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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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这所房子不是乡间别墅。不能这样说。它原先是农庄，带有水塘，后来成为一位公证人——巴黎的大公证人——的乡间别墅。
当大门打开时，我看见了花园。几秒钟的事。我说好，一走进大门我就买下了房子。立刻买下了。立刻用现金支付。
现在它一年四季都可住人。我也把它给了我儿子。它属于我们两人。他眷恋我也眷恋它，现在我相信。他在屋里保留了我所有的东西。我还可以独自在那里住。我有我的桌子，我的床，我的电话，我的画和我的书。还有我的电影脚本。当我去那里时，儿子很高兴。儿子的这种快乐现在是我生活中的快乐。
作家是很奇怪的。是矛盾也是荒谬。写作，这也是不说话。是沉默。是无声的喊叫。作家常常带来轻松，他听得多。他不多说话，因为不可能对别人谈写成的书，特别是正在写的书。不可能。这与电影，戏剧和其他演出相反。与一切阅读相反。这是最困难的。最糟糕的。因为书是未知物，是黑暗，是封闭的，就是这样。书在前进，在成长，朝着你认为探索过的方向前进，朝着它自己的命运和作者的命运前进，而作者此时被书的出版击倒了：他与梦想之书的分离就像是末胎婴儿的诞生，这婴儿永远是最爱。
第二部分打开的书也是黑夜
打开的书也是黑夜。
我不知为什么，我刚才的这些话使我流泪。
仍然写作，不理睬绝望。不：怀着绝望。怎样的绝望，我不知道它的名字。写得与作品之前的想法不一样，就是失败。但必须接受它：失败的失败就是回到另一本书，回到这同一本书的另一种可能性。在屋子里的这种自我丧失完全不是自愿的。我没有说：“我整年里每天都关在这里。”我没有被关着，这样说是错的。我出去采购，上咖啡馆。但我同时又在这里。村子和房屋是一样的。桌子放在水塘前。还有黑墨水。还有白纸也是一样的。至于书，不，突然间，永远不一样。
在我以前，这房子里没有人写作。我问过镇长、邻居、商人。不。从来没有。我常打电话到凡尔赛打听曾住过这房子的人的姓名。在那一串住户的姓名和职业的单子上，没有任何作家。而所有这些姓名都可能是作家的姓名。所有的人。但是不。他们是这里的农户。我在土地里找到德国垃圾箱。这所房子的确被德国军官占用过。他们的垃圾箱是一些洞，在地上挖的洞。里面有许多牡蛎壳，贵重食品的空罐头，首先是肥鹅肝和鱼子酱罐头。还有许多碎了的餐具。什么都被扔掉。餐具肯定是塞夫勒的产品，除了碎片以外，花纹完好无缺。那蓝色像我们某些孩子的眼睛一样是纯洁的蓝色。
当一本书结束时——我是指写完一本书时——你阅读时再不能说这书是你写的，不能说书里写了些什么，也不能说你怀着何种绝望或何种幸福感，是一次新发现还是你整个人的失败。因为，毕竟，在一本书里是看不见这些的。文字在某种程度上是均匀一致的，变得规规矩矩。书一旦完成并散发以后，它就不会发生任何事情了。它回归到初生时懵懂的纯洁之中。
与尚未写成的书单独相处，就是仍然处在人类的最初睡眠中。就是这样。也是与仍然荒芜的写作单独相处。试图不因此而死。这是在战争中独自待在防空洞里。但是没有祈祷，没有上帝，没有任何思想，只有这个疯狂的愿望：消灭德意志民族，直至最后一名纳粹。
写作永远没有参照，不然它就……它仿佛刚出世。粗野。独特。除了那些人，在书中出现的人，你在工作中永远不会忘记他们，作者永远不会为他们惋惜。不，我对这有把握，不，写书，写作。因此通向舍弃的门永远敞开。作家的孤独中包含自杀。他甚至在自己的孤独中也是单身一人。永远不可思议。永远危险。是的，这是敢于出来喊叫所付的代价。
在房子里，我在二楼写作，我不在楼下写。后来却相反，我在一楼中央那个大房间里写，为的是不那么孤单，也许吧，我记不清了，也为了能看见花园。
书里有这个，书里的孤独是全世界的孤独。它无处不在。它漫及一切。我一直相信这种蔓延。和大家一样。孤独是这样一个东西，缺了它你一事无成。缺了它你什么也不瞧。它是一种思想方式，推理方式，但仅仅是日常思想。写作的功能中也有它，既然你每天都可以自杀，那你首先也许会想不要每天都自杀。这就是写书，不是孤独。我谈论孤独，但我当时并不孤单，因为我要完成这个工作，直至光明，这是苦役犯的工作：写作《法国副领事在拉合尔》。书写成了，被译成全世界的各种语言，被保存了下来。在书中，副领事向麻风病开枪，向麻风病人、穷人和狗开枪，然后向白人，向白人总督开枪。他枪杀一切，除了她，一天早上溺死在三角洲的她，劳拉·瓦莱里·施泰因，沙塔拉和我童年的女王，驻永隆总督的这位妻子。
第三部分失误常常也是美妙的
这是我生命的第一本书。它发生在拉合尔，也是在柬埔寨，在种植园，无处不在。《副领事》一开始就有一位十五岁的怀孕的女孩，这位安南姑娘被母亲赶了出来，在菩萨蓝色大理石的山区里游荡。后来如何我记不清了，只记得我费了很大的力气寻找这个地方，寻找我从未去过的这座菩萨的山。我的书桌上摆着地图，我循着乞丐和孩子们走的小路寻找，孩子们两腿无力，目光呆滞。他们被母亲所抛弃，捡垃圾充饥。这本书很难写。不可能做提纲来表述苦难的深度，因为没有引发这苦难的明显事件。这里只有饥饿和痛苦。
野蛮的事件之间没有联系，因此始终没有计划。我生活中从来没有计划。从来没有。生活和作品中都没有，一次也没有。
我每天早上写作。但没有任何时间表。从来没有。除非是做饭。我知道什么时候该让食物沸腾或避免烧焦。对于书我也心里有数。我发誓。用一切发誓。我从未在书里说谎。甚至也从未在生活里说谎。除了对男人。从来没有。这是因为母亲以前吓唬我说，谎言会杀死说谎的孩子。
我想这正是我责怪书籍的一点，因为，一般来说，它们并不自由。通过文字就能看出来：书被制作、被组织、被管辖，可以说变得规规矩矩。这是作家经常对自己使用的审查职能。于是作家成了自身的警察。我指的是寻求良好的形式，也就是最通常、最清楚、最无害的形式。还有几代人死气沉沉，书写得十分腼腆，甚至还有年轻人。这是些可爱的书，但没有任何发展，没有黑夜。没有沉默。换句话说，没有真正的作者。应景的书，解闷的书，旅行的书。但不是嵌入思想、讲述一切生命的黑色哀伤的书，而是一切思想的老生常谈。
我不知道书是什么。谁也不知道。但有书时我们知道。没有书时，我们知道，好比知道我们活着，还没有死。
每本书和每位作家一样，有一段艰难的、无法绕过的行程。他必须下决心将这个失误留在书里，使它成为真正的、不撒谎的书。孤独，我还不知道它后来如何。我还不能谈论它。我相信的是这种孤独变得平凡，天长日久变得平庸，而这很幸运。
当我第一次谈到法国驻拉合尔大使的夫人安娜…玛丽·斯特雷特和副领事之间的恋情，我感到毁坏了这本书，使它辜负了期望。可是没有，它不仅站住了，而且不负所望。作家也有失误，像这种失误，它实际上是机遇。成功的、美妙的失误使人欣喜，就连其他的失误，仿佛出自孩童之手的浅易的失误常常也是美妙的。
别人的书，我往往觉得很“干净”，但常常仿佛出自毫无危险的古典主义。大概该用“必然”一词。我不知道。
我平生读得最多的书，我独自阅读的书，是男人写的书。是米什莱。米什莱，还是米什莱，催人泪下。也有政治书籍，但较少。圣朱斯特，司汤达，但奇怪的是没有巴尔扎克。文本中之文本是圣经中的《旧约》。
第三部分受到处罚的爱情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样摆脱人们可能称作的危机，神经性危机或迟缓、衰落的危机，它仿佛是虚假的睡眠。孤独也是这个。一种写作。而阅读就是写作。
有些作家感到恐惧。他们害怕写作。就我的情况而言，也许我从来不害怕这种恐惧。我写了一些难以理解的书，但它们有读者。最近我读了其中一本，我有三十年没有重读它，我觉得它很精彩。书名是：《平静的生活》。此前我完全忘了它，只记得最后那句话：“除我以外，谁也没有看到他淹死。”这本书是一气呵成的，根据的是谋杀案十分阴暗的普通逻辑。在这本书里，你可以走得比书本身更远，比书中的谋杀案更远。走向你不知道的地方，走向对那位妹妹的爱慕，这又是兄妹恋爱的故事，是的，是永恒爱情的故事，令人炫目的、冒失而受到处罚的爱情。
我们因希望而患病，我们这些六八年的人，我们寄希望于无产阶级的作用。我们，不会有任何法律，任何东西，任何人和任何东西医治好我们的希望症。我想再加入共产党。但同时我知道不应该。我还想对右派说话，带着全部愤怒去辱骂它。辱骂和写作一样强有力。这是有对象的写作。我写文章辱骂一些人，这和写首好诗一样痛快。我认为左派与右派截然不同。有人会说这是同一些人。左派中有贝雷戈瓦，谁也取代不了他。第一号贝雷戈瓦就是密特朗，他也不同于任何人。
我可与众人一模一样。我相信走在街上从来没有谁回过头来看我。我是平庸。平庸的杰作。就像《卡车》那本书中的老妇人。
像我对你讲的那样生活，在孤独中生活，天长日久会冒风险。不可避免。当人孤单时会失去理性。我相信这一点：我相信当人完全孤单时会精神错乱，因为什么也不能阻止他产生个人的谵语。
人永远不是孤单的。在身体上永远不是孤单的。永远不。人总是在一个地方。他听见厨房的声音，电视或广播的声音，在邻近的套间，在整座大楼。特别是当他从不要求寂静时，不像我那样。
第三部分进程中的死亡
我想讲一件事，我第一次曾讲给为我拍过片子的米歇尔·波尔特听。在发生这件事的时候，我正在与大房子相通的那间被称作食物贮藏室的“小”房子里。独自一人。我在那里等米歇尔·波尔特。我经常这样独自待在安静而空荡荡的地方。待上很久。那一天，在寂静中，我突然看到和听到，在离我很近的地方，贴着墙，一只普通的苍蝇在做垂死挣扎。
我在地上坐了下来，免得吓坏它。我一动不动。
在这么大的空间里，我和它单独在一起。此前我从未想到苍蝇，除了诅咒它以外。和你一样。我和你一样，从小就憎恶全世界的这个灾星，带来瘟疫和霍乱的灾星。
我走过去看它死去。
它想从墙上脱身，花园的湿气可能使墙上的沙子和水泥将它粘住。我注视苍蝇怎样死去。时间很长。它做垂死挣扎，也许持续了十至十五分钟，然后便停止了。生命肯定停止了。我仍然待在那里看。苍蝇和刚才一样贴着墙，仿佛粘在墙上。
我弄错了：它还活着。
我仍然待在那里看，盼望它重新开始希望，重新开始生活。
我的在场使它的死亡更显得残酷。这我知道，但我仍待在那里。为了看。看死亡如何逐步地入侵这只苍蝇。也试着看看死亡来自何处。来自外面，还是来自厚墙，或者地面。它来自怎样的黑暗，来自大地或天空，来自附近的森林或者尚无以名之的虚无——它也许近在咫尺——也许它来自我这个试图寻找正在进入永恒的苍蝇的轨迹的人。
我记不得结局了。苍蝇精疲力竭，多半掉了下来。它的爪子从墙上脱开。它从墙上掉了下来。我再什么也不知道，只知道我从那里走开。我对自己说：“你在发疯。”我从那里走开了。
米歇尔·波尔特来的时候，我把那个地方指给她看，对她说有只苍蝇在三点二十分时在那里死去。米歇尔·波尔特大笑。狂笑。她有理由。我对她微笑，这件事到此为止。可是不：她还在笑。我现在向你讲的时候，就是这样，是真话，我说的是真话，刚才讲的是苍蝇和我之间的事，这还没有什么可笑的。
苍蝇的死亡，是死亡。是朝向某种世界末日的进程中的死亡，它扩大了长眠的疆界。我们看见死去一条狗，我们看见死去一匹马，我们说点什么，比方说，可怜的畜生……但是对苍蝇的死，我们什么也不说，不做任何记载。
现在我写下了。人们可能冒的风险也许正是这种十分凄惨的偏移——我不喜欢这个字眼。事情并不严重，但这件事本身，全部，具有巨大的意义：无法企及的、无边无际的意义。我想到了犹太人。我像在战争初期一样仇恨德国，用整个身体，用全部力量仇恨它。在战争期间，看到街上的每个德国人，我就想到要谋杀他，臆想和完善这个谋杀，我想到杀死一个德国肉体时的那种巨大快乐。
如果作品接触到这个，这只垂死的苍蝇，那也很好，我是指：写出写作的恐惧。死亡的确切时刻，既然被记载，便已经使死亡成为无法企及的，使它具有普遍意义，也就是说在地球上生命的总图中具有精确的地位。
第三部分被封闭在你的书里
苍蝇死亡时刻的精确性使它有了秘密葬礼。证据就在这里，它死了二十年，我还在谈论它。
此前我从未讲起这只苍蝇的死亡，它持续的时间，它的缓慢，它难以忍受的恐惧，它的真实。
死亡时间的精确性反映出与人的共存，与殖民地民族，与世上庞大无比的陌生人群，与处于普遍孤独中的孤单人们的共存。生命无处不在。从细菌到大象。从大地到神圣的或已死亡的天空。
对于苍蝇的死，我没有做什么事。光滑的白墙，它的裹尸布，已经在那里，它的死亡成了一个公共事件，自然的与不可避免的。这只苍蝇显然到了生命的末日。我无法抑制自己不去看着它死。它不再动弹。还有这一点，我也知道人们不能说这只苍蝇存在过。
这件事已经过去二十年了。我从未像刚才那样讲述过，甚至包括对米歇尔·波尔特。我当时还知道的，看到的，是苍蝇已经知道渗透它全身的冰冷就是死亡。这是最可怕的。最出人意料的。它知道，它也接受。
孤零零的房子是不会这样存在的。它周围必须有时间，有人，有故事，有“转折点”，有像婚礼或这只苍蝇死亡之类的事，死亡，平凡的死亡——单数与多数的死亡，全球的，无产者的死亡。战争，地球上巨大如山的战争所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