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99-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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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六年私塾六年私塾（上）…（2）
《三字经》相传为南宋王应麟（朱熹弟子）编纂，明清两代续有增补，全书共376句，包括天文、地理、典籍、历史、人物以及社会人生种种，简要赅博，便利记诵。章太炎说：“其书举者略备。观其分别部居，不相杂厕，以较梁人所集《千字文》，虽字有重复，辞无藻采，其启人知识过之。”作为封建社会的儿童启蒙教材，《三字经》确是编得很高明的。书中故事，贯穿孔孟儒家思想，但也有许多奖勤教俭，鼓励读书，传授学习方法的内容。如关于儿童教育的：“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子不学，非所宜。幼不学，老何为。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关于读书方法的：“读史者，考实录；通古今，若亲目。口而诵，心而惟，朝于斯，夕于斯。”讲圣贤宰辅勤学的：“昔仲尼，师项橐。古圣贤，尚勤学。赵中令，读鲁论，彼既仕，学且勤。”赞家贫而苦读者：“披蒲编，削竹简；彼无书，且知勉。头悬梁，锥刺股；彼不教，自勤苦。如囊萤，如映雪；家虽贫，学不辍。如负薪，如挂角；身虽劳，犹苦卓。” 《三字经》中的许多句子，即使没有读过的人，也耳熟易解，可以顺口背出几句。尽管一开头的“人之初，性本善”，提出的是一个哲学上争论不已的问题，这句话至今也仍是家喻户晓的。由于句子短又押韵，好记易背，过去湖南农村中的儿童都把这两句编为儿歌唱，“人之初，抓泥鳅；性本善，抓黄鳝”。 《幼学琼林》成书于明代，可说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简明通俗小百科，也可说是民间常用的成语典故小词典。天文地理，古往今来，朝廷制度，名臣武将，文事科第，人情世故，家庭婚姻，生老病死，衣食住行，制作技艺，以至鸟兽花木，神话传说，无所不包。人们生活中惯用的词汇格言，习闻常见的成语典故，不论下里巴人，阳春白雪，在书中大都可以找到，所有这些都以对仗联语表之，其中释文尤为简练恰当。短者才几个字（无言曰缄默，息怒曰霁威），长者也不过20多字（苻坚自夸将广，投鞭可以断流；毛遂自荐才奇，处囊便当脱颖）。全书联语不下一两千条，加上注解约20多万字。 比如：沧海桑田，谓世事之多变；河清海晏，兆天下之升平。问舍求田，原无大志；掀天揭地，方是奇才。平空起事，谓之平地风波；独立不移，谓之中流砥柱。 彼此不合曰龃龉，欲进不前曰趑趄。事有大利，曰奇货可居；事宜鉴前，曰覆车当戒。小过必察，谓之吹毛求疵；乘患相攻，谓之落井下石。管中窥豹，所见不多；坐井观天，知识不广。 兼听则明，偏听则暗，此魏征之对太宗；众怒难犯，专欲难成，此子产之讽子孔。刎颈交相如与廉颇；总角交孙策与周瑜。范仲淹胸中具数万甲兵，楚项羽江东有八千子弟。李义府阴柔害物，笑里藏刀；李林甫奸诡谄人，口蜜腹剑。 智欲圆而行欲方，胆欲大而心欲小。当知器满则倾，须知物极必反。为善则流芳百世，为恶则遗臭万年。彼此不合，谓之参商；尔我相仇，如同冰炭。 这里面，有词语的解释，有典故的介绍，有成语的运用，又蕴含着封建社会为人处世的道理。采用对仗的联语形式，不仅有助于记忆，也有助于学习吟诗作赋。上面引述的一些成语典故，如中流砥柱、前车之鉴、坐井观天、兼听则明、口蜜腹剑、物极必反等等，在《毛选》中都可以找到。延安大生产运动时，有过“耕三余一”的口号，这在《幼学》中为：“三年耕而有一年之食，庶几遇荒有备。”“泥丸可以封函关”，“吴刚伐月中之桂”，这些典故、神话则出现在毛泽东的诗词中。 《增广贤文》相信毛泽东也是熟悉的。“路遥知马力，事久见人心”；“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赶后人”；“三思而行，再思可矣”；“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等等。这些话或见于文章，或常用于口头。
第一部分：六年私塾六年私塾（下）…（1）
四书五经 四书五经这个词儿，在旧社会略识之无的人都知道的。五经是《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四书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前两种是《礼记》中的两篇，实算不得两种书。这两篇和《论语》、《孟子》同样普及，受世人重视，是由于南宋大儒朱熹将四书编在一起，并以毕生精力作注解，以之构成自己理学体系的。从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年）起，规定为科举用书，一直沿用到清末。 根据朱熹自己和所接受的北宋程颢、程颐兄弟的见解，《大学》是孔门遗书（相传为曾子追述孔子的言谈），其三纲领：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初学者入德的门径，说明做学问应循序渐进，乃“垂世立教之大典”。《中庸》书名的由来：“不偏”和“无过无不及！”谓之“中”，“不易”和“平常”谓之“庸”；“中者天下之大道”，“庸”者天下的定理。这是孔门传授“心法”之书，为子思记下来传给孟子的，也是宋儒谈天命、性、道这种理学的重要根据。旧时一般认为书中所述人生哲理，意味深长，如心领神会，终身受用不尽。 《论语》是专门记载孔子言行及若干弟子言行的书。《汉书·艺文志》说：“《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孟子》相传为孟子本人和弟子公孙丑、万章等共同编定，大体如《史记·孟荀列传》所言：“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朱自清在《经典常谈》中说：《论语》“这部书不但显示一个伟大的人格——孔子，并且让读者学习许多做学问做人的节目：如‘君子’、‘仁’、‘忠恕’，如‘时习’、‘阙疑’、‘好古’、‘隅反’、‘择善’、‘困学’等，都是可以终身应用的。”《孟子》“书中说‘仁’兼说‘义’，分辨‘义’‘利’甚严；而辨‘性善’，教人求‘放心’，影响更大。又说到‘养浩然之气’，那‘至大至刚’、‘配义与道’的‘浩然之气’，这是修养的最高境界，所谓天人相通的哲理。”关于朱熹编注四书，朱自清还有这样一段概括的话：“但朱子的意思，有了《大学》的提纲挈领，便能领会《论》《孟》里精微的分别去处；融贯了《论》《孟》的旨趣，也便能领会《中里的心法。人有人心和道心；人心是私欲，道心是天理。人该修养道心，克制人心，这是心法。朱子的意思，不领会庸》里的心法，是不能从大处着眼，读天下的书，论天下的事的。他所以将《中庸》放在第三步，和《大学》、《论》、《孟》合为四书，作为初学者的基础教育。后来规定四书为科举用书，原也根据这番意思。不过朱子教人读四书，为的成人，后来人读四书，却重在猎取功名；这不合于他提倡的本心的。” 《春秋》是鲁国的一部编年史，据说是孔子亲自编定的。后来孔子的地位愈来愈高，《春秋》也就成了五经之一。其实，读五经是很少有人读《春秋》的，因为那记述实在过于简略，还有许多缺佚，后人讥它为“断烂朝报”，不是没有道理的。一般人都是读它的“传”，即对《春秋》内容所作的解释或详述。《春秋》有三传，即《公羊传》、《谷梁传》和《左氏传》。两汉之前，《春秋》之学还只有“公羊”、“谷梁”两家。《春秋左氏传》是新莽时的刘歆弄出来的。据学者们讲，是刘歆依据宫廷所藏的《国语》（春秋诸国的史书），加工改造而成，托名于左丘明。《左传》以叙述史事为主，大大丰富了《春秋》的内容，而且写得十分生动。此后，《春秋》“三传”中，以《左传》最受历代的重视，讲微言大义的《公羊传》倒较少有人去读了。 康有为托古改制，用上了《公羊传》。于是《公羊》之学在晚清又热闹过一阵，这恐怕就是毛氏家塾兼读《公羊传》的原因。 《左传》长于记事，所记又是春秋时期的国政和军旅大事，特别是关于战争的描写，生动翔实，许多人物，栩栩如生。对于《左传》的这些部分，看来毛泽东是十分喜爱的。他在第一师范读书前期，再读这些经书时，理解自然就更深了。后来在革命战争岁月，他的言谈、撰述，每每举出《左传》中的例子。 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他引用了《左传》庄公十年的曹刿论战，以为是中国战史中弱军战胜强军的有名的战例。他说：“请看历史家左丘明的叙述”，并且具体分析了《左传》的这段文字： “当时的情况是弱国抵抗强国。文中指出了战前的政治准备——取信于民，叙述了利于转入反攻的阵地——长勺，叙述了利于开始反攻的时机——彼竭我盈之时，叙述了追击开始的时机——辙乱旗靡之时。虽然是一个不大的战役，却同时是说的战略防御的原则。”
第一部分：六年私塾六年私塾（下）…（2）
毛泽东有关军事战略、战术的思想，由《左传》得益颇多。在《论持久战》一文中，他曾以晋楚城濮之战，来说明主观指导于战争的影响，又曾用宋襄公不肯半渡而击，结果败于楚军的事例，嘲笑了“蠢猪式的仁义道德”，阐述了出其不意，战而胜之的道理。 《春秋左氏传》，毛是把它作为历史来读，从中汲取养分的。《毛选》四卷中引用的成语典故和史事，属于《左传》的约有40条。从他对《左传》内容的熟悉，分析的详尽，以及引证次数的频繁，可以看出，少年时代的毛泽东确实对《左传》下过一番苦功夫。 关于旧时这些蒙学读本，上面作了简要的介绍。这些经典古籍属于中国古代文化思想学术史料，乃专家学者所治专业。现在的青年人不必去读。40岁以上的中年人，消化能力强了，世事人情懂得比较多了，这些古书（包括《幼学》、《三字经》等）倒不妨浏览浏览，可以明白古人如何处事做人，如何对待人生宇宙，也许可以从中得到点什么心得体会。 在毛泽东少年时代，科举已经废除了，学堂已经开设了。西学东渐已是时代的风气，东瀛求学也已成了一股潮流。但是在湖南韶山冲这个闭塞的山区，新思潮的冲击力似还十分微弱，他只读了《盛世危言》这样讲西学的书。他是在结束私塾生活，第一次离开家乡，到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时，才进一步通过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呼吸到新思潮清新的气息的。因此，毛在私塾阶段的读书生活，具有转变期的矛盾的特征。虽然科举已废，但所学的内容仍为“四书五经”；虽然学堂已开，但当地的私塾教学方法依旧；虽然毛不喜欢“四书五经”，但他仍旧要按塾师的规矩死记硬背。但也许正因为他处于韶山冲这样一个闭塞的山村，才使他在6年私塾中，为旧学打下了一个较好的根底。这对他此后对国情的认识大有裨益，但也可能因此，使他过分钟情于中国的传统文化而误解了许多东西。 旧时私塾先生教四书这类经书，只照本念而不讲解，只让学生背诵，不但得背正文，而且还要背朱熹的注解。囫囵吞枣，消化不了，学生当然没有兴趣。四书中的这些所谓心法哲理，学童们（其实也包括老师们）是无从领会理解的。不过背诵之法，自幼记在脑中，有如软件储存在电脑里，成年后理解力强了，警句名言，精彩段落，随手拈来，是大有好处的。所以，背书——把书读得烂熟，不能一概反对，我们只是反对死背书，背死书而已。理解和记忆是学习过程中两个相联的有机环节：不理解的东西，死记硬背无益；但只满足于理解，而不重视记忆，则难以巩固所学。因此，我们不能反对应有的“死记”，它是知识的化身，能提高思维的能力。严复致熊纯如的一封信中说：“寒家子女，少时皆在家塾，先治中文经传，古文亦无不读。非不知辞奥义深，非小学生所能了解，然如祖父容颜，总须令其见过。至其人之性情学识，自然须俟其年长乃能相喻。四书五经亦然。以皆上流人不可不读之书，此时不妨先教讽诵，能解则解，不能解置之，俟年长学问深时再行理会，有何不可。且幼年讽诵，亦时研练记性；研练记性，亦教育中最要事也。若少时不肯盲读一过，则终身与之枘凿，徐而理之殆无其事。”① 严复给不懂而熟读取了一个名词，叫做“盲读”，并且认为少年时代的“盲读”不但是有益的，而且是不可逾越的一道程序，细想起来，此说也是不无道理的。巴金说：“我背得较熟的几部书中间有一部《古文观止》。这是两百多篇散文的选集；从周代到明代，有‘传’，有‘记’，有‘赋’，有‘论’，还有‘祭文’。里面有一部分我背得出却讲不清楚，有一部分我不但懂而且喜欢，像《桃花源记》、《祭十二郎文》、《赤壁赋》、《报刘一丈书》等等。读多了，读熟了，常常可以顺口背出来，也就能慢慢地体会到它们的好处，也就能慢慢地摸到文章的调子。但是当时也只能说是似懂非懂。可是我有两百多篇文章储蓄在脑子里面了。虽然我对任何一篇都没有好好地研究过，但是这么多的具体的东西至少可以使我明白文章并非神秘不可思议，它也是有条有理、顺着我们的思路连下来的。……但是我仍然得感谢我那位强迫我硬背《古文观止》的私塾老师。这两百多篇‘古文’可以说是我真正的启蒙老师。……读得多，即使记不住，也有好处。”② 毛泽东后来在第一师范读书时，四书五经这类古籍仍属案头之书。同他关系最深的老师杨昌济，是一位学贯中西的理学家，著有《论语类钞》等，对中学、西学都持批判态度，主张用“新时代之眼光来研究吾国之旧学”，“合东西洋之文明一炉而冶之”。他在堂上讲课，在课外辅导，将儒家学说讲得很活，不厚古薄今，而是古为今用。这于毛泽东探究古籍，活学活用，有极大帮助。总之，幼年私塾读孔夫子的书，于毛泽东一生治学行事，都是有很大影响的。
第一部分：六年私塾读《水浒传》（1）
关于少年时在私塾读书的情况，毛泽东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中说： “我读过经书，可是并不喜欢经书。我爱看的是中国古代的传奇小说，特别是其中关于造反的故事。我读过《岳传》、《水浒传》、《隋唐演义》、《三国演义》和《西游记》等。那是在我还很年轻的时候瞒着老师读的。老师憎恨这些禁书，并把它们说成是邪书。我经常在学校里读这些书，老师走过来的时候就用一本经书把它们盖住。大多数同学也都是这样做的。许多故事，我们几乎都可以背出来，而且反复讨论过许多次。关于这些故事，我们比村里的老人们知道得还要多些。他们喜欢这些故事，而且经常和我们互相讲述。我认为这些书对我的影响大概很大，因为这些书是在易受感染的年龄里读的。” 旧时的私塾让儿童读四书五经，大概只能起认字与死背（锻炼记忆力）的作用，而于儿童的智力开发，知晓世态人事，是不起什么作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