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99-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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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獭贰ⅰ痘聍虢狻贰ⅰ读铀怠分钍祝度幌爰湃硕懒⑶Ч牛泛醪话沃蟆！保ㄈ尚缇旁拢┟蠖南捕梁模蠢床唤鍪且蛭淘痹偾奶岢渲幸灿性挠跋焖凇Ｈ�1919年写的《祭母文》，为当年塾师誉为“脱尽凡俗，语句沉着，笔力矫健，至性流露”，其中“恺恻慈祥，感动庶汇”两语，即取自曾氏家书。 1915年6月25日毛泽东致湘生信，这样谈到治学方法：“为学之道，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专门。质之吾兄，以为何如？前者已矣，今日为始。昔吾好独立蹊径，今乃知其非。学校分数奖励之虚荣，尤所鄙弃。今乃知其不是。尝见曾文正公家书有云：‘吾阅性理书时，又好作文章；作文章时，又参以他务，以致百不一成。’此言岂非金玉！吾今日舍治科学，求分数，尚有何事？别人或谓退化，吾自谓进化也。”毛这里说的，是曾国藩咸丰七年十二月十四日致曾国荃信中的一段话：“凡人作一事，便须全副精神注在此一事。首尾不懈，不可见异思迁，做这样想那样，坐这山望那山。人而无恒，终身一无所成。我生平坐犯无恒的弊病，实在受害不小。当翰林时，应留心诗字，则好涉猎他书，以纷其志。读性理书时，则杂以诗文各集，以歧其趋。在六部时，又不甚实力讲求公事。在外带兵，又不能竭力专治军事，或读书写字以乱其志意。坐是垂老而百无一成。”① 这些话，毛泽东以为是金玉之言。他拿曾国藩的这个观点来检查自己，认为自己过去不重视学校的功课，是错了。不过，后来对学校功课过多仍力加非议。 曾国藩家书凡一千多封，内容极为广泛，大到经邦纬国，进德为宦，朝政军务，治学修身，小到家庭生计，人际琐事，养生之道，事无巨细，无不涉及。《家书》各种版本，在旧社会极为流行。毛泽东当年读过的《家书》，系光绪年间传忠书局的木刻本，现韶山纪念馆尚收藏有该书的第四、六、七、九卷，每卷的扉页上都有毛手书的“咏芝珍藏”。曾国藩虽然将封建的纲常名教视为“地维所赖以立，天柱所赖以尊”的至高本体地位，以儒教卫道者自居，但他确善于将性理之学与经世致用结合贯通。其伦理思想有自己的鲜明特色，讲究人生理想，精神境界，以及道德修养与自我完善的一些具体做法，如反省内求，日新又新，磨砺意志，勤俭刻苦，力戒虚骄，以恒为本，等等。 曾国藩家书中的一些见解观点，我们可以在《讲堂录》中看到，例如： “治军总须脚踏实地，克勤小物，乃可曰起而有功。”（同前书，第367页） “精神愈用而愈出，不可因身体素弱过于保惜；智慧愈苦而愈明，不可因境遇偶拂遽尔摧沮。”（第382页） “心常用则活，不用则窒；常用则细，不用则粗。”（第527页） 曾文正八本：“（吾教子弟不离八本）读书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养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治家以不晏起为本，居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第662页） “刚”为曾国藩身体力行的伦理思想，做人应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故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讲堂录》中“刚字立身之本，有嗜欲者不能刚”，就有曾氏影响。 “此时须将劾官相之案，圣眷之隆替，言路之弹劾一概不管。袁了凡所谓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另起炉灶，重开世界。安知此两番之大败，非天之磨炼英雄，使弟大有长进乎？谚云吃一堑长一智，吾生平长进全在受挫受辱之时。务须咬牙厉志，蓄其气而长其智，切不可然自馁也。”（第1328页） 在《讲堂录》里，毛泽东显然是把这些当作格言摘录下来的。年轻时留下的印象是这样的深，后来在延安，他还向一些干部提议阅读《曾文正公家书》。《讲堂录》里还注意到了曾国藩的日记。例如庚申九月日记：“与作梅畅谈当今之世，富贵无所图，功名亦断难就，惟有自正其心，以维风俗，或可补救于万一。所谓正心者，曰‘厚’曰‘实’。厚者恕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存心之厚，可以少正天下浅薄之风。实者，不说大话，不务虚名，不行驾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如此，可以少正天下浮伪之习。”毛在这些话的下面作了一点发挥。“不谈过高之理，心知不能行，谈之不过动听，不如默而为愈。”
第三部分：芋园问学及对留学的态度“独服曾文正”（3）
在《讲堂录》里，毛泽东对曾国藩作出了这样的评价：“有办事之人，有传教之人。前如诸葛武侯（诸葛亮）范希文（范仲淹），后如孔孟朱（熹）陆（九渊）王阳明等是也。宋韩范并称，清曾左并称，然韩左办事之人也，范曾办事而兼传教之人也。”所谓办事，是指建立事功；所谓传教，是指建立和传播思想学说以影响当代和后世。毛认为，正如在宋朝范仲淹要高过韩琦一样，在清代曾国藩要高过左宗棠；范和曾是“办事而兼传教之人”，也就是说不仅建立了事功，而且文章思想都可以为后世取法。 对于曾国藩编纂的《经史百家杂钞》一书，毛泽东也评价甚高，在1915年9月6日致萧子升的信中说：“顾吾人所最急者，国学常识也。昔人有言：欲通一经，早通群经。今欲通国学，亦早通其常识耳。首贵择书，其书必能孕群籍而抱万有。干振则枝披，将麾则卒舞。如是之书，曾氏《杂钞》其庶几焉。是书上自隆古，下迄清代，尽抡四部精要”。“国学者，统道与文也。姚氏纂《类纂》畸于文，曾书则二者兼之，所以可贵也。”毛将《经史百家杂钞》同姚鼐编的《古文辞类纂》作比较，以为《杂钞》比稍早出的《类纂》高明，是极有见地的。姚鼐是清代桐城派大文章家，以为治学有义理、词章、考据三个方面，即以此为线索编成《古文辞类纂》，所录以古文辞为限而不及经史，目的是便于阅者研习古文。清初方苞、刘大、姚鼐三位古文家，都是安徽桐城人。他们宗程朱理学，奉明代归有光为祖师，归长于抒情叙事散文（或称小品文），眼光局限，少论世说理之作。桐城派文章主要是应用的碑志、传状，也写山水景物的小品文为世称道。姚氏编《类纂》，清代只选方、刘二人文章，而撇开顾炎武、魏禧等爱国志士忧时伤世的血泪文章。桐城派古文影响清代300年，直到民国不衰。笔者20世纪30年代初在长沙读高中时，国文老师是一位与袁仲谦同时在一师任过教的举人，用的教本便是这部《古文辞类纂》，他是绝对不允许学生做白话文的。曾国藩对这个选本有不满足的地方，于是调整了分类，更换了选文，编成了这部《杂钞》。在取材方面，经史子集四部，无不选择收录，以为辞章源自经史，在序例中说：“余抄纂此编，每类必以六经冠其端，涓涓之水，以海为归，无所于让也。”在编辑思想上，除了姚鼐提出的义理、辞章、考据三者之外，还增加了经济（即所谓经世济民）一项，而前三者都以经济为依归。因为它抄及经史，阅者从这个选本里，不仅可以研习辞章，而且可以接触到历代的治乱兴衰、典章文物、学术思想以及经世济民之道与术。毛泽东所说：姚氏《类纂》偏重于文，曾书则道与文章二者兼之。可说是简明扼要地指出了两部选本的差异和长短。他认为，《经史百家杂钞》“孕群籍而抱万有”，是研习国学的入门书。他在信中向朋友介绍了自己研读此书的方法：从选本中的一篇而及全书，自一史而及于他史，如此等等，也就可以获得比较完全的国学常识了。 毛泽东第一篇用铅字发表的文章，是1917年4月《新青年》杂志第三卷二号上的《体育之研究》。其中说：“愚自伤体弱，因欲研究卫生之术。顾古人言者亦不少矣，近今学校有体操，坊间有书册，冥心务泛，终难得益。盖此事不重言谈，重在实行，苟能实行，得一道半法已足。曾文正行临睡洗脚、食后千步之法，得益不少。”看来，毛在锻炼身体方面，也有师法曾国藩之处。 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给黎锦熙写的长信中，提到一个“大本大源”问题：“天下亦大矣。社会之组织极复杂，而又有数千年之历史，民智污塞，开通为难。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见之迹。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那么，怎样的人才是具有大本大源的呢？信中说：“今之论人者，称袁世凯、孙文、康有为而三。孙、袁吾不论，独康似略有本源矣。然细观之，其本源究不能指其实在何处，徒为华言炫听，并无一干竖立，枝叶扶疏之妙。愚意所谓本源者，倡学而已矣。惟学如基础，今人无学，故基础不厚，时惧倾圮。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曾国藩以洞悉“大本大源”为学问之极致，“得大本大源，则心有定向而不致摇摇无着”。毛在信中描述不知“大本大源”之人，“如墙上草，风来两边倒，其倒于恶，固偶然之事，倒于善，亦偶然之事。”姑不论当年毛泽东所探究的“大本大源”，与曾国藩的在内容是否相同，这种重视“本源”的思想方法可说是相通的。 几年来阅读曾国藩的家书、日记以及一些文章，思考其人一生的事业，毛泽东在1917年8月得到了这样一个看法。他说的是“独服”，不但超过袁世凯、孙中山，而且超过曾经深受他尊重的康有为。这时他对曾国藩的倾倒真是无以复加了。而且引为“大本大源”证据的，正是后来最成问题的扑灭太平军的战争，这是很值得思考的问题。 曾国藩本来是个文人，打仗不是他的本行。湘军出境时不过两万人，太平军已成燎原之势。湘军同太平军作战中，打的败仗很多，因而曾不止一次要自杀。王辏г嗽凇断婢尽び分兴担骸霸跃褰淌浚跃逍芯媒蚴ぃ越虬堋！彼档氖窃谡揭壑富臃矫娌⒉桓呙鳎共蝗缢牟拷Ｊ率狄舱侨绱恕Ｕ秸慕峋郑婢袷ぃ骄О埽切矶嘁蛩卦斐傻摹Ｔ谡庖怀〈笳秸邢猿鲈酥Φ模钪匾囊坏悖撬业搅艘桓銮〉钡亩笨诤拧：樾闳美炊比褐诘模撬游鞣酱淌磕抢锏捞舅道吹奶熘鹘探桃澹儆伤右灾泄傻摹鞍萆系劢獭保庠谥泄⒚挥懈Ｍ薄翱酌现钭又榫⌒薪保础妒芬嘈刖疤焱跎径ā笔寄芏痢Ｔ醋剂怂牡腥说恼庖桓鋈醯悖痛诱饫锎笞鑫恼拢短衷练讼分兴担�
第三部分：芋园问学及对留学的态度“独服曾文正”（4）
“自唐虞三代以来，历世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自其伪君伪相，下逮兵卒贱役，皆以兄弟呼之。谓惟天可称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妹也。农不能自耕以纳赋，而谓田皆天王之田；商不能自贾以取息，而谓货皆天王之货；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 曾国藩以保卫名教作号召，动员士大夫阶层和“乡野老实之人”，参军参战。治军最重视精神教育，以传统的封建文化纲常伦理陶冶维系军心；以忠义血性、亲子师友关系用将带兵，将用人权与军、政、财权合一，开近百年军阀专制的先河；并仿照戚继光练兵成法，习劳忍苦，层层统属，一扫清朝八旗、绿营旧制陋习，终于赢得镇压太平天国战争的胜利。一场满汉之间的民族战争，一场地主农民之间的阶级战争，被曾国藩说成是一场维护名教，也就是保卫中国传统文化的战争了。毛泽东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以后，是看到了这一点的。1926年，他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讲课时说：“洪秀全起兵时，反对孔教提倡天主教，不迎合中国人的心理，曾国藩即利用这种手段，扑灭了他。这是洪秀全的手段错了。”① 这时他是站在同情太平天国革命的立场上，为太平天国总结历史教训的。 曾国藩的军事活动经验，对后来毛泽东的战争生涯也不是毫无关系的。大家都知道的，另一位有名的湖南人蔡锷，于1911年编有《曾胡治兵语录》，就是一本毛认真读过的书。毛泽东在江西建立革命根据地取得反围剿战争胜利时，左倾教条主义者曾经嘲讽过他，是“农民意识的地方观念与保守观念”；不过是把《三国演义》、《孙子兵法》当作现代战略；并且说，《曾胡治兵语录》乃敌人蒋介石所专有的东西。因为蒋介石也是一个极其崇拜曾国藩的人。关于曾国藩的治军打仗，非本文探讨的范围，这里介绍两个例子，可以引起我们的思考。 曾国藩治军以“禁骚扰以安民”为第一义，列于《劝戒营官四条》的第一条。《曾胡治兵语录》“第八章仁爱”中有曾的这样一段话：“爱民为治兵第一要义。须日日三令五申，视为性命根本之事，毋视为要结粉饰之文。”咸丰八年，曾在江西建昌大营作《爱民歌》，长500余字，表示了他何等重视军民关系： “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先要爱百姓。”“第一扎营不贪懒，莫走人家取门板。莫拆民房搬砖头，莫踹禾苗坏田产。莫打民间鸭和鸡，莫借民间锅和碗。莫派民夫来挖壕，莫到民家去打馆。筑墙莫拦街前路，砍柴莫砍坟上树。挑水莫挑有鱼塘，凡事都要让一步。”“无钱莫扯道边菜，无钱莫吃便宜茶。更有一句紧要书，切莫掳人当长夫；一个被掳挑担去，一家吓哭不安居；娘哭子来眼也肿，妻哭夫来泪也枯。”“军士与民如一家，千记不可欺负他。日日熟唱爱民歌，天和地和又人和。” 另一个例子是，同治元年九月十一日，曾国藩写给曾国荃的信中说：“制胜之道，实在人而不在器。”① 曾国藩遵从戚继光的遗教：“练兵之要，首在练将”，而“练将”首在具有“忠义血性”之“将德”，这样，“才堪治兵”、“不怕死”、“不急急名利”、“耐受辛苦”四者，方能相从并得，驭兵制胜。他认为带勇之人要懂得谋略，“临事而惧，好谋而成”，从实际出发，不拘泥书本，不因循旧法，择善而从，灵活变通。他从《孙子兵法》等古代兵法总结出一套战术原则，如以主待客，后发制人；奇正互用，虚实结合；集中兵力，以十攻一，等等。并撰写通俗的《陆军得胜歌》等，使这些原则将喻兵晓。湘军攻陷南京时，兵员最多不过十余万人，而太平军人数最多时达五十多万人。 从人民军队的本质出发，后来毛泽东为红军制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说明他一开始战争生涯，就极端重视建立良好的军民关系：“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众所周知，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一个重要原则是：在战争中，人的因素第一，比武器的因素更重要。当然在本质上，重视军民关系与重视人的因素，曾国藩是从维护摇摇欲坠的清朝统治出发，他杀人如麻，从不手软，自称“勿以杀人多为悔”，却又侈谈佛祖慈悲。所谓“爱民”，也不过是“理学家”的一种虚伪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