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99-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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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芋园问学及对留学的态度印象最深的老师——杨昌济（2）
1909年杨昌济去英国深造时，与杨毓麟、章士钊等同入苏格兰阿伯丁大学，系统研读西方哲学史、伦理学史以及当时欧洲流行的各种哲学流派的学说。尤对伦理学上之禁欲、快乐、功利、利己、利他种种主义，对比中外古今，进行考察研究。同时注意调查英国风俗习惯，大至言论自由、通信自由，小至不说谎，不随地吐痰等文明礼貌，都加注意，作为借鉴。1912年在阿伯丁大学毕业，得文学士学位。接着往德国考察教育9个月，并旁及政治法律等。在波茨坦离宫参观时，得一印象极深之事：德皇威廉一世曾为扩建皇宫，强行拆毁一磨房。主人向法庭控告，法庭依法判决德皇赔偿损失，重建磨房，德皇只得执行。为此事他在《达化斋日记》中写道：“西人之尊重法则不屈于权势有若此者，乃东洋人之所未梦见也。” 杨昌济于1913年春回国。这时清朝已被推翻，成立了民国。湖南督军谭延辏胙永克鋈魏鲜〗逃境ぁＫ牧羧铡⒘粲⑼Х对村サ热耍馐倍荚诒本┱绷俗艹ぃ皇歉鋈戎允送镜娜耍霾豢献龉伲ζ傅胶细叩仁Ψ堆＃ㄇ吧砦缆词樵海┙彩诼桌硌А⒔逃Ш驼苎У瓤纬獭８呤κ呛系笔钡淖罡哐Ц彩堑谝淮紊枵饫嗫纬蹋跋旌艽蟆Ｋ且桓雎杉杭稀焓录险娴娜恕Ｋ呀淌榈弊髦丈淼氖乱道醋觥４铀摹洞锘占恰分锌梢钥吹秸庵痔取Ｈ�1914年7月5日：“长沙县公署委余为湖南第一联合中学校校董，余辞之，谓余将担负第一师范学校修身科之全责，加以教育每星期约20余小时，不得不以全力注之；联合中学校校董负责重大，未敢兼营，恐致于两方面俱不能尽其责任。”关于他在湖南高等师范学校任教的影响，当年的学生舒新域在解放前出版的《我和教育》一书中，这样写道：“在人格上最使我受感动者为杨怀中先生。……当时他教我们的伦理学。他的道德观是融合中国的性理学与英国的功利学派的伦理观而贯通之，故极重实践。其处世接物一本至诚，而一切都以人情物理为归。他律己极严，不吸烟，不饮酒，读书作文均正襟危坐，处以虔敬。但对他人则并不强加干涉，常谓美之所以为美，须有多态统一，于人亦然，只要其行为不害及群众，应听其自由。在经济上尤为耿介，除以劳力所得，绝不妄取一文。” 杨昌济自幼深受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儒家典籍的熏陶，服膺孔孟程朱的学说，他的思想基本属于儒家，不过他毕竟在外国留学10年，接触到了西方近代思潮和西方哲学。因而他能够联系欧洲学术思想来重新解释孔孟程朱陆王的学说，他的思想已经不同于传统的儒家。尽管杨昌济在思想史上远没有康有为、谭嗣同那样显赫的地位，但就其思想的倾向和分野来说，他也属于近现代新儒家的一员。《达化斋日记》中记有这样一段：“为生徒讲教育学史，至培根之倡实验派哲学，与笛卡儿之倡推理派哲学，因言朱晦庵之学近似培根，王阳明之学近似笛卡儿：一则求理于事物，一则求理于吾心。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学则有实验之意，思则有推理之意。又《大学》八条目中之格物致知，亦可作如是观。格物则实验之事也，致知则推理之事也。王船山《读四书大全说》辩格物致知之义甚详，船山时时辟象山阳明，而其所论致知之功夫，乃与陆王之说合，亦当注意之事也。培根以前之学问，多研究社会问题。培根乃一转其方向，使学者之心力，专用之于研究自然现象，乃启近世科学之门径，其有功于人类者不小。有治身治心之学，伦理学是也；有治人之学，政治学是也；有治物之学，理化博物诸科是也。吾国前此学问，于治身治心治人之学，未始无所研究，独缺于治物之学，此物质文明所以不能发达也。”（1914年3月18日）这样从中国重精神文明而论述物质文明不发达，“独缺于治物之学”，即自然科学自古不发达，这种观点是非常切实非常深刻的。中国确实产生不出而缺一个培根。由此可见杨昌济学术思想之一斑。 杨昌济的新儒家思想，是不是可以这样看：一方面，他继承了王船山、谭嗣同的遗产；一方面，他又接受了西方近代思想，例如民主与科学的影响，而加以融会贯通。在《达化斋日记》中，多处说到王船山，例如说：“吾国人不惑于风水之说者鲜矣，虽朱子犹惑焉。近世如魏默深、曾涤生、郭筠仙、刘霞仙，皆有此迷信；船山独卓然不惑，力排五行术数之说，此其所以为卓绝也。”（1914年6月25日）“船山一生卓绝之处，在于主张民族主义，以汉族之受制于外来之民族为深耻极痛，此是船山之大节，吾辈所当知也。今者五族一家，船山所谓狭义之民族主义不复如前日之重要，然所谓外来民族如英法俄德美日者，其压迫之甚非仅如汉族前日之所经验，故吾辈不得以五族一家，遂无须乎民族主义也。”（1914年6月24日）当时能够把对民族主义的理解从反满发展到反对帝国主义，不能不说是杨昌济的远见卓识。 他教书不是照本宣科，往往将自己的心得，如《论语类钞》和《达化斋日记》中的有关篇章，向学生讲解，以启发学生触类旁通，独立思考。《达化斋日记》里记下了一次讲课的内容：“余尝教人以有胜于无，动胜于静，乃是为太无作为之人而立论；其实有为固不易，有不为亦不易。社会时时要求我做事，欲拒斥其不合为者，非有十分之果断与定力不能。船山尝言：‘动固动也，静亦动也；动则使静者动，静则使动者静，皆非用力不可。’此说正与力学惯性之法则相合。”（1915年3月17日）杨昌济征引王船山的意见而加以发挥。这种动静观给了毛泽东很大的影响，他完全赞成杨昌济的“动胜于静”的观点。杨昌济自己多年实行冷水浴、静坐、废止朝食三种健身法，毛对后两种则并不盲从老师。他在1917年写的《体育之研究》一文中说：“人者，动物也，则动尚矣。……动以营生也，此浅言之也；动以卫国也，此大言之也；皆非本义。动也者，盖养乎吾生、乐乎吾心而已。……愚拙之见，天地盖惟有动而已。”好动，强调运动和斗争，不仅在哲学观点上，后来几乎成了毛泽东性格的一部分，终其一生都是如此。 《达化斋日记》中常见对谭嗣同的推崇。日记里回忆了当年同谭的接触：“谭复生于戊戌年在湖南创立延年会，其命意在于省去无谓之应酬，以所省出之精力时候读书办事。谓计人寿命之修短，不以其年龄之多少，而以其做事之多少；如做事多则虽中年亦可云寿考，如做事少则虽耄耋亦可云夭亡；省去无谓之应酬，则人人可多办事，人人延年益寿矣，故曰延年会也。”（1914年6月2日）“戊戌岁曾在南学会发一问（如何理解‘天地之大德曰生’）。谭复生答云：‘于圣贤微言大义晦盲否塞之秋，独能发如此奇伟精深之问，此岂秦汉以下之学者胸中所能有哉？兹事体大，余亦何敢论断，总之以民为主，如何可以救民，即以如何为是，则头头是道，众说皆通矣。’”（1914年10月15日）
第三部分：芋园问学及对留学的态度印象最深的老师——杨昌济（3）
在谭嗣同那里，杨昌济不只是接受了他的维新主张和“以民为主”的民主思想，还改变了自己对佛学的看法。《达化斋日记》里从谭嗣同的《仁学》中摘引了两大段谈论佛学的文章，接着说：“援儒入释，昔贤所讥，然沟通儒释之巧，未有过于以上所钞之二段者。余习闻儒者之言，颇不甚满意于佛说；谭浏阳乃重佛若此，使我意为之一转。余现虽尚未研究佛学，已确认其哲学上之价值矣。”（1914年6月19日）由此杨昌济对佛学也产生了若干兴趣，似乎也接触了一些佛教典籍。日记里记下了友人的一段谈话：“《四十二章经》似《论语》，《圆觉经》、《楞严经》似《大学》、《中庸》，《大乘起信论》似《孟子》，《六祖坛经》似《传习录》，《华严经》似《周易》，《祖宗八要》似论理心理。”（1915年4月7日）这种影响甚至也传递到了毛泽东的身上，1920年6月7日，他给黎锦熙的信中就表示了“文字学、言语学和佛学，我都很想研究”。我们不清楚他是否作过直接的研究，但《仁学》中间谈到的某些东西似留下了痕迹。例如，《仁学》中说的：“佛之所谓眼耳鼻舌身，孔皆谓之身”（转引自《达化斋日记》1914年6月18日）。后来毛泽东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中说：“无数客观外界的现象通过人的眼、耳、鼻、舌、身这五个官能反映到自己的头脑中来”。这5个字，至少这个“身”字，就是从那里借来的。 在杨昌济心目中最大偶像应该说是曾国藩。这一位湖南老乡是中国近代史上关系极大的人物。他所创建和统率的湘军是清王朝扑灭太平天国起义的主力军，他因此得到“汉奸刽子手”的称号。如果不是只看这一个方面，那么，他的办事精神以及治学和文章等方面，都有过人之处，在道德方面也是个律己很严的人，因而在旧时士大夫阶层中博得了广泛的尊敬。杨昌济对曾国藩的尊崇，可说是一种时代潮流，他无论治学乃至立身行事，都是以曾国藩为自己的楷模。这些都对他的学生发生深刻的影响。《达化斋日记》中关于曾国藩的记载很多。例如，1899年8月18日：“日内又萌停看《通鉴》（指《资治通鉴》）专看《文编》（指《皇朝经世文编》）之念，此大不可也。昔曾文正自定课程，每日读史十页，终身不间断，此可师也。”1914年9月12日：“昨日将曾文正公家书钞完，颇自以为喜，已做成一事矣；此后仍当节钞其家训与日记，拟合刻之，名曰曾氏嘉言。”1914年10月23日：“曾文正在营中读书如常，云借此以养心。”1915年3月4日：“今日从周印昆处借来曾文正手书日记，共四十本。……观文正之所以自克者，如多言、好名、忿怒等，余幸无之；又如好谐谑，亦非余之习惯。”同月12日：“今日看文正咸丰九年十二月日记，兼看同时之家书、家训，于文正为事益为瞭然。惜无书札奏牍耳。” 杨昌济不只是下了一番工夫研读曾国藩的日记，在他自己写的日记中，人们也依稀可见模仿曾国藩的态度，常常可以遇到自我反省的地方。例如，“日内忽忽不乐，实为非理。平心自问，有何不足之处耶？若大局危急，则所谓他人之事，天意主张者，尽吾一人之心，一日之心而已，徒忧何益乎？子曰小人长戚戚，传曰无忧而戚忧必雠焉，不可不戒也。”（1899年8月20日）又如，“予恒有自满之过，形于辞色，二三益友，往往微示风旨以警动之。此大病痛，宜痛加克治者也。人莫不自智而愚人，不知人之窃笑其愚也。负质愚鲁，虽竭力学问犹不免于笑焉，是诚莫可如何之事；惟忽好自用以益人之笑，斯为极不可忘者。曾子曰：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诗曰：人之多言，亦可畏也。反顾生平，不胜愧悚。”（同月24日）又如，“人在社会之中，不能绝无交际，要不可过于脱略，使人生恶感情。余今日赴席，散席后即归，未与座客一一告别，似乎简傲，此后宜留意也。”（1914年3月18日）又如，“昨与人谈话，有讥议人之处，此大不可也。盖乘兴而流，未及检点耳。”（1914年7月18日）又如，“闻生徒之言，似有谓我之教授无味之意，不可不力求进步。”（1914年9月12日）又如，“中华书局为扩张销路计，请多人签名介绍，余以未见其书，未肯漫然署诺。”（1914年12月19日）又如，“昨日又读斯宾塞《感情论》，英文书字小，有伤目力，惟白昼光明时乃读之，晚间只能读中国书。余思当务为急，余现在教授心理学，则多读此种书，乃余之职务有益者，当少看他书，而以全副精神注之如此。”（1915年3月26日）这些日记，真是处处可见正心诚意修身齐家的工夫，显出一个正襟危坐目不斜视的圣人之徒的形象。正如他的学生毛泽东说的，他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也“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一个公平正直、品格高尚和有益于社会的人”。 曾国藩的事迹和著作，也列入了杨昌济修身课的讲授范围，在他为学生拟定的修身问题中，就有：“曾涤生自课卫生之事，能言之与？”“试言曾涤生教弟之事”。“曾涤生以求阙名斋，何意？”曾国藩的书斋叫“求阙斋”，“阙”就是“缺”，所追求的不是完满无缺，而是有所不足，还有缺陷；也可以发现自己缺点的意思。这种谦虚谨慎态度，杨昌济也是赞赏的。 毛泽东是杨昌济极为看重的学生，在《达化斋日记》里留下了先生对学生的好感，而且正是以曾国藩为榜样来勉励之：“毛生泽东，言其所居之地为湘潭与湘乡连界之地，仅隔一山，而两地之语言各异。其地在高山之中，聚族而居，人多务农，易于致富，富则往湘乡买田。风俗纯朴，烟赌甚稀。渠之父先亦务农，现业转贩；其弟亦务农，其外家为湘乡人，亦农家也，而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余因以农家多出异材，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毛生曾务农二年，民国反正时又曾当兵半年，亦有趣味之履历也。”（1915年4月5日） 在杨昌济的影响下，当时毛泽东对曾国藩也确是五体投地的佩服，他在致黎锦熙的信中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
第三部分：芋园问学及对留学的态度印象最深的老师——杨昌济（4）
杨昌济极其关心时事。对日本欲吞并中国早有所感。“余前在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听其西洋历史讲义，谓中国人与罗马人同，唯宝爱其文化；虽外人入主其国，苟不伤其文化，即亦安之。私心揣测，谓日人不怀好意，颇有继满洲人入主中国之思想，此吾国人所当深念也。”（1914年6月24日）当时日本正逼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达化斋日记》涉及此事时说：“外人之谋我者着着进步，而我之所以自卫者毫无进步，甚可忧也。”（1915年2月27日）袁世凯屈于日本压力接受二十一条，日记写道：“此国民之耻也。”（5月10日）可见他对国事的忧虑。“五七”国耻激发了全国人民的爱国怒潮，杨昌济“至第一师范学校，为国事而讲演，余以‘不死、求己、猛进、坚忍’八字勉诸生。”（同月27日）在袁世凯阴谋称帝时，第一师范的爱国师生是一致行动的，毛泽东曾以学生会名义，集康有为、梁启超的反袁文章，印发过小册子。对于正在进行的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杨昌济也很关心。《达化斋日记》中有多处涉及了战事，报纸上关于交战双方武器装备的情况，他都择要摘记。他对时局的关心毫无疑问也影响了他的学生。 杨昌济在教学中，常常把自己接触到的国外的各种各样的新思想介绍给学生。那时他读了浮田和民的《新国民之修养》一书，极感兴趣，在日记中称“浮田氏则真有学者之价值，其学说将来必为日本社会中之一大势力。”（1914年9月25日）在翌日的日记里，他写下了读该书的心得：“浮田和民极言日本现在之教育制度强化斲丧人才，其弊在于偏重注入智识主义与画一主义。谓学校之试验（按：指考试），其弊较中国从前之科举更甚；盖科举仅害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