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 2006年第06期-第3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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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司令官打电话，让国防司令派车来陪我。　
　　中秋节前两天，我正在他家采访，亲眼目睹了老先生向韩国现代集团江南支店经理发难。　
　　老先生预定一辆现代的顶级轿车，按合同应在中秋节前一天交货。这天，现代公司打来电话说不能按期交货，要拖后几个月。老先生勃然大怒，操起电话就说：“我限你明天3点之前必须把车给我送到，否则我就撤你的职，割你的脑袋！你听着，我叫韩、晟、昊！”说完，“啪”地撂了电话。原来，当时顶级现代轿车很紧俏，有人拿老先生的车走后门了。　
　　当天晚间，现代公司江南支店经理就跑到老先生家里，进门就连连赔礼道歉：“对不起韩博士，请您多多原谅，手下人不懂法，做出了这种事……”却遭到老先生的训斥：“起来，在我家用不着来这套！我要让你们知道，中国人是讲法、讲理、讲人情的，但不是好欺负的。我限你明天下午3点之前，必须把车给我送到。否则，我跟你们没完！”　
　　第二天下午2点，一辆现代产的顶级轿车乖乖地开到了老先生家门前。　
　　这只是老先生偶尔小露峥嵘，他在韩国呼风唤雨的事多了。　
　　卢泰愚竞选总统期间，老先生为其组织10万拥卢大军；金泳三竞选总统，他为其组织3万人的演讲大会；他至今还是韩国10万汽车修理工的精神领导；中韩建交之前，为了保住价值10亿美元的中国驻韩大使馆，老先生发动全体华侨向台湾当局口诛笔伐，迫使台湾当局不得不收回企图卖掉大使馆的呈文。　
　　半个月的采访结束了。临走这天，老先生与我握手告别时，说了半句话：“张女士，我等着看你怎么写我了？可我一直怀疑……”　
　　是的，老先生对我写他的传记一直持怀疑态度。他不止一次地说：“跟你们大陆人谈话真费劲，你们对韩国的历史一点都不了解，不了解韩国历史，你怎么写我？”毕业于吉林国立师范大学中文系的老先生，不仅医术高超，而且文章写得漂亮。他一个人自办《韩华天地》杂志，每期都有他文笔犀利而又诙谐的文章。　
　　的确，不了解韩国历史，是无法完成这部传记的。　
　　但是，众所周知，朝鲜战争以后，中韩两国都封锁着彼此的信息，想找韩国的资料都很困难。　
　　回国后，我跑到北京与卸任的驻韩公使解起华夫妇长谈，千方百计查找与韩国相关的资料，从各方面了解韩国的历史及风土人情。　
　　我开始动笔了，又像以往一样沉浸在主人公的世界里，跟着主人公一起大起大落，一起上天入地折腾，时而随他悲痛欲绝，时而随他兴高采烈，时而跟着他面临生死绝境，时而又着跟他迎来意想不到的新生……在写这位老先生的传记中，我感受到一种从未有过的人生感悟。　
　　这次，我没有泛泛地写老先生的经历，而是截取一些重大事件、关键时刻的生活断面，以此来展现他的个性，展现他独特的人格魅力。在叙述语言方面，我扔掉以往那种堆砌辞藻、故作高深的臭毛病，采取一种准确、平实的叙述方式，力求达到一种流畅、朴实的语言风格。　
　　我在他被错打成国民党特务、被押赴刑场的路上这样写道：　
　　在七个人中他是最年轻的，正处在人生的清晨，他才刚刚十九岁。不过，他没有像身旁几个老头子那样，像一条抽了筋的癞皮狗似的，不得不让士兵拖着。他觉得那样死太窝囊了。既然死到临头，软也是死，硬也是死，干吗不死得像个人样？于是，他挺起脖颈，挺直了瘦小的腰板……他不是什么英雄，也没有党派，更没有什么强大的政治信仰，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富家小少爷，只靠着一种强悍的个性厕虽地支撑着自己……　
　　枪响的刹那，他以为自己死了，被人踢一脚之后才发现身边躺着两个鲜血淋淋的死人，这才明白自己是来陪绑的。　
　　他成为国民党的高级间谍以后，曾受到蒋家父子的召见与嘉奖，但后来，他却毅然决然地向国民党当局提出辞呈……　
　　他问自己：我韩某到底是个什么人物？我到底充当了什么角色？说穿了，我只不过是充当了国民党的炮灰，一条给人家拉磨的驴！叫嚣一时的国民党，不但没有反攻大陆的可能，而　
且共产党越来越强大……我曾寄予厚望的靠山，只不过是一个长满蛀虫的马粪包，寄养着一帮酒囊饭袋和贪官污吏。我怎么能把自己一生的赌注押在这样一个毫无希望的政党上？　
　　卢泰愚成为阶下囚以后，韩老先生一如既往，仍然定期前往监狱为卢看病。按规定，他看完病立刻就得走人，出诊时间不得超过三十分钟。他却与卢泰愚旁若无人地海侃神聊，一聊就是一两个小时。警护人员几次催促他快点离开。　
　　他却说：“你们催我干什么？我是你们法务部请来为卢阁下看病的医生。我告诉你们，我的药是治病，我的话也是治病！对卢阁下来说，他现在的心病比身病更重！因此，我的话比药还重要！请你们不要再催我了。”　
　　他得知卢泰愚小腹疼胀，小便困难，尿不出尿来，憋得肚子生疼，就质问监狱院长：“这不是明显的着凉吗？为什么不给他利尿剂？”　
　　院长说：“上级规定，给卢阁下开药要请示上级批准，报上去三天以后才能批下来。”　
　　他质问院长：“什么规定也得让他撒尿啊！三天不撒尿你能受得了吗？你马上给他找个水袋，让他晚间放在肚子上！这不用批吧？”　
　　李登辉等人闹台湾独立，老先生公开发表文章骂“台独分子”：　
　　“台湾之独立，国土之分裂，是犯了民族大逆不道之罪。我希望中国与海外华侨，绝不要袖手旁观，要群起而攻之，防患于未然。精诚团结，保住台湾。这是中华民族之命令，也是中华民族之浩然！‘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宁给侨胞做牛马，不给台独当祖宗！”　
　　韩国老百姓称他是“大写的中国人”；韩国总统称他是“了不起的中国人”；外国情报机关称他是“中国奇人”。而老先生对自己却有一番深刻的自我剖白：　
　　宁愿鸡嘴骨瘦，不愿牛腚肉肥。　
　　宁愿正面交锋，不愿苟且偷生。　
　　宁愿洁身清贫，不愿辱名浊富。　
　　宁愿清高孤独，不愿同流合污。　
　　宁愿抬头看日月喝清风，不愿低头求荣达沽虚名。　
　　只能为医，不能为相。　
　　这番自我剖白恰恰是他真实的人生写照。　
　　　
　　冲着太阳祈祷　
　　完稿之后，按着老先生的要求，我带着28万字的书稿第二次来到汉城。　
　　看完书稿，老先生握住我的手，两眼饱含激动的热泪，说：“张女士，我万万没有想到，你不但写出了韩国的历史，而且写出了老夫一生的思想精华及文章精华！你太了不起了！我这个老头子很少佩服人，但我很佩服你……”　
　　老先生生性孤傲，很少说出这种话。　
　　这次分手时，老先生笑着问我：“张女士，你这本书什么时候能出版啊？老夫可着急等着看了！”　
　　“您放心，很快就会出版的，到时候我一定请您去参加新闻发布会。”我满怀信心地说。　
　　可是没有想到，我的承诺却变得遥遥无期。　
　　回国后，我将书稿接连给了几家出版社，编辑看完都说书稿不错，但韩晟昊这个人物太特殊，几次报批都没有通过。最后一次是作家出版社报批的，经过几个部门审读之后，报到外交部又一次被枪毙了。　
　　这天，我捧着被枪毙的书稿走在北京的大街上，感到十分茫然，不知下一步该怎么办？不知该如何向老先生交代？为了这部书稿我已经折腾三年了。老先生多次打电话问我为什么迟迟不见出版？我只好说我仍在修改。我非常感谢我的责编刘进元先生、中国作协副主席陈建功先生，以及出版署阎晓宏、何秀珍二位处长，感谢作家出版社的领导，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1998年12月，苦苦折腾了四年，多次被枪毙的《韩国总统的中国御医》，终于在作家出版社出版了。　
　　12月22日上午，作家出版社举行隆重的《韩》书新闻发布会，请来中国侨联副主席郭麟恭先生、中国作协副主席高洪波先生、原驻韩国大使张庭延夫妇、裴家义夫妇、驻韩公使解起华夫妇以及韩老先生子女及众多记者，前来参加了会议。韩国现代集团负责亚洲事务的总经理，专程陪同韩老先生来京参加会议，并赠送花篮以示祝贺。　
　　会上，屡经生死磨难的韩老先生激动得老泪纵横，良久泣不成声。　
　　他说：“没想到，我这九死一生的人，张女士却给我送来一个美丽的黄昏……”　
　　该书出版后，在国内外引起很大反响。美国《华美时报》全文连载，国内几十家报刊同时连、选载。韩老先生也因此成为中国家喻户晓的人物，被中国侨联选为世界华人名誉副会长，多移澈中央有关部门请回国内观光、参加会议……　
　　该书后来被评为黑龙江省文艺精品工程一等奖。　
　　　
　　追踪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　
　　　
　　能拿到这个素材此生不虚了　
　　记得香港作家阮次山先生说过这样的话：“如果一个人年过三十，你胸中的理想依然存在，你必然会有前途。就是做一个升斗小民，也可以选择做一个什么样的升斗小民。”　
　　一个五十五岁的老妪，已到了老眼昏花宠辱不惊的年龄，本应该蹲在家里安度晚年，或是写点小文慰藉一下不甘寂寞的心，本不该再有什么激情与理想。可是，当我听到钱秀玲的素材之后，偏偏不该我这把岁数所拥有的激情，却像火一样燃烧着我，烧得我心情激越，热血沸腾。　
　　1999年5月，是我人生一个美好而又痛苦的开端——　
　　这天，作家朋友李占恒打来电话，说：“雅文，我在《环球时报》上看到一篇报导，我觉得这个素材很棒，不知你感不感兴趣？”他简单讲了一下文章的内容：二战期间，一个叫钱秀玲的中国女人通过一位纳粹将军，拯救了许多要被盖世太保处死的比利时人，她因此被比利时政府授予国家英雄勋章。二战后，她又为那位接受审判的纳粹将军奔走呼号……　
　　我听了顿时大呼小叫地喊起来：“哇！太棒了！这么好的素材，你为什么不自己搞？”　
　　他说：“我是军人，办签证较难。我所以向你推荐，是因为你多次闯俄罗斯，闯韩国，连战火纷飞的车臣都去过，有国外采访经验，又有创作实力，我相信你一定能创作出一部好作品。”　
　　李占恒是沈阳军区著名的专业作家，是文革后中国文学讲习所的第一批学员，著有《中尉们的婚事》、《特赦回台北》、《万名罪犯大转移》等许多作品。他心地善良，为人厚道，在作家圈子中是有口皆碑的。他对我的创作一直很鼓励。记得有一次我去沈阳出差，他问我创作上需要什么？我说就需要稿纸。他说：“随便拿，能拿多少就拿多少！”我破天荒地当了一回“小偷”，从沈阳军区背回来一纸箱稿纸。　
　　我和李占恒都觉得这个素材本身所蕴涵的内容太丰富、太深刻了，既有跌宕起伏的故事，又有深邃而旷达的人性，甚至超过了著名电影《辛德勒的名单》。　
　　他能把这么好的素材推荐给我，使我很受感动。我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拿下它，力争推出一部好作品。　
　　开始创作以来，我一直存在着两种倾向，一种是写低层的小人物，写他们的坎坷人生及悲欢离合，写他们与命运顽强抗争的精神。这可能跟我的出身有关。另一种倾向就是讴歌伟大人物。哈师大两位教授在写我的评传时，说我有一种“崇高美”的情结。我想这可能跟我从小就崇拜伟大人物有关吧。　
　　可是，出国签证就遇到了麻烦。比利时属于非移民国家，只有1100万人口，入境签证很严。当时，去欧洲其他国家的签证也不像今天这么宽松。我一连跑了几个月，跟比利时驻中国使馆的中方工作人员魏金凤女士、黄其光及梅斌先生都成了朋友，他们给我出了不少主意。可我始终没有拿到签证。　
　　无奈，我请原中国驻韩国公使解起华先生帮忙，找到文化部的李英杰先生，通过李英杰先生找到中国驻比利时大使馆文化处余美和参赞的电话。于是，我冒昧地一次一次给素昧平生的余参赞打电话，发传真，阐述钱秀玲事迹的崇高人道主义精神及重大意义……　
　　我的执著与真诚，深深地打动了这位老外交官，他找到旅比华侨画家、上海联谊会秘书长陆惟华先生，请上海联谊会张绍唐会长给我发来邀请函。陆惟华先生是发现钱秀玲并撰写专访的第一人，在我采访过程中，他给了我很多支持和帮助。　
　　接到邀请函之后，我立刻跑到比利时使馆去办签证。可是，当我订好机票，等到第十五个工作日去使馆领取签证时，女外交官生硬的中国话却令我目瞪口呆：　
　　“你的邀请函没有经济担保，不能给你签证！”　
　　当时，我站在比利时使馆门口，看着拿到签证的人，一个个从我身边兴冲冲地走过去，而我心里却是一片茫然，不知下一步该怎么办？如果比利时使馆在我护照上盖上“拒签”，那就麻烦了，去其他国家办签证都难了。所以，我不能让他们给我拒签，急忙给比利时总领事写了一封信。　
　　我在信中说，我是一位五十五岁的中国女作家，既不会外语，又没钱，先生和孩子都在国内。我不可能放弃国内优越的生活，跑到比利时去当下等公民，所以，不存在到比利时滞留问题。钱秀玲冒着生命危险去拯救比利时人民，她崇高的人道主义精神是中国人民的骄傲，也是比利时人民的骄傲。我赴比利时采访，理应得到比利时使馆的大力支持……　
　　之后，我通过我的朋友翻译局副局长尹承东先生，请翻译家施康强先生把这封信翻译成法文。在魏金凤女士的帮助下，我约见比利时驻中国使馆总领事。　
　　总领事看信时，我紧张得心“怦怦”直跳。　
　　看完信，他却说了一句：“我可以帮你签证，但你要用5千美元为你自己担保。”　
　　噢，上帝……我急忙打车回到北京家里，拿出准备出国的几千美金。　
　　1999年10月26日，我终于拿到了签证。　
　　10月28日上午，我怀着难以抑制的兴奋心情，带着给钱家及帮助过我的人带去的茅台、工艺品、中华烟、我的作品等因超重而被罚的旅行包，踏上波音747飞往法兰克福的721次航班……　
　　　
　　我像瞎虻似的在法兰克福机场里乱闯　
　　但不知什么原因，721次航班起飞前在首都机场就晚点近两个小时。　
　　起飞后，我看到电视屏幕上标志着航程进度的小箭头，慢悠悠地走着，不由得心急如焚。因我在法兰克福的换乘时间只有两个小时，而且余美和参赞带着上海联谊会的侨领，要到布鲁塞尔机场接我呢。　
　　九个小时之后，当地时间下午3点45分，飞机终于降落在世界著名的德国法兰克福机场。此刻，距离我换乘的4点起飞的4452次航班，只剩15分钟了。　
　　15分钟，从这架飞机跑到另一架飞机，中间还要办理签证，换乘手续，寻找登机口……　
　　机舱门一打开，我就像百米冲刺似的第一个冲出舱门，不顾一切地向机场大厅跑去。　
　　但是，一迈出国门，我就觉得自己是天下第一大笨蛋，有嘴不会“讲话”，有眼不会“看路”，有腿不会“走路”，跟傻瓜没什么两样。以往去俄罗斯，能照葫芦画瓢把自己的住址写下来，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