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让布什像个总统？-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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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奥林匹斯中学，摩门教小孩每天都结队穿过街道，去对面的神学院上宗教课程。教堂将神学院建在公立学校的旁边，这样学生们就可以选神学院的课作为选修课程了。一天，摩门教学生排队去神学院，罗夫和其他人待在后面——他们都被摩门教学生称作是异教徒。他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图书馆里阅读，并制作了大量的辩论卡片。
最初到奥林匹斯中学的时候，罗夫就知道自己要成为辩论队的一员。辩论是语言和观点的完美结合，而在这两方面，罗夫坚信自己很有天赋。那时候辩论队中的明星队员是高年级的凯斯·罗尔克，后来凯斯成为了一名律师，并在２００２年作为民主党一员成功地竞选成为爱达荷州的司法部长。
罗尔克是辩论俱乐部的主席，也是辩论队的队长。他仿佛对任何事物都充满信心，有很强的自制力，也很威严，而罗夫则不是这样——至少不时刻都是如此。
但他很快学会了这样。
最终在这一点上，我也没有把他看作是一个伟大的辩手。他是一个小人物，带着一个像他头一样大的眼镜，一头淡黄色的头发。他总是一副高嗓门，在一些事情上还显得稚嫩。但是很显然那时候他是焦点。他打动我的，而且现在依然打动着我的是，我第一次见到他时他就是一个彻底的共和党人了。在保守的盐湖城，像他那样年纪的人对政治抱有如此的兴趣，这多少会让人觉得奇怪。
罗尔克也注意到了一些事情，那就是罗夫执着地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他的卡片文件比其他人多两倍。”
辩手通常都把自己准备的论据写在３×５的卡片上，然后把卡片放在鞋盒子或者金属容器中。在奥林匹斯中学没有谁的辩论卡片比罗夫的更出色。如果他的队友有一个装满了卡片的盒子，罗夫则有两个，他会把盒子重重地放在桌子上。
等到罗夫也是高年级学生的时候，装卡片的盒子已经攒了五到十个了，很是壮观。罗夫认为，如果两到三个盒子就能使对方辩友失去信心的话，那为什么不真正地征服他们呢，为什么不满桌子摆满卡片呢？为什么不成千上百地买一堆卡片，用手推车推来呢？为什么不在辩论开始之前就让对手恐慌呢？
没有人知道事实的真相：所有的那些卡片都是用来迷惑对手的。
“我们出去买了很多卡片，没有成千，也足以上百。”罗夫当时的辩论搭档埃米尔·朗格兰德说道，他现在在盐湖城当一名律师。
“别人都用３×５的卡片。我们决定最好用４×６的——比对方辩手用的要大一些。而且我们都放在鞋盒子里，摆了满满一桌。我们大张旗鼓地把这些装满了卡片的盒子放在桌上，并用不同的色彩做了标记，贴上标签加以说明，毫不夸张地说，桌上足有成千上万的卡片，但是你知道吗？其实，百分之九十九的卡片上都是空白的。
“如果他们用的是４×４的桌子，我们就会用 ４×８的桌子，桌子也能传达信息，我们把所有的文件都陈列在上面。事实上，我们的重点只是其中的２０或３０张卡片而已，这么多就足够了。但是我们用一个手提箱来装这些卡片，然后回到大厅里，用另一个手提箱装另外那些卡片，并把充门面的卡片都放到桌子上，堆得很高，对方几乎都看不到我们。这完全是心理战术，先从心理上战胜我们的对手。”
罗夫不仅仅是想赢得辩论比赛的胜利，同时，他也希望完全摧垮对手。那时候他的世界观就已经很清晰了：这个世界上永远有两个团队——他身处其中的团队、他对立面的团队，他要使对立的团队付出代价，他要打败他们、羞辱他们。即使不择手段，他也要取得胜利。
“上中学的时候，辩论是罗夫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竞赛性的辩论通常是在教室中进行的，所以辩论队一般要从一个教室辩到另外一个教室，整天都是这样，无论哪支队伍都是这样。学校里的同学们都在看这些辩论，所以辩论的场地不能太小。”卡里·琼斯说，他现在是盐湖城的一个律师，以前也曾经是中学辩手。
“有一次听说，东部高中和盐湖城中其他的辩论队要来我们中学，并要辩论四场——总之，辩论赛又要举办了。教室里有辩论的裁判以及学生家长的代表，还有一些同学也站在那里。在学校里，你一年大概有五次机会在每个同学面前讲话，。”
优秀的辩手能够就任何事件的任何方面加以辩论，给出有说服力的解释。罗夫在三年级的时候，辩论的主题是“米兰达规则”。
“我认为：国会应该建立统一的规章制度来控制犯罪调查程序。”
罗夫站在肯定的这一面——米兰达规则是自由的关键，相反，法律限制了警察的执法，也危及了我们的安全。
在辩论的过程中，他一步步发展着自己的谋略。
罗夫总是有规律地利用他的那些卡片。当他陈述对方辩友的观点时，他会对比双方桌子上的卡片，接着从西装口袋里抽出一打扑克牌来结束辩论。然后，他暂停一会。
一段激烈的辩论之后，罗夫就会抓住对方表达中一些错误的事实和弱点，在一番戏剧性的发挥后，抽出一张卡片，将对方所有的观点都推翻。
学友埃里克·凯斯勒说，那个时刻就像运动会一样激动人心。
“卡尔那么做了之后，整个人群都热情高涨，开始欢呼雀跃。人群的反映可以与我们的运动队获得了州冠军时相媲美，这简直令人不敢相信。”
罗夫曾经做了一次表演，他带上墨镜，手拿一枝竹竿，装作是一个盲人，在屋里蹒跚而行，以此来劝说在场的观众不要盲从对方的观点，并使他们顺从自己的逻辑，从黑暗走向光明。最后，全部的观众都被他说服了，随即他就取下了眼镜，把竹竿也扔在了一边。
“瞧，你们都看到了吧？！”他得意地宣布。
“那简直充满了戏剧效果！”马克·古斯塔弗森回忆道。
等到罗夫升入高年级的时候，辩论的主题是强制兵役制——征兵。那时候在中学和大学校园里没有比这个主题更有力的了。像其他地方的男孩一样，奥林匹斯中学的男孩子们也都很紧张，很在意由于越战引起的强制征兵，担心美国所卷入的这场路途遥远的战争将要影响他们的生活。
“我们所有人都很担心会被征走。” 罗夫的同班同学里克·希金斯说道。
在《盐湖论坛》上，战争的消息每天都占据着头版头条，每天晚上的新闻网的节目也是如此。１９６８年１月，越南共产党在顺化和南越的几个重要城镇发动了“新年攻势”。
到２月份的时候，威廉·威斯特摩兰将军要征集２０多万人的军队。在国内，已经有了焚烧征兵卡片和反战的抗议。
当罗夫还在犹他州上中学的时候，一位未来的总统——比尔·克林顿结束了乔治敦大学的课程，获得了罗得斯奖学金，正准备去英国牛津大学学习。这样，他躲过了征兵。著名的美国后备军官训练队的文件略述了他的意见：“征兵体制本身就是违法的。如果一场战争是为人民所反对的，可能是错误的，不能在任何情况下给国家带来即刻的和平与自由，那么，根植于有限的、国会形式民主的政府就无权要求其公民参战。”
说来奇怪的是，按照他同学的说法，罗夫的观点与此类似。罗夫也质疑过战争——这场战争最终被民主党人林登·约翰逊起诉了。无论无何，罗夫觉得政府没有权力要求公民为军队服务。
罗夫和他的同学马克·古斯塔弗森坐在咖啡馆巨大的落地窗户前谈论着这个问题。
“他反对强制征兵，而且他觉得我们不需要该死的政府告诉我们该怎么做。我们有自制能力。”
根据马克·古斯塔弗森所说的，罗夫并不是从左派那里得到自己的结论，而是从右派那里——像自由意志主义的表述。支持战争就等同于支持大政府和大政府的入侵。不管如何，罗夫不是战争的拥趸，至少不积极响应征兵。
他带着这种激情去参加关于强制征兵制主题的辩论，赢得了适龄中学生的辩论，也赢得了整个辩论的胜利。他常常用“母亲、苹果馅饼以及旗帜防御”来形容真正的爱国者。朋友们都记得，这是一种具有说服力的说辞，使罗夫能够再次从保守主义的原则来考虑征兵这件事。
在《奥林匹斯中学年刊（１９６９）》上有一张罗夫和辩论队队友的合照，那时候他已经是毕业班的学生了。他坐在第一排，周围坐着他的队友
们——都是一些戴着眼镜，穿着开领Ｔ恤的年轻人，罗夫则穿着西装打着领带，露齿含笑，浑身有一种蓄势待发的能量，仿佛要冲出照片似的。坐在罗夫旁边的是系领导戴安娜·柴尔斯，她把手轻轻地放在罗夫的膝盖上，仿佛是为了不让罗夫动一下。她的脸上是一种极力容忍兴奋的小猎犬的表情。罗夫的嘴是张开的。显然，当相机快门闪动的那一瞬间，罗夫在说话。在学生社团干部的那一部分里还有卡尔·罗夫当学生参议院主席时的一组照片。上面写着，“说话，阅读，说话，写作演说词，说话，说话，说
话——他的语言有时候是卓越的，有时候又是乏味的。他风风火火，不知疲倦，是一个实干者而不仅仅是一个观察者。最重要的是，他的每一次辩论都非常有趣，他是一个永远不会停止思考的人。”
埃尔顿·托尔曼的历史课就是为那些喜欢说话的人开设的。托尔曼戴着蝴蝶领结、眼镜，有一个大脑门，一脸作为校长特有的专横。他让同学们在课堂上自由发言，先诱导他们发表自己的观点，然后再跟他们辩论。他是一个新政民主党人，一个旧思想的自由主义者。托尔曼教授高级历史和政府课程。他鼓励学生讨论，但是罗夫测试了他的容忍限度。一次，他和一个学友在课堂上不停地大吵大叫，终于激怒了托尔曼，他把他们两个逐出了教室。
尽管如此，托尔曼仍然在罗夫身上看到了自己看重的东西——一个年轻学生居然会如此热衷于政治艺术。
“罗夫先生，” 一天托尔曼对罗夫说，“在这个班里取得一个Ａ，对你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但是要得到Ａ，你必须参加一场竞选。不管是什么样的竞选，你必须去亲身体验一次。”
这是罗夫无法拒绝的一个提议。他跑去共和党的竞选总部，签约做一名志愿者，为参议员华莱士·贝内特的再选服务。他跑前跑后，设计草坪宣传牌，挨家挨户敲门分发竞选印刷品。万圣节前夕，他派发的小册子上写道：“伟大的南瓜说，投一票给华莱士·贝内特吧！”他想到的这个方法如此简单却十分奏效。他大部分时间都留在执行主任的办公室里，也参加关于电话银行和政治信件的讨论。他成为共和党总部的常客，一个单薄的１７岁男孩，少的是经验，多的是主意。一个朋友用“完全湿透了也不过１３０磅”来形容他。
兰迪·路德劳——另外一个中学志愿者——说，罗夫从最初就开始深谋远虑了。
“卡尔天天都来竞选总部，他们要制定竞选的战略，卡尔提出不同的建议和计划。他们则派他出去拿咖啡和油炸圈饼。”
在学校里，罗夫还戴着共和党党员的袖标。一天集会的时候，他向大家介绍州长凯尔文·兰普顿，以尖锐的言词批评了这位温和的民主党人的政纲。
这令人十分震惊。
罗夫尽量想让自己表现得有趣一点，仿佛只是在介绍一个政客而已。但是他还太稚嫩，只有十几岁，州长又是一个客人，除了罗夫本人之外，在场的每一个人都认为他并不能同一个从１９６５年就当州长的风云人物，并将成为犹他州历史上最著名的官员的凯尔文·兰普顿相提并论的。凯尔文后来还连赢了两次大选。当年年刊中的这张照片展示了罗夫正陪同一个看上去被激怒了的兰普顿。
不论罗夫讨哪些人的欢喜，他正惹得其他人不高兴。
“他招惹了许多学生。” 马克·古斯塔弗森回忆道。
罗夫在学校里并不是最优秀的学生。他并不在最优秀的３％之列，也不是全国优等生联合会的成员。但是他伶牙利齿，这使他看上去像一件武器。
“卡尔是一个小孩，但是没有人想和他一起厮混，因为他有一张利嘴。”他的同班同学克里斯·斯马特说道，他现在是盐湖城一家周报的编辑。“如果你要跟卡尔说一些废话，他一定会都还给你的。他是一个才思敏捷的人，并且巧舌如簧。”
他经常用一些事实和数据来充实他的谈话，在任何问题上都能利用一些历史图表。而且，同学们都认为，他绝对不是一个谦逊的人。
“你知道得很多，你想向人们演讲，但有时候并不奏效。”同班同学里克·希金斯说道。
大量的事实能造成一种专横的效果，让人感到信息的压力，你的渊博知识有时反而会带来相反的结果。他经常霸道地使用这一招。大部分嘲笑卡尔的人实际上是非常佩服他的。听者说：“卡尔，没有人要了解独立战争以及独立战争对越战的影响。”但是他坚持告诉你这些。他一定要说完，直到他告诉你他全部的想法。
第二部分 决胜千里外少年老成（2）
罗夫对于民主党人也有很多的想法，尤其是像休伯特·汉弗莱这样的民主党人。当马克·古斯塔弗森在学生报纸上写专栏，谴责在芝加哥举行的１９６８年的民主党全国大会召开时抗议者和警察之间的冲突的时候，罗夫则在托尔曼的课堂上抱怨这件事。托尔曼觉得这是一个有意义的案例，他在课堂上问，警察面对众多的抗议者时应该做什么？
“绝对不能袭击抗议队伍，也不能对街上的群众有任何犯罪行为。” 古斯塔弗森坚称。
罗夫加入了这次谈话，他公开谴责了汤姆·哈登以及支持民主党的学生。他承认警察在这件事上是应该负责任，但是仿佛他们的责任过大了。谴责无处不在，但是，罗夫满脑子都是对民主党的谴责。民主党犯了错误。汉弗莱应该受到谴责是因为对于街上人们的情况他反应太迟钝了，没有表现出应有的领导作用，缺乏政治勇气。罗夫将芝加哥警察的暴动场景，以及自由言论的权力，蔓延全国的越战大辩论都浓缩成了他的翻领衫上的一句话：“尼克松是我们惟一的选择！”
就是在这一年，罗夫第一次和总统竞选有了亲密接触。他看到了在摩门教大教堂里理查·尼克松、乔治·华莱士以及休伯特·汉弗莱三人的交锋。华莱士对盐湖城市郊白人区的访问带来了一名不安的种族主义者的请求。
“华莱士是我见过最偏执的人。”罗夫说道，“他丑陋、刻毒、抠门。我永远不会忘记他说：‘如果他们在我的汽车前躺下的话，我就会压过去！’人群中爆发出吼声。那种吼叫是充满仇恨的，我永生难忘。”
副总统的来访是尤其值得纪念的时刻。他在竞选快结束的时候来到摩门教大教堂。那一天是９月３０日，１９６８年总统选举的最后一周。休伯特·汉弗莱——快乐的休伯特——来到犹他州稀薄的共和党氛围里，来到摩门教大教堂的心脏位置。罗夫在现场观看了国家政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