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风雨人生-第2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李大钊、董必武、恽代英、杨匏庵等。代表不满选举结果，张国焘匆匆乘火车离开广州，回到上海。
一回到上海，张国焘急忙去环龙路铭德里2号，发现陈家大门上了锁。连问了几个邻居，都说已有几日没有看到陈先生了。张国焘去中央秘书处碰到了秘书任作民。任作民说：“陈先生说要有几天不来办公。”张国焘问：“有多少天了？”任作民说：“时间不长。”
过了几天，还是不见陈独秀。“老头子如果要做官，可以做很大的官，想不到今天落得这样下场。”张国焘的声音有些呜咽了。张作霖与吴佩孚打败冯玉祥部后，准备直接向广东革命根据地发动进攻，并挑拨国共两党关系。上海反动势力也十分嚣张，12月中旬杀害上海总工会代委员长刘华，并全力搜索中共中央机关。
国际来电主张中央迁移。张国焘怀疑反动派将老头子秘密处死了。
任作民去亚东图书馆问汪孟邹，汪说：“朱蕴山、薛卓汉从广州来，仲甫还来坐了一会。这一段仲甫情绪不好。前一阵子，仲甫和太太闹得很凶，已提出离婚，我劝了几回，才答应不离，陈太太已和两个孩子回南京过去了。”“会不会一同去了南京？”“我看不会，他们闹得很凶，上次汇250元到南京，都叫我帮他汇。
高君曼拿报上别人骂他的话骂陈独秀，仲甫很生气，两人感情怕真是没有了。”
任作民说：“说得也对，仲甫去南京也会和我们说一声吧。” 蔡和森、瞿秋白、彭述之等人商量，此事非同小可，也有可能是国民党右派分子陷害。任作民便在《民国日报》刊出“寻人启事”。因为陈独秀失踪，中央决定2月21日在北京召开特别会议。李大钊、陈延年、任弼时、瞿秋白、谭平山、任弼时等人出席。任弼时当时已买好船票，准备离沪回家过年，这时接到要他去北京开会的通知。陈延年在广州也感到蹊跷：怎么近来不见老头子写文章了？
会议开始后，即收到陈独秀由上海来电，说：“已经能扶病视事。”陈独秀失踪之谜才算解开，大家松了一口气。原来，陈独秀这期间生病，身旁有一个女护士施芝英服侍。高君曼去南京后，陈独秀不奈寂寞，和安徽人、25岁的施芝英同居了。他不愿意别人知道此事，对任作民说近几天不到办公处来。他自己也没有想到得的是伤寒病，加上有一个自己喜欢的女人成天陪伴着，也没有想许多。任作民“寻人启事”出来后，陈独秀知道不妙，赶紧露面，与任作民联系。
任作民见陈独秀来了，大大松了一口气，他递了一张《醒狮周报》、一张《民国日报》给陈独秀看，说：“你再不出来，我们都打算替你开追悼会了。”陈独秀拿了几样文件和书信，用纸包起来夹在胳膊下面，临走将自己的新地址告诉了任作民，说：“这个地址就告诉你一个人，有事你去通知我。”
2月底，瞿秋白等人回到上海，向陈独秀汇报会议情况。2月会议上，中央根据共产国际指示，决定成立军事委员会。此外，会议提出将党中央迁出上海，但往哪里迁，意见不一致，多数人主张迁往北京，也有主张移往广州。最后决定议而不决，请陈独秀最后确定。陈独秀说：“我认为中央放在上海比放在北京、广州有利。上海是无产阶级集中的地区，上海的通信联络设备也占优势。”陈独秀与施女士往来，瞿秋白已有耳闻。此时见陈独秀不愿离开上海，可能还包含一些不好明说的因素，不好多说。
第二天，苏共中央委员、红军政治部主任布勃洛夫（化名伊万洛夫斯基）率“苏俄观察团”到上海。布勃洛夫到陈独秀寓所，见陈居室简陋，说：“我在国内听说陈先生家很富有？”陈独秀笑着说：“我的叔父曾经很有钱，但那不是我的钱。我的财富便是这些书。”
失踪（2）
不久，北京发生了“三·一八”惨案，广州发生了“三·二○”事件，证明了陈独秀将中央局留在上海是对的。
第七章 大革命的失败（1926。3…1927。7）
“三·二○”事件（1）
1926年3月12日发生了日本军舰炮轰大沽口事件。日军轰击与奉系军阀交战的冯玉祥军队，炸死炸伤十余位国民军。事件发生后，日本联合美、英、法等8个帝国主义国家发出最后通牒，提出撤出大沽口中国驻军等无理要求。3月18日，在李大钊、赵世炎、陈乔年等领导下，北京5000人走上街头抗议示威，段祺瑞下令开枪，打死47人，重伤200多人。乔年在铁狮子胡同与段祺瑞军队拼搏时，被敌人刺刀刺中前胸，几乎接近心脏。“三·一八”惨案第三天，中共中央发表《为段祺瑞屠杀人民告全国民众》，提出民众团结起来，武装和革命。
打败了陈炯明之后，广州外圈形势稳定，蒋介石正窥视机会，为扫除争夺最高权力的障碍摩拳擦掌。去年8月20日，廖仲恺被刺杀后，蒋介石的主要权力障碍是胡汉民、许崇智和汪精卫，许崇智、胡汉民因涉嫌廖案，不战自溃。接下来的主要对手是共产党和汪精卫。
3月18日，蒋介石传令海军局代理局长、中山舰舰长共产党员李之龙，将军舰开到黄埔候用。中山舰抵达黄埔后，蒋介石否认自己有这个命令，诬蔑中山舰擅自闯入黄埔，是共产党阴谋暴动，企图将蒋校长劫往海参崴。3月20日凌晨3时，蒋下令逮捕李之龙，解除了由苏联组建的原装甲部队的武装，调动第五团一个连包围了东山（顾问团总部和俄国顾问驻地），缴了警卫的械。不许任何人进城。连长出示了营长的命令。问营长时，他说奉蒋介石命令行事，但没有蒋介石手令。李之龙向蒋介石要手令，蒋介石也说他没有下达过任何命令。并强迫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中以周恩来为首的全体共产党员退出该军，制造了“三·二○”事件。下午4时，该连把枪还给警卫，然后撤走。蒋介石同时下令释放被扣押的共产党员。
下午6时，布勃诺夫让拉兹贡去同蒋介石谈判。蒋沮丧地说，他要求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给他处分。过了两小时，布勃诺夫和拉兹贡一起去见蒋，蒋说他最近收到许多匿名信，威胁要对他行刺。此外，他还收到海军政委李之龙的信，要他在3个月期限内把广东的所有工厂收归国有，否则就枪毙他（信无疑是伪造的）。蒋介石对俄国人遭软禁表示歉意，他把罪责推到团长的错误行动上，说他给第五团团长的手令中命令对东山严加“监视”。
第二天晚上，陈延年、毛泽东、张太雷和苏联军事参谋团讨论对策。毛泽东等人主张发动工农群众，联合国民党左派逼蒋下台。估计当时可以争取国民革命军第二、三、四、五、七军以及一军中广大的士兵和中下级军官。陈延年和张太雷等赞成毛泽东的意见。但季山嘉及布勃洛夫不同意还击，认为需要蒋介石北伐，而肇庆地方财力要支付叶挺一个独立团的费用也不够，蒋介石有一个师的兵力加上吴铁成的武装警察，就可以对付独立团。斯切藩切夫说：“和蒋介石妥协，蒋会得到比现在更为伟大之权力与实力，我们就可以争取和利用他。”两种意见彻夜争论，相持不下，最后决定派胡公冕去上海，向陈独秀等汇报。
3月23日，见苏联人对蒋让步，汪精卫写了“因头晕，请给假治疗”请假条，突然隐匿，传闻住医院，但各处不能寻获。蒋介石见状，写报告要求从严处分自己，但在叙述事情原因时，又说：“此事事起仓卒，处置非常，事先未及报告。”蒋兵权在握，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开会决议：对于蒋同志表示信任，毋庸议处。
汪精卫坚持去法国看病，大会虽经挽留，也只好同意。次日，蒋介石在黄埔军校发表演说，表示此事只牵涉李之龙个人，不牵涉到团体。黄埔军校学生们公开问他，我们的政委汪精卫在哪里。黄埔军校的一位学生给蒋介石写一封公开信：“你总是说，你领导着党。但我怀疑，你是否有足够的力量来领导党。我不是共产党人。但我在南京的一名共青团员告诉我，共产党人有纪律、有平等。他们的中央作出决定，陈独秀应与妻子离婚，因为她妨碍工作，于是，他就离了婚。”这封信发表在《黄埔潮》上。
布勃洛夫认为，此次事件是“针对苏联顾问和中国共产党的小规模政变”。3月27日，苏联“观察团”返苏至汕头时，布勃洛夫给在外地的鲍罗廷写信说，共产党“目前必须把在军队的力量转移到其他领域（党内教育、国家机关等领域）”，到上海后，布勃洛夫对《向导》记者说：“广州20日事变，黄埔军队短时间包围罢工及东山俄人住宅，逮捕李之龙及其他50余人，都是事实，但也只有这事实，周恩来、邓中夏并未逮捕，均尚在广州，更无杀人之事。”
月底，国民党老右派张继、居正、谢持、覃振等人在上海开伪国民党“二大”，幸灾乐祸地说，“三·二○”事件是共产党“起反动于本党之政策发源地”，造成广州已经清共。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书茅盾问陈延年：“事情如何结束？”陈延年说，“中央来了电报，要我们忍让，要继续团结蒋介石准备北伐。我们已经同意撤回了第一军中所有的党员。但蒋介石要求解聘季山嘉，这不是中国党的事，让蒋介石自己向莫斯科交涉。”
4月2日，张国焘赶到广州。在文明路的广州区委会议室，张国焘向陈延年等人说：“独秀同志意见很明确，此次事件是我们党该退让而未退让的结果。”陈延年生气地说：“我一开始便同意毛润之意见，对蒋介石来一个回击，无奈中央害怕影响团结，怕吓退国民党资产阶级，硬不同意……不错，蒋介石有军队，可是我们有群众，不怕他，任他怎样跳，怎么也跳不出如来佛的掌心……老头子糊涂极了，他不相信工农群众的力量，对蒋介石破坏国共合作，排斥共产党人的阴谋视而不见，不敢同国民党右派斗争，将会把革命断送。”毛泽东对延年批评陈独秀印象极深，说：“像延年，的确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在许多地方，我看出了他的天才。”
“三·二○”事件（2）
陈独秀根据布勃洛夫谈话要点，4月3日写《中国革命势力统一政策与广州事变》一文，说，“蒋介石是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中的一个柱石”；4月13日在《什么是帝国主义？什么是军阀？》一文中，陈独秀说：“蒋君的责任是在不把自己变成军阀，并努力使国民党及国民政府没有军阀发生，自己个人消极的辞去军职，这是不对的。”蒋介石4月20日在黄埔军校演讲说：“有人说季山嘉阴谋，预定是日待我由省城乘船回黄埔途中，想要劫持我到中山舰上，强逼我去海参崴的话，我也不能完全相信，不过有这样一回事就是了……”
在莫斯科的维经斯基了解“三·二○”事件后，于4月24日给陈独秀写信说：“从3个月前离开中国时起，我们没有从您那里得到任何消息。对我们来说惟一的新闻是关于您被捕的报道，好在后来这则报道是不确凿的，因为有人电告我们，您病了，但现在已康复并又开始工作了。”他提醒陈独秀，要反对我们的同志试图在国民党内发号施令的想法。
整理党务案（1）
1926年4月下旬，彭述之奉陈独秀之命到广州主持广州特委工作，贯彻中央关于参加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的政策。蒋介石准备在此次会上抛出“整理党务案”，规定共产党员不能做国民党中委；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各高级党部中任执行委员的人数不得超过委员的三分之一；不得任国民党中央部长；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名单须全部交出；共产国际给中共指示信以及共产党发给国民党内部的共产党员的指示，须先经两党联席会议讨论始能发出等。
彭述之来了后，在广东区委机关主持广州特委会。特委成员有张国焘、谭平山、陈延年、周恩来、张太雷。刚从苏联回来的鲍罗廷也出席会议。这是一栋欧式建筑风格的三层楼的房子，朝街的8扇窗户十分高大。
彭述之说：“独秀同志最近主持了一次中央局会议，提出对抗、孤立蒋介石的政策。”“你是否主张即刻退出国民党？”鲍罗廷严肃的问。苏联共产党在听取布勃洛夫汇报后，托洛斯基、季诺维也夫主张中国共产党退出国民党，但斯大林决定继续留在国民党内。“我们应当立即退出国民党”，彭述之不知道发生在莫斯科的高层斗争。鲍罗廷缓和了一下口气：“广州有可能发生右派政变，此时应该支持蒋介石的革命独裁。”鲍罗廷坚持对蒋介石让步，与最近他个人和蒋介石达成三点协议有关：鲍罗廷同意蒋限制共产党在国民党内活动、支持蒋介石北伐，蒋介石同意对国民党右派采取相应措施。彭述之因为和鲍罗廷闹僵，连香烟钱也没有。鲍罗廷不给他零花钱。
会上争论激烈，会议一连开了7天，没有统一思想。最后，张国焘提出用签字表态，并带头签名同意。毛泽东没有签字。周恩来也认为这不光明磊落。事后，陈延年请张太雷起草区委《对于中国国民党第二次中央全体会议宣言》，提出“革命势力团结起来，打倒反革命的分裂阴谋”。
5月14日下午8点，根据鲍罗廷意见，谭平山和张国焘到蒋介石处，通报了共产党让步政策，蒋介石喜出望外，陪他们去看张静江。张静江高兴地说：“这样好极了，大家能够相忍为国，革命成功当指日可待。”但蒋介石的日记中说：“谭平山、张国焘亦来絮聒，公心盛难熬。因叹曰：‘党国存亡生死之际，其痛苦盖有如此者。’”
第二天，“整理党务案”被大会通过。表决时，毛泽东没有举手。邓颖超记得，何香凝、柳亚子也没有举手。根据通过的“整理党务案”，5月28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会议批准谭平山、林祖涵、毛泽东3同志辞职。毛泽东的代理宣传部长改为顾孟余担任；谭平山的组织部长由蒋介石担任，此外，吴玉章的秘书长一职改为叶楚怆担任。林伯渠便到程潜任军长的国民革命军六军任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
会后，蒋介石象征性地兑现对鲍罗廷的允诺：逮捕吴铁城入狱，建议孙科去俄国，答应内务秘书古应芬保留原职到李济深部任职。鲍罗廷兴奋的给加拉罕写信说：“对右派打击已成事实。”鲍罗廷天真地认为，这次会议缩小了共产党的权力，吸收中派参加工作，沉重打击了黄埔以外的右派。“大多数左派不知道5月30日对右派做了什么准备，自然抵制对中派的一切任命。我不想对他们作出详细说明，怕他们泄露天机。”
蒋介石趁机当上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主席，组织部长和军人部长，以蒋介石为首的新右派垄断了国民党党、政、军、财大权。
布哈林在《真理报》上批评中国共产党退出国民党的倾向后，陈独秀于6月4日发表了《给蒋介石的一封信》。同一天，陈独秀起草了《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说：“贵党‘整理党务案’原本关系贵党内部问题，无论如何决定，他党均无权赞否，凡为贵党党员者，当然有遵守之义务，而于贵党党外之团体，则殊无所关涉。”针对广大党员对蒋氏的愤怒情绪，陈独秀提出了“办而不包，退而不出”8个字政策。在驳斥了蒋介石的一些观点后，陈独秀说：“而事实上从建立黄埔军校，直到3月20日，都找不出蒋有一件反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