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99-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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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洛克、笛卡儿等都有所研究，就是古代的欧洲思想家，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伊壁鸠鲁、德模克里特等，也有相当了解，在其译著中对他们都有深浅不同的介绍。在他留学英国时（1876—1879），正在广泛传播的达尔文进化论，以及哲学中的实证论、不可知论等，对他的思想影响特别大。他一生最活跃的时期是甲午战争后到戊戌政变前这3年，除译述《天演论》等外，还创办天津《国闻报》，发表了几篇震动一时的鼓吹变法救亡的文章：《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辟韩》。他高举西学旗帜，对旧学进行全面地理论批判，包括宋学义理、汉学考据辞章等，都是“一言以蔽之”，“曰无用”，“曰无实”；揭出制艺八股的三大罪状：“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他醉心于西方的文化学术思想和社会政治制度。批评洋务派的“新政”，只不过是“形下之粗迹”的汽机兵械，并非西方的“命脉之所在”；他认为真正的命脉是“于学术则黜伪而存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前者指西方的自然科学、逻辑学和社会政治学说，后者即西方的国家政治制度与自由经济政策。这就是说，西方的强盛源于学术思想，“彼以自由为体，民主为用”；中国当前的需要首在学术思想的自由与民主。他指出旧学之所以无用、无实，根源即在并不是从考验事实出发，而是从古书成训的教条出发；不问理之然否，而只盲目对之崇信不疑。他以自然科学的朴素唯物观点，强调知识要经过事实的验证；人的主观认识应当符合于客观实际：“西学格致，一理之明，一法之立，必验之物物事事而皆然，而后定之为不易。”他坚决反对“师心自用”，“强物就我”。他还强调要读“无字之书”：“吾人为学穷理，志求登峰造极，第一要知读无字之书。”“夫理之诚妄，不可以口舌争也，其证存乎事实。”因此严复成为清末鼓吹变法自强，提倡“尊今叛古”、“尊民叛君”民主思想的最出色的理论家与宣传家。康有为、梁启超等不能直接阅读西方著作，只能从间接所得，附会于原来所接受的孔孟陆王（包括王夫之）儒家旧学，以倡导反对专制的维新理论。严复于西方学术造诣之高，对西方社会了解之深，当年举国无出其右者，在这一方面，康、梁就显得逊色多了，因此，梁启超称严复为清代输入欧化之第一人。蔡元培也说：“五十年来介绍西洋哲学的，要推侯官严复为第一。”由于甲午战败的刺激，他翻译了《天演论》，1889年出版后，立即轰动全国。　　《天演论》是严复译赫胥黎著《进化论与伦理学》一书部分内容的书名。原著1883年才出版，严复翻译西方学术名著就是从这一部书开始的。赫胥黎是达尔文学说最热烈的宣传家，不疲倦地撰文捍卫达尔文的进化论，可以说，他的活动和著作影响了一个时代，推动了科学的发展。赫胥黎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为生物界的发展规律，生物是不断进化，决非自古不变。“物竞”即“生存竞争”、“物争自存”；“天择”即“自然选择”，自然淘汰。“以一物与物物争，或存或亡，而其效则归于天择。”“一争一择，而变化之事出矣。”他认为这种生物的发展规律，也可以用来解释一切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天演论》“物竞天择，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进化规律，同中国传统的“厚古薄今”，“今不如古”的观点完全相反。对于已经感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种种不足和诸多缺陷，而希望变法维新的中国知识界，这不仅是一种自然科学学说，更是一种社会学说，自具有特殊的吸引力。加上严复那种典雅直逼先秦诸子的文笔，这本薄薄的6万字左右的“西书”，风靡一时，发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几年之间，“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已成为社会上流行的口头禅。由此胡适改名为“适”，陈炯明取号为“竞存”，可见其对士人的影响了。严复在翻译此书时，首倡“信、达、雅”三条标准，多是意译，不择直译，常常就原著某一思想或观点，脱离原文，插入自己的见解，有的注明“复按”，有的夹译夹议未作注明，使这书同中国的现实结合得更紧密。因此鲁迅说严复，“做了天演论”。在晚清面对列强“瓜剖豆分”的威胁之下，此书向全国敲起救亡图存的警钟，在当时维新运动中起到了舆论指导和思想武器的作用。尽管我们认为社会达尔文主义是不科学的，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并不是互不搭界，自然观与世界观、历史观是相互有影响的。在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中，自然科学的发展与人文主义思潮，是同步发展、相互影响的。关于达尔文的《物种起源》，马克思说过：“达尔文的著作非常有意义，这本书我可以用来当作历史上的阶级斗争的自然科学根据。”①　毛泽东当年很受《天演论》的影响，在《伦理学原理》的批注中，他常常运用进化论的观点。严复“做了”《天演论》，值得后人永远纪念。因为进化论的思想，终究是导致中国人学习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历史观的先河。因此，毛泽东晚年在会见英国前首相希思的时候，还赞扬了赫胥黎。


第二部分：从《纲鉴易知录》到第一篇史论读严译名著（2）

　　1905年出版的《穆勒名学》，是毛泽东读到的头一本讲逻辑学的书。作者穆勒是一位有创新精神的学者，他在继承培根逻辑学的基础上，建立了一套新的逻辑体系，他排斥演绎逻辑，而重视归纳逻辑，对归纳逻辑作了深入细致的研究。他同时强调，新的逻辑学不应简单反对旧的逻辑学。严复的译本只是这讲演绎逻辑的那一半，另外讲归纳逻辑的那一半，因为老来精力不济，没有译出。这是一本近30万字的颇为艰深的学术著作，读来是很吃力的。　　逻辑学是关于思维形式及规律的科学，研究概念、判断和推理及其相互联系的规律、规则，以帮助人们正确地思维和认识客观真理。先秦诸子中的“名家”公孙龙子、惠施等人，号称“辩者”，因而严复就借用，把逻辑学译作《名学》。墨子、荀子都研究过名实关系的逻辑问题，《荀子·正名篇》是著名的逻辑著作。可是在晚清时期，西方的逻辑学对于中国学人还是一门比较生疏的学问。自西方教育思想和教育学制传入中国后，旧时的中学多设有“论理学”课程，这是日本人对逻辑学的译名。毛泽东一生对哲学怀着极其浓厚的兴趣，也很爱读逻辑学书，是从《穆勒名学》开始的。他读这本书时还只有19岁，就接受了逻辑学的原理，此后他一直十分重视思维的逻辑性，写作的逻辑性。　　如1920年7月，新民学会会员罗学瓒从法国给毛泽东写信，就他在国外见闻中举出许多实例，深有所感地谈到四种迷，即属于对外界事物的认识和判断的四种错误：第一是感情用事，无论处事接物，都拿感情的好恶来断定事物之是非，这就叫“感情迷”；第二是无普遍的观察，总是拿一部推断全体，这就叫做“部分迷”；第三是无因果的观察，总是拿一时现象判断结局，这就叫“一时迷”；第四是不观察对象的事实，每以主观所有去笼罩一切，这叫做“主观迷”，也可说是“信仰迷”。毛泽东在12月的回信中，对这种认识上的错误的指责：感情用事，时间与空间上的以偏概全，以主观概客观，极为欣赏。回信说：“四种迷，说得最透彻，安得将你的话印刷四万万张，遍中国每人给一张就好。感情的生活，在人生原是很要紧，但不可拿感情来论事。以部分概全体，是空间的误认。以一时概永久，是时间的误认。我近来常和朋友发生激烈的争辩，均不出四者范围。我自信于后三者的错误尚少，惟感情一项，颇不能免。”“我于后三者于说话高兴时或激烈时，也常时错误。不过自己却知道是错误，所谓明知故犯罢了。”虽然这四种错误不属于一般理解的逻辑错误，却反映了毛当年如何注意从逻辑学的角度辨别正误，从而发现自己的主观随意和对客观认识不足之处。　　又如，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这样谈到逻辑问题：“文章和文件都应当具有这样三种性质：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准确性属于概念、判断和推理问题，这些都是逻辑问题。鲜明性和生动性，除了逻辑问题以外，还有词章问题。现在许多文件的缺点是：第一，概念不明确；第二，判断不恰当；第三，使用概念和判断进行推理的时候又缺乏逻辑性；第四，不讲究词章。看这种文件是一场大灾难，耗费精力又少有所得。一定要改变这种不良的风气。”1959年，毛泽东指示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编辑了一套“逻辑丛书”，严译名著有两种收入了这套丛书之中，那就是这部《穆勒名学》和英国耶劳斯的《名学浅说》。　　孟德斯鸠是18世纪政治哲学家，他于1748年脱稿的《论法的精神》，是政治理论史和法学史上划时代的巨著，可说是奠定了现代政治科学的基础。他根据政府实施政策的方式，将政体分为三类：一是共和政体，“国中无上主权，主于全体或一部分之国民”；一是君主政体，“治以一君矣，而其为治也，以有恒旧立之制度”；一是专制政体，“治以一君，而一切出于独行之己意”。他认为，共和政体基于道德，君主政体基于荣宠，专制政体则基于刑威。书中最重要的思想是三权分立说，“无论何等政府，其中皆有三权之分立：曰立法之权，曰行政之权，曰刑法之权。”这三种权力必须分别授予不同的人和团体来执掌，独立行使，才能最有效地促进自由和避免弊端。如果“三权者合，既议其法令，又主其施行，又审其所行者与法之离合，是宪（立法权）政（行政权）刑（司法权）三权者聚而集于一人一众之身，是一人一众者，无论为贵族，为平民，其治皆真专制，虽有粟且不得食，国群自由云乎哉！”①严复在清朝末年译出此书，对于抨击专制帝制，鼓吹民主共和，有明显的作用。　　严译名著八种中，当时最使毛泽东感兴趣的还有《群学肄言》，下面另一节再谈。　　多年之后，毛泽东写《论人民民主专政》，把严复列为“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之列，可见对他的推重了。


第二部分：从《纲鉴易知录》到第一篇史论读《群学肄言》（1）

　　在严复翻译的八大名著里，对青年毛泽东影响最大的，除《天演论》外，大概要数英国斯宾塞的《群学肄言》了。八大名著以《天演论》、《原富》、《法意》、《名学》为最著名，《群学肄言》等其次。斯宾塞是一位自学成才的学者，对哲学、社会学、心理学和自然科学都有研究，著作甚多。在他的著作中，力图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总结为一个综合哲学体系，并且要用来取代中世纪统治思想界的神学体系。他强调用科学方法来研究社会现象。这本被严复译为《群学肄言》的书，原来的书名是《社会学研究法》。《群学肄言》于1903年出版。在“译余赘语”中，严复这样谈到他翻译此书的缘起：“窃以为其书实兼《大学》、《中庸》精义，而出之以翔实，以格致诚正为治平根本矣。每持一义，又必使之无过不及之差，于近世新旧两家学者，尤为对病之药。”严复在戊戌时期没有直接参加康梁的政治活动，维新变法失败之后，他虽然还在提倡西学，但对政治态度却日趋保守，对中国旧学日益推崇。这里指的“新”，即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他想以斯宾塞的阶级调和论去抵制当时的革命运动。他译甄克思的《社会通铨》，也出自这种企图。当时就遭到章太炎的驳斥。　　毛泽东读这本书，是由于黎锦熙的推荐。黎是他在第一师范求学时最敬重的教师之一。1915年9月黎到北京任职之后，毛还同他有书信往来。1920年的信中说：“先生及死去了的怀中先生，都是弘通广大，最所佩服。”可见仰慕之深了。在现在保存下来的黎锦熙日记中，就记载了他介绍毛研读《群学肄言》的事（1915年7月15日、20日）。　　1915年9月6日给萧子升的一封信中，毛泽东谈到他读过这书之后的心情：（黎君邵西）“于是又介仆读《群学肄言》‘缮性’篇。仆因取其书观之，竟，乃抚卷叹曰：为学之道在是矣！盖是书名《群学肄言》，其实不限于群学，作百科之肄言观可也。”　　严复在“译群学肄言序”开头即说：“群学何？用科学之律令，察民群之变端，以明既往，测未来也。肄言何？发专科之旨趣，究功用之所施，而示之以所以治之方也。”《群学肄言》全书共16篇，从第五至第十二这8篇，分述了研究社会学时，常常遇到的来自8个方面的困难或者偏颇。　　第五篇“物蔽”。讲的是客观世界、客观事物（物）往往因一些因素的影响而不能正确认识（蔽）。这些因素例如载记传闻多有乖谬，认主观之变为客观，成见，私心，处境不同而见有明暗，以间接之知为直接之知，肤浅的观察只看到表面现象而看不到实质，此外还有时间空间的因素。书中说：“物蔽也，固常有也，知而谨为之所，足矣。”　　第六篇“智”，讲的是智力受到的拘束。其中举例谈到：以己度人之不足恃，因果难稽，物理之繁，非心能之简者所能副，世事纷纭复杂，变化万端，浅见者囿于习惯，以己见判定是非，可说是智力受到的一大拘束。作者并且预言，后世必有不同于今天的是非标准。　　第七篇“情瞀”，讲的是因感情引起的愚暗。例如卞躁者以公理之不可胜而怒之，人心竦于势力，久处于积威权势之下者，难与言一群之是非，史家也因为崇尚权力而详写帝王将相，而不注意平民生活等。　　第八篇“学”，讲的是教育方面的偏颇。有两种教育主张：“其一曰为己之教，其一曰为人之教。为己者主于相胜，为人者主于相亲。”认为战争有利于促进社会进步，所以为己之教未可厚非，可是其积极作用有一定限度，过度了就有害。因此为己之教必不可终行。为人、为己二者不可偏废。　　第九篇“国拘”，讲的是褊狭的爱国心。爱国人同此心，而褊狭的爱国心又人同此蔽。因为能够爱国，国家得以存在，而褊狭的爱国心又会惑乱人群的心理，这是社会学中一个很复杂的问题。爱国之过与为己之私，同出于一源，然为己之私易见，而爱国之过难知。怀有褊狭的爱国心就不可能研究社会学。　　第十篇“流梏”，讲的是行业的偏见。书中举例说明了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偏见，分析了这些偏见产生的原因以及它的利害。　　第十一篇“政惑”，讲的是政治方面的偏向。斯宾塞认为，效果与动机常常是不一致的，甚至常有适得其反的事。“自我观之，则勤于耕者不必多稼，畜于财者不必善贾。而事效相反者，亦频频有之。不独一身一家之中然也，一国天下莫不如此。”希望的结果不一定出现，出现的结果却又不是所希望的。主张革新的人怀着良好的愿望，却不一定能看到新也有新的弊端，而反对的意见却可以匡正其过头的做法。主张保守的人习惯于遵循旧章程，“而不知凡古圣先王所创制者，要皆为一时之法，于其所遭之运会为最宜，然道德典章，无亘古不变者也。”斯宾塞认为，在一个社会中，这两种主张都“不可偏废”。


第二部分：从《纲鉴易知录》到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