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战国人物正解-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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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难度的考察。邹忌如果对淳于髡的陈述不知所云或对答失误，那将会在稷下学士中丢尽脸面，贻笑大方，而淳于髡的希望也正在于此。邹忌不愧是高才相国，他敏锐地理解了淳于髡五句微言的实质，当场给予精彩的回答，充分表现了自己的悟性和才能，终使淳于髡折服而去。
邹忌所以能敏锐地识辨出淳于髡微言之大义，其中有他独到的思考方法。首先，他可以根据淳于髡求见的具体背景推断出其论述范围必在政治领域。淳于髡是稷下名士，在自己刚刚游说取相后前来谈论，必然会以政治问题相诘难。其次，淳于髡冲着初上任的相国而来，其谈论点必然涉及相国的政务，其阐发点脱不开相国的责任、处理君臣关系等问题。第三，淳于髡身为著名的学士，他谈论相国的政务，其思想观点必然符合于传统文化所包含的常识性的政治主张，也不会违背淳于髡要向弟子们灌输的那些政治和伦理观念。根据如上方面的基本思考，邹忌临场发挥了他高度的悟性和机敏的类比性思维，将淳于髡提出的五句微言直接提高到政治统治的高度来理解和阐发；他的阐发点始终指向君臣关系、相国的责任等基本方面；他对几个问题的阐发始终符合于社会普遍认可的政治观点。这样，邹忌始终是在复述一些基本的治国主张，但句句紧扣微言、切中要害，揭示了淳于髡陈述之语的思想实质，终于作出了一次高水平的答试。
邹忌深知这次和淳于髡对谈的政治意义。通过对谈，可以了解稷下名士对治理国家的基本主张和对自己从政的期望，对自己的工作有所裨益；同时，在对谈中充分显示自己的才能，折服稷下名士，可以争取到名士们对自己任相的支持。由于这些原因，邹忌没有拒绝淳于髡的求见和陈述，而是认真地和他对谈问题。在对谈中，邹忌始终在言行上抱以诚恳恭敬的态度，不摆丝毫的架子，同时他的回答简捷明了，毫不啰嗦，显示了他对微言要旨的准确把握。
据《战国策•；齐策》载，邹忌身材魁梧，长相颇好。一天早上，他穿衣窥镜，问妻子说：吾与城北徐公谁更漂亮？妻子回答说：你漂亮得多，徐公远赶不上你。城北徐公，是齐国有名的美男子，邹忌对妻子的话不大相信，又去问自己的妾，妾回答他说：徐公哪能比得上你呢？一会儿，来了客人，谈话之间，邹忌又以同一问题问客人，客人告诉他：徐公赶不上你的漂亮。第二天，徐公来到家中，邹忌视之良久，觉得自己还是不如徐公漂亮，窥镜自视，觉得自己相差甚远。晚上躺下后他思考说：我妻子说我漂亮，是偏爱于我；妾说我漂亮，是畏惧我而不敢实说；客人说我漂亮，是有求于我而投我所好。由这件事情，邹忌悟出了治国方面的一个深刻道理，于是入朝对田因齐讲：“臣诚知不如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之客欲有求于臣，皆以美于徐公。今齐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宫妇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内，莫不有求于王。由此观之，王之蔽甚矣！”他启发田因齐鼓励臣下对朝政提出公开批评，以避免被人蒙蔽。
三种人都说邹忌长得比徐公漂亮，这本是生活中微不足道的琐事，但邹忌却由此通过比喻联想，悟出了关于君王易受蒙蔽的深刻道理。邹忌所以能在认识上实现这一飞跃，首先在于他能尊重客观现实，如实看到自己不如徐公的实情，从而发现三人言论的荒谬性。其次还在于他有强烈的政治意识，他身为相国，一些治国的题目时时萦绕在他的脑际，这使他常常把任何问题都和治国相联系，极易产生事理的转移，形成认识上的升华。另外，邹忌联想丰富、悟性高超而又思维周密，优越的个性素质为他完成事理的恰当转移提供了保证。
齐国政治人物邹忌：他的悟性实在高超（2）
人们对事物的反映总是受到复杂的社会因素的干扰，着眼于这一情况，邹忌细致地分析了在论美一事上荒谬言论所以发生的各种不同原因。要评价一个地位优厚的人物，有些人可能因为感情因素而不见其丑；有些人会因为地位卑下而不敢言丑；有些人会因为个人需要而投好讳丑。于是，地位越高，受人蒙蔽的可能就越大，据此，高层领导人将是社会上最易受蒙蔽的人物，而鼓励臣下如实反映情况、公开批评朝政，就成了他们消除蒙蔽的重要手段。
邹忌不仅善于从小事中悟出大道理，而且善于以自己的某种认识感悟君王，对其进行事理上的启发。他对田因齐讲自己家中发生的论美一事，就是对田因齐纳谏的直接启发。田因齐在上台之初，荒于酒色，不理朝政，当时邹忌以布衣平民的身份求见，他根据田因齐喜好音乐的特点，请求为其弹琴，到了跟前，邹忌抚弦而不弹，田因齐问他不弹的原因，邹忌回答说，他所精通的是琴理，于是将琴理与社会政治关系作了一番比附，最后说：“今大王抚国而不治，何异臣之抚琴而不弹乎？臣抚琴而不弹，无以畅大王之意；大王抚国而不治，恐无以畅万民之意也。”（第八十六回）田因齐受他的启发感悟，当即表示说：“先生以琴谏寡人，寡人闻命矣！”他幡然悔悟，任邹忌为相，开始精心治国。
邹忌在谏君中，首先向对方说明一个生活中的普通事情，讲清其中的事理，这一具体事理浅显易懂，近乎常识，极易被对方接受。然后，他运用类比推理的手段，把这种事理直接用之于治国方面的某一具体问题，启发对方用现成的事理领悟出对待这一具体问题应持有的态度。在运用这种劝谏方式时，他事理清楚，类比得当、启发巧妙，使对方从小事中悟出大道理，产生认识上的深化，这一切表现了他机智灵活的思维方式。
邹忌曾把他的灵活性思维用于政治活动中，产生了积极的效果。齐国在得到几年的初步治理后，列国瞩目，田因齐遂准备及时入周，行朝觐之礼，而后假借周王之宠，以临诸侯，但田因齐当时已僭用王号，以王朝王，于理不顺，他担心这一矛盾到时无法解决，邹忌向他建议说：“夫称王者，所以雄长乎诸侯，非所以压天子也。若朝王之际，暂称齐侯，天子必喜大王之谦德，而宠命有加矣。”（第八十六回）主张在周王面前暂时取掉王号，这种灵活的变通措施解决了以王朝王的矛盾，保证了田因齐的朝王活动。
在邹忌任相的后期，齐国大将田忌和军师孙膑经桂陵之战，军功显赫，邹忌恐其将来代己为相，产生了嫉妒之心，遂导演了一场诬陷田忌的“人筮剧”，其剧目的导演和安排，表现了他政治手段的极大灵活。
邹忌悟性高超，导致他有时在政治上的过分敏感，他怀疑田忌会代己为相，对其实施诬陷，使其与孙膑一度交出军权。不久，田辟疆上台，他素知田忌之冤与孙膑之才，又复其原职，二人在马陵之战中部署军队，全歼十万魏军。战后邹忌想起自己昔日陷害田忌之事，深有愧悟，遂称病不朝，使人交还相印。这位政治上极敏感的相国从田忌、孙膑二人的复职及其军功上感到了自己的失势，自觉地退出了国家的高层政治圈。
邹忌思维灵活，悟性高超，他曾机敏地识辨出稷下名士的政治微言，将其主张用于自己的治国活动；他能从许多生活小事中发现普遍性的事理，从中悟出某些治国的方法；他善于类比推理，能用浅显的小事启发君王。在长期的政治活动中，虽有无法否认的过失，但他对齐国发展的贡献还是很大的，他的独特的思维方式和某些活动技巧对后人的政治行为有不小的启发和借鉴作用。
齐国政治人物孙膑：用兵之神无人比肩（1）
孙膑
孙膑，战国时兵家，孙武的后代。生于齐国阿地（今山东阳谷东北），四岁丧母，九岁丧父，在齐国为大夫的叔父孙乔将其养大。田和代齐时，尽逐旧室故臣，孙膑与叔父离散，与堂兄孙平、孙卓避难于周，后遇荒年，孙膑复与二兄失散，自己在周地受雇佣维持生计，年长后去鬼谷先生处拜师求学，与魏人庞涓为同学，专攻兵法。魏惠王招贤时，庞涓下山应聘，孙膑后来独得鬼谷先生作注的《孙武子兵法》十三篇。孙膑闻庞涓在魏国被重用为元帅，遂辞别老师，下山往投。庞涓嫉孙膑之才，怕他将来代替自己为帅，遂设一圈套，陷害孙膑，对其处刖刑（去膝盖骨），并诱逼他书写《孙武子兵法》。孙膑看穿了庞涓的阴谋后，他按老师的锦囊之计，以假疯之状反诳庞涓，使他放松了对自己的监视。后来齐王田因齐闻知此事，派人来魏以使者身份暗中迎聘，孙膑遂秘密逃往齐国，暂为大将田忌的上客。后来魏国恃强而四处用兵，田因齐遂任孙膑为军师，协助大将田忌与魏国进行军事争夺。在孙膑的部署下，前354年齐兵围魏救赵，在桂陵之战中大败魏军，前342年齐军救韩，又在马陵之战中全歼十万魏军，俘虏魏太子，魏将庞涓被迫自杀，从此，魏国衰弱不振，齐国一度成了军事强国。马陵之战后，孙膑拒受大邑之封，手录《孙武子兵法》，并著《孙膑兵法》，献于齐国，自己遁世入山。
孙膑是战国时代最著名的一位兵家，他因拙于世故，下山后遭到他人的算计和陷害，备受磨难，致成残废，但他在军事上才富八斗、棋高一着，他精通兵术、屡出奇谋，在两次战役中连挫魏兵，充分表现出了他高超的军事才能，是齐国历史上不可多得的人物。
以超人兵术扭转天下政局
魏国进攻赵之邯郸时，赵国向齐国割地求救，齐国派孙膑为军师，协助田忌救赵，田忌欲引兵往救邯郸，孙膑劝阻说：“赵将非庞涓之敌，比我至邯郸，其城已下矣。不如驻兵于中道，扬言欲伐襄陵（今河南睢县），庞涓必还，还而击之，无不胜也。”（第八十八回）田忌遂按这一部署作了安排。当时邯郸守将等救兵不至，投降了庞涓，庞涓收城后准备继续进兵，忽闻齐国乘虚来袭襄陵，大惊道：“襄陵有失，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当时为魏都）震动，吾当还救根本。”立即班师而回，兵至桂陵（今河南长垣西）附近，受到齐兵的伏击，魏兵损失两万精锐之师，庞涓率残军狼狈逃归。齐兵创造了围魏救赵的著名战例。孙膑在部署这次军事战役时，战略上立足于“致人而不致于人”的用兵原则，设法调动敌人，伏击歼敌。在当时的具体情况下，这是最佳的用兵方案。魏国的精锐部队在赵国，这支部队经庞涓多年训练和实战培养，战斗力较强，齐军若往赴邯郸，以疲劳之师与之争锋，胜败难以预料，而且，邯郸如果在齐军到达前失守，齐国击败魏军的可能就更小，反之，魏国的精锐之师既然在赵国，必然国内空虚，如果率兵犯魏，攻其所必救，必然会逼使庞涓回军自救，这就把敌人转化成了疲惫之师，也为自己创造了围歼敌人及充分准备的机会。值得注意的是，孙膑在部署战役中不是以占领敌人土地为军事目标，而是以全力歼敌为目标。庞涓率兵回国前的一段时间，齐军极有把握攻取襄陵，但如果贪攻取城，攻取了襄陵，必然分散兵力，不能保证在桂陵成功地歼敌，而魏国大军一到，又要发生襄陵争夺战，即使最后能击败魏军，齐国也会付出较大的代价，相比之下，这种方案是不甚合算的。孙膑集中兵力在桂陵围歼魏军，打得干净利索，代价小、战果大，是上乘的筹划。
后来，庞涓听说齐相邹忌用计，使田忌孙膑交出了兵权，暗忖自己可以横行天下，遂请率兵伐韩，魏惠王魏罃派太子魏申为上将军，庞涓为大将，起倾国之兵伐韩，不想齐国新君田辟疆已重新起用田忌和孙膑。韩国向齐求救，田辟疆大集群臣商讨是否救韩的问题，有的官员认为：“韩魏相并，此邻国之幸也。”主张勿救；有的官员认为：“魏胜韩，则祸必及于齐。”主张积极营救，只有孙膑一人默然无言，田辟疆单独问他说：“军师不发一言，岂救与不救，二策皆非乎？”孙膑点头称是，并解释说：“夫魏国自恃其强，伐赵伐韩，其心亦岂须臾忘齐哉？若不救，是弃韩以肥魏，故言不救者非也。魏方伐韩，韩未困而吾救之，是我代韩受兵，韩享其安，而我受其危，故言救者亦非也。”他向田辟疆陈述自己的看法说：“为大王计，宜许韩必救，以安其心。韩知有齐救，必悉力以拒魏，魏亦必悉力以攻韩，吾俟魏之惫，徐引兵而往，攻惫魏以存危韩，用力少而见功多。”（第八十九回）他的看法得到了田辟疆的赞同，遂采纳了他的计策。
魏国起倾国之兵伐韩，十万大军尽出，规模空前，孙膑深知这次战争干系重大，因而从战略上作了全面的考虑。不救韩国，会把魏国养大，必然有损于齐国的长远利益，而率师救韩，必然吸引魏国挥师向齐，实有代韩受兵之弊，会大损齐国的眼前利益，针对这种情况，孙膑提出了答应救韩而兵徐至的策略方针，口头上答应救韩，鼓励韩国与魏军拼力厮杀，然后等韩困魏疲时出兵击魏，对齐国来讲，迎战疲惫的魏军，胜利的把握更大，而拯救危亡的韩国，其功劳也更大。孙膑的这种策略，把齐国置于极有利的战略位置上。
不久，韩国五战皆败，危急中连连遣使往齐催取救兵，齐国派大军出发，田忌欲率军往韩，孙膑阻止说：“吾向者救赵，未尝至赵，今救韩，奈何往韩乎？”他献策说：“夫解纷之术，在攻其所必救。今日之计，唯有直走魏都耳。”田忌从其计，率大军向魏国进发。庞涓在韩国连败韩兵，逼近韩都，忽然接到齐兵犯境的警报，惊恐异常，遂下令全师归魏。孙膑运用上一次救赵时的成功经验，又一次调动了魏军。
齐国政治人物孙膑：用兵之神无人比肩（2）
孙膑知魏军将至，向田忌分析说：“魏兵素悍勇而轻齐，齐号为怯，善战者因势而利导之。吾军深入魏地，宜诈为弱形以诱之。”他建议说：“今日当作十万灶，明后日以渐减去，彼见军灶顿减，必谓吾兵怯战，逃亡过半，将兼程逐利，其气必骄，其力必疲，吾因以计取之。”（第八十九回）齐兵依计安排。庞涓含忿追踪齐兵，果然中了孙膑的“减灶计”，自忖齐军胆怯，遂选精锐二万，兼程追击，大军在后，务要击垮齐军，报桂陵丧师之仇。庞涓率前军追至马陵（今河南范县西南）险要地区，早已埋伏于此的齐军万弩齐发，庞涓料不能逃脱，自刎而死，军士全被伏兵射死。魏军大队闻前军有失，慌忙驻扎不前，时军心大乱，齐国另一支部队从后面包抄杀来，魏兵心胆俱裂，四散而逃，齐国大军乘胜接应，势如秋风扫叶，魏申被俘，十万魏军被全部歼灭。
马陵之战要图
马陵之战规模甚大，对当时战国政局发生了重大的影响，孙膑作为齐军的决策指挥人员，除战略布置得当外，在战术上也显示了他过人的军事才能。第一，他以攻魏而救韩，再一次调动敌人，以充分准备之师待疲惫之敌，成功的把握更大。这一次齐军挥师直向魏都，攻其根本，调动敌人的可能也更大，而万一魏军贪功不回，齐军可能会乘魏国内部空虚之机攻陷魏都，给魏国以更为致命的打击。第二，孙膑根据魏军勇而轻齐的特点，制定了示弱以诱敌的战术方针，设法使敌人骄傲轻敌，以便歼灭。配合这一战术方针，他采用“减灶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