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谭集-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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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义等都属于这一类。“二敦”本为宗室，其上辈是统治集团内部权力斗争
的失败者，到了他们这一代已经很落拓了，而且由于宗室的身分比一般平民
又多着一层拘管。他们在诗中直抒对于无拘无束生活的渴望。敦诚在《题枯
林系蹇图》中写道：“忍使羁縻老此生，东家俯首一长鸣。阿谁为解青丝络，
风雪教他自在行。”敦诚似乎偏爱唐代的李贺，他说过自己诗学李贺，也说
曹雪芹诗如李贺。大约李贺诗是他心目中的最高标准，可是他的创作实践说
明他更接近白居易。张宜泉的诗如窜入《小仓山房集》中更是令人难分真伪，
如：“午床簟展小堂空，积闷难消睡课中。柴米只争终日贵，人家益较去年
穷。妓楼鲜润榴裙雨，僧寺清凉蒲笠风。怪煞先秋蝉噪急，一声声出碧梧东。”
（《四时闲兴》）除了那股傲兀之气外，从遣词造句到布局命意都类似袁枚。
这种倾向也体现在《雅颂集》中，虽然集中所收诗人多在袁枚之前，但
他们的作品风格与袁氏倡导的诗风暗合。这说明旗人诗风主要还是由他们的
民族特质、汉化程度和生活经历决定的。
《雅颂集》作为一部要逞达御览的旗人诗总集，在选录作品时有许多忌
讳，例如集中选有怨怼情绪的作品较少，直接反映皇室内部权力斗争的作品
几乎没有（而在一些旗人诗别集中这类作品往往随处可见）。这是不足为奇
的。因为乾隆时期文字狱的残酷，人们记忆犹新。但《雅颂集》还是有其特
色的，从这个集子所选录的作品可以看出旗人汉化过程的足迹。他们，特别
是旗人中的“天潢贵胄”、亲王贝勒都是经过一段刻意模仿阶段，逐渐走到
心应手得、从心所欲的阶段。旗人一旦汉化后便具有不可逆转性，甚至显得
比汉人更“汉人化”一些（指汉族士大夫的腐朽一面），后来的八旗子弟简
直集汉族士人腐朽之大成。《雅颂集》是个选本，入选诸家又皆是清初至清
中叶的作品，反映旗人腐朽意识的作品还不多。清太宗皇太极之子高塞的诗
画都受到当时诗坛领袖王士稹的赞扬，曾说：“虽士大夫无以逾也。”仅就
入选的作品来看，这种赞扬是言过其实的吹捧，其诗矫揉造作的模拟痕迹还
是很明显的。在《登医巫闾山观音阁》中描写了山寺和渤海远景后写道：“自
古递相传，其中有蓬岛。安期与羡门，往事终绵邈。滉瀁失端倪，气色变昏
晓。岂识天地心，物理费探讨。泠然此游豫，何用心悄悄。”把神仙传说和
程朱的性理之学牵扯在一起而游览的又是佛寺，颇令人感到不伦不类。这说
明作者还没有把汉族士大夫安身立命的三教——儒、释、道思想协调好。在
什么情况下应该拿出什么货色应付，作者还不太清楚。高塞的这种作法使读
者感到他只是一个货物不多的小贩，只要遇到买主就把全部货底端出，任凭
人拣择。康熙之子允禧，其诗被乾隆皇帝列为《国朝诗别裁》之首，用以取
代为其所恶的钱谦益，但其诗也属于学汉族士大夫而未“化”的。《雅颂集》
中所选的《读渊明诗》就使人感到作者对陶渊明没有什么理解。诗中写道：
“尺沼无泳鳞，丛棘无翔鸾。方穿无转轮，乱杼无长纨。渊明赋归来，三径
当盘桓。弹琴与饮酒，笑歌杂长叹。。精金岂辞锻，良玉无烦镌。眷怀世已
远，斯人古所难。”且不说此诗写得极为笨拙，和轻妙自然的陶诗比起来何
啻天壤；就其所体会的陶诗中的思想意识也和陶不相于，说明刚摆脱了弓马
射骑的人们对于儒道文化所陶冶出的精英还不可能有深切的理解。这种情况
到了后来才有了很大变化。
另外，《雅颂集》中还有一些作品反映了满洲贵族、八旗子弟特有的生
活和心态。如写他们祭祀、迎神、狩猎、婚丧嫁娶中的特有的风俗和习惯，
给予读者许多知识。描写满洲贵族心态的作品更值得注意。他们处于最高统
治集团，有些还在权力中心。他们的情绪、意识曲折地反映了统治集团内部
矛盾的尖锐和斗争的残酷，有时还可以看出不同政治派别力量的消长。最高
统治者对于宗室防范极严，非奉命不能出京邑，于是就出现了一些贵族写的
向往自由、羡慕平民生活的作品。因此满洲亲贵们所写的向往隐居的诗作很
多。这与汉族士大夫描写隐居生活的诗作有着不同的含义。雍正期间闲散宗
室文昭就认为因为行动不自由，不能饱览高山大谷、浦云、江树，所以自己
在诗歌创作上不会取得很高成就。这些亲贵所写的“归隐”，也只是回到自
己经营的小小园林中去。一生谨慎小心，最终取得多疑猜忌的雍正皇帝信任，
在他晏驾之时任之以辅政的允禄，在《题乐志图》中写道：“安荣全荷圣恩
周，乐志园成不外谋。勺水拳山藏曲折，小亭疏槛足优游。野花随意凭开谢，
嘉客忘怀任去留。大隐须知城市稳，箇中容与更何求？”看来这不是表面文
章，而是出自内心的独白。经过严酷的杀戮、圈禁之后，这位“天潢贵胄”
终于从内心深处认同了最高统治者对自己的隔离。不仅与“大社会”隔离，
也与大自然隔离。他满足了属于自己的“勺水拳山”、“小亭疏槛”，不仅
不看、甚至也不想此外还有更广阔的天地。最后，作者还能以庄子提倡的“大
隐隐市朝”自慰，从而身心两安，而不逾轨。这样，他才能富贵尊荣地度过
一生。显然，这种以妥协退让而求自保的心态决非满洲文化中所固有的，乃
是接受“汉化”的结果。可见汉文化对旗人权贵意志与性格的弱化，也在诗
歌创作中表现了出来了。
汉文化是复杂的，即使处于封建社会没落时代的汉文化也有其顽强的、
积极的一面，可是旗人的汉化往往不是从中汲取向上的动力，而是沉浸在其
消极面中以消磨自己多余的精力。“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对
于衣食不愁的旗人来说更是如此。写到这里我们更可以看到八旗诗人倾心于
“性灵说”，还有更深层的原因。袁枚诗论虽然有扫除理障、突破传统的一
面，但他在诗歌创作中以诗为戏却反映了帮闲士大夫的玩物丧志、游戏人生
的生活态度。这一点也颇能引起八旗文士的共鸣。《随园诗话》在清乾隆后
能与小说《红楼梦》、《聊斋志异》并列为三大畅销书不是偶然的（林均《樵
隐诗话》）。
旗人诗歌创作确有许多不同于汉族诗人作品之处，值得深入研究。但至
今除了少数与曹雪芹有关的满族诗人（如敦敏、敦诚、永忠、明义等）之外，
大多数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像《雅颂集》这样满人诗歌总集似乎未见有人
撰文论述。本文在论及《雅颂集》时只就八旗诗人创作的文化背景的某些方
面提出了一些自己的意见，希望能得到读者的指正。
一幅封建末世的图画——读《道咸宦海见闻录》
一个镇压过太平军、捻军的刽子手，一个封建制度的捍卫者，却通过自
撰年谱的形式，描绘出大清帝国日薄西山、气息奄奄、江河日下的光景，揭
露了封建末世官场和吏治的黑暗腐败，这本书就是张集馨的《道咸宦海见闻
录》。
张集馨字椒云，别号晴斋主人，江苏仪征人，生于嘉庆五年（1800），
死于光绪四年（1878）。他只比龚自珍小八岁，道光九年（1829）中进士，
在翰林院供职，后被道光皇帝特简为山西朔平知府。以后的30 年间在山西、
福建、陕西、四川、甘肃、河南、直隶、江西等省任知府、道员、按察使、
布政使、署理巡抚等职，直到同治四年（1865）被劾革职为止。龚自珍曾说
“凡满洲、汉人之仕宦者，大抵由其始宦之日，凡三十五年而至一品，极速
亦三十年。贤智者终不得越，而愚不肖者亦得驯而至”（《明良论三》）。
张集馨早年受知于道光，可是后来的30 年中总在四五品之间困滞，没能爬上
去，因之他牢骚满腹，怨气冲天，形诸于文，就是大胆的抨击与揭露。更重
要的原因是鸦片战争的炮火敲开了中国的大门，国内外矛盾空前激化，封建
统治的腐朽和弊病都充分暴露了出来，赫然展现在不同阶级、不同地位、不
同思想的人们面前。连道光皇帝也说现在“譬如人家一所大房子，年深月久，
不是东边倒塌，即是西边剥落”，但他相信“只要住房人随时粘补修理，自
然一律整齐”。张集馨在道理上对这点也深信不疑，为报答道光的知遇之恩，
他甚至想干一番事业，但一接触到现实，看到那些卑劣、畏葸、却能夤缘时
会的满汉封疆大吏和大量“胸中蕴蓄如草芥，其口吐属如市井”的旗员和捐
班，也不由得灰心丧气。他不仅无力清除这些宦海的游尸、清帝国大厦的蛀
虫，反而备受他们的奚落和排挤。他只能用一个“忍”字，委屈求全，唾面
自干。他把对这些人、事的怨恨发泄于自己的日记、年谱之中。也许作者从
没有准备生前发表（过去只有抄本），所以他在这里无所顾忌，笔锋所至，
无论是他的上司、同僚还是下属，甚至他的亲眷（如岳丈、妹妹、表弟），
都毫不留情，对时政也放肆讥评。他把那些可恨、可悲、可痛而又可笑的真
实情况一一记录下来，嬉笑怒骂，揭露得淋漓尽致。其中所述都是真人真事，
有名有姓，有时间有地点，有原因，有结果，可以说是“五证俱全”，被揭
露的人简直无地可遁。这部年谱如在他生前发表，肯定会结怨当道，引得满
朝人群起而攻之。但也正因于此，它比史书更生动更具体，比文学作品更真
实更可信。
张集馨阅历很广，他在书中涉及的问题很多，但主要还是揭露吏治的腐
败，而且是不可救药的腐败。吏治的腐败是社会腐败的集中表现。与西欧不
同，中国的封建政权为了加强其阶级统治和压迫的职能，控制着和管理着社
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因之吏治的腐败必然会给
整个社会生活带来严重的破坏。张集馨所处的时代，正是鲁迅所说的“作不
稳奴隶的时代”。人们连最低的生活水准也不能维持，广大农民和手工业者
流离失所，人民斗争此伏彼起，社会面临着分崩离析。如果说龚自珍生活的
时代是风雨将临的时代，那么张集馨主要生活的时代则已是暴风骤雨的时
代，整个大清帝国都已处在风雨飘摇之中了。
封建官吏，是封建统治阶级对人民实行统治的支柱，他们的行为关系着
封建政权的存亡盛衰，但令作者感到悲哀的是，这些官吏大多数品德才能却
极其卑下。如龚自珍所言，衰世的特点就是“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
将、庠序无才士”。张集馨笔下展现的正是这样一幅景象。可就是这些人窃
据要津、遍布上下。官吏不仅不能实现最高统治者的要求，使国家长治久安，
反而每日每时都在用自己的行为破坏着国家的稳定。他们自觉与不自觉地制
造着官逼民反，并使统治者内部有识之士走向叛逆。清代自雍、乾以下专制
日甚，权力高度集中在上面，官吏只对上负责，把主动精神完全窒息了。做
官的最大目的就是为了升更大的官。当时有人赋《—翦梅》云：“仕途钻刺
要精工，京信常通，炭敬常丰，莫谈时事逞英雄；一味圆融，一味谦恭。”
又云：“大臣经济在从容，莫显奇功，莫说精忠，万般人事要朦胧，驳也无
庸，议也无庸。”（见《暝庐杂谈》）这些官场上的行尸走肉要升更大的官，
要满足他们更大的私欲，便巧取豪夺。弄钱，这个简单而明确的目的把古圣
先贤鼓吹的理想境界的灵光、道德规范的尊崇、法律诏诰的威严统统撕破了，
露出了地主阶级贪婪的真面目。
张集馨的书中所记录的、他所接触过的大大小小有实权的官吏，几乎是
无人不想钱，无人不弄钱。特别是督抚大员，他们是两省或一省最高长官，
由他们带头搜刮民脂民膏、中饱私囊。他们的下属更是明目张胆、无所不为。
陕甘总督乐斌通过他的幕僚彭玉亭、幸奴陈二招权纳贿，到处搜刮。直隶总
督桂良依仗着女婿恭亲王的势力，在京畿要地“贿赂公行，恬不为怪”。他
的孙子麟趾同桂良一起巡察永定河工段，“共鸠金三万余两”，“甚至部选
人员，虽极苦缺，亦必馈送二三百金，方敢到任”。“是以丑声载道，民怨
如仇。”浙闽总督庆瑞自己贪财还不算，竟认为属员送门包才是看得起主人，
以至他的属员“送门包时，门房当即拆兑，即短数分，亦必掷出补足”。被
罢斥的浙闽总督颜伯焘在回广东老家时，他的兵役、抬夫、家属、舆马仆从
几三千名，一路由所经州县供给，每餐酒席上下用四百余桌，他的扛夫每天
过县六七百名，共过了十天，可见他搜刮了多少地皮。更特殊的是，他的营
弁“包揽客商标银及各样货物，得资运送，皆得驿站夫马。既无运费，亦无
盗劫，商贾何乐不为”。这是利用公家车马，包揽运输，所赚归己，真是上
行下效。文官如此，武官亦不例外。安西府都统双成，“军旅之事，竟不知
之”，惟是“老奸巨猾，精于牟利，无他能也”。河州镇赵延烺是个“狭斜
赌博，无所不为，积累如山，著名债帅”，当债主向他讨债时，他“以酒一
壶、刀一把置案上，谓索逋者曰：‘我已穷极无聊，若人念交情，则共饮为
乐；若加逼索，则拔刀相向。’债主见其沉醉，竟不能出一语，真可谓无赖
之尤”。这竟活脱是《水浒传》中的泼皮牛二的嘴脸！琦善密保过作者，张
集馨对他有知遇之感，可是谈到琦善的侄子恭玉时，他还是如实记录。恭玉
在胜保营中带勇，参加镇压太平军的战争。他“随营至人村庄，掳掠甚于盗
贼。其把守临清时，凡客商经过，指为奸细，将货车行囊，概行留下，干没
入己，军中呼为公道大王”。大名鼎鼎的曾国藩，张集馨虽佩服他的干练，
但也如实地记录了他搜刮民财时的凶狠。张集馨考虑到江西省濒江傍湖，水
灾断不能免，又加上连年拉锯战争，户口流亡，疮痍满目；田捐赋税势难全
完，因此提出酌量情形，分别蠲缓。而曾国藩批云：“州县捏报灾区，以蠲
缓为影射，即如宿、松一带，既纳正赋，又派亩捐，彼亦百姓也。”他删去
了蠲缓字样，要求“扫数全完”。对此张集馨说：“曾帅所批，直是玩视民
瘼。平昔尚以理学自负，试问读圣贤书者，有如是之横征暴敛，掊克民生，
剥削元气者乎？”作者的议论也说明了大小官吏们把弄钱放在第一位，因之
封建社会的精神联系，即为统治者所倡导的儒家道德规范面临着深刻的危
机。连以理学自负的人尚且如此，何况那些“寸善俱无，惟知牟利”的贪墨
之徒呢！
清末官吏之俸禄有限，其欲壑、用度却无穷。一旦为官作宦，“室家赖
之，亲友赖之，仆从赖之，而又以奉上司，而又以延幕丁，而又以迎客，而
又有不可计度之需，计其所费何止一端”（梁章巨《退庵随笔》）。外官还
要向京官馈赠，即前面说到的“京信常通，炭敬常丰”之做官与升官的诀窍。
还有冰敬、瓜敬，以及告别应酬，四时节仪，名目繁多，无非都是要钱。对
于这些，作者都有记载。他赴陕西粮道留别应酬一万七千两，赴四川臬司一
万三千两，贵州藩司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