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家风-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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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若木，营养学专家，1919年生于山东济南。祖籍山东淄博。1935年参加“一二·九”运动，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10月赴延安。1938年春，与陈云结婚。在延安，曾在陕北公学、中共中央党校、马列学院学习深造。解放后，曾在国家科委政策研究室、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工作，任政策研究室处长、植物研究所植物园副主任兼党总支书记。1969年至1973年，下放到中国科学院湖南衡东草市干校劳动，1973年至1980年，在中国科学院政治部落实政策办公室工作。1980年后，任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科技组顾问。20世纪80年代后期离休。著有《于若木文集》、《于若木论学生营养》等专著。　　　　
　　　　我们在一起共同生活了58年，除了抗日战争胜利后头一年，中央派他先期到东北开辟根据地而我留在延安和“文化大革命”中间几年他被“疏散”到江西外，从没有分开过。　　　　
　　　　陈云同志是一位领导能力极强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同时又是一个高尚的人、纯粹的人，这既是全党公认的，也是我在和他共同生活的58年里最集中最深刻的体会。


第一部分：我心中的陈云打算盘非常熟练

　　　　陈云同志出身很苦，生下来后，母亲奶水不够，是靠喝米汤吃米粉长大的，可以说先天不足，后天失调，从小就体质弱。父母去世得早，他四岁就过继给了舅舅。　　　　
　　　　他从小酷爱读书，但是因为家里交不起学费，小学毕业就没办法再升学了。老师对他很欣赏，说这个学生学习这样好，应该继续深造。老师跟商务印书馆的一个人有亲戚关系，就推荐陈云同志到商务印书馆当学徒。陈云同志那时候只有14岁，个子比较矮，连柜台都够不着，就在脚底下垫个小凳子站柜台。　　　　
　　　　在商务印书馆时，陈云同志因工作需要学会了打算盘，打得非常熟练。后来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有的时候计算一些数字，计算一些账目，算盘就派上了用场。他有时候还在家里给我和孩子们表演。陈云同志出去视察时，在商店里看到算盘，也拿来表演一番。这些都是他当时的基本功。　　　　
　　　　五四运动时期，陈云同志在小学里做一些学生运动的宣传工作，他还参加过话剧演出，宣传五四运动，所以他在小学时就接受了革命思想。他在商务印书馆工作时，接触文化书籍比较多。他一有时间就读书，每天早上起床之后上班之前就练书法，每天晚上还要进夜校学英语，非常勤奋。　　　　
　　　　我祖籍山东淄博，出生在济南市，在我出生之前我们家已经迁到济南了。我父亲在山东是做教育工作的，他教了一辈子书，做了一辈子校长。我是北平女一中的学生，读高中二年级时，“七七事变”爆发，平津沦陷，没法读书，就带着党组织的介绍信，从山东老家到延安来了。　　　　
　　　　


第一部分：我心中的陈云马克思送来了“天兵天将”

　　　　我第一次见到陈云同志，是1937年11月，我还是陕北公学学生，有一天忽然响起了警报，说有敌机来了，大家纷纷找隐蔽的地方，还没隐蔽好，又传来消息说，不要跑了，这是自己的飞机，大家准备去机场迎接吧。我们又往机场跑，正跑着，又传来话了，说大家不要跑了，欢迎会就在我们陕北公学操场举行。不久，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央领导同志簇拥着被迎接的人，王明、康生、陈云及一些随行人员，到了陕北公学操场，当时就开了一个简单而热烈的欢迎会。　　　　
　　　　欢迎会大概有2000来人，主席台是由几张方桌拼起来的，摆了一些小凳子，领导人和被欢迎的人都在主席台上就座。非常巧，我离主席台很近，七八米的样子，所以一抬头，就能清楚地看到主席台上的人，王明、康生、陈云三个领导人，都看得非常清楚。他们都穿着黑色的马裤和长筒马靴，跟延安的服装不一样，看上去特别高大，特别有精神。　　　　
　　　　欢迎会是毛主席主持的，毛主席致欢迎词。有一句话给我印象非常深，就是用浓重的湖南口音，充满喜悦和激情地说：“今天，马克思给我们送来了天兵天将，真是喜从天降！”他不断地重复“喜从天降”四个字，在说这句话的同时，不断地把帽子抛得老高，抛向空中。陈云同志也讲了话。他的上海普通话的口音和他政治家的风采，我至今记忆犹新。　　　　
　　　　第二次见陈云同志，大概是12月初的一天晚上，成仿吾校长在他的办公室召开陕北公学党员大会，传达上级的指示。陕北公学当时有学员数千人，但党员只有三四十人，会议在校长办公室召开。校长办公室就是一个山洞，天然的，都是岩石，前面加两个门窗。我们正在开会，陈云同志进来了，他向大家问好，并讲了几句话。我记得，陈云同志在讲话中说，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形势下，广大的进步青年知识分子心向共产党，我们不能搞关门主义，要从他们中间大量吸收党员，革命事业没有知识分子是不行的。他还说道：“我是从新疆回来的，在这之前到过苏联。苏联是社会主义社会，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说着，他从口袋里掏出香烟分给抽烟的人，说这是社会主义的香烟，大家尝一尝吧！　　　　
　　　　我第三次看到陈云同志，是在那次党员大会之后不久。那天，全校师生听陈云同志做形势报告。陈云同志报告大意是讲，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共第二次合作的新形势下，广大革命知识分子像朝山进香一样奔向延安，我们应该敞开大门，欢迎他们。他还说，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和无产阶级革命的领袖列宁等都是大知识分子，马克思生前经常到伦敦的图书馆看书、查资料，以至他座位下的地面上都被他的鞋磨出一道沟。　　　　
　　　　陈云同志讲，他曾经问一位苏联的农民，十月革命给他们带来了什么好处。那位农民说，现在住房里有了室内厕所，免得冬天上露天厕所受冻了。陈云同志的报告给我们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大家都称赞这个报告深入浅出，形象生动。　　　　
　　　　陈云同志从新疆回延安以后，工作过于劳累，经常流鼻血，这是他的老毛病了。中央专门请了一个治流鼻血的苏联医生给他治疗。这个苏联专家回国之后，需要一个人照顾陈云。组织部就到陕北公学物色人。陕北公学首先要选择党员，政治上要可靠，我们女生队只有四五个党员，找一个党员，而且条件比较合适，也是不容易的。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是正式党员了，就选到了我。我没学过护理学，好在去陈云同志那儿也不需要很多的护理知识，就是每天负责给他鼻子滴药水。在他窑洞的门口，给我放了一张桌子，没事儿时，我就拿本书看，当时看的是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后来，陈云同志说，这本书是定情之物，写上我的名字，签上他的名字，保留了起来。　　　　
　　　　在照顾陈云同志的过程中，他就跟我聊天，问我的家庭情况，问我的学历，我都如实告诉了他。有一次他跟我说，我们做个朋友好吗？我当然就同意了。后来他又跟我说，我是个老实人，做事情从来老老实实。你也是个老实人。老实人跟老实人在一起，能够合得来。你好好考虑考虑我的条件，我比你大14岁，年龄方面有差距，我是小学文化。他一再说这个事情，问我愿意不愿意。　　　　
　　　　我入党之前，就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了，对共产党非常崇拜，觉得共产党人、共产党的领导干部，都好像神人一样，都是不平常的人。我觉得年龄差距不是问题，虽然他的学历是小学，但在革命过程中，他读了那么多书，有很大提高，经验又十分丰富，我跟他比起来，有自卑感，觉得还配不上他呢！　　　　
　　　　我们的关系确定了之后，陈云同志为了慎重起见，把当时在陕北公学男生队学习的我二哥请来，认真、坦诚地讲述了他和我相识的经过，郑重地征求我二哥的意见。我二哥对陈云同志的印象很好，当然同意了。陈云同志为了表示尊敬，还在街上饭馆要了菜，请我二哥到他住处吃了一顿饭。


第一部分：我心中的陈云一块钱的热闹婚礼

　　　　1938年初，我们结婚了。晚上，陈云同志拿出一块钱，买了花生、瓜子、糖果，在中央组织部的一间平房里，举行了一个热闹而简单的婚礼。　　　　
　　　　那天晚上也是麻油灯，灯光非常明亮。事后，消息传开，有些同志见到陈云同志，就说你得请客啊！他当时虽然手里有点钱，还有一点美金呢，请得起客，但他不愿意摆场面，所以没有请。一段时间后，周总理从重庆回来看望陈云同志，陈云同志跟李富春同志举行了一次宴席，那次宴席上喝了葡萄酒，很尽兴，我还喝醉了。这也算是婚礼的一个补充吧。　　　　
　　　　我跟陈云同志结婚之后不久，小平同志从太行山回到延安，他知道陈云同志结婚了，马上就做了一首打油诗：　　　　
　　　　“千里姻缘一线牵，鼻痛带来美姻缘，中山政策女秘书，先生路线看护员。”　　　　
　　　　“千里姻缘一线牵”是有根据的，我跟陈云同志相距非常遥远，是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把我们连在一起。还有就是我们的婚姻是由党组织来牵线的。因为陈云同志有病，组织上需要找一个人来照顾他，就把我们两个人撮合在一起了。“鼻痛带来美姻缘”，就是流鼻血带来这么一段姻缘。“中山政策女秘书，先生路线看护员”，孙中山跟宋庆龄的结合最初是宋庆龄担任孙中山的秘书。陈云同志找我是做看护工作。先生就是指陈云同志。　　　　
　　　　婚后，我给在英国的大哥写信，说我对自己的婚姻非常满意。陈云同志是一个正直的人，非常和蔼善良，他从来不发脾气。我说，陈云同志在中央组织部工作，我在党校学习，一个星期回家一趟，就是这样简单，各人有各人的单位，家庭生活时间不是很长。有时候，我跟陈云同志说，我们两个这不像一个家。后来有孩子了，有尿片子，洗衣服晾衣服，他就问我，这像家庭生活了吧？　　　　
　　　　在给大哥的信中，我还特意提出来，请哥哥送给陈云同志一支钢笔，因为他没有。我想陈云同志很需要一支钢笔，他写东西一般都是用铅笔的。　　　　
　　　　我给陈云同志做了个土沙发，底下是个木箱子，后边靠背是块木板，上面垫一些棉絮，就算是沙发了。当时我们窑洞里有个书架，上面放有很多马列的书，为了防止灰尘落在书上，我用白布做了一个帘子，四周用拆开的黑袜子镶边，中间再绣上几朵六瓣花，陈云同志说很好看。　　　　
　　　　刚结婚时，陈云同志接连用三个晚上给我讲党史，讲到大革命失败后盲动主义给党造成的损失，讲到向忠发、顾顺章叛变后对党中央的威胁，讲到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毛主席对党和红军的挽救等等。“陈云同志在洞房给于若木上党课”，一时被中央组织部的干部传为佳话。婚后，我到中央党校学习，结业后又进入马列学院学习。陈云同志也去马列学院讲党的建设课。一个星期去讲一次，一次差不多要两个小时。这门课内容十分严肃，但他的风趣幽默经常令课堂上笑声不断，气氛非常活跃。　　　　
　　　　记得有一次，他在讲党性与个性时，模仿一位喜欢歪戴军帽的学员，把自己的八角帽也故意弄得特别歪，引得大家哄堂大笑。他后来对我说：一个领导干部经常板着面孔，不苟言笑，大家见了你会害怕，只能敬而远之。而幽默可以使群众感到你很亲近，有话愿意向你讲，这也是与群众打成一片的一种作风。　　　　
　　　　陈云同志做事总是坚持原则，不盲从。在延安中央组织部时期，王明提出来女子大学毕业的学员，绝大部分应该由女大来分配。可是当时中央需要多方面的人才，比如医生、护士，而女大是护士的主要来源。如果中央组织部没有分配女大学生的权力，怎么能满足医院的需要啊！所以陈云同志坚持继续由中央组织部来分配毕业生，寸步不让。他们僵持了很长时间，最后王明妥协了，不得不同意按照中央的意见，女大的学生大部分由中央组织部来分配。　　　　
　　　　陈云同志任中央组织部部长期间，同时还兼马列学院的党的建设课。陈云同志讲党的建设课，有一点给学员印象最深。比如他说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就要革命到底，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直到死。他那时候用上海话说，叫翘辫子，一直到翘辫子为止才算完。　　　　
　　　　解放以后，有的同志给我写信，说他在最困难的时候经常记住陈云同志这句话。那个时候陈云同志还说过，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要能够坚持真理，坚定信念，不怕孤立，他说叫“五不怕”，他说不怕孤立，不怕开除党籍，不怕离婚，不怕开除公职，最后一点就是不怕杀头。　　　　
　　　　他自己身体力行做到了这一点。


第一部分：我心中的陈云不收礼不自恃

　　　　不收礼，不吃请。不迎不送，不请不到。不居功，不自恃。这是陈云同志的“规矩”。　　　　
　　　　三年困难时期，陈云同志跟我说，你看现在有些人工资很高，但买不到东西，那些肉啊、蛋啊，都是定量供应的。他提出卖高价糖果、高价菜，有东西总比没东西好，虽然贵一点但可以保证群众能买到东西，满足营养需要。推出高价糖果后，他亲自到百货大楼看销售情况，在家里，他每天打电话问姚依林同志，今天卖出多少糖果呀？收回了多少货币？　　　　
　　　　陈云同志对自己及家人要求很严格。他立下一条规矩“不收礼、不吃请”，身边工作人员也不得违反。　　　　
　　　　“不迎不送，不请不到”，这是陈云同志去外地视察和休养时，对地方领导同志提出的要求，意在不打扰他们，让他们集中精力抓工作。“不居功，不自恃”，这是陈云同志为人处事的准则。建国初期，陈云同志已是党中央的五大书记之一，但他始终要求有关部门在待遇上、宣传上不能把他和毛主席、刘少奇同志、周总理、朱老总并列。苏联政府赠送汽车，给五大书记一人一辆，陈云同志坚持把自己的那辆车退回。实行工资制，有关部门给五大书记定为一级，陈云同志把自己改为二级。党的八大后，丛书《红旗飘飘》要给每个政治局常委都登一个小传，陈云同志始终不同意登他的传。1959年，陈云同志去杭州、苏州休息。我陪了他一年多。他说，你陪我期间不能拿工资。所以我就没有领工资，但是我的工作单位还是给我领了存起来。我结束休息之后回到单位，他们把2200多元工资如数给了我。我按照陈云同志要求的，把这笔钱全部退给了单位。　　　　
　　　　20世纪60年代初，本来物资就缺乏，而且还号召每个人减自己的粮食定量，支援别人，我们都减了，从30多斤减到20多斤。我的一个孩子当时在科技大学住校读书，她得了浮肿病，我当时在国家科委工作，我们的办公室就有两个人得了浮肿病，这是因为热量不够，蛋白质不够。国家科委有一个内部刊物《科学实验研究动态》，上面有一篇文章，就解释浮肿病的原因主要是蛋白质不够，如果一天能有二两大豆就可以解决浮肿病的问题。我看了以后觉得有道理，就把这篇文章拿给陈云同志看了。他看了以后，毫不犹豫给东北打电报调大豆进关。后来国家为了解决处级以上干部的浮肿问题，就给每个干部每个月定量供应黄豆和糖，所以当时流行着一种说法，“这是糖豆干部的待遇”。　　　　
　　　　后来陈云同志又考虑到全国人民的营养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