不平与苦闷。与曹雪芹交好的敦敏、敦诚、张宜泉、
明义等都属于这一类。“二敦”本为宗室，其上辈是统治集团内部权力斗争
的失败者，到了他们这一代已经很落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