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99-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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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从《纲鉴易知录》到第一篇史论读《盛世危言》（2）
由此可见，郑观应是以实行君主立宪体制，发展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当作“富强之本”的；同魏源等人专讲“师夷长技”的观点有区别，更不同于洋务派官僚的“遗其体而求其用”，只重“船坚炮利”的主张。然而，郑观应仍自称“涉足孔孟之道，究心欧美西学”，“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主以中学，辅以西学”。总之，不敢摆脱孔孟纲常人伦的本体，仍是一个“圣之时者也”的人物。他的改良主张，经过戊戌变法失败后，也早已宣告“此路不通”。不过，对于孤处山村的少年毛泽东来说，这本一二十年前出版的书，确是顿开茅塞的新鲜读物，尤其作者的教育救国思想激发了他“要恢复学业的愿望”。 郑观应认为中国要富强，要做到“船坚炮利”，必须向西方学习先进的文化知识和科学技术以培养人才，书中特别重视教育：“学校者，造就人才之地，治天下之大本也”。“夫泰西诸国、富强之基，根于工艺，而工艺之学不能不赖于读书”。“学校者，人才所由出；人才者，国势所由强。故泰西之强，强于学，非强于人也。”书中“学校”、“西学”、“考试”、“日报”、“教养”、“女教”、“技艺”等篇，都是有关教育的，以大量的篇幅介绍西方和日本的教育体制和课程设置，如“各国最重格致之学，英国格致会颇多，获益甚大，讲求格致新法者约十万人”。“尝考日本自其王公大臣出洋游历，返国后，即广设大小学堂”。“泰西女学与男丁并重”。 郑观应后来有《盛世危言续编》等著作问世，影响已逐渐减小。他晚年多病，几十年的哮喘痼疾使他求助于道教养生术，练气功之外，还问乩求丹，终堕左道，甘心受骗。致友人书说：“既不能兼善天下，又不能独善其身，故欲借修仙以求偿救世之宏愿。”著书无用，转而求神，入世入道，方式不同，但目的一样，正如他自己诗中所说：“三著《危言》祝太平，心存救济利名轻，贾生痛哭终无补，九转丹成问上清。”① 郑观应一百多年前提出的这个“教育救国”问题，新中国成立40多年之后，并未完全解决。我们现在还是要坚持贯彻“教育为立国之本”的方针；治穷还是先要治愚，贫困地区首先要多办学校。 唤起少年毛泽东的爱国精神和“一定的政治觉悟”的书，除了《盛世危言》外，这时他还读了一本小册子《列强瓜分之危险》。这本书介绍了日本占领朝鲜、台湾的经过，以及对越南、缅甸宗主权丧失的情景。他读过之后，回忆说：“甚至现在我还记得这本小册子的开头一句：‘呜呼，中国其将亡矣！’”“我读了以后，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我开始认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这里还可以附带说一件事，同少年毛泽东的思想变化有关。毛的母亲是虔诚的佛教徒，长年吃斋念佛。“她向自己的孩子灌输宗教信仰”。因此自幼年始，毛泽东也曾迷信过神佛，并且同母亲一道，想将不信佛的父亲“转变过来”。他自己的彻底转变，同韶山私塾来了一位新派教员李漱清有关。这位“过激派”极力反对迷信，劝人把庙宇改为学堂。毛泽东由此受到很大启发：“我钦佩他，并且赞成他的意见。”李漱清在大革命时期到广州，同毛泽东共过事，全国解放后，他们还有过书信来往。
第二部分：从《纲鉴易知录》到第一篇史论从《纲鉴易知录》到第一篇史论（1）
有几种出版物谈到，毛泽东在韶山乌龟井东茅塘私塾念书的时候，塾师点读过《纲鉴》和《日知录》。 因为中国并没有一种用“纲鉴”二字作书名的书，于是一些研究者就添上几个字，有写成《了凡纲鉴》的，有写成《纲鉴类纂》的，这样稍加改动，似乎可以自圆其说了。 《日知录》是明末清初大学者顾炎武的著作，是他一生学问心得。它的内容，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介绍，“前七卷皆论经义，八卷至十二卷皆论政事，十三卷论世风，十四、十五卷论礼制，十六、十七卷论科举，十八至二十一卷论艺文，二十二至二十四卷论名义，二十五卷论古事真妄，二十六卷论史法，二十七卷论注书，二十八卷论杂事，二十九卷论兵及外国事，三十卷论天象术数，三十一卷论地理，三十二卷杂考证。” 顾炎武十分认真严肃地来写他的这本书，一年工夫只写得十几条。他的学生潘耒请求将这书刻印，他在复信中回答说：“要以临终绝笔为定。”可见他到老年还在不断补充修订此书。潘耒为此书写的序言说：“此《日知录》，则其稽古有得，随时割记，久而类次成书者。凡经义、史学、官方、吏治、财富、典礼、舆地、艺文之属，一一疏通其源流，考正其谬谈。至于叹礼教之衰迟，伤风俗之颓败，则古称先，规切时弊，尤为深切著明，学博而识精，理到而辞达。是书也，意惟宋元名儒能为之，明三百年来，殆未有也。” 总之，《日知录》是一部高层次的学术著作，决不是三家村里小小蒙童的适当读物。事实上也没有人听说过旧时私塾中有过点读《日知录》的事情。毛泽东在《讲堂录》中提到了潘耒的《日知录序》，并且摘抄了其中若干内容，这只表明他1913年在第四师范求学的时候，听过教师讲授过潘耒的这一篇序言，并不能据以证明他在私塾读过《日知录》。当然，随后在第一师范前期研读国学时，读过或涉猎过《日知录》。可以断言，那种说塾师曾点读《日知录》的，是一种不确切的材料，而一些依据这一不确切的材料所作的发挥，例如说毛当时受到《日知录》什么影响，受到顾炎武什么影响等等，就不免是一种得不到事实支持的想象了。 这个误会是怎样产生的呢？推想起来，大约是最初接触这一材料的人，有关古籍目录的知识不甚充足，不知道有一部叫做《纲鉴易知录》的书，抄写到这个书名的时候，误将它拆成“纲鉴”和“易知录”了，以为是两部书。可是中国并没有这样书名的书，于是把“易知录”臆改为《日知录》，也不去想一想《日知录》是否适宜作蒙童读本。也有可能是抄成《纲鉴日知录》，同样使人发生误会。于是有的研究者引用时就写作“《纲鉴》和《日知录》”。有些研究者虽然把《纲鉴》写作《了凡纲鉴》之类，可惜，没有想得更深一层，因而也就没有能够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可以断定，当年韶山私塾中老师点读的，并不是“《纲鉴》和《日知录》”，而是《纲鉴易知录》。这一部简明扼要的中国通史读本，正是当年私塾中常用的教材。 《纲鉴易知录》是清朝康熙年间吴乘权和他的朋友周之炯、周之灿合作编纂的。这位吴先生是一位很高明的编辑大家，他还编选过一部流传很广影响很大的《古文观止》。吴乘权等以为《资治通鉴》“卷帙太烦，岂能一概记诵”，因此起意编一部篇幅适中繁简适度的历史书，他们3人为此工作了6个寒暑。吴乘权在自序中说了此书的编辑方法和编辑思想：“苦简编之汗漫，为之摘要而删繁；虑大义之不明，为之提纲而挈领。”他们的编辑的依据，从太古神话传说时代直到战国，主要依据刘恕的《通鉴外纪》和金履祥的《通鉴·前编》；从战国到五代这一千三百多年，据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纲”和“目”分列的体例也仿照此书①；宋元两朝据商辂的《续资治通鉴纲■；明朝部分，也叫《明鉴易知录》，似乎也可算是一部独立的书，依据则是朱国标从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节抄的■纪钞略》。从这些大部头书精选材料，删繁就简，编成这样一部180万字的书，可以想见是很费了一番心血斟酌的。 从现有的资料看来，《纲鉴易知录》是毛泽东读到的第一部中国通史，他从这里最初得到系统的中国历史知识。那是1910年他在韶山本地东茅塘私塾念书，塾师毛麓钟教他读的。大概是这部书，加上读《水浒》、《三国演义》等历史小说，使他很早就对历史发生浓厚兴趣。
第二部分：从《纲鉴易知录》到第一篇史论从《纲鉴易知录》到第一篇史论（2）
1912年春天，毛泽东考进了湖南省立中学校（就是后来的第一中学）。这个青年学生的历史知识和对历史的兴趣使教师感到惊奇。国文教员胡汝霖① 很看重这个学生，特地将自己的一部《御批通鉴辑览》借给他看。《御批通鉴辑览》就是《四库全书》里的《御制评鉴阐要》一书的另一个书名。乾隆皇帝原来决定要出一部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的删节本，定名为《通鉴辑览》。臣下将书上经乾隆皇帝朱笔批了的800多条汇集起来，就成了这一部《御批通鉴辑览》，卷首有乾隆写的序言。其实这是一本史论集，重点不在通鉴的原文而在乾隆的御批。用四库馆臣所写“提要”的话来说，这部书的意义是“用定千古是非之准，而破儒生迂谬之论”的。看来，乾隆出这部书，同他决定修四库全书一样，是清朝整个文化统治政策的一部分。梁启超在《新民说·论私德》中说：“及夫雍（正）乾（隆），主权者以悍鸷阴险之奇才，行操纵驯扰之妙术，摭拾文字小故以兴冤狱，廷辱大臣耆宿以蔑廉耻，又大为四库提要、通鉴辑览诸书，排斥道学，贬绝节义，自魏武以后，未有敢明目张胆变乱黑白如斯其甚者也。”总之，这是一部宣扬清朝官方观点的史论集。 可是，就是这样一部书，对于青年毛泽东来说，却起到了一个借书给他看的教师没有预料到的效果：他竟因而下定了退学自修的决心。1936年，他同斯诺谈往事，这样说起这事：“我下一个尝试上学的地方是省立第一中学。我花一块钱报了名，参加了入学考试，发榜时名列第一。这个学校很大，有许多学生，毕业生也不少。那里的一个国文教员对我帮助很大，他因为我有文学爱好而很愿接近我。这位教员借给我一部《御批通鉴辑览》，其中有乾隆的上谕和御批。……我不喜欢第一中学。它的课程有限，校规也使人反感。我读了《御批通鉴辑览》以后，得出结论，还不如自学更好。我在校6个月就退学了，订了一个自修计划，每天到湖南省立图书馆去看书。”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这书同他后来关系之大了。我们不知道的是，当时使毛泽东感兴趣的，究竟是《通鉴》中写的那些史迹还是乾隆的批语。但是我们确切地知道，毛对《资治通鉴》的兴趣终身不衰，直到晚年还常常阅读《资治通鉴》、《续资治通览》、《通鉴纪事本末》这一类书籍，遇到他以为重要的内容，还送给他最亲密的同事去看。 现在人们能够看到毛泽东最早的文章就是一篇史论。是1912年上半年在省立中学的时候写的，写在印有“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校名的作文纸上，在题目《商鞅徙木立信论》之下，写有“普通一班毛泽东”7字。 “商鞅徙木立信”的故事见于《资治通鉴》卷二。周显王十年（公元前359年）秦孝公任商鞅为左庶长（即左偏裨将军），准备实行变法。“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乃下令。” “一金”是多少，说法不一。有的以为是金一立方寸，有的以为是金一斤，有的以为是金二十两，即1。25斤。虽然不能确切地说这是多少，总之可想而知是一个可观的大数目，以致人们都不敢相信，搬一段木头会有这样的重赏。想不到当真给了这样的重赏，这就让人们亲眼看见了并且相信了上面颁布的任何命令都是要执行的。“徙木即赐”，这样就为新政的推行作了一项奇特的准备：获取了公众的信任。 毛泽东是怎样评论这一段史实的呢？让我们先看看他的原文： “吾读史至商鞅徙木立信一事，而叹吾国国民之愚也，而叹执政者之煞费苦心也，而叹数千年来民智之不开，国几蹈于沦亡之惨也。谓予不信，请罄其说。 法令者，代谋幸福之具也。法令而善，其幸福吾民也必多，吾民方恐其不布此法令，或布而恐其不生效力，必竭全力以保障之，维持之，务使达到完善之目的而止。政府国民互相倚系，安有不信之理？法令而不善，则不惟无幸福之可言，且有危害之足惧，吾民又必竭全力以阻止此法令。虽欲吾信，又安有信之之理？乃若商鞅之与秦民适成此比例之反对，抑又何哉？
第二部分：从《纲鉴易知录》到第一篇史论从《纲鉴易知录》到第一篇史论（3）
商鞅之法，良法也。今试一披吾国四千余年之记载，而求其利国福民伟大之政治家，商鞅不首屈一指乎？鞅当孝公之世，中原鼎沸，战事正殷，举国疲劳，不堪言状。于是而欲战胜诸国，统一中原，不綦难哉？于是而变法之令出，其法惩奸宄以保人民之权利，务耕织以增进国民之富力，尚军功以树国威，孥贪怠以绝消耗。此诚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民何惮而不信？乃必徙木以立信者，吾于是知执政者之具费苦心也，吾于是知吾国国民之愚也，吾于是知数千年来民智黑暗，国几蹈于沦亡之惨境有由来也。 虽然，非常之原，黎民惧焉。民是此民矣，法是彼法矣，吾又何怪焉？吾特恐此徙木立信一事，若令彼东西各文明国民闻之，当必捧腹而笑，舌而讥矣。乌乎！吾欲无言。” 毛泽东从两个方面来评论，一方面是商鞅，一方面是公众。他把商鞅看成中国历史上首屈一指的“利国福民伟大之政治家”，称他的新政为“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他认为，这样的新政理应得到公众的理解、信任和拥护，“必竭全力以保障之，维持之，务使达到完善之目的而止”。而事实竟不是这样，不得不演出悬赏徙木的一幕，才能取信于民。因而毛泽东不能不为人民的素质太低而慨叹了：“吾于是知吾国国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