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 2006年第06期-第4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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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3年3月13日上午11点，她第一次走进森严壁垒的德国驻比利时的军政总督府——塞纳福城堡。　
　　我去过塞纳福城堡，它距离布鲁塞尔60多公里，是一位犹太银行家所建。半个多世纪的风剥雨蚀，丝毫没有削弱城堡的恢弘气势，它仍然显得宏伟而壮观。城堡正面是二层主楼，侧面对应着两座圆顶小楼，宽阔的庭院外设有铁栅栏围墙，周围是一望无际的田野，视野十分开阔。城堡既幽静又安全，难怪纳粹当年把“总督府”选在这里。　
　　已过花甲之年、一身戎装、眼睛深邃而冷峻的法根豪森将军，非常客气地接待了她，问她有什么事情需要他帮忙。　
　　她急忙掏出几封信递给他，说：“法根豪森将军，听卓伦堂兄讲，您是一位极富正义感的将军，为人正直，心地善良，请您看在全村父老乡亲及罗杰父母的面上，看在堂兄的面上，赦免罗杰的死刑，留他一条生命。我们对您将不胜感激。”　
　　说完，她紧张地注视着法根豪森，尽管堂兄在信里说他富有正义感，但他毕竟是纳粹将军，是比利时执行纳粹意志的全权代表。而她却跑来为一个反纳粹的死刑犯说情。　
　　他却说了一句：“好吧，我会尽最大努力去帮助他。”　
　　三天后果然传来消息，罗杰的死刑被改判成苦役，被押送到柏林集中营。而且，另一名被关押在波依隆小镇叫罗杰的死刑犯，也因重名而获救了。　
　　这个消息在比利时引起了极大震动。当时，纳粹对抵抗者一律格杀勿论，国王出面说情都不行。而她却一下子救出两名被宣判死刑的反战志士。　
　　于是，全国各地被捕人员的亲属都纷纷跑来找她。而她则有求必应，经常奔波在艾尔伯蒙到布鲁塞尔160公里的铁路线上，一次次走进塞纳福城堡。　
　　听老人讲到这里，我脑海里不断浮现出那惊心动魄的一幕幕，她怀抱吃奶孩子，怀里揣着被营救人员名单，提心吊胆地坐在火车上，杀人不眨眼的纳粹分子一次次从她身边走过，甚至用怀疑的目光盯住她……我不知她柔弱的躯体里，蕴藏着何等勇敢的精神，又蕴藏着何等崇高的境界！要知道，被处死者不是她的同胞，更不是她的亲人——他们只是一些跟她毫不相干、毫不相识的生命。　
　　我问老人：“您想没想过，一旦被德国人抓住怎么办？”　
　　她笑着摇摇头：“No！No！我只想把他们救出来。”　“您遇没遇到过危险？”　“No！法根豪森将军多次叮嘱我，要我当心，他说在城里和乡下，到处都有比利时的卖国贼，好多事情都坏在这些人身上，要我一定把名单亲自交到他手里。”　
　　我又问她：“法根豪森拒绝过您的请求吗？”　
　　“No！他说他非常钦佩那些抵抗者的爱国行动。所以，我每次去，他都把纸和笔往我面前一放，让我写出营救人员的名字。有时他还帮我出主意。”　
　　“您一共救了多少人？”　
　　“No！No！不记得了。”　
从我查到的资料看，从1943年3月到1944年5月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有的记载她救了25人，有的记载是50多人。但最后一批被营救的人质却是96人。　
　　那天是1944年6月9日，诺曼底登陆后的第三天午夜，三个风尘仆仆的男子突然闯进钱秀玲家里，他们说是从100多公里外的艾克兴市赶来求救的……　
　　我陪着钱秀玲老人去过艾克兴市，余美和参赞派使馆文化处的刘忠泽先生开车送我们去的。市长杜特里约先生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一位历史学者向我详细讲述了营救人质事件的经过。　
　　艾克兴距离布鲁塞尔60多公里，小城不大，像欧洲的许多小城一样，给人一种古朴而典雅的宁静，但这里却是一座英雄的城市。在二战纪念馆里，我看到许多烈士的遗物及游击队使用的枪支、电台、发报机等物品。纪念馆门外还停着一辆锈迹斑斑、成为一堆废铁的雪铁龙轿车，它却向人们昭示着那天夜里所发生的一切。　
　　在市长办公室里，我见到两幅珍贵的照片，一幅是90多名人质从集中营出来后的合影，另一幅是钱秀玲老人与市长父亲的合影。市长对我讲，他父亲就是96名人质之一。所以后来在电视剧《盖世太保枪口下的女人》新闻发布会上，他讲道：“我有两位母亲，一位是比利时母亲，一位是中国母亲。没有钱秀玲女士，就没有我的今天……”《盖》剧就是在艾克兴市拍摄的。　
　　1944年6月2日这天，盖世太保逮捕了一名地下游击队领袖及其两个女儿，对他们进行严刑拷打，可他们就是不肯交代电台及地下游击队的秘密住所。6月8日，以布鲁塞尔盖世太保头子米哈耶上校为首的三名盖世太保头目，押着游击队领袖回到艾克兴市，被埋伏在此的游击队员当场击毙，只有一名司机侥幸逃命。第二天清晨5点，德军包围了艾克兴市，抓走96名男青年作为人质，并宣布：“36小时之内，必须交出枪杀盖世太保官员的游击队员，否则每次枪毙15人，直到交出袭击者为止！”　
　　在这紧急关头，有人又想起钱秀玲。可是，艾克兴市距离艾尔伯蒙160多公里，没有汽车36小时根本赶不回来。德国入侵以后，没收了所有人的汽车和收音机。但郊区有人藏着一辆汽车。于是，三个年轻人从尘封四年的地下草垛里，翻出一辆老掉牙的雪铁龙轿车，简单修理一下，从德军汽油库里偷来点汽油，驾着这辆没有车牌、没有通行证的雪铁龙，匆匆上路了，不敢走大路，只能摸着黑，在崎岖的小路上颠簸。　
　　面对三个陌生人的到来，一贯支持她的白兰芝医生却坚决不同意她再去冒险。此刻，外面炮火连天不说，她还怀着五个月的身孕。前不久，为了营救一名医生，她去找法根豪森，却没有被接见。法根豪森让秘书出来转达，说他遇到了麻烦，让她不要再来找他了，他已经无法再帮助她了。　
　　可是，三个年轻人却一再恳求她：“钱女士，请您看在96条生命、96个家庭的面上，请您无论如何再跑一趟，即使没有希望，也求您做最后一次努力吧！”　
　　她对丈夫说：“亲爱的，我必须去跑一趟，即使没有希望我也要做最后的努力。否则我的良心会不安的。”　
　　无奈，她丈夫只好对三个陌生人下达命令：“你们必须把我妻子安全地送回来！”　
　　听老人讲到这里，我脑海里不由得浮现出那天夜里的情景：漆黑的夜幕下，一辆破旧的甲壳虫般的雪铁龙轿车，装豆包似的挤满了“五个”不同种族的人——一名中国妇女、三个人高马大的比利时人，还有一个未出世的中俄混血儿——冒着不断传来的轰炸声，颠簸在坑洼不平的野地里……　
　　我问老人：“当时您不觉得害怕吗？”　
　　老人微笑道：“顾不过来害怕了，只想着救出那96名人质。”　
　　这句朴素而坦诚的话语，道出了老人的境界。　
　　第二天早晨，他们才赶到艾克兴市。　
　　由于所有的道路全部被封锁，晚间10点钟，三个青年才把她送到塞纳福城堡。这时，距离处决第一批人质只剩两个小时了。她让警卫通报紧急求见法根豪森，11点30分，法根豪森派秘书出来见她，她急忙说明了来意，请求法根豪森将军立刻下令停止处决人质！此刻，距离处决第一批人质只剩30分钟了。秘书让她明天上午11点30分来见法根豪森。　
　　第二天上午11点30分，她最后一次走进法根豪森的办公室，看到法根豪森情绪十分低落，显得既憔悴又沮丧。　
　　她说：“法根豪森将军，我知道不该在这个时候再来给您添麻烦，可是，96名人质都是无辜的。他们都是平民百姓，都有自己的家庭和妻儿老小。三名盖世太保官员并不是他们打死的，请您无论如何要救救他们！”　
　　法根豪森说：“我现在的处境很糟，盖世太保在秘密监视我。我很快就要被解职了。不过请您放心，我会利用手中最后的权力，全力拯救那些无辜的生命！”　
　　不久获悉，96名人质全部被押送到德国集中营。二战结束后，除5人死于轰炸和疾病外，其余91人全部被释放。　
　　十几天后，法根豪森却被希特勒派人秘密逮捕了。　
　　1945年7月21日，艾克兴市举行缅怀英灵、表彰英雄大会，钱秀玲被授予比利时国家英雄勋章，市长赠给她一尊中国古代铜质龙塔香炉，并将抓走人质的街道命名为“钱秀玲之路”，让艾克兴市人民永远记住她对艾克兴市的再造之恩。　
　　1948年春，法根豪森以比利时头号战犯的身份，被押回布鲁塞尔接受审判。　
　　钱秀玲去监狱探望他，看到昔日威风凛凛的德国将军，如今瘦骨嶙峋，蓬头垢面地住在潮湿、阴暗的单人囚室里，不禁百感交集，感到世事沧桑、人生无常。　
　　法根豪森说：“我现在一无所有了。”他妻子在他被捕不久就去世了。“我没有家庭，没有财产，只剩一个风烛残年的老命，怎么处置都无所谓了。”　
　　她觉得他虽然是纳粹将军，却是一个讲人道、讲友谊、富有正义感的人。所以，她全力为他奔走呼号，找被营救人员联合签名，答记者问，发表文章，向社会大胆陈述自己的观点。　
　　我在1948年比利时的报纸上，找到了这篇文章：　
　　她说：“如果说我在二战期间为比利时人民做了一点事情，因此而得到政府授予的国家勋章，受到比国人民的爱戴。但我要告诉大家，这虽然是我个人努力的结果，但这个结果恰恰是法根豪森将军给的！是他冒着生命危险，做出极大努力才获得的！如果没有他的帮助，我将一无所成！也正因为法根豪森将军对他所管辖区域做了最大限度的保护，所以，比利时才没有发生像荷兰、挪威、波兰等国家那样的惨剧！我希望他能知道，我将永远对他怀着十分的感激和尊敬！即使在审判他的法庭上，我也要说出这一切！”　
　　她的文章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赞扬者有之，谴责者也有之，有的甚至骂她是亲纳粹分子，骂她是假英雄……　
　　但是，她的文章却引出一段旷世奇缘。　
　　一天，一个中年女人找到钱秀玲，说她叫西西拉温特，在二战中曾荣获比利时国家英雄勋章，本来对纳粹恨之入骨，可是看到她的文章之后，却被法根豪森超越国家与民族的正义感深深地打动了，疯狂地爱上了他，多次跑到监狱去探望他，却不让进。她请钱秀玲给法根豪森带去一封求爱信……　
　　法根豪森看完信却说：“我是一个生死未卜的战犯，怎么可能接受一个女子的求爱？请代我谢谢她为我所做的一切。”　
　　1951年3月，在监狱里度过了七个春秋的法根豪森，终于等来了生死未卜的大审判。当钱秀玲出现在证人席上时，全场顿时鸦雀无声。　
　　她向法庭列举出一次次找法根豪森救人的时间、地点、人证；向法官出示了被法根豪森营救人员的联名信；请出数名被营救人质当庭作证；最后，她呼吁法官要正视法根豪森对比利时人民所做出的巨大努力，公正地对待这位德国将军……　
　　她的证词震撼了整个法庭，震撼了包括法官及陪审团在内的所有审判官员。　
　　听老人讲到这里，我激动地说道：“钱妈妈，我真为您感到骄傲！您不仅在为一名纳粹将军呼吁，而是在向全人类、全世界发出了公正的呐喊！”　
　　法根豪森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他在监狱里仅关了一年就被提前释放，跟西西拉温特回到德国波恩，直到1966年去世，享年88岁。　
　　老人的故事讲完了，我望着这位慈眉善目、笑容可掬的老人，穷尽想象，极力想在她身上找到那个勇敢、机智的影子。可我找不到，甚至连一句高声的激越之词都没有听到，只有平静的微笑。这时，我忽然明白了一个道理：临危不惧者，并非仅属于那些动则激昂咆哮、强悍健硕之士。　
　　一连数天，我都在思索一个问题：她和法根豪森，为什么会做出这种伟大壮举？是什么原因促使他们这么干的？　
　　钱秀玲出生在文化底蕴丰厚、善良、正直的家庭。她从事过化学研究，开过中国餐馆，与中国同仁共同捐款，创建了比利时第一所中文小学。她一生以善为本，慈悲为怀，为比利时慈善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为此，比利时国王夫妇曾将夫妻合影赠给她以示感激。这样一位天性善良的优秀女性，做出此举是可以理解的。　
　　可是，那位德国将军呢？他是纳粹德国派驻比利时的全权代表，他为什么要冒着被革职、杀头的危险，一次次地想法赦免敌人？他的行为根基又在哪里？他的所作所为又是为了什么？是人情，人性，还是……　
　　从资料中了解到，亚利山大·冯·法根豪森1878年出生于德国西雷西市，职业军人，妻子维德考帕是一位摄影师的女儿。1912年，他被派驻日本任大使馆武官。1914年，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1934年，他被派到中国任蒋介石的高级军事顾问。1938年应召回国后，戎马一生的他，本想退休回家颐养天年，但是，1939年3月二战爆发，1940年5月，希特勒任命他为德国派驻比利时、法国（北部）两个国家的军政总督。　
　　我在《第三帝国的兴亡》一书中，查到有着他的一段重要记载。他很早就认识到希特勒给德国带来的不是希望，而是毁灭，不除掉希特勒，德国不可能有希望。所以，他加入了以后备军参谋长冯·斯陶芬伯格为核心的暗杀希特勒的秘密组织，并担任该组织西部地区的军事首领，而且还劝说隆美尔也加入了该组织。　
　　他在日记中写到：“我收到很大数量要求赦免的求救信，这好像成了比利时的一种习惯。只要是由我所认识的人交给我的，我都认真对待，当然是指那些我所尊敬的人。有时，成捆的要求赦免的信，都是通过意大利大使馆露丝波丽女士转来的，所有的请求信我都看了，并且给了答复，尽管有些答复是否定的，但我已尽到了最大的努力。”　
　　露丝波丽是意大利驻比利时使馆的外交官夫人。她与法根豪森的私交甚笃，经她手营救了许多反战人士。　
　　暗杀希特勒的“7·20”事件失败后，5000多名反希特勒志士被处死。法根豪森也被列入审判之列，但因战争形势越来越紧张，1945年2月，盟军飞机炸毁了军事法庭，炸死了主审“7·20”案件的大法官，这使一些纳粹军官侥幸存活下来。　
　　从这些史料中，我发现这位德国将军的人性并没有泯灭，所以，我在《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作品中，用主人公的嘴说出这样的话：“一个人虽然无法选择国家与时代，但却可以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　
　　　
　　（本文摘自作者自传《生死遗言，拯救自我——一位女作家的传奇人生》）　
　　责任编辑　陈东捷　
在台湾的后街与陈映真相遇
　　　　　　　李　娜　
　　　　那天被出租车拉错了地方，找到社会主义学院时，已经迟到了颇久，但夏潮的几位朋友站在楼门口，和煦地笑着，说：快进来快进来。　
　　社会主义学院，矮矮的招牌，和招牌同高的小门，在这无人的午后的巷道里，在商品时代的北京城，被找错，或许不算很偶然的尴尬；夏潮联合会，这个在台湾被归为“左统”、相当边缘的民间组织，平和的笑容却不是对迟到者的客气，左翼的理想原本就是温暖的，即便总是要与现实剑拔弩张。　
　　来北京交流学习的夏潮同仁们，刚刚去看望了正在此养病的陈映真。　
　　“比老干部还老干部”的玩笑据说已经传到陈映真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