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29-案发当时(选载)-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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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不透风的墙，这件事后来被同僚们知道了，都说他实在是太过分了。那知县倒也爽快，对指责他的同僚说：“我只是因为儿子正在北京捐官，急需这笔银子而已。”后来他的儿子果然捐到了知县官职，几转任就升了知州，不过最终还是因为和父亲一样贪赃枉法的行为被揭露，被判处“斩立决”，他的两个儿子也都充了军。这时候那个江都知县已经致仕（退休）在家，听说这个消息一惊不起，背上生疮，在病痛折磨中死去。
《案发当时》 第二部分逆向的淘汰
逆向的淘汰
以上这两个事例尽管只是“小说家言”，但是从相隔百余年而“奇货可居”的相同勒索手法来看，即使法律的规定再严格，贪官们仍然能够把司法检验变成自己的一项财源。
在缺乏外部监督的中国古代官场，类似于检验出发时限这样的严格法律制度，往往起到的是逆向淘汰的作用。凡是有良心的、自觉遵守制度、不愿意讨好自己唯一的监督者——上级长官的官员，很容易因为违反了这些规定而遭到弹劾，总也升不了官，甚至被革职罢官。上文已经提到的汪辉祖，后来就是因为检验尸体违反时限而被革职的。
汪辉祖出任官职前，在江南地区担任州县长官的“刑名幕友”（俗称“刑名师爷”，性质为官员私人聘请的司法审判事务顾问）有三十四年之久，以善于帮助官员判断疑难案件而号称“江南名幕”。五十五岁才中了进士，将近六十岁时才获得知县官职。他在宁远县知县任上以智破疑案闻名，被当地百姓称颂为“青天”。可是他生性正直，不愿意和官场上的腐败风气同流合污，很多贪官、庸官对他又是嫉妒、又是痛恨。当他知县任满，以政绩“卓异”而兼知道州知州时，附近的官员们一碰到人命案件，动辄请求上级指定由汪辉祖来检验。有一次附近的一个县发生重大人命案件，上级道台一直不喜欢汪辉祖，就指定汪辉祖前去检验。路途虽不足百里，但却隔着潇水。明清法律没有南宋那样的规定，即使相隔没有桥梁的江河也无论是否正在发大水，检验官都要限期到达。汪辉祖出发后连遭暴雨，潇水猛涨，几次试渡都没有成功，他还曾落水，好在随从抢救及时才没有送命。结果等到水退后才赶到现场，已是过了期限好几天。原来就讨厌他的同僚们纷纷打小报告弹劾他，上级也不愿听他的解释，竟然按照法条处理，给了他一个革职处分。汪辉祖心灰意懒，就此回乡，不再出仕。
◎附录原文：
诸尸应验而不验（初、复同），或受差过两时不发（遇夜不计，下条准此），或不亲临视，或不定要害致死之因，或定而不当（谓以非理死为病死，因头伤为胁伤之类），各以违制论。即凭验状致罪已出入者，不在自首觉举之例。其事状难明定而失当者，杖一百。吏人、行人一等科罪。
诸被差验复，非系经隔日久而辄称尸坏不验者，坐以应验不验之罪。（《淳祐详定》）。
诸验尸，报到过两时不请官者，请官违法或受请违法而不言，或牒至应受而不受，或初、复检官吏、行人相见及漏露所验事状者，各杖一百。若验讫，不当日内申所属者，准此。
诸县承他处官司请官验尸，有官可那而称阙，若阙官而不具事因申牒，或探伺牒至而托故在假被免者，各以违制论。
诸行人因验尸受财，依公入法。
诸检复之类应差官者，差无亲嫌干碍之人。
诸验尸，州差司理参军（本院囚别差官，或止有司理一院，准此），县差尉，县尉阙即以次差簿、丞（县丞不得出本县界）。监当官皆缺者，县令前去。若过十里或验本县囚，牒最近县，其郭下县皆申州。应复验者，并于差初验日，先次申牒差官。应牒最近县而百里内无县者，听就近牒巡检或都巡检。内复检应止牒本县官而独员者，准此。谓非见出巡捕者。
诸尸应复验者，在州申州；在县，于受牒时牒尸所最近县。状牒内各不得具致死之因。相去百里以上而远于本县者，止牒本县官。独员即牒他县。
诸请官验尸者，不得越黄河、江、湖（江河谓无桥梁，湖谓水涨不可渡者）及牒独员县。郭下县听牒，牒至，即申州差官前去。
诸验尸，应牒近县而牒远县者，牒至亦受。验毕，申所属。
诸尸应牒邻县验复，而合请官在别县，若百里外，或在病假、不妨本职非无官可那者，受牒县当日具事因（在假者具日时）保明申本州及提点刑狱司，并报元牒官司，仍牒以次县。
——宋慈《洗冤集录·条令》
《案发当时》 第二部分伤势定罪行
伤势定罪行
案发当时＞＞＞
小酒馆老板王二因在自家楼上窗口窥见对门何氏貌美，趁其夫童四出门在外，深夜潜入童家，意欲行奸，何氏拼死不从，王二遂杀何氏后奸尸，事后留下预先准备好的写有本城首富吕文周大名的纸扇，嫁祸于人。眼看案情逐渐败露，王二又杀为他在扇面上题字的陈鉴灭口。尽管如此，大堂之上其杀人嫁祸的行径还是被宋慈推说得如履其境，王二只能强辩说没有实证不能定其死罪。宋慈开棺验尸，验明死者伤口右浅左深，右窄左宽，正是王二这个左撇子所为。
——电视剧《大宋提刑官》之“遗扇嫁祸案”
断案宝典
宋慈在《洗冤集录》里对于从各种伤势来推定致死原因、推定犯罪情节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对于检验刀、枪之类砍刺致死的情况宋慈提示出判断的方法。如刀刃造成的贯通伤，要看内外的创口，大一点的是进刀处，小一点的是透过处。如果尸首已经腐烂，就要看原来衣服上的破口来推定进入与透过的部位。被人杀死的人，尸体一般张开嘴和眼睛，头发散乱，两手微握，创口大的话，皮肉会有卷凸的现象，在腹部的创口如果弄破腹膜，肚肠会漏出。一般人在看见凶手用刃具砍来时，总会不自觉地用手遮挡，会在手上造成伤口。如果有人来保护，那人背部会有伤口。如果是被凶手突然一刀砍戳在空当处，伤口必定很大很深，手上就不会有伤。如果是砍在脑袋、顶门、脑角后、发际的，肯定会砍断头发，就像是用剪刀剪过一样。如果造成了头顶骨折的，即便是有尖物刺着的创口，也仍然要用手捏看是否有骨折。
尖刃刀或斧伤，创口表面阔而长，里面一定比较狭窄；而大刀砍出的创口浅的肯定窄，深的就会阔。刀平砍造成的伤口两头比较尖而窄，没有刃具划伤那样有起手、收手的轻重区别。枪刺的创口，刺的浅，伤口也就比较狭窄；刺的深，伤口就比较大，甚至会贯通。棍棒打的伤痕呈圆形，而竹枪、尖竹扁担戳到要害处，创口一般不齐整，呈现方、圆等不同的痕迹。如果是被利刃划割致死的，要注意死者穿着的衣衫有没有破口处，与尸体上的伤口、血迹进行对比。而如果是刀划割造成肚肠露出的，肚肠上应该可以找到被刀刃划破的几个破口，因为人的肚肠是盘于腹腔内的。
书面记录上要说明尸体的位置、朝向，穿着的衣服，衣服上有无血迹，伤口处的长、阔、深尺寸，是否是贯通伤，记录是否有肚肠流出、腹膜露出的致命处。还要注意检查刃伤和衣服穿孔的比照。如果是被竹枪、尖物剔伤致命，可以记录为“尖硬物剔伤致死”。
他在《检复总说》里告诫检验官员在做检验书面记录的时候，要特别谨慎。确认凶器是尖刃物时，才可以明确记录“被刺要害”。如果是“齐头刃物”就不用“刺”字。如果是腹部、两肋下或脐下的创口，在记录了长、阔的尺寸后，还要注意记录是否有腹膜上的破口，以及深度、方向、是否穿透。有肚肠流出及血污的，就可以明确记录为是因为要害处被割伤而“致命身死”。如果是前胸肋上的创口，只要记录方向、深度、是否穿透和血污情况，也就可以明确判断为“是要害致命身死”。如果是喉咙下部位伤口，要说明深度至头颈后部，伤到锁骨，以及周围的方圆不齐的创口，记录有食道、气管都已断绝的，有血污的，就可以下结论“致命身死”。伤到头面上或太阳穴、脑角后、发际内，如果凶器刃口较大的，才可以有“骨损”。如果有脑浆流出并有血污的，也可以明确是“要害处致命身死”。如果创口并非致命处，受伤者经过几天后死去，记录上要写“将养不较致命身死”。
在记录致命伤痕时，如果伤痕比较小，记录尺寸时可以有所扩大。这是为了防止将来案件有反复。但是在凶器没有缴获前，伤痕不可分毫增减，以便将来和凶器进行对比。在尸体身上伤痕很多的情况下，以指定一处致命伤痕为好。因为如果是众人行凶，留下两处致命伤痕，是两个人打的，按照当时的法律也只有一个人抵命，那就会造成判决哪一个抵命的问题。所以要在这两处伤痕里斟酌最重的那一处为致命伤。
没有到杀伤检验现场以前，就要先向报案人问清是否抓住了凶手，凶手的身份，使用的是什么凶器。如果已经找到凶器，先要察看大小，用纸画下样式。如果知道凶器但还没有找到的，要问清凶器原来所在的场所，也要报案人画出样式，并且要报案人在图样下画押。还要问清报案人，凶手与被伤人是不是亲戚、有无冤仇。
《案发当时》 第二部分饭桌上找凶手
揭密疑案
饭桌上找凶手
在宋朝统一全国的过程中，江南的吴越国是主动归顺的。因此宋朝廷对于吴越国王钱俶及其几个儿子都是优礼有加。钱俶的第七个儿子钱惟济，原来是个武将，后来在宋朝却担任好几个地方的地方官。他能够平定一方，但是统治手段却相当残忍，常常把死刑犯断肢剖腹，威吓民众。史书里记载他很有才干，《折狱龟鉴》里有一个显示钱惟济办案能力的故事，就是依据致命伤的情况找出凶手的：
自伤诬人一个老百姓在桑园采摘桑叶，突然有人进园来抢夺，但没有抢到手。双方发生纠纷，那个抢桑叶的人就用刀把自己的臂膀砍伤，诬陷是桑园主人想要杀他。官府一时也没办法分辨清楚，成了一桩疑案。
当时钱惟济以“留后”（唐以后的节度使子弟头衔）担任绛州（今山西新绛）知州，听了这个案子的汇报后，就亲自来审案。他派人把双方都传来问话，先是好言好语劝导，并安排给他们吃饭。一顿饭吃完，他就指着那人说：“如果别人用刀砍伤你的手膀，伤痕应是进刀重，出刀轻。现在你的创口却是进刀轻，出刀重，而你是用左手拿筷子和调羹，这正是你自己用左手砍伤右膀的证据。”那人无言可答，只好服罪。
还有一个类似的故事：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1007—1072年），从小是由他的叔叔欧阳晔抚养大的。欧阳晔是个文官，官至朝廷刑部的都官郎中。欧阳修在为叔父写的墓志里，称赞叔父为官清廉，秉公执法，处理过许多疑难案件。
欧阳晔曾为端州（治所位于今广东肇庆）知州。在当时端州治下的桂阳监（今湖南桂阳）有一起拖延不决的疑案：有一些农民在争夺渔船时发生斗殴，结果打死了一个人。由于当时场面很混乱，谁也说不清是谁把那个倒霉的农民打死的。这些嫌疑人长期被关押在监狱里，没有了出头的日子。
欧阳晔召集了这些在押的嫌疑人，让他们在衙门的空场上集合，命令给他们脱去种种戒具，使他们的身体能够自由活动，请他们吃饭喝汤，这些嫌疑人难得地享受了一顿自由的午餐。吃完了饭，欧阳晔就下令把他们都带回监狱去。只留下了一个人，欧阳晔把他带到后堂，也不说话，只是盯住他看，那人心里惊慌，神色不宁，欧阳晔突然说：“杀人的就是你吧！”那人仍然不肯承认，强辩道：“凭什么说是我杀的人？”欧阳晔不慌不忙的说：“我看见所有的人都是使用右手拿筷子吃饭，只有你一个是用左手的。那个死者的致命伤是在右肋部位，这只有习惯用左手的人才会在这个部位造成这样的伤痕，所以这就是你杀人的明证。”那个人不由得流着眼泪说：“人确实是我杀的，不敢再连累其他人。”
《案发当时》 第二部分该死的盗贼
该死的盗贼
北宋时有个叫余良肱的著名地方官，他在进士及第后初次为官，就在复检尸体时从致命伤痕发现疑点，抓获真凶，显示出过人的才干。
他当时担任荆湖南路（治所位于今湖南长沙）的司理参军，是负责司法审判的。下属的一个县里上报了一个杀人案件，说是已经捕获罪犯，罪犯也已认罪，请求结案，并执行死刑。余良肱仔细阅读了卷宗，并参与了尸体的复检，对致命伤口进行了仔细研究，在和凶器对比时，对此案的审判产生了很大的怀疑，他说：“难道会有刀刃长一尺多，而造成的伤口却连一寸大小都没有的事情？”
他向长官提出，暂时搁置这个案件，由他亲自组织，重新展开侦查，果然在不久后就抓获了真正的罪犯，原来基层县衙门上报案件时的那个所谓罪犯是屈打成招的。
根据《棠阴比事补编》的记载，宋代有一位姓杨的官员，也是在对伤痕的检验中发现疑点，得以平反冤案的。
在南宋时，越州会稽县（今浙江绍兴）为了防治盗案，制定了一项地方土政策，凡是在地方保甲内发生的盗案，没有能够破案抓住盗贼的，被盗人家的损失就要由保长来负责赔偿。当时有一户人家被盗，这户人家发觉后就操起棍棒猛追，追上了就猛打，那盗贼被打倒在地，这户人家就把他抬到保长家去报案。保长也不敢怠慢，立刻将这人捆绑严实，抬到官府去。不料走到半路上，这个盗贼就死了。
会稽县官府在检验尸体后，见这死者身上有不少伤痕，手脚捆扎的痕迹也很明显。就定为是捆扎过紧致死，是保长的责任，要定保长一个擅自杀人的死罪。会稽县就将这案件上报给越州衙门。那位姓杨的官员当时正在越州担任录事参军，有复核下属各县上报案件的职责。他仔细阅读核对卷宗，发现检验尸格上记录在案的分明有一处是致命部位的伤痕：左肋下有一道长一寸二分的伤痕，而且奇怪的是这块伤痕的中央有一条白色的痕迹。显然致死的原因应该是被那户人家用棍棒打到这一致命处。
姓杨的官员把这一疑点向县衙门的承办官员指出，可是那些官员都不愿意更改，说已经结案了，怎么能够再推翻重审？实际上这是不想因判断失误而被处分。姓杨的官员坚持要重新调查，又向知州报告，得到批准。姓杨的官员将追赶并殴打盗贼的那户人家传唤到案，再次进行调查取证，并缴了当时使用的棍棒进行对比，果然找到了一根头部有道大裂缝的棍子，和尸体上那处致命伤刚好吻合，足以证明那盗贼是被那户人家追打致死，和保长的捆绑关系不大。于是他按照法律拟定判决意见：捕盗时因盗贼逃跑、拒捕而打死盗贼的，是一个可以用钱财赎刑的罪名；那保长没有及时抢救导致罪犯死在路上，也不过应判个杖刑。
《案发当时》 第二部分孙子杀爷爷
孙子杀爷爷
清末人魏息圆编的《不用刑审判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