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战国人物正解-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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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件事是,秦国势力大发展后,觉得七国皆称王,不足显示自己的尊贵,遂约齐国一同称帝,齐国大臣们认为这会引起诸侯的反对,主张不予接受,齐闵王田地一时主意不决。适逢苏代至齐,他闻讯后对田地说:“秦不致帝于他国,而独致于齐,所以尊齐也,却之,则拂秦之意,直受之,则取恶于诸侯,愿王受之而勿称。使秦称之,而西方之诸侯奉之,王乃称帝,以王东方,未为晚也;使秦称之,而诸侯恶之,王因以为秦罪。“(第九十四回)苏代主张采取表面接受而实则缓称的策略手法,唆使秦首先称帝而旁观其实际后果,然后再决定齐国的态度,这种手法具有更大的奸诈性和灵活性。
秦国决定伐赵,约齐国一同出兵,田地主意不定,问苏代的意见,苏代分析说:“兵出无名,事故不成。赵无罪而伐,得地则为秦利,齐无与焉。”他根据地理位置指出,伐赵即使取胜了,也只能有利于秦国,而齐无利益可沾,主张不予出兵。随后他对田地说:“今宋方无道,天下号为桀宋。王与其伐赵,不如伐宋。得其地可守,得其民可臣,而又有诛暴之名,此汤武之举也。”(第九十四回)他是齐国伐宋的第一主谋人,田地采纳了他的意见,与楚、魏联合攻伐宋国。不料,秦王嬴稷听到齐国联兵伐宋的消息后非常愤怒,表示说:“宋新与秦欢,而齐伐之,寡人必救宋,无再计。”苏代在齐国的请求下前去劝阻嬴稷,他见面后先向其表示祝贺,遂后解释说:“齐王之强暴,无异于宋。今约楚魏而攻宋,其势必欺楚魏。楚魏受其欺,必向西而事秦,是秦损宋以饵齐,而坐收楚魏之二国也,王何不利焉,敢不贺乎?”嬴稷表示说:他有救宋的意图,并就此征求苏代的意见,苏代回答说:“桀宋犯天下之公怒;夫下皆幸其亡,而秦独救之,众怒且移于秦矣。”(第九十四回)嬴稷为他的话所打动,遂改变主意,按兵未动。后来,田地在灭宋后突袭楚魏,独吞灭宋之利,楚魏恨齐国负约,果然遣使欲依附秦国,嬴稷以为这是苏代的功劳,非常感激。
苏代活动的第四件事是,长平之战后,赵国四十万精卒被坑杀,秦国名将白起率大军乘胜略地,直逼邯郸,赵国万分危急,束手无策,适逢苏代在平原君赵胜家做客,自请为赵解难。他西入咸阳,见到秦相范雎,对战局作了描述后说道:“白起用兵如神,身为秦将,所收夺七十余城,斩首近百万,虽伊尹吕望之功,不加于此,今又举兵而围邯郸,赵必亡矣!赵亡,则秦成帝业;秦成帝业,则白起为佐命之元臣,如伊尹之于商,吕望之于周。君虽素贵,不能不居其下矣!”范雎时为嬴稷的宠臣,听了苏代的分析,愕然而点头,苏代于是献策说:“君不如许韩魏割地以和于秦。夫割地以为君功,而又解白起之兵权,君之位,则安于泰山矣!”(第九十九回)范雎采纳了他的计策,遂即向嬴稷提出了受地和赵的方案,得到了批准。范雎事后以大量金帛赠苏代,苏代又去说服韩赵割地求和。两国免去了一时之急,亦对其非常感激。苏代结交权贵,以政治游说为业,但其政治态度随机而定,除去摈秦的意向外,他没有什么政治立场。苏代走到哪国,就为哪国出谋划策;他受到谁的请求和赐赏,就为谁排忧解难,从不考虑他行为所能达到的战略目标,他甚至没有政治上的战略目标。从游说活动中捞取个人利益,就是他的一切。他受苏秦的影响而从事游说,但他的政治投机性比苏秦更大。而各国间及许多个人间的利害关系是复杂的,既有相冲突的地方,又有相一致的地方;既包括眼前利害与长远利害的关系,又包含根本利害与非根本利害的关系。苏代游说中,为了达到某一具体目的,他在复杂的利害关系中选取于己有用的某些方面加以强调和夸大,有意回避和抹杀其他的方面,以引诱对方赞成自己的主张。同时,他本来是为了自己的某种目的,但在辩说时,表面上却是站在对方的立场上,似乎在替对方考虑问题,以加深对方对自己的信任,这是苏代游说中惯用的两种技巧。他在各国的利害关系中纵横捭阖,自如游刃,到处买好,迷惑别人,落得皆大欢喜。比如他曾劝阻嬴稷勿救宋国,牺牲了宋国的眼前利益,又使齐国用长远利益换得眼前利益,使秦国用眼前利益换得长远利益,齐秦各感到自己的所得利益,均感激苏代。又如他为解赵围而离间秦国大将白起与相国范雎的关系,牺牲了秦国的根本利益而保住了赵国的利益和范雎私人的利益,使范雎与赵国均很感激。苏代就是用这种办法大搞政治投机,从受益者对他的感激中得到好处。
苏代是战国中后期政治舞台上极活跃的人物,他继承了苏秦的某些活动手段,以游说为生、以游说求富贵,他的游说活动在一定范围和程度上影响了列国的政局,但由于他的政治活动没有基本的战略目标和原则立场,几乎完全是从交往者的感激中捞取个人利益,因而他的活动只能是更为卑劣的政治投机。他不属于燕国,只是由于他和苏秦的关系及其活动方式的类似,这里权将他们放在一起分析。
燕国政治人物姬哙:徒有赤心、轻信误国的政治玩偶
姬哙,战国时燕国国君,前320年至前318年在位。姬哙之父执政时,苏秦去齐进行反间活动,不久苏秦被刺,事情败露,齐闵王田地深恨燕国,欲举兵伐燕,刚刚执政的姬哙听从苏代的建议,向齐国纳质子以请和,并派使说服齐国罢兵。姬哙上台前,相国子之已在朝中结成了一股不小的势力,位尊权重。姬哙上台后继续重用子之,在苏代、鹿毛寿等人的引诱说服下,执政第三年他将君位让给子之,自己列于臣位,后来太子姬平和将军市被等起兵反叛子之,国人也怨恨子之,燕国于是大乱,齐国乘机攻占燕国,子之被杀,姬哙自缢而死。
姬哙实际执政只有短短三年,但他不懂政治,急于图进,轻信人言,最终酿成了国家的内乱。当时中原各国的改革已有三十余年,国势迅速发展,魏、秦、齐等国相继崛起,在列国舞台上各显雄姿。姬哙欲仿效这些国家,整饬政治,来一番大的作为,他上台后“不安子女之乐,不听钟石之声”,不修游宴池台,不事走马田猎,甚至亲自操作农具,耕种田亩(参见《韩非子•;说疑》),颇有点励治图强的精神。他常向人打听各国转弱致强的经验,不时征求大臣对朝政的意见,希望能有什么措施,使落后积弱的燕国迅速赶上先进国家。
各国的改革图强离不了人才,他们总是有一名贤能之相辅佐君王,主持朝政,姬哙看中了这一点,常为自己身边缺少这样的大贤之才而悲叹。有一次,苏代代表燕国去齐问候质子,回燕后姬哙问他:“闻齐有孟尝君,天下之大贤也,齐王有此贤臣,遂可以霸天下乎?”(第九十一回)苏代回答不能。他急问为何不能,苏代对他说:“知孟尝君之贤,而任之不专,安能成霸?”姬哙感叹说:“寡人独不得孟尝君为臣耳,何难专任哉!”表示他手下若有这样的大贤,必定会专而任之。苏代告诉他说:“今相国子之,明习政事,是即燕之孟尝君也。”姬哙听了苏代的话,遂让子之专决国政。
有一次,姬哙问大夫鹿毛寿说:“古之人君多矣,何以独称尧舜?”鹿毛寿一向与子之相交厚,遂回答说:“尧舜所以称圣者,以尧能让天下于舜,舜能让天下于禹也。”姬哙又问为什么禹偏偏要传位于儿子?鹿毛寿回答说:“禹亦尝让天下于益,但使代理政事,而未尝废其太子。故禹崩之后,太子启竟夺益之天下。至今论者谓禹德衰,不及尧舜,以此之故。”听说尧舜被人称颂完全是由于能让位于他人,姬哙遂问道:“寡人欲让位于子之,事可行否?”鹿毛寿称赞说:“王如行之,与尧舜何以异哉?”(第九十一回)姬哙闻言,遂大集群臣,废掉太子姬平,将王位禅让于子之,子之推让一番后就于君位,南面称王,姬哙就于臣列,出别宫居住。
让位不久,将军市被心中愤怒,率军士攻击子之,许多百姓相从,双方恶战十余日后市被兵败被杀,太子姬平亦曾支持市被,兵败后逃于深山避难,其他王室公子出奔他国,国人对子之怨声载道,恨之入骨。及齐军攻入时,燕军竟纷纷倒戈相迎,百姓奔走欢呼,子之军队顷刻瓦解。
姬哙急于国家的强盛,毫不计较个人利益,这种可贵的精神实在罕有。他善听大臣意见,意欲专任人才的风格也很值得称道,然而,他在实施自己良好意愿的过程中犯了一系列的严重错误:第一,他对自己所要专任和禅位的对象本身的情况不甚了解,就盲目交权。他把国家致强的航船放心地交给自己不曾熟悉的舵手,希望航船能在汹涌的疾风恶浪中快速进程,这种情况很少不使航船撞翻。第二,他对禅位这一件事关重大的问题,事先没有征求多位大臣的意见,没有估计民众的情绪,仅仅听信个别人的一面之词就立刻决定,反映了他政治行为的草率。他听了鹿毛寿等人的意见后,并没有从现实关系上考察其言论的动机,认真分析其目的,没有想到要听听各方面的意见,致使自己蒙蔽受骗。第三,他不明情况,盲目效法古圣的贤让。尧舜的禅让决定于远古时代不同的经济、政治及民众意识等情况,同时他们均是在自己本人干了一番大有作为的事业之后,因自己年老而让位于考察了多年的后继人。姬哙未作起码的历史比较,在执政后第三年就让位于人,仅仅想通过自己的无私禅位来赢得圣贤之名,这是极为幼稚的想法。第四,从专任子之到让位于子之,这两步走得太紧太急,他既没有对这样重大的政治措施进行充分的舆论准备,争取群众的支持,又没有给他们一个观念转变的过程。在治国图强的道路上他急于求成,至少是没有考虑到社会成员的观念转变程度及心理承受能力。
姬哙让位的出发点是良好的,对这一事情本身的评价主要应以子之政权的性质为根据,应从前后两个政治集团所行政策孰优孰劣的比较中来判断让位事件的正误。虽然关于子之的治国方面缺少可据分析的资料,但从后来事态的发展上有三点可以肯定:其一是子之上台后没有给人们以现实的利益,下层民众由于观念上的敌视而不满这个政权;其二是子之上台后未能有效地团结王室亲贵,反而激化了本来就有的矛盾,削弱了燕国势力;其三是他执政后身边没有吸引到杰出的人才,他身边只有一个鹿毛寿,在率兵拒齐时一战即溃,兵败被杀,其才能可想而知。据此可以看到,无论子之本人胸怀怎样的宏图大志,也不管他是否具有真正的为国之心,他从根本上不是一个优秀的政治人物,故此姬哙让位于他,是一个严重的政治失误。许多人认为子之是一个政治阴谋家,认为是他和苏代、鹿毛寿等人设下圈套,欺骗姬哙以位相让。事实上,给子之的政治动向作任何结论的材料根据都不充分,也没有根据能够说明子之对他们二人的勾结利用。苏、鹿二人极有政治投机的可能,但未见子之操纵他们,这个账不能算在子之的头上。我们只要能看到子之不是一个优秀的政治人物,也就足能理解姬哙让国的失误。
姬哙急于强国,他政治意识幼稚,盲目效法别国及古代圣贤,轻信政治投机人物的一面之词,把王位拱手让给了自己并不了解和不具政治水平的人物,引起了国内政局的动荡及齐国的入侵,几乎断送了国家。他是一个不成熟的政治人物。
燕国政治人物姬平:临危受命,一心复仇强国(1)
姬平,战国后期燕国国君,姬哙的儿子,前311年至前279年在位,约与赵武灵王、齐闵王同时。姬平初为燕太子,姬哙让位时将其废掉。子之上台后姬平协助将军市被反叛,兵败后,与太傅郭隗一同逃往无终山避难。后来齐军攻入燕都,志在灭燕,引起了燕国民众的反对,姬平被国人自山中寻出,奉以为君,是为燕昭王,郭隗被任为相国。姬平上台不久,齐兵在燕民的一致反对下班师撤归,姬平乃回归燕都。燕昭王复国后他志在复仇,卑身厚币,筑“黄金台”招徕天下贤士。经过近三十年准备后,他乘齐国政治危机之时,派大将乐毅率军攻破齐国,占领七十余城,国势达到极盛。姬平晚年迷信长生不老之术,他长期服用方士炼的神丹,引起内热发病,在乐毅部署进攻齐国最后两城时死去。
姬平继位于国破时的危难之际,经过约三十年的努力,几灭强齐,国势达到极盛,他是燕国历史上最为开明和政绩最大的君王。
筑“黄金台”招贤
姬平的父亲姬哙死于齐国之难,燕国蒙受了重大的损失,姬平对此耿耿于怀,他一复国就对相国郭隗讲:“先王之耻,孤早夜在心。若得贤士,可与共图齐事者,孤愿以身事之,唯先生为孤择其人。”(第九十一回)郭隗对他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人派他的亲信持千金去求购千里马,这个亲信半路上见到许多人围着一匹死马叹息,经打听知道这匹死马生前日行千里,不可多得,于是亲信以五百金买下了这匹马骨,回去后对主人解释说:“我以五百金买下千里马的尸骨,这一奇事必定会迅速传扬开来,人们会议论说:‘死马且得重价,况活马乎?’人们自然会争相将名马送来。”果然不到一年,这个人得到了三匹千里马。郭隗讲完这则故事后对姬平说:“今王欲致天下贤士,请以隗为马骨,况贤于隗者,谁不求价而至哉?”(第九十一回)他希望姬平能在他身上作出一个重贤的姿态,以便吸引贤才。姬平觉得郭隗的话很有道理,于是为郭隗筑起宫室,以弟子的身份执礼听教,亲自为郭隗供奉饮食,极其恭敬。又在易水旁筑起高台,积黄金于其上,以奉四方贤士,起名“招贤台”,又名“黄金台”(后世亦称“燕台”,故址在今河北易县东南)。于是,姬平好士的名声传遍远近,赵、齐、魏等国的人才纷纷前来,这些人中有剧辛、驺衍、乐毅等,燕国一时人才甚众,姬平均对他们以厚礼相待。另外,姬平在执政期间还悼死伺孤,恤民养兵,与士卒同甘苦,他深自韬晦,积极做伐齐的战略准备,以便待时而动。
不久前齐国入侵,燕国之民团结一心,驱走入侵之敌,这表明了燕民较强的爱国意识,在积弱衰微的境况下,要想强盛国家,只有打起爱国复仇的旗帜,才能有效地团结国民,振作人心,最终实现强国的目的。同时,燕国僻居北地,与中原交流往来较少,文化上的落后使他们本国未能造就出超群的人才,人才短缺一直是燕国的重大不足,它现在成了强盛国家的严重制约因素。姬平以招徕人才为实施政治目标的根本手段,可以说是抓住了振兴国家的关键。
燕国黄金台遗址
唐代李白有感自己身边居于高位的青云之士缺少爱才之心;深赞燕昭延王姬平筑台纳贤一事。写有一首《古风》曰:
燕昭延郭隗,遂筑黄金台。
剧辛方赵至,邹衍复齐来。
奈何青云士,弃我如尘埃。
珠玉买歌笑,糟糠养贤才。
方知黄鹤举,千里独徘徊。
唐初陈子昂曾登上故址在今北京城西南的碣石馆,缅怀当年姬平的招贤之举,写了《燕昭王》一诗,抒发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