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风雨人生-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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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风驰电掣般由西向东疾驰，沿途是冰天雪地中的农舍，光秃秃的白桦树林，无边无际的田野。火车上，瞿秋白很兴奋，竟不顾医生劝告抽起香烟，他毕竟离开祖国有两年了。陈独秀也很高兴，说：“这次来莫斯科，是划得来的。对于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关系问题，比以前清楚多了……”
第六章 全力支持国民党（1923。1…1926。3）
“二七”惨案（1）
陈独秀离开后，1923年1月4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布哈林、加里宁、加米涅夫、李可夫、斯大林、托洛茨基、托姆斯基等出席会议，决定“采纳外交人民委员部关于赞同越飞同志的政策的建议，该政策旨在全力支持国民党”。
越飞两年未能取得与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没有解决蒙古地位问题、俄国在蒙古的撤军以及中东路等问题，促使共产国际做出上述决议。眼下，孙中山已占领福建，正向广州挺进，整个南方指日可待。由于张作霖和孙中山联手，这样，孙中山就已经掌握了除河南（吴佩孚）和北京地区（曹锟）之外的全部中国了。此外，孙中山正在改变国民党本质，成为群众性的政党，孙本人也在改变自己过去单纯的军事观点和做法。于是，越飞提出“承认孙逸仙的革命政府是中国合法的政府，并只同他打交道”的政策。
隔日，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上，马林说：“有必要继续实行以往的策略。可以谈革命的机会主义……我们应当在一定的程度上把革命民族主义作为原则，并承认它。我们没有别的出路。”考虑到维经斯基和陈独秀的意见，马林说：“我们应该提出自己的口号，表明自己的政治性质，这样在中国阶级分化的危险时刻，我们有可能在国民党大会上表明自己的观点，并在将来建立具有共产主义内容的真正的工人政党。”他认为中国目前还没有条件成立“具有共产主义内容的真正的工人政党”，他不否定这是“革命的机会主义”。
在马林发言后，维经斯基发言反驳了他。许勒尔主张采纳维经斯基修改意见的草案，说：“共产党不仅应该有自己的组织，而且她也应该是真正中央的和共产主义的组织，在听到关于我们党的中国史宣传鼓动方式后，我觉得这个意见不是多余的。应该消除这种误解，即认为党应该只是国民党组织的一个支部，应该明确，她实质上应该成为中央的组织。”
许勒尔说：“工会运动对于中国的工人运动是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那里我们已经有50万工会会员。”马林说：“不切实际的数字！”维经斯基说：“25万。”
许勒尔说：“是啊，毕竟有25万，这也是一个可观的数字……留在那里，这在原则上也是正确的，但与此同时，应该经常注意到自己原有的共产党，因此应该善于利用各种资产阶级团体之间的矛盾。”
主持会议的布哈林说：“主要的问题是，我们是否留在国民党内；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基本的组织问题。我赞成留下……至于说到一些争论的问题，在我看来，维经斯基的意见总的说来是可以接受的。至于我们的任务，我只想对维经斯基同志的修改意见作点补充，对于我们党来说，具有特殊意义的任务（要知道最重要的任务是中国的民族革命）成立工人政党。”
马林对布哈林说：“我可以提个问题吗？您在这里说：‘因此，在目前条件下，共产党员留在国民党组织内是适宜的。’我要说，‘他们应该’，要知道，同中国同志说话应该用明确的语言。”马林在西湖会议上和陈独秀等人争论，有切身体会。布哈林说：“这样的问题要由任命的两人委员会来解决。”这样，1923年1月1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指示中国共产党人“留在国民党内”，并避免同中国的国民革命运动发生冲突。
越飞1月下旬和孙中山见面后，写信提出莫斯科向孙逸仙立即提供200万金卢布的贷款，在一两年内给孙逸仙的10万军队供应武器和一定数量的军官等建议。对于越飞的建议，托洛茨基2月6日给加米涅夫写信，请他“考虑一下我们能向孙逸仙提供什么样的帮助”。
1月13日，陈独秀和瞿秋白抵达北京。这时，中央局已迁到北京。陈独秀向李大钊等人传达了国际会议的情况及《关于国共合作的决议》。
回北京第十天，陈独秀写了《评蔡校长宣言》。陈独秀到莫斯科期间，发生了罗文干案。去年11月18日，“好人政府”王宠惠内阁财政总长罗文干，因倾向吴佩孚受到曹锟派打击，诬其受贿而下狱，无罪释放后，教育总长彭允彝又献计复议，使罗再次入狱。今年1月18日，蔡元培发表《不合作宣言》，次日，在报上发表启示，宣布“自本日起，不再到校办事”。胡适在《努力》周报上说，蔡元培“这一次的抗议，确然可以促进全国国民的反省，确然可以电化我们久已麻木不仁的感觉力”。罗案一个月后，胡适以生病为由向学校请长假一年，他的教务长由顾孟余接替。几天后，他以查糖尿病为由，住进了协和医院。
陈独秀认为，罗文干案正说明“好人政府”破产了。他批评蔡元培消极的辞职方法说：“正告蔡校长及一般国民：革命的事业必须建设在广大民众积极运动的力量上面，依赖少数人消极的拆台政策来打倒恶习浊政治，未免太滑稽了，太幼稚了，而且太空想了。”
陈独秀的《评蔡校长宣言》在24日的《向导》周报上刊登后，《晨报》发表社论说，“劳动阶级的罢工，也是一种‘不合作主义’的表现”，难道我们“连罢工也不赞成吗？”1月28日，胡适写文章说，国家太混浊黑暗，民族太怯懦无耻不爱自由，所以不保不有蔡先生这种正义呼声使我们不好过、难为情。隔日，陈独秀又发表文章说，不合作主义“引导民众集中到消极的和平退让的路上去”。2月4日，胡适在《努力》上发表《蔡元培是消极吗？》，反驳陈独秀说：“蔡先生的抗议在积极方面能使一个病废的胡适出来努力，而在消极方面决不会使一个奋斗的陈独秀退向怯懦的路上去。”2月7日，陈独秀在《向导》上发表答《晨报》记者文章，坚持认为要在思想界做防御鼠疫霍乱的工作。
“二七”惨案（2）
就在这一天，发生“二七”惨案，中断了陈独秀和胡适等人的笔墨战。
2月1日，张国焘以中央代表身份，赶到郑州参加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几天前，吴佩孚突然下令禁止开会，京汉铁路是吴佩孚军队给养的生命线。头天夜里，京汉铁路总工会中共党团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这一天按原计划开工会成立大会。北京的劳动组合书记部的负责人罗章龙、史文彬、吴雨铭、陈潭秋、项英、林育南、李震瀛等到郑州出席了会议。
郑州警察局黄殿宸得到消息后，率领警察包围普乐园大会会场，宣布严禁开会。
张国焘提出“为避免流血起见，总工会的成立仪式和全体大会可以改时改地举行，现在不必坚持”。但此建议未被通过。在“劳动阶级胜利万岁”的口号声中 ，京汉铁路总工会宣告成立。当天下午，军警捣毁工会驻地，占领工会会址，夺走了“京汉铁路总工会”的牌子。2月4日，京汉铁路实行全线总罢工。罢工指挥机关由郑州移到江岸。
2月7日早上，吴佩孚军队袭击了长辛店工会，枪杀工人50多人，300多人受伤。同一天，吴佩孚军队包围武汉江岸分会驻地，血腥屠杀工人。林祥谦、施洋等工会领袖牺牲。在施洋被捕前一小时，国民党总务部副部长林伯渠还在施洋寓所。
当晚，张国焘、项英和其他工会负责人躲进大智门熊秉坤家临时开会。经过激烈争论，为避免更大牺牲，决定复工。在武汉各大学作讲演的李大钊对李汉俊、朱务善说：“我们早就认定了吴佩孚和中国其他军阀一样，我们从前接受了白坚武的意见，派我们的同志到各铁路上参加工作，并不相信吴佩孚的什么保护劳工政策。”吴佩孚顾问白坚武是李的同学。
惨案次日，陈独秀写下《为自由而战》一文。中共中央开紧急会议，发出《为吴佩孚惨杀京汉铁路工人告工人阶级与国民》宣言。此后，愤怒的北京学生走上街头游行示威，抗议吴佩孚镇压京汉铁路工人。海参崴工会委员会拨款300金卢布给死难者家属。2月22日，维经斯基给共产国际书记处写报告，指出国民党和孙中山“至今尚未对枪杀工人一事表示任何态度”。上月，维经斯基给拉狄克和布哈林写信，还提出支持吴佩孚、反对张作霖的策略。
“二七”惨案后，吴佩孚通缉陈独秀、马林等人，中央机关决定转移到上海。离京前，陈独秀将瞿秋白一部书稿交胡适，请他帮助出版。
中央局迁广州
1923年2月21日，孙中山抵达广州，就任大元帅。广州成为南方革命大本营后，在上海的陈独秀等人根据马林的主张，决定把中央机关迁到广州。
维经斯基不赞成将中央局迁广州，主张迁往香港、上海和北京。他认为广州与上海、汉口、北京没有铁路交通，从海上到上海需要5天，通信不便，从上海打电报到海参崴，每字要55分。在汉口、上海、北京这些罢工运动主要城市，必须有最大数量的中央委员，防止共产党领导机关脱离工人运动，而且，太靠近国民党中央，会造成共产党对国民党的依赖性。3月8日，维经斯基在海参崴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主任萨法罗夫写信，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有看法。他说：“看来，国民党首领们继续把希望主要寄托在同著名的军阀结盟并借助同样著名的军国主义国家的帮助来取得军事上的成功。我们党能否无条件地支持孙逸仙的联盟呢？
我断言，不能。”次日，维经斯基给斯内夫利特（马林）写信，问“为什么国民党对罢工被镇压和工人学生惨遭迫害没有提出正式抗议”？
对张国焘被派到莫斯科去汇报罢工情况，维经斯基也表示不理解。汇报可以用书面形式，就是打电报也要省不少钱。此外，他也不赞成中共“三大”在广州开，而应该在北方开。3月24日，维经斯基再次给萨法罗夫写信，谈了上述看法。
3月26日，陈独秀和中央机关到广州。次日，维经斯基给萨法罗夫拍电报，提出支持国民党的几个条件：孙中山不把重要精力放在督军的联盟上、支持工人和学生运动、断绝与张作霖和段祺瑞的联系。维经斯基的观点得到萨法罗夫的支持。他于4月4日在莫斯科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写报告，强调铁路罢工表明，共产党在不远的将来人数和威望将迅速提高。因此，把共产党限制在国民党内是不适宜的，须采取由共产党领导的独立自主的工人运动的方针。同时，他建议采取组织措施，撤销对马林的委任。
打败陈炯明后，孙中山决定和平统一中国。他的这一思想，得到了张作霖奉系及段祺瑞皖系军阀的赞同。对于孙中山与段、张搞三角联盟，陈独秀和维经斯基一样，持怀疑态度。他赞成孙中山“先裁兵，后统一”，但他怀疑吴佩孚及黎元洪不会接受。在给胡适的信中，陈独秀说：“孙公政策以锐意裁兵为天下倡，一时决无向外发展计划，鄙亦以此计良佳，殊不知北方能否容其实行此计耳。”胡适最近写文章，还提到陈独秀在上海被逮捕的事：“《新青年》不被禁于北京，不被禁于广州，而两次被禁于上海法捕房！陈独秀在北京虽曾被捕，然北京军警拘捕独秀于亲见他布散传单之时，而后来安然出狱，不曾受半文之罚金。而陈独秀在法界两次被拘，罚金与讼费使他破产还不够。这种比较不够使我们反省吗？”
孙中山倡导孙、张、段、吴四派势力合一，很快功亏一篑。4月11日，孙传芳抵福州任福建督理；4月16日，沈鸿英在北京通电就任广东军督理，宣言驱逐孙中山，起兵进攻广州。形势变化后，陈独秀热情洋溢地写下了《资产阶级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等数篇文章。在《资产阶级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一文里，陈独秀提出：“中国国民党目前的使命及进行的正轨是，统率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实行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陈独秀的观点，是根据马林的报告和共产国际的文件得出来的。这篇文章刊登在22期《向导》上。
5月23日，在莫斯科的维经斯基以共产国际东方部主任拉狄克和自己的名义（副主任）起草给出席中共“三大”代表的指示草案，提出中国共产党的基本任务是“积聚力量，组织和教育工人群众，建立和恢复工会并把他们集中起来，以便扩大革命运动的基地和建立群众性的共产党”，要求国民党“无条件地支持中国北方和南方的工人运动”。
次日，布哈林对维经斯基起草的文件作了修改，并请季诺维也夫过目。布哈林怕维经斯基不按自己的修改意见，在给维经斯基便函的末尾写道：“别搞鬼，当心！”布哈林强调“必须同时进行反对封建主义残余的农民土地革命”，“全部政策的中心问题乃是农民问题……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进行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彻底消灭中国封建制度的斗争。”关于中国革命的领导权，布哈林写道：“毫无疑问，领导权应该归于工人阶级的政党。最近的工人运动事件（大规模罢工）清楚地表明了中国工人阶级的极大意义。巩固共产党，使其成为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在工会中聚集工人阶级的力量，这就是共产党人的首要任务。”
对于越飞和马林所热衷的与国民党的合作，布哈林强调“共产党必须不断地推动国民党支持土地革命。在孙逸仙军队的占领地区，必须实行有利于贫苦农民的没收土地政策，并采取一系列其他革命措施”。这样，布哈林既没有完全否定越飞等与国民党合作的政策，同时强调土地革命，牢牢的把握领导权。但布哈林的意见传到中国时，中共“三大”已经开过了。
5月，陈独秀化名“钟英”给北方区委写信，通知推荐出席“三大”的代表。共产国际为这次大会拨了1000美元。钱是5月下旬维尔德在上海收到的，共3500美元，其中1000美元给“二七”罢工遭难的铁路工人家属；还有按4～6月给中国共产党的预算。陈独秀在马林面前抱怨：“1000金卢布不够敷大会之用。”马林问，需要多少？陈独秀说：“召开400名代表参加的大会，需要15000墨西哥元。”陈独秀给维尔德写信说：“现在极需7、8、9三个月的预算经费。”后来，陈独秀接受了张作霖对罢工家属的10000元援助，尽管张作霖是军阀。
中共“三大”（1）
1923年6月初，出席广州“三大”的全国代表已陆续到齐。北方区委代表中，李大钊、罗章龙是“钟英”（陈独秀）点名要求出席的。第一次预备会是在太平沙看云楼召开，第二次是在马林寓所春园召开。6月12日，正式会议在东山恤孤院后街一幢两层灰白色砖瓦房举行。
会前，马林问瞿秋白：“我应该怎样阐述共产国际提纲中的观点和我在会上对提纲的解释？我是否需要对中国形势做一番分析……”瞿秋白：“不用这个办法。
必须很具体。一些同志倾向于尽可能疏远国民党，必须看到支配他们思想的细微论据。”
陈独秀穿了一件白色无领褂子，情绪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