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意恩仇录_李敖-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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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糟的是他的声带,此公声带有异,发音沙沙作响,好像公火鸭似的,他大夸我的文章多sharp,念出sharp这个字,因有sh的音,更是沙沙,非常好笑。其实他也可以sharp啊!可惜他整天做官、办党、写毛笔字,所以一点也没当年五囚的影子了。我后来写《胡适评传》时,向他主持的国民党党史会借《竞业旬报》,他同意了,但要我不可透露来源,其畏首畏尾心态,有如是者!陶希圣做过汪精卫的宣传部长,以汉好名,为人阴险外露,他拉拢我入国民党不成,最后把我请走了,请走后还写文章骂我,实在卑鄙。我被陶希圣请走后,另一国民党大员张其陶对人说:〃人弃我取,我想请李敖到我这边来。〃当有人转达这一好意后,我表示:〃我已经后悔去陶希圣那边了,我再也不要跟他们有任何干系了。〃虽然此事息于未萌,我也从不认识张其昀,也没见过此人,我倒觉得他不无知人之量。
我进文献会时,已投稿《文星》;到文献会后,与文星关系愈来愈近;离文献会后,索性全部文星了。跟文星合作,首先改变了我的〃经济结构〃,当文星老板萧孟能把第一批写书稿赏一万元交到我手的时候,我真是开了洋荤-我有生以来,从来手中没有握过这么大的数目,当然我看过一万块钱是什么模样,但那是在银行,钱是别人的,这回可是自己的,感觉完全不同。与文星合作,虽然最后成为〃魔鬼终结者〃,但不论自己怎么〃声名狼藉〃、怎么得、怎么失,在经济上,我却从此走向〃有一点钱〃的不归路,我终于逐渐摆脱了穷困的岁月,〃一钱难倒英雄汉〃的日子,对我终于远去。文星结束时,我有了一户三十二坪的公寓房子,这是我生命中的大事,-从二十六岁时还向朋友李士振借钱二百二十元付房租做房客,到三十岁时迁人自己价值十二万的〃国泰信义公寓〃做寓公,当然对我是大事。我心里至今感谢萧孟能,虽然这是我劳心劳力冒险犯难所应得,但有此机缘,不能不说和他有关。一一笑以蔽之:恩怨情仇何足数,能数的,起自一万元最具体了。
这一〃国泰信义公寓〃,是囚楼公寓的顶楼,总价十二万,六万元付现进门,余六万元分期付款。我这户东面两户是文星资料室、西面一户由陆啸铡买到,四户相通,在起造过程中,我发现房子盖得不老实,偷工减两、面积也不足,我单枪匹马,跑到国泰建设公司去理论。它的老板蔡万霖亲自出来,很傲慢地向我威胁说:〃李先生,你知道我们蔡家兄弟是什么出身的?〃我说:〃你们是流氓出身的。〃他听了我这种单刀直入的口气,吓了一跳。我接着说〃蔡先生,你知道我李某人是什么出身的?告诉你,我也是流氓出身的。不过我会写字,你不会,要不要打官司、上报纸,你看着办吧!〃蔡万霖不愧是聪明的土蛋,他识时务,文刻屈服了,赔钱谢罪了事。他之有今天,富而好〃李〃而不好讼,自是原因之一。这土蛋当年没今天这么胖,今天纯粹已是脑满肠肥兼满脑肥肠的家伙了。这土蛋变成世界十大富翁之一后,深居简出,住在我的隔邻大楼〃霖圆大厦〃,警卫森严,有一夭我在京兆尹吃饭,〃霖圆大厦〃豪门突开,我遥望对面蔡万霖家过年大张红慢,上写〃金玉满堂〃四字,觉得好笑。《老子》书中说:
〃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当然土蛋蔡万霖是不懂这段古书的。蔡土蛋不懂古书,却懂颠覆三民主义,且和孙中山好有一比。孙中山做钦命要犯时,清政府按照惯例,把他的姓名更改以丑化他,在公文书上,〃孙文〃变成了〃孙汶〃;蔡万霖做一代财阀前,土蛋按照迷信,把他的姓名更改以美化自己,在公文书上,〃蔡万林〃变成了〃蔡万霖〃。两人不同的是,前者加水、后者加雨而已。孙中山讲三民主义,发明土地〃涨价归公〃之说,自以为得意。但这种闭门造车、一厢情愿的主义,其实是没有可行性的,因为〃涨价归公〃要能实行,乃以土地有无移转为要件,若土地根本没买卖,则对有买卖者而言,即为不公;若对没买卖者抽税,则因根本没买卖而增加负担、因根本未获涨价所得而增加税捐,又是不公。可见没那么容易!如今国民党伪财政部赋税署官员表示:大财阀炒作房地产获取暴利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因为他们逃税,而是政府课不到他们的税,因为他们买到土地以后根本就不卖,所以土地增值税也就无从课起,〃涨价归公〃也就徒呼负负!土蛋蔡万霖已经阔到不卖房子只租房子了,孙中山想得到吗?多可怜呀,会做梦的革命家!做了半天梦,加雨的,打倒加水的。孙中山被蔡万霖打倒,我却打倒过蔡万霖,只是小规模的一次而已。而在颠覆三民主义上,他和我却有志一同。虽然各搞各的,却正巧殊途同归,亦足发噱也。
一九六一年六月一日,共产党出身的谢然之接任国民党第四组主任。在他接任后五个月,同年十一月一日,我在《文星》发表《老年人和棒子》,从此兴风作浪,使国民党怒形于色、谢然之喜上眉梢。国民党怒的是,李敖从文化思想上挖它的老根;谢然之喜的是,又有一票封杀的大买卖可做矣。在谢然之的带头媒孽下,《文星》处境日渐恶化。拖到一九六五年十一月,正好发生了谢然之与余纪忠公开冲突事件,余纪忠在十一月二十九日的《征信新闻报》(《中国时报》前身)上,以社论《党纪国法不容诬陷忠良-请谢然之交出证据来!》为题,质问这个国民党〃败类〃,我索性〃趁火打劫〃,一方面请萧孟能去找余纪忠,取得联合作战共识;一方面以《我们对〃国法党限〃的严正表示》一文,用矛盾战法,引蒋介石言论以讽谢然之。十二月四日,《中央日报》登出《中央四组与征信新闻报双方表示误会冰释》。后来余纪忠向萧盂能抱怨,说你们出手这么重,可不太好。同时十二月三日的《公论报》上以短论评论,说:〃有兄弟两人,因细故误会,偶尔失和。做邻居的人,应该善意规劝,使他们重修;日好。绝不可以大唱反调,,推波助澜。〃我看了一笑,心里想:一点也没错啊,他们是〃兄弟〃,我们是外人,说得可真好!我写《我们对〃国法党限〃的严正表示》一文,表面上,是抨击国民党中央党部第四组主任谢然之的作风,事实上,只是。、为例,,以概其余,隐指国民党总裁言行不一,未按宪法规定,把党部自司法界和军队中撤出。这篇文章构成了《文星》被消灭的最后条件,杀身之祸也就立竿见影了。杀身之祸是那年十二月问筹印《文星》第九十九期时发生的。第九十九期预定一九六六年一月一日出版,可是十二月十五日,警务处转下警总(54)训唤字第八七0六号代电查禁《文星》第九十八期;二十五日,又发生了情况,台北市警察局五分局(中山分局前身)的警员直扑中山北路一段六十六号清水商行印刷工厂,收扣了部分稿件。二十七日,由市长高玉树出面做狗腿,下达了停刊一年的命令。一年以后,谢然之主持的第四组秘密行文给萧同兹,不准复刊,《文星》杂志从此便进入历史了。在澳洲的居浩然看了我这篇杀身之作后,写信来,责怪这篇文章好像在〃清君侧〃,其实仔细看去,并非如此。
君之侧固然是无耻小人,君之本身,亦反证出〃上梁不正下梁歪,,的因果责任。蒋介石的左右在为他朗读这篇文章后,立刻气得下手令:〃该书店应即迅速设法予以封闭。〃可见伤到要害,蒋介石本人都感觉出来。当然,在那种〃冰河期〃中,写这类文章是无法畅所欲言的,只能欲说还休的点到为止。正因为这篇文章有这种缺点,所以在多年以后,它正好用来彰显出当年文禁文网是何等威风,而我们在那种威风下敢持虎须的勇气,是今天〃不知稼稿之难〃的青年人所不能想象的。
虽然国民党即时查禁了《文星》第九十八期,禁止这篇文章流传,但是海外报刊上,却颇多转载。后来我又写了一篇《我们对〃言论立场〃的严正表示》,寄到海外,其中掀了谢然之不少底。这两篇文章在中国言论自由史上,都有它一定的地位,自不待言。谢然之权倾一时之际,住在天母三路三十五街五号,看中了下女,奸之成孕,被太太发觉,怒将孕妇赶出家门。后来太太一想,自己既然不能生,何不收个儿子?于是遍寻下女,找了两三个月才找到。不料下女拿乔,敲了两万元(近四十年前的两万元),才把儿子交出。谢然之的无行,此为一端。但无行没关系,他仍深得另一无行者蒋经国的欢心,后来自第四组主任荣升中央党部副秘书长,再外放为驻萨尔瓦多〃大使〃。这一外放,放出了麻烦。-〃大使〃卸任后,他对蒋家王朝已无信心,乃抗命不归,见风转舵,投奔美国。蒋经国气得要命,但对小人之叛,毫无法子。
一九八一年,许荣淑《深耕》杂志第八期刊出谢然之在美不归的事。谢然之居然老脸皮厚,写信来更正。说他只是〃来美疗疾。……大节所在,义无反顾。……鄙人因病滞外,纯系健康问题〃云云。《深耕》主编林世惺问我怎么处理,我说信可以刊出,但是注明除非谢然之肯回来,否则一切自谓忠贞,都无以证明。谢然之当然不敢回来,他的更正都是假的。
同年十一月七日,《自立晚报》刊出〃省主席〃李登辉在省议会公开承认国民党中〃有彭德、谢然之等败类〃,我看了哈哈大笑。我说,国民党搞出这些败类来防范我们的思想,但是真正出问题的,却是国民党自己。国民党自作自受,真活该啊!同时,我忍不住要质问:你们他妈的国民党到底怎么回事?你们当年豢养这些忠贞分子,职司钳制言论之责,整天整我们,说我们思想有问题,现在时穷节乃见,原来有问题的,全是你们窝里的,这下子可怎么办?人是你们用的,如今出了纰漏,你们没有一声自责、没有一句抱歉,好意思吗?
说你们该负道义责任,太抬举了,你们该负的,其实正是不义责任。为了你们的不义,多少年的岁月与心血,都耽搁了、泡汤了,你们的祸国殃民,可真不小啊!
在封杀的作业里,除了国民党〃官方〃外〃准官方〃也是配合〃官方〃,有以自效的,其中最主要的是胡秋原。事缘一九六二年,发生了一次中西文化论战。论战是由两篇文章引起的,一篇是胡适的《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一篇是李敖的《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胡秋原因为论战失败,迁怒到《文星》,乃转移阵地,自四月起,在《世界评论》上,展开暴跳如雷的攻击,攻击中涉及了居浩然和我,乃至拆穿他的许登源和洪成完。到了八月,在伦敦的居浩然不甘沉默,寄给《文星》一篇投书,《文星》于九月一日刊出,其中提到胡秋原当年参加〃闽变〃叛国的话;十月一日,我写《胡秋原的真面目》,站在现代史研究的立场,对〃闽变〃叛国,也做了一点研究。这下子胡秋原第二次生气了。他来了〃三位一体〃的控告-告萧孟能、居浩然、李敖诽谤!胡秋原这一举动,曾经引起舆论的非议,十月九日的《自立晚报》上,就发出这样的社论:〃……涉讼公庭要赖法律来评断是非,我们更不知道这是进步还是退步?法律或许可以裁决一造胜诉一造败诉,可是中西文化的论战,难道能凭法律裁判谁直谁曲,得出一个结论吗?〃但是胡秋原既然坚持要诉诸法律,我就随他的便,那时我没有钱请律师,我就买了一些法律的书,自己先备战起来了。这时候,一个神秘的消息传出了,那就是居浩然的大大找到了胡秋原的大太,由大太级的出面,双方先行达成和解。这当然是一件令人不快的消息,那时我还不认识居浩然,我也没说什么。后来居浩然从伦敦回来,认识了我,但白告诉我他怕老婆,老婆说要和,就只好和了。我说:〃别什么老婆不老婆吧!你们湖北人就是没有种!文天祥说时穷节乃见,,你们湖北人是时穷节先见,,一件合作,只要有点风吹草动,第一个浇凉水、扯后腿、背叛原则又出卖朋友的,一定就是你们湖北人。你们九头鸟总是teamwork中最先变节的,别怪老婆了吧!〃居浩然听了,哈哈大笑,就默认了。居浩然以外,萧孟能受了亲朋的压力,也动摇过,不过,我的态度影响了他,我的态度是:要告由他去告,要和你们去和,我李敖是不怕告,也不要和的,我那时二十六岁,很年轻,也很坚定。我认为,我遭遇的,是〃是非〃问题,不是〃人情〃问题。在〃是非〃上,我没有错;在〃人情〃上,为了真理,我六亲尚且不认,何况非亲非故的胡秋原和非亲非故的萧孟能呢?我又认为:我出道写文章以来,就准备殉道,我绝对对我写的任何一个字负责任,并愿面对考验与审判、打击与监狱,我是不怕的。和事者们都是萧家的朋友,他示遗憾:〃可,我说不行,我所说的都是实的,也无憾可遗,不行,不和就是不和:就这样的,官司就打下去了。打到了一九六三年的秋天,法官张顺吉做了判决:李敖、萧孟能,罚钱;胡秋原)也罚钱。因为张顺吉说,告人诽谤的胡秋原也诽谤了他告的人。地院判决后,双方都上诉到高院,从此官司就拖了下来,从一九六三年起,一拖十一年,拖到一九七四年,其间所换法官的人数与出庭的次数,都举不胜举了。到了一九六四年的时候,我早已因叛乱的案子,被关到警备总部军法处了。国民党的法院配合警总,居然等警总先关我、审我后,才开了庭,法官是高院刑九庭的汪家声、吴纯、高廷彬,他们把国民党胡秋原的大量诽谤之言,一律改判无罪,有罪的只剩我和萧孟能了。一九七四年五月四日,我在景美军法看守所的押房里,收到这一判决,真又好气又好笑。虽然又好气又好笑,但在我内心深处,我感到一种求仁得仁的满足。十二年来,我为真理而战、为信仰而战、为抵抗国民党的打击而战,在这漫长的战斗中,虽然有青春的离去、有战友的离去、有人世的巨变和浮生的苍凉,但我一直坚定,毫不动摇。我觉得我是大丈夫,我为光明争取言论自由而面对黑暗法律审判,做了一个伟大的榜样。有趣的是,这一场官司引发了我的〃听讼〃性格,自此进出法院,前后长达三十六年,至今未已,其中胡秋原终在他案上被我打败,因为解严后、有些法官终能有点自主了、不看风色了,所以偶有胜面,聊以自嘲。胡秋原赔了我三十五万元,我分了一半给我的律师郭鑫生,一半自己痛痛快快地花了。一般人以为花儿子的钱最痛快,非也,花仇家的钱,才更痛快呢。
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五日,对我是一件大日子,这天由文星出版了我的第一本书——《传统下的独自》。出版后,我的风格与〃一些浅人们〃眼中的李敖风格,便从此确定,〃游戏文章〃与〃专爱骂人〃之溢便跟了我一辈子了,我也乐观此溢,老子就这样写了、这样骂了,又怎样?《传统下的独白》在市面上肆虐四年后被国民党伪政府查禁,禁后各种盗版蜂起,前后一二十年,愈禁愈流传,自非国民党伪政府始料所及,这书刚出版时,在中国广播公司主持节目的中国小姐刘秀嫚,特别约我做一次访问,那是我平生第一次进录音间。刘秀馒长得甜甜的,身材瘦不露骨,询属一流。在录音间时她的铅笔掉在地上了,我弯腰为她去捡,顺便亲近了她的小腿。虽然接近是短暂的,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