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 2006年第06期-第4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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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座，演出了汉家宫阙中极为扣人心弦的一出悲喜剧。并由此衍生出了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军事家卫青、霍去病的故事。此为后话。　
　　平阳公主看到弟弟喜欢卫子夫，就很大方地把这个歌女送给了弟弟。小皇帝如获至宝，把她带回宫中，宠爱有加。从此，便很少再到陈皇后阿娇那儿去了。长公主刘嫖知道这件事情后，很不高兴，可又没有办法，就把卫子夫同母异父弟弟卫青抓起来，预备杀掉。这个卫青是卫子夫母亲的一个私生子，当时也在平阳公主府上，做公主驾车牵马的奴仆。他的朋友公孙敖知道长公主要杀他的消息后，约了几个人，偷偷溜进去把他救出来，并送到小皇帝刘彻那儿去了。此时，刘彻与卫子夫情意正浓，加上卫青高大魁梧，仪表堂堂，刘彻挺喜欢他，封他为一座宫殿的主管，并兼自己的贴身侍卫。几天之内的赏赐累计达到金千斤，相当于两百多万人民币。　
　　阿娇当然不甘心。她几次找机会想要毒死卫子夫，都因为刘彻已经在提防她而没有成功。一般说来，人一气急败坏，就可能乱了方寸，乱了方寸，就可能做糊涂事。阿娇就是这样。情急之下，她请来一位叫楚服的著名女气功大师，到宫中来行巫蛊之术，就是做一个木头人，在上面刻上卫子夫的名字，天天对着它发功念咒，据说，这就可以将卫子夫弄死。于是两人就这样开始忙开了。　
　　谁知，没过多久，卫子夫还好好的没怎么样，她们的事情却败露了，被人报告给了皇帝。刘彻下令捉拿楚服，并彻查严办。结果，连楚服带她的徒弟，加上牵连进来的宫女、内侍三百多人被逮捕，并统统被开刀问斩。　
　　这就是汉武帝刘彻在位期间的第一次巫蛊事件。这次事件，导致宫廷内外三百多人死亡，皇后被废。　
　　而第二次巫蛊事件，比这一次严重了许多，导致长安城里十几万人死亡、太子被杀、皇后自杀的可怕后果。这是后话，我们在下面再谈。　
　　这一次，汉武帝一翻脸，把陈皇后阿娇吓坏了。好在刘彻念在金屋藏娇的情分上，只是将她皇后的名分废黜，把她迁往长门宫居住而已，没有再为难她。汉武帝刘彻答应她的母亲长公主，不改变阿娇的待遇。　
　　阿娇十分悔恨。她知道汉武帝很欣赏司马相如的文章，于是，派人去请司马相如帮忙。这时，为了茂陵的一个女子，司马相如和卓文君之间也刚刚度过一场爱情危机：卓文君的一篇《白头吟》，唤回了司马相如的情义。一时间传为佳话。　
　　阿娇赠送给司马相如一百金，请他帮自己也作一篇能唤回汉武帝感情的文章。司马相如为她写了一篇挺动感情的赋，叫《长门赋》。阿娇让宫女们背熟传诵，希望能够传到刘彻耳朵里去。可惜，没多久，卫子夫为汉武帝刘彻生下了第一个儿子刘据；赶巧，此时卫青又在抗击匈奴的战争中打了一个大胜仗。刘彻就此机会，将卫子夫立为皇后，把刘据立为太子。并再也没有回到阿娇那儿去了。　
　　这时，窦太皇太后死去几年了，已经没有人能够帮助阿娇；也没有人能够限制汉武帝刘彻做他想做的任何事情了。　
　　考察汉武帝刘彻一生的事业，大致可以从下列三个方面着手：　
　　一是他对内政事务的处理；　
　　二是他对外部征伐与外交事务的处理；　
　　三是他作为皇帝对个人与皇室事务的处理。　
　　综合说来，按照历史学家黄仁宇的判断，“汉武帝刘彻不可能一眼看穿自己在历史上的作为的真意。”这可能是一句很贴切的形容。原因是，即便在今天。用我们现代人的眼光来看，也很难洞察他在两千年前的那些作为的全部意义。　
　　我们只能说：这位所谓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在个人品性上，极度凶残暴虐；在处理国家事务时，完全以他的自我为中心。他所做的一切，几乎都是把好事和坏事掺和到了一起，甚至就是在上述的三个方面，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使我们差不多完全无法作出“好”抑或“坏”的泾渭分明的判断。　
　　或许，只有这样，才构成了他的所谓雄才大略？　
　　窦太后是在汉武帝刘彻当上皇帝的第六个年头死去的。老太太的死，大约使汉武帝刘彻有了一种解放了的感觉。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能够对刘彻的行为作出任何约束了。　
　　窦太后死去的第二年，刘彻就将年号改为元光元年。从此，中国改变了以帝王在位年份表达时间的制度，开始用年号记录时间的推移。随后，很快与董仲舒们确立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帝国意识形态。　
汉高祖刘邦开创大汉帝国之后，实际上基本继承了秦始皇的遗产：即在帝国广阔的疆域之内，在占人口绝对压倒多数的农业经济结构的基础之上，建立至高无上的、以皇帝为代表的帝国国家机器。　
　　但是，无论是秦帝国以严刑峻法为核心的治国方略，还是刘彻的父祖们以无为而治为特征的黄老之术，都很难与现实的经济结构和国家形态相吻合。原因是：　
　　——秦帝国扫平六国、统一天下的事实，证明了这个国家具有高度的制度优越。如前所述，秦始皇过度膨胀的欲望和无法承受的资源滥用拖垮了这个伟大的帝国。当严密而理性的法律制度无情地服务于这种欲望的滥用时，便自然而然地一同受到了深切的憎恶。这是我们读到那些对秦帝国严刑峻法的猛烈抨击时，感到特别无奈的原因。这可能是新生的汉帝国采用黄老之术对国家实行无为而治的重要原因。　
　　——然而，黄老之术无为而治，固然有利于与民休息，生聚发展，却又很难应对北方游牧民族侵略、频繁的自然灾害与帝国内部来自人本能的要求权力再分配所带来的挑战。　
　　因此，董仲舒所提出的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和建立在亲子人伦基础之上，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为核心的儒家思想，就成了帝国统治者的最佳选择。对于皇帝的欲望来说，这套理论显然比秦帝国的法制精神要赏心悦目得多。因此，尽管孔孟之道已经存在了几百年，但是，却是直到汉武帝时，董仲舒改造后的儒家思想才正式登堂入室，成为钦定的帝国意识形态。　
　　董仲舒认为，道，就是宇宙和世间规律，源自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皇帝作为天子，是上天的意志，与上天具有天然的关系。因此，他是人世间最高最终的权威，他的仲裁带有神权的力量。这就是天人合一，这里显然将皇帝神圣化了。　
　　天人感应则是天人合一的一个意义延伸。指的是当皇帝作为人格化的神，代表上天进行统治时，世间好的事情，体现了上天的意志，不好或无道的事情，则是对天道的背离，上天将降下灾难或变异以示警告。如果还不改弦更张，则伤败乃至。这里，在将皇帝神化为天道化身的同时，委婉地对皇帝提出了行仁政的劝告。表明，中国知识分子伴随着皇权权威的确立，力图使自己变得更加柔媚可人。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观念，通俗地解释就是所谓三纲五常。三纲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是仁、义、礼、智、信，即做人不应该违反的五种行为规范。这里的核心理念是君臣父子关系。儒家思想要求：在家庭关系上，要事亲以孝；在国家事务上，要事君以忠。他们认为，不孝的人不可能忠，能尽忠的人则必是大孝。不忠不孝者则是禽兽；既是禽兽，则人人得以诛之。他们认为，三纲五常就是在人间世俗化了的天道。　
　　这套说辞的一个合乎逻辑的引申极为可怕：君让臣死，臣不敢不死，不死则为不忠；父让子亡，子不敢不亡，不亡则为不孝。　
　　于是，形成了一套极为严密的、与经济结构和国家形态严丝合缝的意识形态。三者相互作用，构成了一个超稳定结构。特别是这套意识形态理论，与帝王专制结合起来以后，极其野蛮地禁锢了中国人的头脑，禁锢了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在一定程度上，似乎可以说：这种对中国大一统帝国统治结构的设计与建设，开始于秦始皇赢政，而最终完成于汉武帝刘彻。　
　　此后，中国的历代皇朝都是在这样的框架下展开的，绵延两千年而不衰。　
　　事实上，用现代人的眼光来看，董仲舒的这一套理论其媚入骨，极端无耻。尽管他还说了许多冠冕堂皇的话，不过，人们能够记住并确实发挥了作用的，只有这些对帝王渗透到血液里的奴颜媚骨。其发扬光大，导致中国人的膝盖和脊椎长达两千年严重缺钙，使得千千万万中国人在两千多年里，只能跪倒在一家一姓的皇帝脚下，任凭其为所欲为。也正因为这个原因，这套半宗教化的理论，才为聪明的汉武帝刘彻所立即接受，并迅速在帝国朝野推广开来。　
　　汉武帝刘彻所推行的一套财政制度也很有意思。他任命了一批像桑弘羊这样出身商人的财政官员。这帮人的确敛财有术。他们推行了一整套国家垄断性质的经营活动。　
　　元狩四年，即公元前119年，汉武帝颁布了极为厉害的“算缗”和“告缗”令，对工商业者实行全面的管制与搜刮。　
　　“算缗”指的是举凡从事物品制造、借贷、买卖、租赁、储存、金属冶炼、囤积、贩卖以及私人使用的车辆、船舶等，一律要主动申报，并按照财产数额与营业额的双重标准与比例纳税。对于不主动申报或者申报不实者的惩罚是：发配边疆戍边一年，财产没收。　
　　“告缗”则是一种告密奖励制度，规定：凡是对于不主动申报或者申报不实者实行告密——揭发检举的人，将获得被检举者的一半财产作为奖励。　
　　为了推行这套制度，汉武帝曾经以“废格沮事”——阻碍法令实施的罪名，下令将相当于首都行政长官的右内使公开处死。结果可想而知。史书记载说，一时间，“告缗遍天下”。也就是说，全国人民都变成了告密自肥的无耻之徒。史书接着记载说：国家没收了成亿的钱财、成万的奴婢、成千万计的田地、数以千百计的房屋，“中家以上大抵破产”——中产阶层以上的人家大体上都破产了。　
　　遥想当年，当官员与其治下的人民，兴高采烈地分享着主观色彩浓厚的告缗的成果时，可以想见，这个国家已经变成了肮脏龌龊的鬼蜮世界。　
　　元狩五年，汉武帝下令，实行盐铁的国家垄断专卖，并一度实行了江河湖海中捕鱼捉虾莲藕菱角的国家垄断专卖。只是由于物价立刻腾跃——即物价暴涨，而不得不终止。史书对此的记载是：实行盐铁专卖后，盐铁宫们为了实现自己的业绩，纷纷生产“大器”，而百姓们日常需要的器具却供应不足，并且价格昂贵。垄断专卖的结果是：农具“割草不痛”，意即连草都割不断。导致农民不得不“木耕手薅”——用木头做的工具甚至用手耕作。　
　　而由于食盐价格过高，百姓们已经吃不起盐，其应对办法则是“淡食”之，大约就是饭菜里不放盐的意思。　
　　元封元年，即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又下令，在流通领域实行均输法和平准法。　
　　均输法指的是命各地将贡税改为当地特产，以当地平均价格计价，官府则在其他地区高价出售；平准法指的是由国家在各地设立平准官，垄断天下货物及价格，使商贾无法牟利。史书的记载是：朝廷大获其利。　
　　从当时的情况看，这些财政政策对国家敛财不可能不起到立竿见影的明显效果，其对社会的重大杀伤力也不可能不是持久而深刻的。由此，到汉武帝中后期，社会危机与经济危机已经十分严重，这一套杀鸡取卵式的财政政策已经日渐失去效用，并表现出极其明显的副作用与后遗症。为此，曾经受到过后世历朝历代相当广泛的批评。　
　　从今天的眼光看，大约只有那些小商贩出身的官僚，才能想得出这样的馊主意。事实上，这种依靠国家权力与民间争利，打击商业利益的做法，对窒息民间活力，阻止经济与社会发展具有显而易见的作用。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极为深远。　从汉代画像砖上看，汉武帝时代的农业用具与两千年后人民公社初期的农业用具基本一样，似乎可以成为上述判断的依据。　
　　此外，汉武帝采取了一些诸如抑制豪强、削弱诸侯王对抗的能力，迁徙人口开发西部等等，做了一些他的祖先没有做到的事情。为后代对他的称颂提供了依据。　
　　事实上，对于现代人来说，在国内事务上称颂汉武帝的雄才大略是一件相当危险而且乏味的事情。或者换句话说也可以成立：汉武帝在国内政治上所推行的许多举措，或许恰恰是我们今天需要反省的。　
　　他对中华民族的真正贡献，很有可能表现在对抗匈奴侵略，开疆拓土，建立了中国历史上有数的庞大版图这一点上。一位名叫夏曾佑的历史学家认为：对于中国历史，有三个人很重要：孔子、秦始皇和汉武帝。因为，“中国之教，得孔子而后立；中国之政，得秦皇而后行；中国之境，得汉武而后定。三者皆中国之所以为中国也。”这可能是一个相对恰当的评论。　
　　中国的北部边疆，东起辽东，经河北北部、山西北部、陕西北部、宁夏到河西走廊的甘肃，连绵万里的边境线，裸露在亚洲腹地的草原与沙漠面前，成为历朝历代君主的一个噩梦。两千多年甚至更长时间以来，游牧民族骑兵，从这里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境地进入中国内地，给我们不可一世的帝王们带来无尽的屈辱与烦恼。　
　　高祖刘邦曾经被号称三十万之众的匈奴骑兵围困在山西，几乎全军覆灭。　
　　吕太后曾经被匈奴首领用几近黄色段子的非外交语言给予过戏弄和嘲讽。　
　　帝国政府每年必须支付相当大的一笔开支给匈奴，用于换取和平。　
　　如今，轮到汉武帝了。他必须与前辈们一样，面对凶猛的匈奴铁骑。　
　　匈奴，操阿尔泰语，民族起源不详，最终的下落也不详。有一种说法，认为匈奴西迁后，与今天居住在多瑙河畔的匈牙利民族有某种族缘联系。这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汉武帝面对着的是一个极为可怕的邻居：这个邻居，满怀敌意，占据着从今天的东北，到青海以西，北到贝加尔湖畔，南到阴山脚下的广大土地。大汉开国以来，列祖列宗在这个邻居面前遭遇了一连串的耻辱，还未曾有过扬眉吐气的记录。　
　　从匈奴首领冒顿单于夺取政权的故事里，可以看出匈奴骑士的剽悍与凶猛：　
　　冒顿单于是头曼单于的儿子。头曼单于宠爱的一个王妃生下幼子后，准备废冒顿而立少子。于是，派遣冒顿到月氏作人质。随后，头曼单于出兵攻打月氏，意图借月氏之刀杀掉冒顿。冒顿偷了一匹好马逃回匈奴，使父亲十分欣赏儿子的勇敢，让他做了一万名骑兵的首领。　
　　冒顿用响箭训练自己的部下，他下令，凡是不朝响箭所射目标放箭的人一律处死。　
　　第一次率众出猎时，冒顿用响箭射击猎物，有些人没有跟着射，结果，所有这些人全部被冒顿处死；　
　　第二次，冒顿用响箭射自己的一匹好马，不敢射者又被杀死；　
　　第三次，冒顿用响箭射击单于的宝马，他的部下立即向宝马齐射。　
　　由此，冒顿知道部下已经完全听命于自己。于是，在一次随父亲头曼单于出猎时，冒顿用响箭朝父亲射去，左右也一齐开弓，将头曼单于当场杀死。冒顿遂自立为单于，成为著名的匈奴领袖。　
　　诚如黄仁宇先生所说，