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风雨人生-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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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知道,我只不过是给汪看了仅仅一份编号电报。
其中没有什么要向左派领导人保密的,我们应当赢得他们的信任。
接到召回自己的电报后,罗易6月24日给联共中央政治局电报:“我将于7月底抵达莫斯科……
夏斗寅、许克祥叛变(4)
我建议收复广东,在那里建立左派同汪和邓演达的军事政治基地……如果赞成这个计划,我便去广州,那时,就不要坚持让我返回莫斯科。
这天,斯大林给莫洛托夫信,抱怨汪精卫政府:“他们还要求我们提供1500万,看来,如果我们不提供这1500万,就拒绝立即反对蒋介石。
陈延年被捕(1)
1927年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与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举行联席会议。
在答复陈独秀的电报里,联共中央政治局重申:“推迟土地革命是极为有害的;我们认为,寄去的经费对于和陈独秀一起组建可靠的革命军部队是特别需要的;建议罗易立即动身返回莫斯科;立即派罗米纳兹同志去武汉。
陈独秀说:“我们面前有两条路:右的道路与左的道路。
右的道路意味着放弃一切,左的道路意味着采取激进行动。
在这两条道路上等待我们的都是灭亡。
此外还有一条中间道路,即继续目前的局面,这也是不可能的。
怎么办?也许我们寻找第四条道路?”
鲍罗廷说:“先应同莫斯科取得一致。
我们不同意这些电报的方针,因此给莫斯科发了电报。
莫斯科非常明确地回答说,它坚持自己的指示。
任务是寻求新的、与莫斯科一致的行动纲领……陈独秀说:“莫斯科的指示我弄不明白,我不能同意。
莫斯科根本不了解这里发生的事情。
鲍罗廷所说的土地革命(不没收土地),不是莫斯科所希望的。
莫斯科要求没收土地,我们不能这样做。
因此,鲍罗廷的整个纲领是无稽之谈。
谭平山说:“我不同意陈独秀的意见。
我认为,应当接受鲍罗廷的这5点。
应当从这个意义上再次致电莫斯科。
不应退出政府。
张国焘说:“我也认为,莫斯科的指示是不能接受的。
应当加以拒绝并通知莫斯科。
周恩来说:“在上海我们收到了莫斯科关于建立民主政府的指示。
后来当我们这样做了时,他们却对我们说,这是不对的。
莫斯科经常这样做。
应当弄清楚,莫斯科到底想怎么办。
张太雷说:“从罗易来时起,我们这里就经常出分歧,一切都始于北伐。
这种情况不能容忍,还是应该取得一致。
我们同共产国际代表进行过争论。
当我们问,他想提出什么建议时,他希望在星期日举行游行,在星期三举行罢工,我们不能这样做。
这是无法执行的建议。
任弼时说:“我完全不同意鲍罗廷的意见……
怎么能反对没收土地呢?应当完全彻底地接受莫斯科的指示。
陈独秀说:“布林斯基的意见不值得考虑。
我们同意鲍罗廷的意见……
现在我们讨论两个问题:(1)控制群众;(2)政权。
鲍罗廷说:“我想问布林斯基,在哪里和怎样才能没收土地。
布林斯基答:“湖北、湖南、江西借助于农民队伍。
鲍罗廷说:“我想再次发言。
在土地问题上出现了误解。
陈独秀不同意,说:“我们先讨论另外两点。
希塔罗夫用俄语问鲍罗廷,列宁说,那些认为在内战已经开始的革命时期……
那些拒绝采取行动的人,要么是死人,要么是革命的叛徒。
鲍罗廷说:“这一般来说是正确的。
现在不能同意这种说法。
这天上午,北四川路恒丰里104号上海区委所在地,陈延年、郭伯和、韩步先等人正在开江苏省委成立大会。
王若飞传达中央任命,陈延年任江苏省委书记、郭伯和任组织部长、韩步先任宣传部长。
就在这时,陈延年接到报告,一位交通员被捕了。
因为该交通员知道这个秘密处所。
陈延年宣布结束会议。
告诫大家小心谨慎,以防万一。
下午3时,恒丰里104号暗处,陈延年等人观察周围动静,见没有什么异样,便进门清理文件。
他想,也许这个交通员没有叛变呢?刚坐下不久,大批军警包围了恒丰里104号,陈延年懊悔莫及,抄起坐椅和扑上来的敌人搏斗,直到筋疲力尽。
搏斗中,延年的白色衬衫被扯破,露出皮肤,终于被敌人擒获。
在陈延年等人与敌人搏斗时,两名同志从屋顶逃走。
交通员叛变了,但他不认识陈延年。
敌26军对待陈延年像对待普通的共产党员一样,押往龙华监狱。
同时被捕的还有郭伯和、韩步先等3人。
陈延年怀着一线希望,给汪孟邹写信,请他代想办法营救。
蒋介石现在是一条疯狗,抓一个杀一个,自己是陈独秀之子,又是共产党中央委员,此次被捕,在劫难逃,但敌人毕竟没有认出自己,也许还有逃生的可能。
6月底的一天,刚刚租下上海极司斐尔路(万航渡路)49号甲的一幢楼房的胡适,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弄得心神不定,开门一看,是满头大汗的汪孟邹:“延年被捕了,你快想法子救救他。
说着汪孟邹将一张皱巴巴的纸条递给他。
胡适一看,是陈延年亲笔写的求援信。
“啊?我一定营救。
胡适安慰汪孟邹说。
吴稚晖是陈延年的老熟人,当年曾帮陈延年、陈乔年赴法留学。
胡适决定将信转给吴稚晖,请他帮忙。
陈延年被捕(2)
吴稚晖见信,暗暗欢喜起来。
陈延年转向共产主义后,吴稚晖恨在心头,想不到,陈延年今天到他的手里来了。
吴稚晖立即给上海国民党警备司令杨虎写信“祝贺”:“今日闻尊处捕获陈独秀之子延年……
不觉称快。
延年“发生额下,厥状极陋……
恃智肆恶,过于其父百倍”。
杨虎见信,立即带人赶到龙华监狱。
为了稳定武汉国民政府,联共中央政治局1927年6月27日致汉口苏联领事:“我们已下令再给武汉国民政府汇款200万卢布。
同一天,斯大林在索契给莫洛托夫和变色龙写信:“需要千方百计坚持不让武汉屈从于南京。
因为丧失武汉这个独立的中心……
一句话,丧失公开组织无产阶级和革命的可能。
请相信,因此给武汉追加300万到500万是值得的。
就在这天,汪精卫对罗易说:“形势很严重,蒋介石与冯玉祥已达成协议。
我刚刚收到冯玉祥一份电报:‘同共产党合作违背国民革命的利益。
武汉国民政府应该摆脱共产党的影响。
’……
我们面前有两条路:(1)共产党和国民党密切合作;(2)共产党人退出国民党……
我已同陈独秀和谭平山交谈过。
他们赞成第二条道路。
但他们说,共产国际反对。
罗易说:“我给您看了莫斯科的电报,是要表明我们真诚地希望在革命斗争中同国民党左派合作。
但我认为,对电报没有作出正确的理解。
汪精卫表示抱歉,说:“如果我给您造成了尴尬的处境,请您原谅。
我没有向任何人谈过电报的事。
另外一两个同志说,电报是给共产党人的推翻国民党的指示。
罗易问:“您近来没有收到莫斯科的任何电报吗?”
汪精卫答:“没有。
我没有收到莫斯科的任何电报。
当夜,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谭平山、张太雷、周恩来、罗易到西门子鲍宅开会。
李立三、苏兆征因劳动大会未出席,瞿秋白也未到。
当时蔡和森生病,住在武昌毛泽东家养病。
“五大”后,周恩来任秘书长,未到前由蔡和森暂代。
因蔡和森从外国刚回来,事情不熟悉,得罪不少人。
前几天,政治局正式决定由邓中夏为秘书长,邓因出席劳动大会,未到前由张国焘以常委资格兼代秘书长。
今天下午,蔡和森回中央秘书厅住所,碰上了这次会议。
“中央军部得到紧急情报,说何键今日就动手了。
我们和湖北省委已经决定,下午把总工会纠察队调进武昌,编入张发奎军队。
张发奎同意我们加入,但不能穿纠察队制服,不能带枪。
”周恩来、鄂省委书记张太雷相继报告时,已是翌日清晨。
蔡和森说:“这实际是解散纠察队了,何不率性公开公布,以消灭何键暴动之借口。
罗易、陈独秀表示赞同。
武汉工人纠察队有5000人,拥有3000支枪,最后同意解散工人纠察队,枪械交还给公安局长。
张国焘提议中央机关立即移于武昌,说“整军经武,准备后事”。
陈独秀犹豫说:“过河往返,与国民党接头太不方便。
谭平山、蔡和森赞成搬迁,既然何键动手,机关搬武昌安全,那里有叶挺的部队。
最后,决定中央机关立移武昌。
天亮后,蔡和森过河准备去了。
汉口《民国日报》刊出“全省总工会自动解散纠察队”布告。
这天,罗易给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拍电报:“以违反纪律为由把我召回使我感到惊讶……
共产党政治局正在逐步走取消主义的道路。
他汇报前天共产党政治局会议“公开反对共产国际的指示。
陈声称,莫斯科不了解情况,发出了不可能执行的指示……
考虑对我提出的违反纪律的指控,我收回自己为执行收复广东的计划而继续在中国工作的建议。
团中央《政治意见书》(1)
1927年6月30日黄昏,陈独秀、张国焘、瞿秋白、蔡和森、周恩来、鲍罗廷等到武昌出席会议。
地点是蔡和森联系的共青团机关,一幢二楼二底的民房。
会上送来任弼时起草的《政治意见书》,见内容是批评党中央回避土地革命。
穿着长衫的陈独秀生气地说:“你们晓得什么?我现在还是党中央的书记,究竟是党领导团呢,还是团领导党?”
陈独秀越说越生气,最后将《政治意见书》撕碎丢在地上。
吴玉章问坐在旁边的张太雷:“怎么回事?”
张太雷将共产国际五月指示的内容告诉了吴玉章。
吴玉章说:“这么重要的指示,怎么我一点也不知道?”
张太雷说:“我也是刚刚知道的,许多人都不知道这回事。
瞿秋白拿出一书面提议,陈独秀很赞成,并委托瞿秋白起草正式决议(国共两党决议“十一条政纲”)。
他说,共产党和跟着他革命的工人农民已经走得太远了,现在必须退让以挽救与国民党的联合。
恽代英大声问陈独秀:“现在中央很奇怪,我听说秋白同志到处作报告是‘进攻’‘进攻’,现在中央又决定‘退让’‘退让’,中央内部是否有不一致?”
蔡和森反对这个政纲。
会前,蔡和森写信给中央常委,说:“我们坐此静待人家处置,直无异于鱼游釜底!”会上有几位同志激烈反对中央移于武昌,陈独秀同意说:“必须仍回汉口,才便与汪接头。
于是决定中央机关仍回汉口,同时决定7月1日在鲍宅开中央扩大会议。
回汉口路上,陈独秀还埋怨任弼时说:“我在会上讲过,不要自由行动,他们还在自由行动。
这天,联共中央政治局给武汉发去指示:“6月29日已寄出100万美元,日内我们还将寄出50万美元。
同时重申政治局原先让罗易返回的决定。
翌日,在鲍宅继续开会。
鲍罗廷精神饱满的作了很长的演说:“……
以前季诺维也夫及其在中国的代表(维经斯基)只教我们帮助中国资产阶级,武装中国资产阶级,未教我们扶持工农,准备与资产阶级决裂,所以现在斯大林的政策难以实行。
陈独秀接着说:“以前季诺维也夫一向教我们帮助资产阶级,现在斯大林教我们24钟点内实行土地革命!”
驼背毛子与少年国际代表反对鲍罗廷,说:“第三国际对于中国革命方针前后是一致的……鲍罗廷反指责说:“你们是帮助季诺维也夫说话,是帮助反对派。
”蔡和森想,这是老鲍起身炮,留下一个中国反对派的理论基础:国际方针前后是两截的,中国革命的失败,国际负了责任,而把一切责过归于季诺维也夫,自己表面反似站在维护斯大林的立场说话。
7月初的一天傍晚,瞿秋白和羊牧之游黄鹤楼,说:“今天校对了一天,我们出去轻松一下。
当时一阵夏雨刚过,空气格外新鲜。
在江汉,两人登上了一叶小划子。
过了一会,瞿秋白轻声问,“你看古诗中,哪句能刻划出我当前的心境?”
羊牧之想了一下,摇摇头说,“想不出。
瞿秋白禁不住站了起来,脱口吟道:“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上次,瞿秋白和郭沫若相约游黄鹤楼,两人吟苏东坡《念奴娇·赤壁怀古》:“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眼下正是盛夏时节,离暮秋尚远呢,羊牧之有些不解。
瞿秋白感叹地说:“许多同志在牺牲,这不是萧萧下么?……
大钊同志在敌人的绞架下,英勇地牺牲了……前几天的中央会议上,有些人还在高谈要承认国民党应处于革命的当然领导地位……
是不是对得起为党牺牲的大钊同志?”
他指着太阳西沉的远方说:“大好河山,又要沉沦一个时期了。
7月4日,中共中央在武汉举行了常委扩大会议,讨论保存农村革命力量问题。
陈独秀、李维汉、邓中夏、蔡和森、柳直荀、周恩来、戴述人、张国焘、任弼时等人出席了会议。
在武汉的中央委员、党的活动分子、国际代表、少共国际代表都参加了。
陈独秀说:“湖南农协要改组,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可派人去改组。
农民协会会长毛泽东说:“派一左派同志为好。
谈到将来,陈独秀说,“对于将来,我们有3条道路:(一)脱离国民党并执行独立的政策。
(二)实行退却,以便留在国民党内。
(三)执行自己的政策,但留在国民党内。
任弼时赞成第一种方法,他继续要求宣读共青团的《政治意见书》。
陈独秀说,“第一种方法是不正确的。
青年团没有权利提出政治决议案。
任弼时说:“青年团国际的这位代表可以说一说,青年团是否有这种权利。
陈独秀说:“这个不包括在议事日程之内。
讨论工农武装出路时,陈独秀说,省党部应特别注意已经叛变革命或即将叛变革命的“各军招兵问题,我们可以不客气的多将群众送给他们,国民革命军招兵时,农民协会会员和自卫武装可应征加入”。
团中央《政治意见书》(2)
毛泽东说:“工农武装改成安抚军合法保存,此项实难办到。
应该上山,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
蔡和森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